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史（10）

王誉虎

10、一部轎車和八卡車食品

   我的講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竟無一人質疑，更沒一人反對。大家紛紛表示回廣場、回學校去做說服工作。有的同學說學生很窮，沒錢打的士，為了串聯提高效率，最好有專車。

   我馬上表示：“這沒問題，可以給你們一部轎車專用。我手頭有二萬多塊錢現金，現在送給你們作活動經費，不過要由你們推舉一人具體負責。”

經過幾分鐘醞釀，學生們推舉何亮負責車的調度和錢的使用。

   我馬上叫來向陽和另一個司機劉登山，叮囑他倆要二十四小時值班聽何亮調配。我從講桌下的手提箱裡拿出二萬多元錢交給了何亮。何亮與趙體國一齊清點錢數，然後說是二萬二千元。何亮說應該寫個收條。我說不必了，我這筆錢是捐贈，只要是為了上述目標，錢怎麼花由你們定！

   又有幾個學生說，天安門廣場沒有電話，最好有一部手機，串聯溝通就方便多了，效率可以大大提高。

   我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你們今晚先回去分頭作工作。如果有成果，後天晚上九點在這裡碰頭，活動經費如果不夠我還可以追加。”

   這時，一直沉默的周永軍說話了：“天安門廣場由高校絕食請願團、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和北高聯領導，我們都不是主要負責人。閻明复勸說後，他們已經同意停止絕食撤離廣場，但大多數絕食同學不同意，最後就沒撤離了。在這裡開會的有幾個是北大、清華學生自治會的頭頭，我在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負責宣傳。我們只能分頭去做大家的工作。我們大家盡力而為吧！後天晚九點咱們在這兒聚會。”

   “那好吧。你們先在北大、清華的學生會裡分頭做工作，然後再擴展到高自聯。後天晚九點見。車你們現在就可以開走了。我這裡有許多傳單，你們分頭散發給廣場的學生吧。”

   我看看掛鐘，已過十二點了，又叮囑了一句：“二十號晚九點這裡再見！”然後把一千份傳單的一半分發給了學生。

   回家躺在床上我有些內疚地想，自已的手機是二萬七千元買的，是真的捨不得借給學生嗎？不是，肯定不是。因為我已準備必要時捐出幾十萬乃至更多的錢物給學生。那又為什麼遲疑不決呢？怕公安局監聽暴露自己。相比捨身取義的學生，自已剛成了有產者就開始患得患失了。有了這部手機，對學生們統一思想、撤離廣場、返校復課多麼重要呀！

   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最時髦的口號：“狠鬥私心一閃念！”

   我自嘲地笑出了聲。

   五月十九日早八點，我在華成托運公司召集全體員工開會，宣佈公司要抽出大部分人力物力支援學生運動。然後我讓會計和出納分頭帶領幾個人開車或蹬平板車去大量採購食品、飲料和水果。下午三點鐘，華成托運公司的兩輛解放牌十噸加長半掛卡車裝得滿滿當當，用苫布蓋上，用繩索勒緊，在波羅乃滋轎車的引領下開往天安門廣場慰勞學生。此後五天，我們公司共運去八大卡車食品。在我的授意下，卡車的牌子被摘去。我確信，當局絕沒有閑著，一切都在他們監控之中。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李鵬簽署了《戒嚴令》。隨後，我佈置一部解放卡車，拉著食品飲料和水果，去豐台慰問戒嚴部隊官兵，同時選派蘭敏和另外兩個能說會道的小夥子去向解放軍宣講事實真相，散發由廈門帶來的傳單，爭取官兵對學生、市民的理解和同情，讓官兵拒絕或消極執行戒嚴令。

   晚上九點左右，十多位學生如約陸續來到公司會議室。在我的主持下，學生們開始彙報動員工作的進展。他們幾乎一致反映，沒有遇到什麼阻力，但有部分學生反對無條件撤離廣場。何亮說：“知識界很多人也同意儘快撤離。萬潤南後天下午四點將在四通公司招集學生領袖開會，商討撤離廣場事宜。如果一切順利，發表一個《凱旋在子夜》的文告，舉行一個大遊行，然後直接返校復課。”

