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学潮和民主运动的回忆
—以此纪念“六四”

顽强战士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高潮，在高校当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学生要求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其中，我所在的大学，是爆发全中国上下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的地方之一，那一次一次争取民主自由的游行示威，我多数是全程的参加者，也是喊民主自由等等口号最积极和最响亮的人当中的一员。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和民主运动的全国性的大事件的导火线就是胡耀邦逝世。胡耀邦是四月中旬逝世的，此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起初，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和哀悼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中共最开明和最有才识的领导人之一，胡耀邦在中共走向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可能性的道路上面是站在相对比较激进的和开明开放的一面的，深受大学生们的喜欢和爱戴，在大学生们当中，有着非常高的威望和影响力。而游行示威本身也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诉求的最直接和最真实的方式，所以，学生游行示威多半就是为了纪念和哀悼胡耀邦的。当然，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总书记了，而是一个普通的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而已。一开始，还是非常小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口号主要在反官倒、反腐败以及要求民主自由与人权这样的范畴之内，对于政府还是比较亲和的，打倒这样刺激的口号。实际上这就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潮。但是，这样的学潮越来越汹涌和澎湃。首先，学校里面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大字报上面的思想和言论越来越丰富，从一开始比较单纯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和诉求逐步转变为非常明确的和非常全面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诉求。可以认为，从原来的单纯的学潮的思想和言论转变为全面性、系统性和有目的性的民主运动的思想和言论上面，实际上，学校里面的大字报就是学生游行示威的思想动员令和指导思想。因为整个中国，在当时，国家和学校的一切所谓的官方媒体还是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整个共产党以及共青团这样的组织，还是相对反对学生的大字报写作、张贴以及具体的游行示威的，虽然，学校领导中间，对于学生的大字报的写作和张贴以及游行示威有着暧昧甚至支持的也大有人在的。其次，游行示威的规模和口号也随着学潮的进展而发生巨大的和质的变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相对就越来越完整和全面，而打倒字眼的口号在后来也是越来越多了，这样大规模的学潮实际上就为比较完成意义的民主运动所取代。因为从整个学校甚至全上海的乃至全中国的许许多多高校，大字报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具体的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游行示威的规模和次数以及游行示威当中的口号和诉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以及具体的内容诉求已经相当完整和完善，目标和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基础的新的中国。再其次，张贴大字报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群超出大学生范围，许多中学生和工人也介入其中，他们的诉求当然是以大学生的诉求为诉求的。这样，全上海和全中国的高校以及一些中学与其他单位都介入到大学生为主体的游行示威当中，完全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而不是大规模的学潮，因为具体的政治纲领也是非常明显，即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完全诉求。

当然，学潮的发生以及规模的扩大直到民主运动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单纯而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面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这其中，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前中共总书记的作用还是非同小可的。在当时，即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还是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在民主和法治方面远远没有现在的成熟，社会的开放度以及人们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等等，远远不如现在。要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诞生如此大规模的学潮，进而演变成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需要有中共当局的实质的容忍和默许，这其中，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默许、容忍、支持和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其一，胡耀邦的解放思想与政治改革的作用非同小可，这是大规模的学潮的发生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形成的思想基础，只有经过胡耀邦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洗礼，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胡耀邦保护和支持之下的一些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先行者，如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等科学家、学者、作家，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实际上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胡耀邦总书记虽然作为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的，对于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一党专政的根本性的弊端和罪恶也是非常深刻地认识到的。而与此同时，胡耀邦虽然作为坚持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不但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这一套有着较大程度的容忍甚至亲和，这在他提倡思想解放和保护与纵容自由化分子的具体作为上面可以看出来，甚至胡耀邦不惜牺牲个人的政治前途而做这一些，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就是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作出具体的重大的贡献的反映，因为他是因为反对自由化不力，其实质就是纵容和支持民主自由与人权相对有力，解放思想和政治改革相对得力，才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其二，赵紫阳的政治宽容和经济改革的作用也是非同小可的。一方面，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以后，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路线，并没有人走茶凉，对于胡耀邦倡导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赵紫阳不但没有否定，反而有进一步的举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河殇》这部政治宣传电视剧的大张旗鼓的播放，这部政治宣传电视剧是相对开放和进步的电视剧，其中，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有着内在的契合，是完全有利于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这为以后的大规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为诉求的学潮的发生以及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形成做了思想上的动员。在当时，赵紫阳对于大学生的学潮采用的是相对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后来学潮演变为民主运动的过程中，赵紫阳实质上还是相对比较纵容和支持的。在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还是严格甚至严密地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全国上下的高校大致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形成大规模的学潮并且转变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没有赵紫阳这样的中共最高层的支持和默许，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为民主运动受到邓小平的镇压和最终失败以后赵紫阳受到的中共的严厉惩处证实，当然，像胡耀邦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延续下来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头面人物方励之等等以及八九年新成长起来的学潮和民主运动领袖人物刘小波和王丹等等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大规模的学潮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的领头羊。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大规模学潮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的主体就是大学生，尤其是一些名校的大学生。在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规模，高等教育还是远远没有普及，能够上大学的多半是凤毛麟角，在当时，大学的毛升学率相当低，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当然，大规模的学潮的爆发和最终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的形成，有着中共当局对大学生的看法的尊重甚至对大学生的一定程度上的关爱和保护的结果。当时的大学生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当时的大学生是中国人口中间的优秀分子的代表，不但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活跃进步。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基本理念在大学生群体中间最先扎根，大学生实际上就是开当时的时代的先河，中共当局，尤其是胡耀邦等人倡导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在大学生中最先最快得到共鸣，同时，大学生群体也是深知中共历史，尤其是深知中共极左的罪恶历史，深知中共一党专政的根本性和罪恶性的弊端，大学生不但是知识群体，而且还是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扎根的敏锐主体。大规模学潮和全国性民主运动在这样的大学生群体当中，是一触即发，而且一发而会令中共当局不可收拾。另外，中国的大学生都是在中共当局非常强调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中共当局的爱国多半要以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甚至要以爱党作为并列甚至先决条件的。但是，大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报国精神却是全中国人群中最出色的之一，大学生为民族、为国家请命求进求变得精神比任何人都要炽热。一开始，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虽然也是有着对共产党的不满和反对，即使是高喊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西方式政治制度诉求的口号的同时，但是对于共产党的热爱和对于国家的热爱也是非常普遍和非常明显的。大学生们的爱国日月可鉴，不掺任何的水分。同时，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单纯和幼稚着实是最大的缺陷，而且在许多人的眼里还是非常可叹可笑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在当时的中国还只是在大学生等知识人群中才基本得到认知，而实质认可的更少，就全中国而言，尚在启蒙和幼稚阶段。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实质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一套西方式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群众基础，连上层也是在思想准备层面，一下子落实，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只是具体的技术层面的情况。而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利益层面，民主自由和人权这西方的一套在当时的中国是有着非常大的阻力和非常大的难度的，这一切为邓小平的残酷的军事镇压所证实。当然，要实行民主自由和人权，则必须让共产党在一定时间内放弃政权，这一点，从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前前后后的历史来看，是非常困难的，是需要有很长的时间的，是需要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努力的，是需要全体中国人不懈奋斗的，是需要有巨大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而沉重的付出与代价的。从一九八九年的大规模的学潮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来看，大学生最终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群体，当然，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当局镇压的结果。

