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14）
王誉虎
14、鬼使神差自投羅網
第二天上午開大會，中午回賓館時，房間內凌亂不堪，顯然已有人在此翻箱倒櫃。我們仔細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丟失。我到會務組報案時才知道，幾乎所有北京人入住的客房均被翻動，同樣未有東西丟失。此時大家已心知肚明見怪不怪了。
下午有空閒，我獨自上街買報。賓館附近有公共報刊欄，我便駐足流覽。各家報紙頭版幾乎全是通緝、抓捕、檢舉、自首、判刑、槍斃、取締非法組織和有關“反革命暴徒”的暴行，以及革命群眾如何譴責暴行、如何熱烈擁護黨中央的平暴行動、如何擁護戒嚴部隊官兵的報導。其中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七日的消息說：北京判處八名打砸搶燒罪犯死判；已有一百零九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和各地工自聯、高自聯的頭頭也都列入抓捕範圍。
這幾條訊息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覺，這說明搜捕的規模、搜捕的範圍在日益擴大和深入。六月十七日距六月四日只有十三天，八名所謂罪犯便被草草判決，這說明當局已喪心病狂到極點，毫無理性、法律可言！當局在刻意營造恐怖氛圍，現在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了，武器的批判已經徹底壓倒了批判的武器！
當天晚上，妻子往北京家中打電話，獲悉甘家口派出所副所長劉豐協同兩個便衣到家來找王譽虎，說是有事調查一下，聽說我出差，就說沒什麼大事，等回來再說。
我與劉豐熟識，當晚便給劉副所長家裡打了電話以探究竟。劉在電話中說：“沒什麼大事，分局的人找你是想調查瞭解一些事情。你安心開會，不用著急回來。”
如何理解“你安心開會，不用著急回來”？劉豐與我稱不上朋友，更談不上肝膽相照，但打過交道，關係不錯。正面理解可解讀為沒有危險，有可能只是調查取證；反面可解讀為有危險，不要回來！但是不管是哪種可能，都不屬於迫在眉睫，眼下出差開會期間肯定是平安的，回京後則吉凶難料。
這次鋼材定貨會也蒙上了六.四陰影，沒有了以往的喜慶和紅火，差價較小的品種訂貨不踴躍。基於對嚴峻形勢的推斷，大家都不樂觀，認為時局突變，市場波動在所難免。我在這個問題上也進退失據、把握不准。依常理推斷，六.四屠城鎮壓了自由民主運動，等於遏制了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的正義潮流，那麼以權謀私和官倒腐敗必會進一步氾濫！後來的事實證明，共產黨內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元兇們，往往本身就是大官倒、大腐敗分子。爾後這些元兇及其子女大多成為上層權貴資本主義的核心人物！
本來可以拿到八千噸太原鋼廠生產的鍍鋅板，包括返利，每噸單價八千元。但是，我擔心市場風險，一旦自已逃亡會給公司、給冶金部帶來不小的損失，對不住廢鋼處相關的朋友，也敗壞自己的聲譽。
每次定貨會都如影隨形的老土卻不以為然，說：“到時候如果市場價暴跌，咱們就不履行合同唄！冶金部總不能讓客戶賠錢呀！別忘了，咱們既沒交定金也沒預付款，是貨到托收呀！”作為生意人，老土的話不無道理，無奸不商嘛。然而他的話在我心裡激起的是的別樣的警醒：違反合同不但事關何延生的叮囑，也會給冶金部的朋友添亂抹黑。更關鍵的問題是，我如果逃亡，妻子沒有掌控公司的能力，公司業務必將險象叢生。此外，用鍍鋅板生產易開罐曾是李鵬責令下馬的，如今李鵬得勢，計劃經濟復辟的可能性很大。
我權衡再三，最後決定放棄這筆巨額定單。
四個月之後，鍍鋅板的市場價飆升為每噸一萬八千元左右，每噸毛利一萬元，八千噸就是八千萬——我與億萬富翁失之交臂！
我只訂了五百噸緊俏的沒有風險的線材，並千叮嚀萬囑咐我老婆，以防我逃亡後在經營中出現紕漏。
