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21）

王誉虎

21、號長新政開“盛世”

   來海淀看守所半個多月後的一天，張管教把我帶到辦公室，破例讓我坐在椅子上，說：“你最近有什麼想法？”

   “想證明自已無罪，早日獲釋。”

   “你態度首先要端正，不要抵觸，要配合。我們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要相信黨的政策！”張管教四十多歲，言談舉止沒有老警察的痞氣，很像個兢兢業業盡職盡責的人。

   說了一通官話、套話之後，張管教說：“出於對你人品的信任，從今天起，你調到T號任號長。你要切實負起責任，嚴格履行監規，有異常情況隨時向我或劉副管教報告。”

   任命很突然。張管教帶我回號裡收拾東西，由一個在押人員協助，把東西一次拿完。我向老號長擺手示意，隨後來到T號。

管教在T號當眾宣佈了新號長，並把一個四十出頭、個子不高、白面皮、長得帥氣的副號長介紹給我。

   我馬上意識到，給我搭配個副號長，肯定是出於政治上對我的不信任。

號裡出出進進，常保持在十三四個人，其中有三四個是“老資格”。一個是吞釘子自殘抗拒服刑的主兒，雖然病病怏怏，但亡命徒沒人敢惹。一個是公安局的常客，靠街頭設賭局作手腳騙錢，年紀不大已是二進宮。另一個是一個愛說愛笑、玩世不恭的小夥子，把一個十四歲女孩的肚子搞大了，現在等待服刑。副號長原是一個廠的倉庫保管，因監守自盜被捕，已關押七八個月。因六四動亂進看守所的人不多，絕大部分在拘留所看押審查後即被釋放。T號政治犯僅我一人。

   餘下人等盡是案情不甚嚴重等待判刑、教養的農民和外來的農民工，外表幾乎都是蔫頭巴腦愁眉不展的模樣，屬於號內的底層。

   蔡預審說我升級了並未言過其實，這裡幾乎全是檢察院己經批捕等待判刑或準備勞改、勞教的人犯，最起碼也是刑事拘留、準備批捕或教養的人。這可能就是拘留所與看守所的區別。

   我初來乍到，便開始實行“新政”，要求全號外緊內松。在不被看守發現的前提下，只要不自殘、不越獄、不打架鬥毆吵監鬧獄，便可放鬆自由。由於“政策”寬鬆，正副號長和幾個“老資格”常常橫躺豎臥、打撲克、抽煙、講笑話、聽故事。與此同時，在我的堅持下，號內幾乎杜絕了恃強凌弱、打人罵人、敲詐勒索的惡行。幾個“老資格”儘管頗有微詞，但未抵制。然而事關肚皮的改革卻遭到了副號長和“老資格”們的堅決反對，認為我違反了號內最起碼的規矩。

   起初，我要求分飯的人每天一換，輪流掌勺。尤其是節假日改善生活，任何人不得多吃多佔。但是馬上遭到副號長和幾個“老資格”的抵制和抗議，而屬於底層的受益者卻置身事外、聽之任之。

   我成了孤家寡人，副號長甩手不管，“老資格”們也都暗中掣肘。因分配“不公”（實際是真正的公平，號內“上層”認為不公平），時有紛爭，甚至拳腳相加，號內反而失去了秩序與融洽！

   我沒興趣在牢房內施展什麼，更不願意為警方效犬馬之勞。我的初衷受挫，改革必須適可而止。實際上遵循成規，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於是，分飯改革只實行了一個多星期，我便把分飯掌勺的肥差全權交給副號長定奪，只是叮囑不要太過分。

   副號長規定，包括他在內的三個人輪流值班分飯掌勺，那個自殘的“老資格”因胃有傷病，對這一肥差沒有興趣。這三個人都懂“規矩”，改善生活時，先把浮油撇出大半兒，以備細水長流，然後分菜。號長碗裡肉多油多，副號長次之，三個老資格再次之。清湯寡水分給底層。饅頭每人兩個，一個星期最多吃兩次，在我堅持下公平分配，但是用兩個窩頭換一個饅頭己成貌似公平的新規矩。

   我身不動膀不搖，只因封為號長，生活便得到了改善。一個多月後，我的身體得到一定恢復，甚至夢幻遺精；沒用藥，只抹牙膏，疥瘡已開始痊癒。崇尚自由、平等、博愛的我，為了減輕內心的自責，有時假裝漫不經心地把“剩菜”和窩頭送給饑腸轆轆的年青囚徒。號內很快成為等級有別、長幼有序的“盛世”。

