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20）

王誉虎

20、《華盛頓郵報》惹來的麻煩

   沉寂了幾天，提審開始了。蔡預審來勢洶洶，劈頭蓋臉地審問方式猶如對待刑事重犯。我非常反感，出於自身的尊嚴，在第二、三次提審時終於提出了抗議。蔡預審感到錯愕，威脅說：“我審了上百個案子，沒見一個敢在我面前叫板的！”

   但是，話雖這麼說，以後提審時，蔡的態度平和了許多。

   出乎意料的是，不知出自何人暗中主使，我的案情竟被擴大到經濟問題上來了。我開始心生恐懼。於是在政治問題上我不再據理力爭，態度也開始趨於和緩。

   政治問題我確實做好了蹲監坐牢的思想準備，我並不害怕和絕望，從兩個層面我都堅信自已無罪：一、依照現行刑法我無罪；二、從正義和真理的角度我非但無罪反而有功。我堅信邪惡、專制必敗，即使判刑，遲早也會被昭雪平反！一種為真理和正義殉難的激情充塞著我的心胸，所以面對審問，我理直氣壯。可是經濟問題卻會讓我產生莫名的恐懼。如果背上行賄、偷稅、貪污的罪名，一生清名將毀於一旦，即使改朝換代也難得正名。早年發生在北大荒的那樁刑事案掩蓋下的政治案帶給我精神創傷，至今仍是我靈魂深處的痛。

   我思忖著，那個幕後的主使確實惡毒而又高明。

   爾後，通過公安局的朋友我才知道，全市有二十幾個人的案情都受到原市委書記李錫銘的特別“關照”，審訊記錄和卷宗都要經他過目，我也是其中之一；而案情之所以升級，是因為《華盛頓郵報》刊登一條莫須有的小道消息：萬潤南一行出境逃亡曾受到四通廈門子公司的資助！

   審訊集中在投機倒把、偷稅行賄、傳單，以及萬潤南組織學生“凱旋在子夜”過程中段永基的表現等方面。

   當時傳聞，工商總局局長叫囂：只要是以集體所有制註冊的公司，私拿一分錢就算貪污！

   照此說來，我何止私拿一分錢？恐怕一百萬也不止，光廈門那一套在我名下的住宅就花了四萬多美元。

   此時，傳統的投機倒把罪名在媒體上也死灰復燃。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日報》第三版刊登了李鵬會見美銀行家時指出：絕不能把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全部變為市場經濟。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日報》頭版頭條：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同時要認真清理以國營、集體公司為名的私人投資企業，嚴格劃分所有制性質。

   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徒然逆轉，治理整頓的走向讓我憂心如焚。那時，政策與刑法往往界定不清，在私有財產的權屬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果李鵬為首的極左分子一手遮天，那麼投機倒把和“化公為私”的罪名很可能扣在我的頭上。

   中國大陸的官倒有一大特色，“老革命”往往不出頭露面，甚至有的壓根兒不知內情，而他們的子女親屬則利用老子的威權呼風喚雨、左右逢源。“太子”能量的大小，往往與老子官職的高低成正比。抬轎子、拍馬屁、投其所好以至行賄，是各級官員自保和升遷的法寶，也是專制社會約定俗成的潛規則，由此衍生出官官相護、沆瀣一氣、相互方便的幫規。中共組織部一直遵循陳雲的指示，要讓喝延河水長大的一代執掌政權。

   這些社會陰暗面，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我和公司一干人全是草民百姓，那麼投機取巧參加全國鋼材定貨會，把半計畫價轉成市場價牟取暴利，給安個投機倒把的罪名那是易如反掌。我機關算盡，想好了應對之策。

審訊採用了各種方式，有時一天提審三四次，甚至深更半夜也叫起來，所審的問題往往周而復始。我是“老運動員”，洞悉個中奧妙，便以不變應萬變，其中編造的部分已倒背如流。

   不出所料，首當其衝是投機倒把問題。我依照預定方案，首先把李鵬的留蘇同學、冶金工業部戚部長的小舅子何延生這個人脈關係和盤托出，廈門市計委有關求援鋼材的行文批復也據實相告；其次，我用冶金部已加價返利的事實駁斥了對我投機倒把的指控。

