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

王誉虎

15、獄中傳揚韓東方

   臨時囚室沒有裝門，裡面只有七八個人，聽說其他有門的房間己人滿為患。除了我和同車抓來的小伙子，其他幾個人都蹲坐地上，垂頭喪氣一聲不吭。我己經從慌亂、沮喪、緊張中舒緩過來，調整了心態，準備從容應對。我對自己在這場動亂中的一言一行進行了快速梳理，做好了抗辯和據理力爭的準備——這種準備在被捕前就己多次梳理過。我對刑事訴訟法有所瞭解，對彭真領導的對刑法的修定和改革曾經給予關注。首先，我沒有所謂的打砸搶燒行為，暴亂之前已離京在廈門，與刑事犯罪不沾邊。其二，我傾力而為的是勸學生們無條件儘快撤離廣場，而不是相反，所以與製造、慫恿動亂無關。其三，我沒有所謂的反革命行為，只是公開支持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反對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雖有對錯之分，卻不違犯刑法，何況共產黨還稱趙紫陽為同志。其四，我確曾對學生鼓吹和平演變，鼓吹漸近式民主改革，但它並不觸犯刑律，據理抗辯的方略已成竹在胸！

   讓我隱隱感到憂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上千份自已編寫、自已複印的大號傳單！傳單上雖有抨擊鄧小平的短文，但短文中也肯定了鄧在胡、趙協助下對經濟改革的貢獻。按說，對個人的抨擊和不敬不觸犯刑律，但問題是有法他們會不會依！再有，就是轉載了香港媒體的幾篇報導和評論，輕微觸犯了當時的刑律！幸虧早有防範，未署名姓，也沒向學生說明。

   此時我不但完全恢復了鎮靜，而且一種維護正義的衝動油然而生。我準備在有理、有利、有節為自已辯護的同時去伸張正義！心中有底了，神情便泰然自若。我走到門口，主動與負責看守的士兵搭訕：“小伙子，你們是38軍的還是27軍的？”

   頭頂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出乎意料地回答：“我們執行任務時是混合編制，不像謠傳的那樣。”

   “你們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你們知道嗎，學生和老百姓反腐敗、反官倒、反特權，並不反對解放軍。”

   這個像學生兵的士兵不再作聲。

   我剛要再說話，便被同車被抓的小伙子一把拽到裡面，壓低嗓門聲色俱厲地說：“你不要命了！你膽子也忒大了！”然後又說：“你肯定在外地不在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情況，他們都殺紅眼了，打你個半死算便宜！”

   傾刻間兩個陌生人的距離拉近了，互相敞開了心扉……

   約摸過了半小時，我被點名帶到過道中一個陳設簡單的房間。內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只有一個三十歲左右身穿茄克衫的預審員。

   “來，請坐！”預審員讓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並從暖瓶往紙杯裡倒滿了開水，說了聲：“渴了就喝水。吸煙嗎？”

   “吸。”我探身接過香煙，順勢用桌上的打火機點燃。

   預審員打開卷宗，拿起筆例行公事地問了一番之後轉入正題：“9006070的手提電話是誰的？”

   “我的。”

   “怎麼跑到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手裡的？”

   “我借給他們以便他們動員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高自聯頭頭們用你的電話與美國、香港進行通話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給學生們捐款了嗎？”

   “捐了。”

   “捐了多少？捐了幾次？”

   “記不清了，好像兩萬元左右。”

   “捐款目的是什麼？”

   “一是同情同學，二是資助他們撤離廣場用。”

   “你把夏利轎車借給非法組織高自聯頭頭們用了嗎？”

   “我把夏利借給學生組織動員撤離天安門廣場用了。”

   “你宣傳趙紫陽是黨內改革派，李鵬是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要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是這樣嗎？”

   “是這樣！”

   “你給學生分發的傳單是你寫的嗎？”

   “不是。”

   “那麼傳單哪兒來的？”

   “人家給的！”

   “誰給的？什麼內容？”

   “不認識這個人。內容大概就是反官倒、反腐敗、反對李鵬什麼的。其他記不清了。”

   訊問很快便收場了。我在訊問筆錄上簽字劃押。

   預審員起身準備送我回囚室時冒出一句話：“你的問題不算嚴重，但是態度務必要端正。”話鋒一轉，壓低聲音：“該說的說，不該說的死也不能說！”

與預審員目光對視的刹那，我心領神會，輕聲說句：“謝謝！”

   回到囚室，我又坦然了許多。

   出於好奇，也出於一種責任感，我希望儘量多地瞭解這一震撼世界的歷史事件。我與那位同車來的小伙子靠坐在裡面牆角的水泥地上攀談起來。

   這小伙子是工人，參加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月三號和四號參加了堵截戒嚴部隊的行動，親眼目睹了大兵槍殺學生、市民的血腥場面。六月五日，他誤信某軍倒戈的流言，萌發了武裝抗爭的打算，於是揀了一枝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衝鋒槍藏到家中。六月九日，小伙子發覺大勢已去，抗爭無望，便於當夜用上衣把衝鋒槍包好扔到了河裡。由於嘴不嚴走露了風聲，被抓了進來。他信誓旦旦地說，很多武器是戒嚴部隊有預謀故意丟棄的，有的軍車也是戒嚴部隊故意丟棄的，還有的軍車是穿便衣的大兵自已燒的，然後嫁禍於老百姓。穿便衣的大兵，北京人一眼就能認出來，被燒的軍車都是又舊又破快報廢的！

