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号-纪念六四 王譽虎简介 王譽虎文章检索

 

 

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5)

 

王譽虎

 

5、萬潤南為市場經濟呼籲的劃時代講話

 

 這種一反常規的版面語言意味著什麼?共產黨控制的報紙媒體,尤其是《人民日報》這種大報,每個版面、每條新聞、每張照片都有寓意,都不是隨意安排的。胡趙握手照片的安排,不可能是版面編輯或總編輯的個人傾向,無可置疑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意志的體現。這張公諸報端的照片,宣告了改革開放兩大旗手遭受挫折後再次聯手,共圖改革開放大業!如果這也是鄧小平的意圖,那就是國家、民族之大幸!這只是如果,因而我的振奮中也有隱憂。

   同一版面的其他報導加重了我的這種不安和隱憂。胡趙照片左側是一條標題是黑體字的新聞。主題是《李鵬強調治理整頓同深化改革結合》,副題是《決不回到舊經濟模式  更不會走私有化道路》。正文中李鵬說:“我們決不回到過度集中、管得過多過死的舊經濟模式上去,更不會走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私有化道路,重點是繼續完善和發展工商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各項改革必須緊緊圍繞治理整頓這個中心。”

   《人民日報》的編輯確實有水準,如此編排使人一目了然:李鵬講話吞吞吐吐閃爍其辭,實質則是用治理整頓取代改革開放,開改革開放的倒車;在經濟領域阻止私有化、市場化,把改革限定在對計劃經濟的修修補補上。

三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又用黑體字醒目地登出如下消息:“李鵬在人大二次會議上強調,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必須逐步改進分配制度;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保護合法收入。”這裡,李鵬對“官倒”依靠特權利用雙軌制獲取暴利隻字不提,劍鋒直指私有經濟,指向私企老闆,指向打著集體旗號的私營企業。依照當時的憲法,私營企業主的收入等同於非法收入。

   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頭版登載了趙紫陽建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新體制的講話,核心是“廠長全面負責制完全行得通,思想與經濟工作不搞兩張皮”。趙紫陽在懷仁堂接見四十六位大中型企業廠長、經理,指出:“建立廠長全面負責的新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在企業中的體現,也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不應猶豫、徘徊,應儘量縮短從舊體制向新體制轉換的過渡時間,過渡時間拖得越長損失越大。”

企業的黨委負責制向廠長負責制的轉化就是弱化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步驟。這是趙紫陽向黨內保守勢力的公開挑戰!共產黨內對改革的兩種對立態度和聲音在報端顯露無疑。

   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條新聞,黑體字標題是《人大代表中的私營企業家座談時呼籲:勞動致富非法經營當分清  希望得到社會扶持和理解》。顯然,這是私營企業家對李鵬講話的反擊。毫無疑問,這種見諸黨報的反擊是得到了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的支持的。但是囿於《憲法》的制約,私營企業家的呼籲顯得那樣蒼白無力。儘管一九八八年四月的《憲法》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    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內容,但這新增條款仍對私有財產的保護閃爍其辭,更談不到對私有生產資料的保護。

   然而《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兩相對照,對私有經濟的補充條款本質上仍與《憲法》第六條的精神相抵觸。私有經濟的收入作為權宜之計是政策允許的,作為剝削收入又是違憲的!

   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新提法,叫做“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維護國務院對政府領導的權威”。顯然,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是虛,不許中共中央總書記染指國務院管轄的各大部委是實。這後一個口號等於公開了黨內兩個權威的並立和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對立!

   三月三十日,我第一時間獲得了萬潤南在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上針對治理整頓問題叫板黨內保守勢力的“即席發言”。商界盡知的李鵬指斥生產易開罐是浪費資源並勒令停產的行徑,以及維護兩個權威的叫喊,遭到萬潤南的駁斥和嘲諷。關於這次對話會的消息寫道:“中國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一日在廣東番禺隆重召開。著名學者及有關部門領導吳明瑜、童大林、于光遠等赴會併發表演說。南北企業家二百餘人聚集一堂,暢談改革,交流經驗。廣東省領導和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領導也出席了大會。我公司總裁萬潤南在會上作了題為《對治理整頓的十點希望》的即席發言,受到與會企業家的好評。”