   我眼睛一亮，異常振奮地問：“是無條件撤離嗎？”何亮答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後天下午開會可能就研究這個問題吧！”

   我的心又緊縮了起來，不無憂慮地對大家說：“撤離不是關鍵，關鍵在於條件！無條件撤離最好，自已找個臺階下當然更好。如果提出不切實際的條件等於不撤離！希望同學們抓緊時間再繼續做工作！”

   這時，還是那位不知名的同學又提出：“我們畢竟不是北高聯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只能影響說服本校的學生自治會。時間緊迫，工作量大，廣場上沒有電話，要是有部手機效率就高多了！”

   我已有思想準備，二話沒說，當即把手機交給了何亮，然後又把電池、充電器交出來，並告訴了他使用方法。

   臨散會時，我又再三叮囑：“按慣例，《戒嚴令》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生效。你們在北京市民的支援下已成功地阻止部隊實施戒嚴十多個小時。這場學生運動已演化成全民的抗爭，獲得了全民的支持。還是那句話，策略是你們成敗的生命！中國的民主、自由和憲政是百年來的夢想和目標，絕不是幾次遊行、一場學生運動就可以實現、就可以完成的！這需要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積累過程！你們可以設想，在封建社會，一大幫手無寸鐵的秀才鬧著要皇帝退位，鬧著要改朝換代，後果是什麼？封建社會最賢明的皇帝頂多是下《罪己詔》，他不可能向人民低頭認錯，他寧可要百姓的腦袋，也不會向百姓低頭！這就是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區別！這就是國情！請大家一定見好就收，收的越快越好！今天收，勝利就可以在今天劃上完滿的句號；明天收，勝利就在明天劃上句號。如果遲遲佔據廣場不撤，就會事與願違、物極必反、前功盡棄！如果你們成功地撤離廣場返校復課，你們不單保住了既得的成果，還保存了實力，獲得了經驗，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別忘了你們二十歲左右，元老們已八十多了！最後祝大家平安順利！後天在四通見。”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我與四通公司副總經理、鷺島公司總經理崔銘山通了電話。我特意把廈門清理假集體所有制，重新登記註冊公司，以及把權屬歸公的動態做了匯報。我斷言說這是李鵬、姚依林通過治理整頓打擊私有經濟的圖謀。崔銘山靜靜聽完，沒有表態。

   十一點左右，我來到工運學院主樓，找到了正在組織開會的該院副教授呂嘉民。我急切地把希望學生要儘快無條件撤離廣場的主張向呂嘉民做了陳述，並懇請呂以大學老師的名義向學生做說服工作，然後把由廈門帶回的幾份傳單交給了他。我的主張似乎與老呂不謀而合。與他簡短交淡了一下對形勢的看法後，我便怱怱離去。

   二十二日下午兩點多，我隻身來到四通樓上一大間臨時隔開的會議室，已有十多位學生坐在長靠椅上。我只認識其中的幾位。時間未到，我正好遇到時任四通副總裁的段永基，便被邀進了他的辦公室。我與段在珠海一齊吃過飯，有一面之交。談話自然圍繞學運，我發表了自已對撤離廣場的意見，段永基表示同意。

   老段對學生運動失控頗有微詞，認為學生們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有些放任自流、頭腦發熱，成了烏合之眾。無視人命關天的戒嚴令，後果堪憂。

這時萬潤南推門進來，段永基做了介紹。我與萬潤南禮貌地握了握手，寒暄兩句，便隨萬潤南去了會議室。這是我笫一次與萬潤南見面。

   西裝革履的萬潤南氣度不凡，中上等個兒，面相富態，身體有些發福，謙和的舉止下深藏著幾分矜持自信。會場上有二三十個人，有些亂。四通公關部長曹務奇大聲說，開會時間地點改在晚上，在國際飯店，一會兒有盒飯送給大家，吃完飯有專車接送。

   我無人關注，坐在學生之中倍感冷落，即使那幾個熟識的大學生也沒把我當成人物。到了宏大考究的四通大樓，見到了儀表堂堂名望甚高的萬潤南，我似乎己無足輕重。曹務奇與幾個學生議論，寫了一篇《倡議書》交給《工人日報》社，明天見報。見報當晚，舉行“凱旋在子夜”大遊行。

