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谎言到屠刀只有一夜之隔
——孟浪编《六四诗选》
余杰
北春编者按语；诗人孟浪以十几年的心血编写《六四诗选》已经有四年了，《六四诗选》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心灵汇通。每年六四孟浪都会给北春写来“六四”的新作，今年，他躺在香港的病榻上。我们纪念六四的先烈，也不忘赞美烈士，谴责屠夫喊破喉咙的诗人。重发余杰为孟浪撰写的文字，祝福诗人早日康复。
诗人孟浪（网络图片）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在这句话裡，诗歌被定义爲一种奢华的、自恋的艺术与精神的游戏。但是，如果诗歌有另外一种定义，即“一种反抗谎言和暴力、捍卫真理和自由的艺术形式”，那么，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才是野蛮的；同理，六四之后，不写诗也是野蛮的。
二零一四年，离六四屠杀的那一年整整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二十五週年纪念日前夕，我在台北的水牛书店参加了《六四诗选》的新书发表会和诗歌朗诵会。小小的书店裡，挤满了多半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出生的、满脸稚气的年轻读者；而几名与会的作者分别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及北美，其生命历程多多少少都受到六四的冲击，用主编孟浪的话来说：“对两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学人，身为当年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或见证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她）们当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纪漫长的人生轨迹，并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剧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终还迎临着他（她）们。”
这是一本迟到的诗集。不过，珍珠和琥珀的形成，都需要时间的积累与打磨才能脱颖而出。既是作者也是出版者的台湾诗人鸿鸿，将《六四诗选》命名为“反国家暴力的抗争纪录”，他指出：“书写六四，是对诗与政治关系的考验，是诗的隐喻与论述能力的考验，也是内在历史如何表呈的考验。这本收录多达百位诗人的《六四诗选》，就是一本较为全面的观照。”这本《六四诗选》，不仅是一百名作者对六四事件本身的真实记录与深切纪念，更是对被六四改变了轨迹的生命历程的回顾与反省——这本书的若干作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肩起了六四这道沉重的闸门。
六月四日，那个日历上没有的日子
屠杀之后，在中国的日历上，六月四日是一个“被消失”的日子。二十五年来，刽子手们继续实施第二次谋杀：不准母亲悼念孩子，不准妻子悼念丈夫，不准孩子悼念父亲，不准伤残者悼念失去的躯体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分享了邓小平主持的这场“吃人”的盛宴，以及作为吃人者的傲慢与罪孽。
于是，诗人们站了出来，像隻身抵挡坦克的王维林那样站了出来，用诗歌来捍卫记忆和真相。诗人杨小滨在《輓歌》中写道：“我听见无数头骨在／钢轮下辗碎的声音／从北方传来！还有凄厉叫喊的影子／在子弹下惨痛仆倒……我触摸到新鲜的血烧成灰土！／／从谎言到屠刀，只有一夜之隔！”毛泽东坦白地说过，中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同样，中共维持政权的两大法宝就是暴力和谎言。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深夜，当谎言掩盖不住真相的时候，暴力就昂首登场了。
杀人是共产党遇到威胁时候的本能反应，这一天之前，共产党早已杀人如麻；这一天之后，共产党继续快刀斩乱麻。诗人简政珍在《我们的影子》中写道：“我们被放在一个色彩过重的山河裡／历史在战车的履带下成形／我们用血水／酱泡老人痴呆症的时代／在挥扬的旗帜下／质问身世。”在这个意义上，哪一天，又不是六四呢？哪一个日子，又不会因爲“敏感”而被“和谐”？