 

萬潤南的即席發言全文如下:

 

   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個問題更重要。我們有過許多教訓,就是目標提得很好,但是採用的辦法不對頭,結果與目標偏差很大,甚至南轅而北轍。當然,如何治理、如何整頓,這不取決於我們。人大代表們正在北京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南北企業家在這裡聚會,可以發表點我們的看法,講講我們所希望的治理整頓是什麼樣的,並希望就此在我們之間達成一種共識,可以向決策部門呼籲一下,這也是一種南北對話: 企業家和政治家的對話。我們對治理、整頓有如下十點希望:

   一、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社會環境的穩定,而不是破壞這種穩定。

   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首先政策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如果政策說變就變,怎麼可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一位觀察家說中國的政策沒有能持續五年以上的,“七八年來一次,來一次七八年”。實際上政策的多變要更頻繁一些,社會環境怎麼能穩定得下來?有關政策一收緊一壓縮,造成了千萬民工的大流動,你們廣州首當其衝,造成了政治、社會環境極大的不安定。一方面,治理整頓需要一個良好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如果治理整頓不考慮政策的連 續性和穩定性,又會造成社會環境的不穩定。

   二、治理整頓要有整體配套,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更不能頭疼醫腳。

政策之所以多變,是因為許多重大政策的出臺沒有整體規劃、系統配套。稅種說加就加,稅率說變就變,隨意性太大。一些政策不僅沒有可操作性,而且違反常識。剛才廣東省經委的同志講易開罐的生產問題,在當時政策許可的情況下上了馬,現在一聲令下要下馬,設備投資、銀行貸款誰來還?這不僅是不合常識,而且是不講道理。這好比在原來政策允許的時候生了三個孩子,現在要實行一對夫婦一個孩子的政策,因此要把那兩個掐死,這合適嗎?不根據常識制定政策,我們吃的虧太多了,甚至給我們帶來的是災難。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是腳,政治體制改革是頭,現在的許多毛病出在這兩個改革不配套,不同步。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是頭有毛病,卻去整治腳,這是頭疼醫腳,吃錯了藥。

   三、治理整頓要區別對待,不要一刀切。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政策就是區別不同情況。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情況,怎麼能一刀切?說不許上就都不許上,這樣會造成重大問題。剛才有同志說要網開一面,我覺得這也有問題。網開在哪一面?開多大?這不好辦。問題是不該拉網的地方不要拉網,不該切的地方不要切。在重大的經濟政策上要統一比賽規則,在許多細節上,不要一刀切。這才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什麼該生產,什麼該買,什麼該賣,國家管這些幹什麼?市場會選擇,市場會調節。如果易開罐沒有市場,企業還生產什麼?有需求還不許生產,投資和銀行貸款收不回來,受損失的還是國家。我們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打字機說要控購,說不許賣,可市場上俏得不得了,用戶想方設法要買。北京市控辦自己就買,他工作需要嘛。一個國家的政府要管到易開罐、打字機,甚至連複印紙張都要管,太辛苦了。而且不區別具體情況一刀切,怎麼能管好。過去說設計人員脫離實際,“劃錯一條線,工人一身汗,浪費國家幾百萬”。現在我們的政策制定也是一樣,什麼都一刀切,切錯一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得了。

   四、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一個政策的出臺要考慮到許多方面,特別是可能引起的消極面,影響不好的那一面,而不能一廂情願,光想有利的一面。整個經濟是一個很龐大的系統工程,調整一個地方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而我們的治理整頓對生產力的影響考慮很少,有的甚至是破壞生產力。這樣的政策下面怎麼好執行。因此是逼得下面搞對策。這又要影響中央權威。我們很願意維護中央權威。這麼大的國家,搞改革和建設,中央沒有權威怎麼得了。但是權威們制定的政策要符合實際,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破壞生產力。

   五、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壞市場的發育。

   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通過宏觀調控和企業的創新,共同創造出市場來。十年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初步培育起來了一些市場的雛形。而治理整頓的許多措施,又回到控購統購統銷專營專賣這樣一些老辦法,不利於市場的完善和發育生長,而是破壞了市場。

   六、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發揮企業活力、企業家精神和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不是抑制這種積極性。