我不願東躲西藏，更不願逃亡，我已完成了“原始積累”，正向所憧憬的目標邁進，我的宏圖抱負即將展開。此外，還有家庭的牽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以及對民主自由憲政的信仰和追求，在我心中從未泯滅。我堅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權威論述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中國大陸，發展私有經濟、發展市場經濟，是改變專制政體的根本途徑！那種陳舊過時的草根式揭竿而起的革命是不現實的，即便成功，也只能是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我的事業、我的政治理念紮根在國內，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到國外避難。
為了探知我是否已淪為抓捕對象，我和妻子絞盡腦汁想出個自己以為的萬全之策：準備回京後在傍晚時分到副所長劉豐家拜訪，當面問個究竟。如果沒有危險，劉豐必會據實相告；如果有危險，劉必會讓我擇日到派出所或公安分局去面談。我不是刑事犯，劉豐不可能翻臉不認人當時就扣押。再說，戒嚴期間派出所警察不可能有槍。如果判斷有危險，我便藉故逃匿。只要未遭通緝，我自信遊刃有餘，絕不會輕易就擒。
六月二十四日，我回京後沒有回家，而是入住在大都賓館。二十六日妻子給甘家口派出所打電話，得知劉豐身體不適，沒有上班。這正是好機會。
托運公司後面不遠便是劉豐家。下午三點多鐘，我徑直上樓敲開劉豐家門。劉豐的老婆開門說，劉豐剛剛出門不到十分鐘，去甘家口醫院了。我不假思索，便叫來司機劉登山，坐車直奔醫院。我心想，在醫院門診部與劉豐見面探問虛實再好不過。
路程很短，到醫院一打聽，護士說劉所長拿完藥剛走不到五分鐘，說是回派出所了。
派出所離醫院相距幾百米，此時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坐車到派出所去找劉豐。
甘家口派出所分裡外院。外院很小，只有一排簡陋的平房。我從裡院找到劉豐後，二人便來到外院一間十多平米的小屋。屋內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張單人床、一部電話，陳設極簡單。落座之後，劉豐與我寒暄了兩句，說分局有事需要核實，便撥通了電話。電話那端的聲音很小但很清晰：“好吧，我們馬上就到！”
我內心咯噔一聲，心想：“不好了！肯定要被抓，否則不會馬上就到。”但我仍然故作鎮靜。
此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劉豐出去幾分鐘後端回熱乎乎的飯菜，說：“老王，先吃飯吧，他們還得過一會兒來。”
“我剛吃過飯，不用了，真的！”我食慾全無，順口說了謊。
劉豐把飯端走，旋即端來一盤切好的西瓜：“這是冰鎮的，多吃幾塊。”然後又說：“我到隔壁有點兒事，有事你叫我。”劉豐起身出去，沒把門帶上。
我從玻璃窗看到劉豐往裡面的房間走去。
我所在的房間是進大門排頭第一間，離大門只有十米左右，如果我想要溜走應該不成問題。
我強撐著吃了兩塊西瓜，思忖著：劉豐的一系列反常表現都說明吉少凶多。他披著那張警皮，如此做已算仁至義盡了。我的車還在外面等候……
我起身走到隔壁房間，對劉豐說：“劉豐，我去告訴司機，讓他先把車開走。”
“好吧，你去吧！”伏案的劉豐說完又把頭低下繼續寫著什麼。
我一人走出大門，波羅乃滋車已掉頭停在二十米外。我的步履艱緩，思想在激烈地鬥爭。走到車前，打開車門，側頭看了一眼派出所的大門，沒人，整個胡同都沒人。此時我的思想在倒海翻江：坐上車就逃跑絕無問題！逃跑？不，我沒有鼠竊狗偷，為什麼要落荒而逃？！劉豐把我當君子，我為什麼要像小人？我跑了，劉豐怎麼交待？一種莫名的也可以說是迂腐的道德觀和人格尊嚴主宰著我，最終我若無其事地對司機說：“小劉，我有點事，你先把車開回去，過兩小時我有事再給你打電話。”
事後回想，我當時絕不是缺乏勇氣，而是一種君子坦蕩蕩的情懷！為了這種情懷，為了一時的尊嚴，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為了這種情懷，為了一時的尊嚴，我終生後悔不迭！