那一天晚上，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迄今为止依然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那一天晚上，更多人的生命断裂成截然不同的两半，前者没有意识到被奴役的处境，后者拒绝继续奴隶的命运，香港诗人廖伟棠在《寄自北京：六月四日晨歌》中写道：“如果我是早晨，我需要进入黑夜。／如果我是热风，卷起碎石，我将砸破自己的头骨。／如果我是死者，我的骨灰将在水泥深处飞扬、闪烁。”从此以后，“倖存者”就成为不能回避的第一身份——刘晓波每年的这一天都要爲六四写一首诗歌，即便在没有纸和笔的狱中，也要把诗歌镌刻在心中。
那些不屈不挠地爲六四死难者守望的人，要么流亡异国他乡，要么出入大小监狱，要么在沉默中把牙关咬出了血。经历过八九学运的诗人师涛，后来在湖南的某媒体任职，投书海外媒体揭露中宣部封杀六四消息的命令，而被以“洩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入狱八年。入狱前，师涛写过一首题为《六月》的诗歌：“所有的日子／都绕不过‘六月’／ 六月，我的心脏死了／我的诗歌死了／我的恋人／也死在浪漫的血泊裡／／六月，烈日烧开皮肤／露出伤口的真相／六月，鱼儿离开血红的海水／游向另一处冬眠之地／六月，大地变形、河流无声／成堆的信札已无法送到死者手中。”师涛并不爲这八年的苦役和折磨而感到后悔，反之，他认为这是一场迟到的牢狱之灾——在六四的那一年，自己早该就是一名光荣的囚徒。
天安门广场，那个暴力肆虐的地方
时间定格在六月四日那天，地点则定格在天安门广场。那不是人民的广场，而是独裁者的广场。
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座显示其权柄的广场，毛泽东要把天安门广场修建得比“老大哥”斯大林的红场更宏大，这个愿望毫不费力的实现了。紫禁城裡深居简出的皇帝们，从未在如此宽广的地方接见他们的子民；即便是在纳粹党代会上得到万人拥戴的希特勒，在令数百万学生如醉如痴的毛泽东面前都黯然失色。
近代以来，欧美各民主国家的广场，是开放、自由的，是各种团体举办多姿多彩活动的场所，也是市民休憩及公开发表言论的地方。但是，正如历史学者洪长泰指出的那样，天安门广场与西方广场不同，它明显是政治广场，要爲中共共产党服务，“天安门广场是官方控制的，封闭的，要服从单一政治思想的，气氛是严肃的，是一处强调纪念意义的地方。”
毛泽东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权谋大师，天安门广场是其对人民实施催眠的最佳场所。不过，毛没有在广场上演出杀人的曲目，这不符合他的暴力美学。而标榜“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因为缺乏足够的领袖魅力，对羊群胡萝卜和大棒併用。当人民发现仅有胡萝卜是不够的，还要寻求公义和自由的时候，邓小平就不惜翻脸，祭出了让人血肉横飞的坦克和机枪。
从此以后，广场就是一块被鲜血渗透的土地，四川诗人周伦佑在《厌铁的心情》中写道：“在火焰中，广场突然变得很小／被巨大的热情举起来／又从很高的地方跌落／光芒的碎片把目击者变成瞎子。”诗人徐敬亚的长诗《纪元》，在当时曾经排好版准备印刷，又被强令撤稿，直至二十五年后，才如同出土文物一样，在这本诗集中与读者相会。作为刘晓波的同窗好友，徐敬亚分享了那代人对六四刻骨铭心的记忆、愤怒与羞愧：“为甚麽这个国家的花圈裡／总是渗出鲜血／为甚麽这些脚不能自由走动／为甚麽总是孩子们／一辈辈走上街头，为甚麽／大人躲在后面偷偷观察。”
更年轻的余丛则希望穿越时间的河流，重新在广场的中央举起自由的旗帜，他在《广场》中写道：“多年来，我是孤独的／更多的人与我形同陌路／是的，黑压压人群／我未能指认出你们中的谁／／多年来，我自尊尚在／软弱的人群也是有力量的／是的，当你们散去／我还坚定站在广场中央。”总有一天，广场将如同一九八九的五月，从独裁者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怀抱裡；总有一天，广场将变成悼念与狂欢之地，爲死难者招魂，也让更多的孩子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最大的广场，却不是唯一的广场。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广场，扮演着与天安门广场相似的角色：炫燿权力、鱼肉百姓、泯灭个性、打造奴隶。诗人通常远离广场，除了广场发出召唤的时刻。在这个诗人与广场对峙的时代，鸿鸿敏锐地指出：“广场无处不在，而这些诗人的清醒声音，正是照亮当今与未来的希望之光，也是文学必须挺身而出，填补淹埋了的历史的有力证明。”诗歌理应承担此种崇高的使命。这些爲广场上消逝的生命而写的诗歌，终将在广场上被人们大声朗诵。