一九八九年的大规模的学潮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中，我自己仅仅是一位上海的一所二流名牌大学的自发参加者，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领头者，连一般的组织性活动也没有参加，任何自发的或者有计划的学生组织都没有参加，可以认为，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自发参加者。但是，与一般的同学不一样，我却惊天动地地早早地喊出了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共产党的激烈的极端口号，这是一般的大学生，包括那些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以及绝食参加者所没有的，这是我在一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口号以外的事情，也是超越一般的打倒政府和打倒李鹏以外的事情，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特别的忌恨，还以为我对邓小平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受到中共当局的最严厉的镇压。其实这是误会，我对邓小平和共产党的态度，与一般的大学生的差距不是特别大。只不过，这与我的特殊情况有关，为此，我稀里糊涂地受到中共当局的缓刑形式的终身监禁的严厉处罚，终身不得婚育，实际上也是终身不得工作，而且长期在精神疾患严重的日子之下过日子，连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也没有，但是，还是比北京受到枪杀的那一些大学生好一些，我有一条不太完整的命，他们却说付出年轻的生命的沉重代价。我在学龄前儿童以前，因为受到母亲的打骂，曾经有过巨大的精神创伤，有着严重的精神疾患的潜在隐患，不过在整个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相对感觉不出，学业依然异常的优异，这对于我这样一个地主的孙子以及父母亲都是半文盲文盲的农民而言，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但是，在我上高中开始，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当局就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和残酷迫害，我学龄前留下的精神疾患隐患开始发酵，精神疾患实际上非常严重，到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前夕，我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差的，实际上就是政治性的人格分裂相当严重。学潮开始之时，我只是对社会和对学校有所不满，对自己的处境也是相当不满，而且自己也是十分严格地要求克制，还记得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但是，随着学潮的深入和逐渐演变为民主运动以后，就顾不得了，完全失控了，而且有一个理念，什么能够有利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实现，就喊什么口号，这样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就喊出来了，而且喊得多，喊得响亮。当然，现在想来，这实际上就是幼稚和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没有想到具体的后果，根本不可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且根本也不知道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只是一味地认为这样是爱国和爱民族。而且，我当时的精神状况的确非常差，因为喊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以后，马上就忘记了，以为自己没有事情，其实中共当局却盯得很紧，事事在案，一直有条不紊地在对我进行秋后算账，我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边与精神疾患作斗争，边读我的博士学位。直到前几年，我的精神疾患好了许多，我才意识到我是受到中共当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缓刑形式的终身监禁，最主要的镇压我的措施就是禁止婚育和禁止工作，但是可以读书，也可以有限恋爱，但是长期的精神疾患不得治疗，甚至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治疗，不但我自己没有钱，而且我的亲友也是没有有大钱的，实际上我就是无依无靠的农家子弟。

一九八九年的大规模学潮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最终以邓小平和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而失败，虽然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仅仅在北京，但是其实际的影响则在全中国。邓小平作为当是中共当局的最高领导，他无论如何要为大规模的学潮和民主运动的所有负面影响负责，不但是学潮和民主运动本身，而且也是此后的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和秋后算账，邓小平均是最主要的责任人。

2017.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