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子 明
——又逢六四，怀念子明

黎 鸣

    我与子明相识大约在上个世纪的１９７９年。当时，我从认识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当编辑的闵琦开始，一连串认识了王军涛、陈子明、李盛平、胡平、吕嘉明、吕朴，等等一大群新朋友，这些人们全都是西单“民主墙”和“四五”运动的弄潮儿，我更称他们为当代英雄。其中的子明以“四五”事件报导中的“小平头”著名。

    １９８１年底，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搞社会控制论研究，这实际上是按照了我的意愿。如果仅根据我原来的专业，我本该被分配到理工科的大学院校或研究单位去工作。但我赶了一个时髦，想在中国首创“社会控制论”的研究，我曾去找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著名所长费孝通先生，征得了他的同意。我的这一“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军涛、子明他们联上了，他们是要求改造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方式，我则是想要利用控制论的理论来研究控制中国社会的科学方式。真是一拍即合，后来就都成为了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这些朋友全都是有思想，有抱负，有干才的人物，其中比较突出的我还是更看好军涛与子明。说一句中国传统戏文中的老话，在我心里，他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我看好这两位，将来一定能成事。后来的结果，确实如此，虽然没有成为“能臣”，但却已然惊动了中国，乃至世界；虽然加在他们身上的名称，已不是什么“枭雄”，而是“黑手”。

    我总觉得事情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里显然产生了巨大的错位。问题在哪里？我认为，问题的根，出在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说理，理不顺，则气必结。说他们是“黑手”，那是过于夸大了他们对于广场静坐学生们的作用，真正后面起作用的，与其说是某些人，不如更应该说是某种形势。当局实在找不到替罪羊，姑且加之。其实，当时的情形，并不是任何个人可能左右的。如果说一定能够有人可以左右，那也只能是当局之中的真有理性者可以当之。可惜，在当时中共的当局，缺少这一环节中的人物。最后，只能成为巨大的历史遗憾而诉诸了惊骇天下的暴力。

    子明的干才是非常显在的，在我看来，他既是摇羽毛扇的，也是能最后拿主意的。与诸葛亮或有一比。事必躬亲，处事缜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我所知，他所领头干的许多事情，确实后来均有可圈可点。不妨列举几宗：１９７６年“四五”事件的情形，我只是听说；后来我能亲身感受到的，即如１９８０年的参与地区人民代表的竞选，子明是成功了的；１９８４年开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马到成功；１９８５年筹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和北京金融财贸函授学院，大获成功，短短几年，收编的学员居然高达２３万之众，其规模足以称为中国民办大学、学院之最；１９８６年成立民办研究所，组建民间智库，成果斐然，后面专谈。１９８８年接下《经济学周报》，在一个从来就不曾具有过“新闻自由”的中国，竟然能够终于走到这一步，由一个民办研究所来经理一份报纸，在我看来，这确实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奇迹了，或许，正是因此，他的“事业”也终于走到“头”了，这是后话。

    我之所以参与到大家共同的“事业”中来，正就在他的组建“民间智库”的构想，成立民间的研究机构。大概是办公司、搞函授，赚了不少钱，钱多固然是好事，但有时候也会有坏事，例如分分合合之类。当时按照形势建立了两个所，一个是以陈子明为头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另一个以李盛平为头的北京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研究所。子明是前者的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盛平是后者的所长，我是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不管如何，大家都还是多相照顾的兄弟所，后来共同合作做了相当多有意义的事情。

    与当时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民间智库和众多的丛书编委会相比，我们的两个研究所产生虽晚，但雄、健、刚、柔兼济，后来居上之势非常明显。由我们编选、组织出版的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二十世纪学者文库》、《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外国神话传说大辞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辞典》等等等等，不仅数量巨大，种类齐全，而且编选精当，影响日益增大，势头稳健。实际上可见，确实远非其他民间社团可比。

    更为出众的是，我们在仅仅的几年之中主办了许许多多北京，乃至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而且每一次会议都会有相应的媒体，例如《理论信息报》、《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以及后来自己的报纸《经济学周报》，等等来积极参与报道。下面不妨列举一些影响比较大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1986年7月27日举行，到会者百余人，在《理想信息报》等媒体具有相关报道。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专题讨论会》，1986年9月28日举行，到会者百余人，《光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报纸发表了会议综述。

    《共和国政治十年发展座谈会》，1986年10月6日举行，邀请有四十多位著名学者和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进行座谈。《光明日报》等均有报道和介绍。这次座谈会还促成了《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一书的编写和出版。

    《危机与危机意识座谈会》，1988年7月11日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和新知学园三者联合举办。约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参与座谈。

    《球籍问题报告会》，1988年8月23日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世界经济导报、新知学园共同举办，参会人员多达一百六十余人。这次大型报告会的文集由我编篡成《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书，后来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2月）。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1988年11月10日至13日，连续三日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来自全国约三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壮举。关键在于，它纯粹由民间举办。但是不能不看到，这其实也是一次“最后的晚餐”。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民间的中国人，想要再次经办如此全国性的学术盛会，怕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曾经者，我怀念那个难得的时代，自然也让我不能不怀念起相关的人来。子明，自然会在其中首当其冲。

    从我们研究所出来的人们，基本上都是好样的，一些人去了国外，另一些人仍然继续耕耘在中国，其中著名者屡现。这里不准备一一介绍，暂且从略。有兴趣者不妨去翻阅相关的历史资料。但可略举几位，王军涛，陈子明，这自不待说，他们作为“黑手”的事件已经进入了史册；前几年去世的邓正来先生，即曾在本所参与过编委会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当令的教授、博导孙立平先生，即是本所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还有刚去世不久的张显扬先生，作为著名的老学者也曾谦虚地甘居本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之位……。所有这些林林总总，认真地讲，全都与子明先生的毕生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里，绝对地不敢有任何地专美。

    正是因此，对于子明的早逝，我是非常伤心的。尤其，我比子明年长，真是有一种“天妒英才”的剧烈的痛感。说到“天妒英才”，有时候其实更是中国人的“人妒英才”呀。我就曾私下对朋友们说，如果“诺贝尔和平奖金”不是给予刘晓波，而是给予陈子明，我会认为意义大得多。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看到陈子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这既是实至名归，更是意义和价值百倍，甚至千倍、万倍的事情，而且我还相信，有可能子明不会死，或者至少会再晚些时候死。这是我的心里话，一呼我久积的胸臆，我并不想得罪其他人。对于刘晓波先生我决无恶意，只是我确实更看好子明而已。

    就个人而言，尤其说到学术，严格地讲，我与子明之间也绝对不是天衣无缝，而是或许还更针锋相对。最明显的一点即是：我坚决反孔、批孔、灭孔，视之为整个民族、国家的有毒历史传统之“根”，非挖掉，中国将不可能复兴；子明至少容孔，或甚至还跟着赞孔。这是我非常不以为然的事情。不仅子明，也包括已故的何家栋老先生，或许子明受何老的影响较大。他们依然把孔丘当作中国历史“道统”的主干，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苟同的事情，孔丘何来有“道”，更何来有“道统”？在我的心中，有道者，在中国，绝对就只能是老子，而根本就与孔丘及其儒家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早就该被中国人自己，被全人类抛弃了。

    观点是观点，交情是交情，尤其重要的是，共同奋斗努力目标的大方向的一致性：我们同都希望今后的中国，能够真正走向文明、幸福、强大。（2015,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