孩子与未来，以及我们的自由
那么多孩子在太阳升起之前死去，死不瞑目。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兄妹，是我们的儿女。杀害孩子，意味着消灭对未来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杀害孩子的恶行都应受到谴责、受到惩罚。然而，六四屠杀二十五年以来，屠夫仍然高高在上、道貌岸然，更多的官僚、商贾和御用文人爲屠杀辩护，江泽民、温家宝、马云、孔庆东们，像走马灯式地一一登场。他们说，如果没有那一天的“果断处理”，就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即便牺牲一个无辜者的生命就可以获取世界大同的目标，他也不会同意。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神圣而独特的。你既然可以杀死一个人，那么，还有什么罪恶是你不能做出来的呢？
许多的诗歌都与孩子有关，或者说，是爲孩子而写。亢霖写道：“从戴红领巾的孩子／到不吃饭的孩子／透过泪水，／你看见广场上开满了鲜花。”这裡，“戴红领巾的孩子”和“不吃饭的孩子”构成了奴隶和自由人互相对峙的两极，而鲜花更是成为抵抗坦克和机枪的唯一武器，诗人所梦想的广场上开满鲜花的场景终将出现。
宋琳写道：“归来吧孩子，异乡不可久留，／荣誉和知识都不可寄託。／快快启程呀，作为我的回声归来！／我手中的艾草将为你驱邪辟害，／南山的涧水已照亮你家的门楣。”可是，离开的孩子永远不能回来了，母亲亲手包的粽子，孩子再也尝不到了，孩子们跟屈原在一起，在水中，享受永恆的安宁。
萧冬写道：“我在对你的怀念中／一天天成人／一直大到／能把你的年龄叫做孩子／一直大到／我的孩子和你当年一样高大。”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孩子们所献身的追求自由的事业，谁也挡不住。从天安门到太阳花，从王丹到黄之锋，我们并没有失去这场战争。
严力写道：“悲哀也该成人了／一拖就是多少年啊／那时候的死亡也长大了／大到悼词也能生儿育女了／一部分留在那年的我也长大了／儘管长成了一个被拦截的网址／但学会了翻牆翻栅栏／翻阅历史的沉冤。”没有人能歪曲全部的历史，所有的血迹和泪水都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些年来，在台湾、香港和北美，我遇到过不计其数的追寻真相的年轻学子，六四是他们啓蒙的催化剂。可见，中共当局让六四“被遗忘”的企图不可能成功。
六四是一块烙铁，在当代中国诗人的心头留下了痛楚的印记。六四之后不久，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桉件，就让十多名四川籍诗人锒铛入狱。诗人在骨子裡最接近孩子，因而对孩子的死亡念兹在兹。诗人是拼命捍卫自由的一类人，诗歌是最难被驯化的一种文体。孟浪将写作“六四”主题的诗人归入“创伤性压力症候群”，对这群人而言，写作是自我疗伤、自我拯救、自我超越。这本诗集再次确认了我此前的一种直觉：诗人与六四之间的关係，比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新闻记者更加密切；因此，关于六四的诗歌的数量与质量，大大优于小说、散文、戏剧和新闻报道。
当然，平心而论，由于精神向度和宗教情怀的薄弱，在书写六四的当代汉语诗歌中，还没有出现如同德国诗人保罗•策兰书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诗歌那样的杰作。即便如此，这本诗集展示了当代汉语诗歌直面极权主义灾难时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是对二十五年的“地下写作”的一次彙总，必将啓发更年轻的一代诗人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探索，也将成为未来的六四博物馆中一份不可或缺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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