從另一層面講，我還是缺乏謀略、智慧和決斷。在那非常時期，應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應該做最壞的準備並付之行動，而不應該心存僥倖自投羅網。這或許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使然。性格即命運，信然！
我與劉豐打個招呼後又回到了那個房間。事已至此，即來之則安之！我索性把盤中的西瓜統統吃光。又過了幾分鐘，門外有車戛然而至。劉豐出門迎進兩個便衣警察，其中一個矮個白淨的年青人打著官腔問：“你叫什麼名字？”我作答。
這位便衣警察從皮包拿出一份事先填好的傳喚書，讓我簽字，然後冷冷地說：“請跟我們走一趟吧！”
臨出門時，劉豐很誠懇地說：“哥兒們，這是我朋友，千萬關照點兒！”
“好吧，你放心吧！”那位白淨的年青便衣警察應允著。
門外停著一輛綠色的軍用吉普車。那個沒說話的便衣警察進了駕駛倉，白淨青年則打開側門，扶我上車，並對車內兩個頭戴鋼盔端著衝鋒槍的士兵說：“老弟，對這位先生照顧著點，他不屬於打砸搶分子！”說完就坐到副駕駛位上了。
兩個士兵讓我坐在中間，然後一左一右像泥塑木雕一動不動。
突然，我覺察腳下有人在動。一個士兵抬腿往下用穿軍靴的腳狠狠一跺：“媽的，老實點！”
由於過於緊張，上車時我竟沒注意車座下還半露蜷縮著一個被踩在腳下的年輕男子。
車開了有半小時，透過前檔玻璃，我知道車停的方位應是崇文門附近。
那位白臉便衣警察確實很客氣，親自送我到一間約20多平米的臨時囚室，那位同車的年輕男子則被士兵一腳踹倒在室內。這個囚室很特別，沒有裝門。門口有一個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把守。這棟臨時牢房很像中低檔的招待所。
15、獄中傳揚韓東方
臨時囚室沒有裝門，裡面只有七八個人，聽說其他有門的房間己人滿為患。除了我和同車抓來的小伙子，其他幾個人都蹲坐地上，垂頭喪氣一聲不吭。我己經從慌亂、沮喪、緊張中舒緩過來，調整了心態，準備從容應對。我對自己在這場動亂中的一言一行進行了快速梳理，做好了抗辯和據理力爭的準備——這種準備在被捕前就己多次梳理過。我對刑事訴訟法有所瞭解，對彭真領導的對刑法的修定和改革曾經給予關注。首先，我沒有所謂的打砸搶燒行為，暴亂之前已離京在廈門，與刑事犯罪不沾邊。其二，我傾力而為的是勸學生們無條件儘快撤離廣場，而不是相反，所以與製造、慫恿動亂無關。其三，我沒有所謂的反革命行為，只是公開支持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反對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雖有對錯之分，卻不違犯刑法，何況共產黨還稱趙紫陽為同志。其四，我確曾對學生鼓吹和平演變，鼓吹漸近式民主改革，但它並不觸犯刑律，據理抗辯的方略已成竹在胸！
讓我隱隱感到憂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上千份自已編寫、自已複印的大號傳單！傳單上雖有抨擊鄧小平的短文，但短文中也肯定了鄧在胡、趙協助下對經濟改革的貢獻。按說，對個人的抨擊和不敬不觸犯刑律，但問題是有法他們會不會依！再有，就是轉載了香港媒體的幾篇報導和評論，輕微觸犯了當時的刑律！幸虧早有防範，未署名姓，也沒向學生說明。
此時我不但完全恢復了鎮靜，而且一種維護正義的衝動油然而生。我準備在有理、有利、有節為自已辯護的同時去伸張正義！心中有底了，神情便泰然自若。我走到門口，主動與負責看守的士兵搭訕：“小伙子，你們是38軍的還是27軍的？”
頭頂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出乎意料地回答：“我們執行任務時是混合編制，不像謠傳的那樣。”
“你們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你們知道嗎，學生和老百姓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並不反對解放軍。”
