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儿子的生日蛋糕

风吹絮

北春编者按语；这是一位六四伤残人士所写的纪念文，六四那天他被枪弹击中腿部，流血不止，幸好有一位年青人拼死抢救送到医院才保住了一条命，但腿被截肢。象他这样的六四伤残人员还有多少，在六四三十周年到来之时，希望这些人士勇敢地站出来，讲讲自己六四的亲身经历。以及那些牺牲了的人士的家属也出来说一说心头之痛，纪念“为了忘却的纪念”

在事件发生整整三十年的时候，想起了鲁迅先生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于一九三三年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真正的苦难是人们努力想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刚过了而立之年，儿子就出生了，看着他就像一个粉红色小肉团，抱着还是有些手足无措。儿子慢慢长大了，白皙的皮肤，浅浅的酒窝，哭的时候小嘴会先撅起来，躺在小床上无目的地挥舞着四肢，越看越爱。他刚满一岁的时候，我出国留学了。八十年代初期，能够有出国留学机会简直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砸在了自己头上。我决然离别刚刚建立的家庭，负笈西渡。儿子三岁生日的时候，妻子给儿子买了他的第一块生日蛋糕，并给我邮寄来儿子的庆生照片。远在万里之外，看到带着头戴纸冠，瞪着眼睛看着蛋糕的儿子，我不禁热泪盈眶，我错过了儿子的一个又一个的生日。儿子四岁那年，我完成学业回国了，全家人来迎接我，我看到了离去时尚在襁褓的儿子，现在已经满地跑了，心中充满的喜悦和幸福。我要尽量弥补我错过的儿子成长的岁月，我们给他补过了一个完整的生日，带着他去公园划船，他的笑声让我充满了幸福感觉。生日蛋糕成了儿子的最爱，庆生是他最期望的活动。

那些年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许和信心。大家都忙忙碌碌的，我更是每天忙得团团转，完全忘记了儿子的生日。还是妻子提醒我，儿子的生日又快到了。我告诉儿子，这次爸爸带你去莫斯科餐厅庆祝，一定给你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在儿子生日的前夜，也是那个让很多人刻骨铭心的晚上，他怀着对第二天的生日聚会和蛋糕的期许，带着微笑沉沉入睡了。看了看沉睡中儿子可爱的面孔，我匆匆离家出去。

初夏的夜晚，城里闷热，处处充满了躁动，高音喇叭播放的警告让夜晚的空气凝结起来，全城“今夜无人入眠”。突然，城西枪声大作，部队开着坦克，四处放枪，列队开进了这个近百年都没有被枪炮打开过的古老城市，许多无辜的人命丧街头。我站在街边，看见激愤的人群把一辆公交车推到部队行进的马路中间，试图阻挡部队的进程。然而在坦克前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部队迈着坚定的步伐，鸣枪前进。人群迅速从马路退到旁边的小街道里面。这支一向以“热爱人民”作为自己徽号的队伍今夜“变得”这么狰狞可怖，这么大的反差令人难以相信。而让我心碎更是这些年改革开放中凝聚起来的向心力和动力毁于一旦。“哀莫大于心死”，小街道里面的几个青年气愤至极，喊起口号“打倒法西斯”！正在前进的军人向两边举枪，人群又开始后退。突然我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膝盖，当场瘫倒路边，抱起自己的大腿，才发现小腿已经耷拉下来，断了！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把我抱起来，大喊救人！路人们找到一个三轮车，飞速推车往医院跑。半路碰到一辆救护车，拦截下来，开门一看，救护车里面窄小的车厢内已经挤满了伤员。这个瘦小的年轻人拼命把我抱到车上，为我挤出一个空间。我们到了最近的医院。一看医院院子里已经满是伤员，可能是楼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挤进去，只能在大院最外层等候，可是我腿部的血流如注，看上去是主动脉断了。这个救我的年轻人用一个带子使劲勒着我的大腿试图止血，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是昏昏沉沉了，这个小伙子赶紧找来一个护士，先设法为我止血。他拉着我的手不断地安慰我。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新楼开了，伤员赶紧过来这边抢救。这个小伙子马上大喊，这里有伤员，他抢先跑过去找来护士，把我抱上急救推车。原来医院因为主楼的手术室不够用，刚刚打开了街对面院子新楼的手术室。正巧我躺在院子最外面，我幸运地成了第一个进入新开手术室的伤员，否则再多等候一会，我可能就支撑不下去了。那一夜还不知多少人仅仅是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的。在被推入手术室门的那一刻，一直陪伴着我的小伙子和我告别，我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感谢他救了我，请他到我家里报信。他说一定把信送到，过两天还来看望我。我松开了拉着他的手，朦朦胧胧地看着他逐渐消失的身影，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救命恩人。一个刚刚从家里被叫来的年轻大夫过来检查我的伤口，他口里骂着这场血腥的镇压，说哪怕是提前一天给我们医院打个招呼，让我们有所准备也好啊！然后安慰我说，放心，我会全力救治你，一定会保住的你的腿。护士为我戴上麻醉口罩，我很快就昏迷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看到在病床边守候的家人，我醒悟过来，我活下来了。