   在這戒備森嚴的看守所，還存在著隱秘的黑市交易。最搶手的是煙，一件中檔西服可換一盒低檔雪茄。一件牛皮夾克可換三盒煙，但不供應火柴。一雙完好的、八九成新的牛皮鞋可換一付撲克牌。進號時夾藏的現金最好使，只是購物時大為貶值，只及外面的十分之一。交易並不紅火頻繁，因為有錢不許花，可易可買的東西極度匱乏。供貨者往往是正在服刑的獄工，在送飯時交易。這交易是否有人暗中保護不得而知。雖然沒有火柴、打火機，但“老資格”幾乎都會用鞋底搓壓棉絮取火。

   有趣的是，有一次張管教從房頂監視窗看到了號內多人抽煙，進號後給予警告：“我在房頂都聞到煙味了，成煙囪了！注意安全，別把被子燒了！”說完轉身走了。

   牢內嚴禁抽煙，貼在牆上的監規白紙黑字。

   據“老資格”們講，真正有頭腦的管教從不張牙舞爪、刻薄逼人，反而外圓內方、分寸適度，想方設法把流水一樣經手的犯人安全無事地送出。如果出現越獄、自殘乃至自殺，會影響管教的業績。

   打撲克是我們的最大消遣，賭資往往是饅頭或肉塊，沒有現貨便打欠條。但是，由於間隔一段時日便有武警進號搜查，撲克牌、煙以及其他違禁品常被搜出沒收。沒撲克沒煙的日子特別難熬。除了一張經常殘缺不全的《北京日報》，號內不准看其他書報雜誌。

   我費盡周折以物易物換到一本《新華小詞典》，不到一周便被武警搜去。由於我的專案組去內查外調，提審已中斷，加上撲克、煙、字典被沒收，耐不住寂寞的我異常焦躁空虛。我遷怒於制度的缺失，多次要求看守所解除書報限制。結果可想而知。我義憤填膺，向管教要了紙和筆，開始上書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

   我用圓珠筆在一張小學生的作業紙上寫道：

   尊敬的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

   我因向學生捐助並勸學生儘快撤離天安門廣場而被收容審查，在押己逾半年。在此我不談案情問題，只就不讓學習和嚴格限制讀書看報提出抗議！馬克思說：“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如果加以引伸，沒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沒有文化的人是愚人！而人是生產力的首要因素。除了死刑犯，每一個在押人員都是社會生產力的一分子。

   據我所知，看守所在押人員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除了一份時斷時續的《北京日報》，不允許看任何其他書報雜誌，不允許學習補充知識。這毫無疑義會造成人的思想、學識、智慧的嚴重蛻化，因而是對生產力首要因素的摧殘和破壞，是製造愚昧、降低民族素質的倒行逆施！況且，被收審的人並不一定有罪——平白無故地剝奪一個無罪之人的閱讀和學習權利，更是對人生命的浪費和變相剝奪。

   依警方所言，不讓讀書看報是為了專心反省。這種論調不值一駁！

對摧殘生產力和製造愚人的所有舉措，對照前面引述，顯然是不當的，是應該儘快糾正的！望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明察！

  申訴人：王譽虎

  1989年12月于北京海淀區看守所

   我向看守提出求見管教。

   下午時分，張管教打開牢門，站在門口，問：“王譽虎，找我有事嗎？”

   我站立起來，與管教一步之遙：“報告管教，我的申訴寫好了。”

   我恭敬地把《申訴狀》雙手呈上。

   張管教並沒離開，而是即時展開細看《申訴書》。不知是出於氣憤還是出於驚詫，只見管教的手有些顫動，少許過後便氣急敗壞地壓低嗓門惡狠狠地說：“你，你王譽虎怎麼這麼放肆，這封信不能替你轉！”

   “這申訴是我寫的，有什麼麻煩我承擔，您不是說我們有越級申訴的權利嗎？”

   張管教所答非所問：“別忘了你是我管教的犯人，我管教的犯人有越軌行為當然我要負責！你呀，我看你還是消停點兒吧，少給我惹事！”話剛落音，張管教便把申訴書攥成一團甩給了我，側轉身把門重重關上。

  我感到錯愕，莫名其妙，呆站在原地好一陣才緩過神來。靠在鋪蓋上，我開始沉思默想個中的究竟。回想起八月份在炮局，大家寧可憋悶窒息也不敢集體抗議，甚至不敢“求風”。如此看來，不只是人犯，就連軍警、幹部如張管教者，也不敢理直氣壯地向人大提出維護權益、捍衛法律的正當主張。自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來，總有上千萬人乃至幾千萬人蹲過牢房。如果有一半人，不，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像我一樣敢於維權，敢於抗爭，牢內不會是這個樣子。如果中國有百分之十的人都能像我一樣敢於維權，敢於抗爭，中國也不會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