這個像學生兵的士兵不再作聲。
我剛要再說話，便被同車被抓的小伙子一把拽到裡面，壓低嗓門聲色俱厲地說：“你不要命了！你膽子也忒大了！”然後又說：“你肯定在外地不在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情況，他們都殺紅眼了，打你個半死算便宜！”
傾刻間兩個陌生人的距離拉近了，互相敞開了心扉……
約摸過了半小時，我被點名帶到過道中一個陳設簡單的房間。內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只有一個三十歲左右身穿茄克衫的預審員。
“來，請坐！”預審員讓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並從暖瓶往紙杯裡倒滿了開水，說了聲：“渴了就喝水。吸煙嗎？”
“吸。”我探身接過香煙，順勢用桌上的打火機點燃。
預審員打開卷宗，拿起筆例行公事地問了一番之後轉入正題：“9006070的手提電話是誰的？”
“我的。”
“怎麼跑到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手裡的？”
“我借給他們以便他們動員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高自聯頭頭們用你的電話與美國、香港進行通話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給學生們捐款了嗎？”
“捐了。”
“捐了多少？捐了幾次？”
“記不清了，好像兩萬元左右。”
“捐款目的是什麼？”
“一是同情同學，二是資助他們撤離廣場用。”
“你把夏利轎車借給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們用了嗎？”
“我把夏利借給學生組織動員撤離天安門廣場用了。”
“你宣傳趙紫陽是黨內改革派，李鵬是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要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是這樣嗎？”
“是這樣！”
“你給學生分發的傳單是你寫的嗎？”
“不是。”
“那麼傳單哪兒來的？”
“人家給的！”
“誰給的？什麼內容？”
“不認識這個人。內容大概就是反官倒、反腐敗、反對李鵬什麼的。其他記不清了。”
訊問很快便收場了。我在訊問筆錄上簽字劃押。
預審員起身準備送我回囚室時冒出一句話：“你的問題不算嚴重，但是態度務必要端正。”話鋒一轉，壓低聲音：“該說的說，不該說的死也不能說！”
與預審員目光對視的刹那，我心領神會，輕聲說句：“謝謝！”
回到囚室，我又坦然了許多。
出於好奇，也出於一種責任感，我希望儘量多地瞭解這一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我與那位同車來的小伙子靠坐在裡面牆角的水泥地上攀談起來。
這小伙子是工人，參加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月三號和四號參加了堵截戒嚴部隊的行動，親眼目睹了大兵槍殺學生、市民的血腥場面。六月五日，他誤信某軍倒戈的流言，萌發了武裝抗爭的打算，於是揀了一枝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衝鋒槍藏到家中。六月九日，小伙子發覺大勢已去，抗爭無望，便於當夜用上衣把衝鋒槍包好扔到了河裡。由於嘴不嚴走露了風聲，被抓了進來。他信誓旦旦地說，很多武器是戒嚴部隊有預謀故意丟棄的，有的軍車也是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還有的軍車是穿便衣的大兵自已燒的，然後嫁禍於老百姓。穿便衣的大兵，北京人一眼就能認出來，被燒的軍車都是又舊又破快報廢的！