   我遇到一位長期在國營企業工作的同志,他說實事求是地講,現在許多企業的領導和職工的積極性不是比以前更高,而是更低了。這個問題很嚴重。一位波蘭的同志引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說法,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比作一條帆船,企業和人的活力好比是風,政府的調控好比是舵。美國這樣完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風很強勁,舵很小,甚至沒有,船能夠向前推進。蘇聯這樣完全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舵很大,但是沒有風,所以船動不了。我說中國改革以後,有點風了,但風來自四面八方,有點亂,所以合力還不大。治理整頓應該是想辦法把風向順一順,這樣合力就大了。現在治理整頓的一些政策光想把舵加大,不去理順這些風,甚至要取消這些風。這樣的話,我們剛剛啟動的帆船又會停滯下來。

   七、治理整頓要有利於理順財產關係,即有利於多種形式的公有制的發展,而不是一種單一的國有制。

   堅持公有制很對,但是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國有制只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公有制可以有許多形式,我們這樣的民辦企業也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它不是個人或幾個人所有,它是集體所有,真正的集體所有制。股份化以後,更是一種社會的共有制。這種共有制要比那種單一國有制有活力得多。十年改革的一個成果,是非國有的共有制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的一些幼苗,是中國經濟的一點希望。如果把這一部分也當作整治的對象,企圖回到八個樣板戲那種僵化的一種模式,我們的經濟不會有出路。

   八、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不是恢復計劃經濟的老秩序。

   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這是對13大路線最準確的概括。我們不能從十三大制定的路線後退半步。現在的一些做法,不是真正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而是把老一套辦法拿出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是恢復計劃經濟的老辦法。當然,要退回去也不容易。第一,八億農民退不回去了。第二,廣東等沿海地區退不回去。第三,在座各位退不回去了。

   九、治理整頓要有利於政企分開,而不能再強化政企不分。

   許多人講當前一大問題是通貨膨脹。從經濟學角度看,通漲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鈔票印得太多。為什麼控制不住,關鍵是政企不分。我們的政府很辛苦,他要扮演好幾種角色,既是投資者, 又是補貼者,還是購買者,同時也是印鈔票者。左手印錢,右手花錢,怎麼能控制得了。誰投資誰是老闆,購買者是顧客,而顧客是上帝,補貼者是慈父,一個人要扮演這麼多的角色,既是老闆,又是上帝,又是慈父,自己還要印鈔票,當然控制不住。如果政企不分開,通貨膨脹的根子解決不了,還可能進一步引發膨脹,這是最可怕的。

   十、治理整頓要有利於廉政建設,而不能導致更多的腐敗行為。

   廉政建設很重要的一條是防止把權力轉化為私利。政企不分,國家管得越多,越是增加了腐敗機會。凡是用權力控制的地方,就有把權力轉化為私利的機會。專賣,那麼誰賣?誰有了專賣權,誰就可以賺錢。為了取得這種權,就帶來了腐敗的可能。現在好多作法,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這種機會,這對廉政建設不利,給腐敗風氣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溫床。

   總的講,治理整頓是需要的,但是怎麼治理,怎麼整頓,問題很大。我們提出一些希望,供決策者參考。最後我提一個建議,可不可以把這一次會稱為第一屆南北企業家對話會,以後一年一次,使這樣的對話會成為慣例。明年這個時候,我們希望能在北京接待南方的各位企業家。

 

   我一鼓作氣看完,心中出了一口惡氣。此時此刻,我眼前仿佛浮現出李鵬那令人憎惡的八字眉。萬潤南說出了我們這些民營企業家在中共體制壓制下的種種心酸苦辣,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經成為民營經濟的一面旗幟!

萬潤南近一個多月的幾篇講話都切中時弊,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劃時代的檄文,是向傳統計劃經濟宣戰的檄文!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公開宣示和實踐市場經濟的不是趙紫陽,更不是鄧小平,而是受趙紫陽支持的四通集團公司總經理萬潤南!為了減少阻力,首先把股份制界定為公有制的不是江澤民,也是受趙紫陽支持的萬潤南!儘管萬先生如今流亡海外,但作為八十年代大陸市場經濟先行者的萬潤南,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做出的突破性貢獻應該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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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譽虎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9年4月7日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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