   自感多餘的我聽後心中一陣喜悅，久懸在心的一塊石頭落下了。通過片言隻語，我揣測，明天子夜時分學生環市大遊行後就會撤離廣場。我樂觀其成，一份責任感抑或使命感可以說完成了。我悄然離開，上了停在樓下的夏利轎車。

在車裡，我為自已一度泛起的虛榮心而自責。平心而論，我絕無政治野心，也深知涉足政治的凶險。經商既要關心政治，又要遠離政治，這個道理我心知肚明，況且對共產黨的本質我自認為比一般人看得透徹。我做人非常低調，沒有好車沒有好房，不帶戒指不帶手錶，甚至連領帶領結都不會打。我喜歡休閒式的服裝，喜歡無拘無束。在公司經營方面我有烏托邦式的經營理念。論個人資產，我比萬潤南少不了多少，但我猶如鄉里的暴發戶，與前衛新潮、蜚聲國際的四通公司不在一個檔次。學生們對四通、對萬潤南寄託更多希望，傾注更大熱情，實在是合情合理。此舉猶如一場接力賽，萬潤南已把棒接過去了，勢單力薄、力不從心的我豈不快哉！想到這裡，我倍感輕鬆和欣慰。我盤算著，再過一兩天學生勝利撤離了廣場，我就返回廈門，我還要準備去邢台參加已推遲的全國鋼材定貨會呢。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我沒有派車往廣場送食品，而是忙著指揮員工們寫標語，然後貼在卡車車箱的三面。幾個北大、清華的學生一起幫忙。三輛卡車其中有兩輛是加長的十噸半掛，車箱三面貼上如下口號：堅持改革反對倒退！保持晚節堅持改革！支持鄧的改革開放！經改與政改同步！反腐反官倒！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李鵬下臺！署名北大和清華。卡車仍然沒掛牌號。三輛車上站著二十多個手持小紅旗的員工和學生，中午時分開到復興門。

   一點半鐘，百萬人大遊行開始。廣場上人山人海。長安街中間和南側三支隊伍並行前進，北側是徐緩行駛的機動車長龍。我戴上墨鏡，坐在第三輛車的駕駛樓裡，隨隊伍緩緩前行。舉目望去，遊行示威的隊伍浩浩蕩蕩沒有盡頭。透過車窗，望著恢宏壯闊的場面，聽著此起彼伏的口號聲，我心潮澎湃。參加遊行的有本市的大學生，有外地來京的大學生，有工礦企業的工人，有文藝界、新聞界、教育界的知識份子，有各大部委的機關幹部，還有市民，遊行的標語口號是：李鵬滾下臺！罷免李鵬！反對戒嚴！反對軍管！公審李鵬，人民必勝！擁護趙紫陽！維護憲法！保障人權！撤出軍隊！外地學生隊伍中也零星出現了反對鄧小平的標語。

   我們車隊的標語內容雖然與眾不同，但在那標語口號的海洋裡實在是毫不起眼，幾近於無。我力挽狂瀾的努力太微不足道了，我很感傷，也很無奈。我感到這場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完全失控了。雖然這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場景真實地體現了民心民意，體現人民發自內心的抗爭，可我內心卻感到一絲悲涼，似乎眼前正在演唱一曲悲壯的挽歌。

   二十三日晚上的電視新聞竟如實地播放了下午的百萬人大遊行。

   然而這一天的《工人日報》卻並未刊登四通公司的《倡議書》。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下午何亮來公司告訴我，二十二日晚上在國際飯店，萬潤南要學生撤離廣場是有先決條件的，一共有四條：一是軍隊回去我們回校；二是解除戒嚴；三是李鵬下臺、鄧小平光榮退休；四是趙紫陽復出，並建議學生回校後堅持校園鬥爭。王丹、柴玲也參加了會議。

   我長歎了一口氣，心灰意冷地癱坐在沙發裡。我近乎崇拜的萬潤南怎麼會如此糊塗？！對國情怎麼如此一無所知？！怎麼會幹這種與虎謀皮的儍事？！但是轉而又想，萬潤南上能通天又裡通外國，或許知道內幕，知道上層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