我聽後並不奇怪，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人，這些與毛皇帝周旋過的人，個個老謀深算，加害人不講底線。相比而言，大學生們只不過是一群滿腔熱情、有勇無謀、稚嫩天真的娃娃而已！
深夜兩點左右，我一人被帶上軍用吉普車，照例由荷槍實彈頭戴鋼盔的兩名士兵押解著，來到了雍和宮附近的炮局看守所。該所隸屬於北京公安二處，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夜深人靜，監獄大鐵門的開啟聲清晰刺耳。我被領到一間小屋，勒令我交出所有違禁品，包括手錶、錢幣、皮帶、手絹，然後搜身。值班警察當面清點錢物，開具收據交給我。我被帶出小屋面壁站立等候。為了不使西褲滑脫，我雙手交叉捂住下腹。近旁蹲著幾個面向牆壁的人，警察不時申斥幾聲。
很顯然，我受到了優待，猶如剛被抓捕時坐在吉普車上一樣。
大約過了五六分鐘，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獄警引領我走向關押區。電動鐵門開啟後，走進了燈光昏黃、寬敞的甬道。甬道是青灰色的水泥壁面，感覺有如地堡一樣堅實。我判斷監獄近似“非”字形，上下兩層。
獄警帶我向左拐進第一條側甬道，兩邊是一間間鐵門牢房。獄警在第四間左側的牢房前停下，一大串鑰匙在死寂的空氣中嘩啦亂響，厚重的鐵門被打開了。
獄警玩世不恭地用右手做出恣勢：“王總，請進吧！”
我正欲進門，但遲疑一下又把伸出的腳收了回來。借助昏暗的燈光，室內地板上好像滿倉的魚——地面上躺滿了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身體。
“他媽的，起來，起來！”獄警一邊粗暴地命令著，一邊用皮鞋踢踹著靠門口的幾個熟睡的囚徒。幾個囚徒不情願地側身蜷腿騰出兩巴掌大一小塊空地。
“請吧，委屈您了！”獄警再次略帶揶揄地說。
我用一隻腳擠了擠，才勉強有立足之地。牢門轟然關上，又是一陣上鎖的震響。
牢內陣陣汗臭味，令我有些窒息，但很快臭味的惡感便被疲勞取代了。我無奈地蹲下身體，卻引來一陣騷動，招來幾句罵聲。很快一切又都沉寂了，有的只是陣陣鼾聲。在人肉堆的縫隙中蹲坐，我開始打量這間牢房。
略微長方的牢房有十六平米左右，厚重狹窄的鐵門上有一處可從外面開啟的監視孔。鐵門的上方有一個小小的換氣扇在輕聲轉動。後牆上方有一扇裝有鐵欄杆的緊閉的玻璃窗，約有四十公分見方。屋頂中央有一盞被鐵網罩住的低瓦數 燈泡散發著昏黃的燈光。前牆的右角落有一個水龍頭，下面是一個五十公分見方的水泥池。看來即可以飲用、盥洗又可以小便，應急時自然可以大便。牢內沒有鋪，全是可以席地而臥的地板。
牆內牆外兩重天，十多小時之前還是車接車送、養尊處優、腰纏萬貫、氣指頤使的王總，此刻已是身陷囹圄的階下囚。生活猶如萬花筒，瞬息萬變！但是，此時我並沒有多少絕望、沮喪、痛苦和懊悔，更多的是親歷偉大歷史事件的好奇以及為正義做出犧牲的充實感！當然，對自己案情的把握也是我樂觀自信的重要原因。
半蹲半坐了幾個小時，腿腳已經酸麻，總算熬到天亮，刺耳的鈴聲響了。囚徒們趕忙起身，依序在水池內匆匆洗漱、小便，然後面向鐵門排成四排，席地而坐。兩個大學生和一個駝背的小夥子主動與我搭訕，並把我安頓在最後靠牆的一排坐下。此時，一個緊靠後牆角的傢伙滿嘴不乾不淨地說：“嘿，他媽的還挺抱團，政治犯就是比他媽的我們這些小偷流氓強！”
我側視了這傢伙一眼：三十多歲，瘦長，平頭，眼斜，嘴有些歪，流露著蠻橫、滿不在乎的神態，河北口音。這個傢伙有些特殊，一個人占了兩個人的地兒。大學生已給他起了外號叫斜眼兒。斜眼兒是綹竊犯，看守所的常客。
牢房關了二十四個人，超員一倍，政治犯與刑事犯混雜，刑事犯居多。依照監規，囚徒們不許說話閒聊，不得串通案情，不得橫躺豎臥。
鐵門的監視孔突然打開了，換崗的獄警大吼一聲：“不許說話！”然後觀察了一會兒牢內，似乎在清點人數。
非常時期，牢內沒設號長。斜眼兒喜歡出人頭地、發號施令，也就成為實際上的牢頭。這個未經任命授權的牢頭不知出於什麼緣故，對參與六.四暴亂的囚徒總是禮讓三分，對大學生和我始終是井水不犯河水。
斜眼開始吆喝幾個囚徒打掃室內衛生，並示範如何“走板”——跪在地上用抹布左右大幅拖擦地板。然後把抹布甩給一個新來的小偷，一邊呵斥一邊催促指揮著，直到那新來的小偷走板的恣勢標準規範為止。