天子脚下的骄傲子民一夜之间全都成为了潜在的敌人，城里到处是戒严的军岗和时时呼啸而过的军车，全城都在大搜捕，时时还有街上行人被射击打死的消息传来，这一切多么像我们小时候常常在电影里看到的白色恐怖肃杀镜头，不过这次颜色不一样了。这个医院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是军队要到医院搜寻所有伤员，全部拉到不知去向的地方，护士时时在病房中渲染这个恐怖的消息和故事，病房里十几个伤员一个上午全部都跑光了。的确，广播电视中一直再说所有那晚上在街上的人都是审查搜捕对象，更不用说身负重伤的人了。我坚持了一天，也挺不下去了。在恐慌中，正好一个老同学来探望，把我塞进他的摩托三轮车，绕过设有层层检查岗哨的主要路口，走胡同小路把我送回了家。虽然事后得知这是医院编造的一个不很高明的谣言，但是在一个为了权力而疯狂的环境中，人们倾向于相信疯狂的人一定会做出越来越疯狂的举动。我回家后不到两天便开始发高烧。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家族的人都集结起来，为了我的生命奔波。在戒严之中，全城医院断供，缺医少药。家人再次把我送回到医院，这个著名的医院拒绝接受我这样的伤员，把我晾在医院门口大厅里一天一夜，也没有一个白衣天使过来看一眼。那一夜抢救伤员的激情已经消退，剩下只有后怕。所谓高尚的人道主义在高压和恐怖之下竟然荡然无存。无奈，我只好折回到家里将息。

这一夜的突变，沉睡之中的儿子浑然不知，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妈妈，爸爸给我买了生日蛋糕了吗？妻子没有回答，抱着他失声痛哭。为了避免他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我在家里养伤期间，妻子一直避免让孩子看到我。家里人来人往，忙乱之中，没有人顾上照顾他，更不用说他的生日蛋糕。他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嘴上不说不问，但是他心里明白家里出了大事情，躲在卧室门背后，自己悄悄地哭起来。儿子在这一夜里就长大了。妻子不愿让他受到家里压抑而悲愤气氛的影响，把他送到姥姥家里暂住。

我伤后回家后，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很多朋友来了，朋友的朋友，听说后也来了。人们的悲愤无处诉说，或者到医院院子里看死尸，或者看望伤员。我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一直处于高烧，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幸亏姐姐的老朋友在医院工作，从医院拿来好几瓶先锋霉素，支起来吊瓶为我输液，如此我得以在高烧中苟延残喘。在医院工作的亲戚找到自己医院里的骨科主任请求帮助，主任愿意在这个高压和敏感的时候接受我这样一个嫌疑伤员。家里赶紧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送到那里。由于无法得到先前手术和医疗处置的任何记录，骨科主任看着我那被石膏层层裹住的伤腿，也是愁眉不展，无法判断我高烧不断的起因。主任和家属商议看看能否请其他医院的专家来会诊。这个简单的决定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非常困难行动，全城都在戒严，连警察都不能正常上岗。到哪里去请专家来呢？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听说了，派他的专车和司机，四处去接专家们。参加会诊的一个年轻大夫是朋友介绍过来的。他是参加过对越战争的专业军医，有战地救护的实际经验。在诊断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在首次手术中，大夫或许没有为我接上已经被打断的动脉，没有血液循环的伤腿已经开始坏死，造成持续高烧。或许是因为原来手术的大夫没有治疗枪伤经验，或许是因为慌乱，毕竟有那么多伤员还在院子里呻吟。专家会诊的结果是必须当机立断，马上为我做截肢手术，否则发展成大规模血液感染就没治了。又是在一个傍晚时分，骨科主任来到我病床前，告诉我需要截肢。和骨折的伤痛不一样，坏死感染的伤痛是发自骨头内钻心的楚痛，让我痛不欲生，我那时毫不犹豫，只求尽快截掉残腿，根本顾不上想任何后果。而医生把手术决定通知家属，要求他们在手术单子上签字的时候，妻子当即昏过去了。只好请我的老父亲来签字。父亲一生都尊重和渴望知识，希望儿子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经过十年动乱无教育的历史，在恢复高考后首次大学招生时，我考上了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父亲十分高兴。毕业后不久我又考上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父亲更是满心得意。他经历过沙场百战，劳改批判，一生中多次身陷绝境和逆境从不掉泪。现在看着要让爱子成为终身残废的手术单子，年过古稀的老父亲老泪纵横，他用颤抖的手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手术后第二天我就退烧了，人也清醒了，马上面对的除了满城的恐怖高压之外，就是已经残破的躯体。