   讓我不曾料到的是，有關投機倒把和暴富問題只提審一次便戛然而止。

   中國大陸的真正統治者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一代及其後人，戚部長自然屬於喝延河水長大的一代，是統治階層的一員。既如此，誰還敢在統治者頭上打主意呢？！如果確是李錫銘親自定奪，自然也會到此為止，免於追究。

   偷稅的問題當然存在，但是比較而言，我在廈門開元區還是利稅大戶。對交稅的態度我是折衷的，我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願意納稅，但也不願做納稅模範。中國大陸的公司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不偷稅的鳳毛麟角，而不行賄則無法生存，差別只在多與少的不同。但是這類問題若沒有熟悉內情人的舉報，幾乎是無從查起的。於是，我索性不承認有故意偷漏稅行為。

   至於行賄問題，我坦言請客送禮是常事，但絕無重金行賄問題。

   平心而論，在六.四之前，行賄受賄、貪污腐敗並不嚴重。那時人的道德操守和社會風氣還遠不像後來那麼敗壞沉淪。當時最普遍的不正之風只不過是請客送禮，部分下層官員採購時會拿點兒回扣。我與冶金部做生意獲利多多，但是冶金部的各級幹部若以現在的標準衡量，可以說個個兩袖清風。送的禮品無非是煙酒糖茶和地方特產，以及用等額的外匯券交換等額的現金，以便他們買家用電器和出國時私用，而且數額僅有千元左右。廈門的官員也如是，只是請客吃飯較為頻繁。

   蔡預審對我的態度極為不滿，多次申斥我、威脅我。但是，他自知苦於沒有證據，只好無可奈何地威脅說：“我們正準備內查外調，希望你不要心存僥倖！你若拒不坦白交待，到時你會後悔的！”

   老實講，如果警方一定要雞蛋裡挑骨頭，忠實執行李鵬叫囂的那一套，那麼通過內查外調，在經濟問題上抓治罪的把柄並不難。

傳單問題似乎也是重點，但我斷定警方手中並沒有物證。於是，我把編造好的、已能倒背如流的故事反復講給蔡預審聽，並堅稱對傳單內容已記不大清楚。反復多次，榨不出什麼油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於段永基的問題，依然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著在炮局的講述。我堅守著道德底線，對已外逃的人實事求是，對未離境的則要麼加以美言，要麼避而不談。直感告訴我，警方對我刻意“美化”段永基感到滿意。也許四通集團畢竟屬於海淀區的明星企業，萬潤南一行逃亡後，段永基似乎在四通已屬不可或缺的人物。

   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必隱晦，實事求是供述即可。在萬潤南組織“凱旋在子夜”的謀劃中，我連個配角都算不上。

   還有一次提審，蔡提出了一個似乎與案情無關的問題：“你怎麼評價鄧小平？”

   我略微思索一下，答道：“鄧小平在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我本想接著說趙紫陽、胡耀邦是鄧的左膀右臂，同樣功不可沒，但遲疑片刻欲說又止，轉而繼續說：“但是很遺憾，鄧小平沒有進行政治改革。如果鄧小平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憑他的資歷和權威是完全可做到的。如果他同樣成功地進行政治改革，他就是中國的華盛頓！”蔡預審認真記錄，破例地點點頭露出了稱許的微笑。

   我對這次提審曾經有過疑問：蔡預審員不可能越權提問他本不該提問的問題，那麼是誰授意他提這個問題的呢？

   儘管我身陷囹圄，通過五個多月的切身感觸，我既看到了黑暗、腐敗和殘暴，也感受到了社會在進步。今天，畢竟法治已初見端倪，與朕即國家、朕即法律的文革時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