甬道裡，一陣忙亂聲中混雜著牢門頻繁開啟聲。
斜眼兒發號施令：“穿衣、備鞋，準備放茅！”
號內一陣忙活，隨時準備起身放茅。
牢門被打開，一個獄警把在門口，發出指令：“準備放茅！”
約摸過了一兩分鐘，獄警發令：“放茅，快點！”
我在人流的簇擁下左轉，直奔甬道盡頭的廁所。
廁所是水泥蹲坑式，兩排，可同時蹲下三十多人，無遮無攔，一覽無餘。估計也就過了兩三分鐘，獄警便聲色俱厲地催逼著：“到時間了，快出來，快出來！”
與我僅一坑之隔的斜眼兒不滿地嘟囔著：“這孫子！連脫褲子放屁的功夫都不夠！”
“他媽的，你嘟囔什麼呢？”獄警站在廁所門口：“你又欠收拾了吧！”
回到號裡我才知道，正常放茅時間是五分鐘。但因人而異，趕上心眼不好的獄警，就倒了楣了。按規定，每天還有二十分鐘的放風時間，可是據斜眼兒說，有兩個多月沒透過風了！
九點多鐘時，甬道響起鐵門的開啟聲和桶勺的磕碰聲，開飯了。
兩個暗黃色的窩頭，一碗清湯寡水的熬茄子。我自然沒有食慾，連嘗都未嘗一口，便把飯菜交給一個駝背青年處置。我摸了摸自已的將軍肚，寬慰自己：正是節食減肥的好機會。
已經連續兩天未進食，到第三天開始饑腸轆轆了。暗黃色的窩頭和有些牙磣的熬小白菜吃起來也蠻有味道，真是饑餓是最好的調味品啊！
星期日晚飯是白麵饅頭，豬肉熬白菜。雖曰豬肉，實際上主要是肉皮、囊包肉，還有一兩片肥肉。菜湯上的浮油不少，我吃得很有滋味，感覺格外香美。按規定每星期吃一次饅頭，可是後來每個月才吃到一二次。囚徒們編了個歇後語：炮局的饅頭——沒盼兒！
己進入七月，盛夏的炎熱煎熬著牢內囚徒。後窗始終緊閉不開，牢門上方的小小換氣扇懶洋洋地發出低微的嗡嗡聲，悶熱、汗臭折磨著囚徒，疥瘡在囚徒間流行。人們已顧不上尊嚴，幾乎個個脫得精光。只有我和一個少言寡語而又靦腆的大學生穿著褲衩。全裸的人群給斜眼兒提供了猥瑣淫穢的談資笑料，牢內的氣氛由此略顯活躍，時而還有笑聲。
據斜眼兒和其他幾個囚徒說，對面的牢房裡曾經關著著名笑星陳佩斯。聽說陳佩斯因為六.四時站在一個平板三輪車上發表演說被抓，後經其老爸與高層疏通，僅關押十多天就給放了。
斜眼兒還欽佩地豎起大拇指說，某號牢，就在廁所對面，有個叫韓東方的爺們兒，那才是條漢子！就是不認罪，大喊大叫，絕食好幾天，所長親自出面說好話才甘休！那爺兒們的喊聲樓道裡都聽得清。
駝背青年對我說：“韓東方真是條漢子。他說他是工人們選舉出來的頭頭，是受工人的託付為工人服務、為工人辦事的，只有功沒有罪！與工人階級對抗，鎮壓工人的才有罪！”
韓東方，這個名字牢牢銘記在我的心中。
有一天上午八點，獄警換班。牢門洞開，幾個獄警簇擁著看守所所長出現在門口：“誰叫王譽虎？”
“我是。”我站立作答。
所長年近五十，臉色黑紅，有些發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看了一輩子犯人，全是偷錢、搶錢、騙錢進來的，還沒見過捐錢進來的！還真有花錢買罪受的！”然後嘴裡自言自語地不知嘟囔著什麼，便調頭走了，牢門砰然關上。
進牢房的頭幾天，提審次數頻繁。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預審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背朝門，對面桌子後面是一位身材不高，約有三十七八歲的預審員，聽說是一個副科長，還有一位年青的女書記員負責筆錄。期間，有一兩位略顯發福、面相富態、身著便裝的人兩次來參加審訊。
說來奇怪，我面對審訊總是高度興奮，從容應對。如果幾天不提審，也沒人搭理，反而寂寞難耐。
我並不隱瞞自已的政治主張，只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有所收斂，對李鵬、王震堅持抨擊立場，對趙紫陽、胡耀邦的改革開放仍持肯定讚賞的態度。
預審員問：“你把你的這些政治觀點、政治主張向學生宣傳灌輸，就是想影響學生，是嗎？”
我毫不掩飾地回答：“是的。我就是想用我的觀點去影響學生！”