我出院回家了，儿子也从他姥姥家里接回来了。好些日子没有见到儿子了，我躺在床上，儿子从外面跑过来，扑入我怀中。我亲吻着他的脸颊，不让他看到我的眼泪。我开始做康复锻炼，在床上做仰卧起立，让儿子全身扑上来，压在我的残腿之上，看着我上半身用力仰起落下，儿子嘎嘎地笑着。帮助爸爸康复是他感到最愉快事情。

那一夜之后，儿子显示出了超常的成熟，他的眼光尽量不触及我的残腿，也不询问爸爸的腿怎么啦。但是他心中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他看了一场战争的电视剧，他突然地对我说，他想象自己是个英勇的游击战士，埋伏在我们大院楼房的夹道中，突然过来一队军人，他拿着枪对着他们就是突突突一梭子。我惊恐地看着仇恨的种子开始在他心田里发芽。

两年后，儿子上学了。学校的教育令人扭曲，儿子被要求去热爱特定的人和组织，包括向他爸爸开枪的人。一年一度的“做好事”的运动开始了，他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要求去街头寻找做好事的机会。儿子跑到街头，拿出自己的小手绢，去擦拭一辆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看着儿子去做这样无厘头的“好事”，让我警醒，我不能让他在这样人格扭曲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了。我曾经留学的母校的老教授出面要我回到那里做研究，我所在的单位的老所长特许我出国深造。乘着这个机会，在儿子八岁那年，我把他带到了国外。

一句外语都不会，我就把他直接送到了当地的小学。那个学校没有针对外国孩子的语言课程，英语还没学会，却已经开始了俄语课，儿子在学校学的昏头涨脑。面对新奇的课堂和与他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同学，沟通靠手势，上课靠猜测，唯有数学使用的统一的语言和表达，成为了他表现最佳的课程。虽然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是这里没有大规模的谎言和欺骗，不会因言获罪，更没有屠杀。他慢慢完全适应了这个全新的环境，结识了很多当地同学和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少年友谊。可能是因为那个腥风血雨夜晚造成的心理冲击，他就是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即便在异乡他国这个和平宁静的环境中，他也会涌现出无名的恐惧。我们夫妇需要出门去工作，他下学之后，不得已自己呆在家里，他的惊恐上来了，到处打电话找人。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我的一位学长的电话，给人家打电话哭泣，人家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急急忙忙赶到我家，才知道是儿子自己害怕孤单。我那时期找了一份在大学的工作，是给台湾来的学生做课堂翻译的工作，儿子放学后我就带着他去学校，把他安置在教室后面，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只要和爸爸在一起，他可以几个小时不说话不跑动。有一次讲课教授看着这么乖的孩子，十分感动，要求全班同学为他鼓掌，而我却为他的这种无名的孤独恐惧感深感内疚。

海外谋生不易，我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儿子十岁的生日到了。我们带着他去买生日蛋糕，看到橱窗里陈列着大大小小各色蛋糕，儿子眼里满含喜悦，我和妻子本来看上了一块方形的华丽蛋糕，但是考虑到价格，我建议他改成一块儿比较实惠便宜的圆形小蛋糕，儿子点点头，满怀委屈，扭过头去就流出了的眼泪。我突然想到了他那个永远没有买到的五岁生日的蛋糕，自己也差一点流了泪，我们马上买了又大又好看的蛋糕，在家里还请来了他同班同学，和那些洋孩子们一起热热闹闹地为他庆生。儿子脸上洋溢着满足笑容。

和残疾爸爸一起生活，儿子很小就建立了自己的责任感。我出行需要换鞋的时候，他自己趴在地上，为我穿上鞋子，进门他为我脱掉鞋子。只要他在我身边，这些都是他永远的工作。有一年我在外地工作了多半年才回家，妻子带着儿子到车站来接我。儿子一声不吭，拿起我的行李就扛在肩上，迈着坚毅的步伐走在我前面。看着儿子那仍然瘦弱身体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儿子过早地成熟长大了。

冬天到了，我们居住在异国他乡的城市里早已是冰天雪地。这里一旦下雪就是三四个月都不会融化，结冰的路面光滑异常，对于我这个走平路都困难的人来说，更是步履艰难，一不留神就会摔跟头。每逢此时，儿子会马上自觉跑过来，把自己的肩膀伸到我胳膊下，让我放心地扶着他在雪地上行走。不几年，儿子慢慢长大了，扶我走路的时候，不知不觉，伸过来扶我的臂膀变成了粗壮有力胳膊。儿子变成了肌肉发达的男子汉。扶着这个有力的臂膀，我从心里感受到了一种可以依赖的安全感。看着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儿子，我感到由衷地宽慰，但心里不时还会涌上来一丝说不来的悲凉，思忖再三，我明白了，我永远欠着儿子一个生日蛋糕和无忧无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