我明白，預審員的這個提問是想把我定性為操縱學生的幕後黑手。但我並不介意，因為從刑法層面考量，我是無罪的。我不在意什麼路線，什麼對與錯，這些對我這個經商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刻意把持著罪與非罪的界限。那份大號傳單的來龍去脈是我唯一的“軟肋”，我諱莫如深，編造了一套故事，並爛熟於心。每次提審這個向題，我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地回答。此外，就是遵循兩個宗旨：一是把敏感問題推脫給已外逃的人；二是對於不能確知己外逃的，凡涉及敏感問題則避而不談或避重就輕。比如與王丹見面的問題。
果不其然，傳單似乎是審問的重點。分發傳單有十多個學生在場，是賴不掉的。
“那幾百份大號傳單是你寫的嗎？”預審員問。
“不是！”
“是你或你的公司印的嗎？”
“不是！”
“傳單哪來的？什麼內容？你要交待清楚！”
“有一天中午，我去甘家口商場買東西，正好趕上有人吆喝著分發傳單，我就要了一遝。他又塞給我一遝，讓我散發。這個人戴鴨舌帽，戴幅眼鏡，自稱是社科院的。我也沒仔細看，好像是同情學生、抨擊李鵬什麼的，當天晚上我就轉交給學生了。”
傳單問題被反復審問了十來次。爾後，不管白天審、晚上審還是深夜審，我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述著。
事後得知，我一被抓，妻子小李和小舅子向陽便立即對我在大都賓館的手提箱裡和辦公室內有違禁嫌疑的書報、傳單、錄影帶等進行了清理。次日，警察搜查了我的辦公室和住宿的賓館房間，一無所獲。因查無實據，傳單問題不了了之。
通過幾次審訊，我揣摩著周永軍肯定己被捕。我對周永軍的印象很好，有頭腦，很謹慎，且又儒雅。周永軍確實沒有激進的言行，只不過是人民大會堂東門跪交請願書的三個青年學生中的一個，爾後任工自聯宣傳部長，完全同意我無條件撤離廣場的主張。對他我無需美言修飾，如實回答即可。
審問的另一重點便是四通萬潤南主持召開有條件撤離廣場一事。既然萬潤南、曹務奇、崔銘山已順利出逃，罪過或責仼對他們來說已無所謂，關健是尚在任上的段永基是不能傷害的。我對段永基進行了誇大其詞地“美化”，還煞有介事地對段永基支持戒嚴和抨擊學生表示不滿！
我尤其自感得意的是對向學生宣傳和平演變、宣傳改變現存政體和實現自由民主憲政應循序漸進所做的自我辯護。
預審員問：“你是否煽動學生改變現存政治制度，聯合黨內改革派，進行漸進的和平演變？你是否向學生煽動中國應該漸進西化？”
“這不是原話，但基本是這個意思。這些話並沒有錯，更不違法！”我坦然應對。
“這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怎麼不違法？！”
“我的主張符合鄧小平的理論，我想這總不能說鄧小平反對四項原則吧？！”我自信地反駁。
“你是在狡辯吧？”預審員有些詫異。
“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高層內部講話上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少堅持二十年！’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眾所周知，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是民主、人權和憲政！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張要進行漸近的政治改革，二十年之後可以不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不是現在。我對學生說的無非就是提前一點兒，意思一樣！”我暗中竊喜。
“你這是小道消息吧？！”預審員詰問。
“不是小道消息，是正道消息！”我鎮定自若地說：“六月二十六日《北京日報》的一篇社論披露的！就是今年的六月二十六！”
預審員語塞，面露尷尬。
自此之後直到釋放，儘管被提審了十多次，卻再沒有審問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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