   我聽後並不奇怪，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人，這些與毛皇帝周旋過的人，個個老謀深算，加害人不講底線。相比而言，大學生們只不過是一群滿腔熱情、有勇無謀、稚嫩天真的娃娃而已！

   深夜兩點左右，我一人被帶上軍用吉普車，照例由荷槍實彈頭戴鋼盔的兩名士兵押解著，來到了雍和宮附近的炮局看守所。該所隸屬於北京公安二處，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夜深人靜，監獄大鐵門的開啟聲清晰刺耳。我被領到一間小屋，勒令我交出所有違禁品，包括手錶、錢幣、皮帶、手絹，然後搜身。值班警察當面清點錢物，開具收據交給我。我被帶出小屋面壁站立等候。為了不使西褲滑脫，我雙手交叉捂住下腹。近旁蹲著幾個面向牆壁的人，警察不時申斥幾聲。

   很顯然，我受到了優待，猶如剛被抓捕時坐在吉普車上一樣。

   大約過了五六分鐘，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獄警引領我走向關押區。電動鐵門開啟後，走進了燈光昏黃、寬敞的甬道。甬道是青灰色的水泥壁面，感覺有如地堡一樣堅實。我判斷監獄近似“非”字形，上下兩層。

   獄警帶我向左拐進第一條側甬道，兩邊是一間間鐵門牢房。獄警在第四間左側的牢房前停下，一大串鑰匙在死寂的空氣中嘩啦亂響，厚重的鐵門被打開了。

   獄警玩世不恭地用右手做出恣勢：“王總，請進吧！”

   我正欲進門，但遲疑一下又把伸出的腳收了回來。借助昏暗的燈光，室內地板上好像滿倉的魚——地面上躺滿了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身體。

  “他媽的，起來，起來！”獄警一邊粗暴地命令著，一邊用皮鞋踢踹著靠門口的幾個熟睡的囚徒。幾個囚徒不情願地側身蜷腿騰出兩巴掌大一小塊空地。

   “請吧，委屈您了！”獄警再次略帶揶揄地說。

   我用一隻腳擠了擠，才勉強有立足之地。牢門轟然關上，又是一陣上鎖的震響。

   牢內陣陣汗臭味，令我有些窒息，但很快臭味的惡感便被疲勞取代了。我無奈地蹲下身體，卻引來一陣騷動，招來幾句罵聲。很快一切又都沉寂了，有的只是陣陣鼾聲。在人肉堆的縫隙中蹲坐，我開始打量這間牢房。

略微長方的牢房有十六平米左右，厚重狹窄的鐵門上有一處可從外面開啟的監視孔。鐵門的上方有一個小小的換氣扇在輕聲轉動。後牆上方有一扇裝有鐵欄杆的緊閉的玻璃窗，約有四十公分見方。屋頂中央有一盞被鐵網罩住的低瓦數  燈泡散發著昏黃的燈光。前牆的右角落有一個水龍頭，下面是一個五十公分見方的水泥池。看來即可以飲用、盥洗又可以小便，應急時自然可以大便。牢內沒有鋪，全是可以席地而臥的地板。

   牆內牆外兩重天，十多小時之前還是車接車送、養尊處優、腰纏萬貫、氣指頤使的王總，此刻已是身陷囹圄的階下囚。生活猶如萬花筒，瞬息萬變！但是，此時我並沒有多少絕望、沮喪、痛苦和懊悔，更多的是親歷偉大歷史事件的好奇以及為正義做出犧牲的充實感！當然，對自己案情的把握也是我樂觀自信的重要原因。

   半蹲半坐了幾個小時，腿腳已經酸麻，總算熬到天亮，刺耳的鈴聲響了。囚徒們趕忙起身，依序在水池內匆匆洗漱、小便，然後面向鐵門排成四排，席地而坐。兩個大學生和一個駝背的小夥子主動與我搭訕，並把我安頓在最後靠牆的一排坐下。此時，一個緊靠後牆角的傢伙滿嘴不乾不淨地說：“嘿，他媽的還挺抱團，政治犯就是比他媽的我們這些小偷流氓強！”

   我側視了這傢伙一眼：三十多歲，瘦長，平頭，眼斜，嘴有些歪，流露著蠻橫、滿不在乎的神態，河北口音。這個傢伙有些特殊，一個人占了兩個人的地兒。大學生已給他起了外號叫斜眼兒。斜眼兒是綹竊犯，看守所的常客。

牢房關了二十四個人，超員一倍，政治犯與刑事犯混雜，刑事犯居多。依照監規，囚徒們不許說話閒聊，不得串通案情，不得橫躺豎臥。

   鐵門的監視孔突然打開了，換崗的獄警大吼一聲：“不許說話！”然後觀察了一會兒牢內，似乎在清點人數。

   非常時期，牢內沒設號長。斜眼兒喜歡出人頭地、發號施令，也就成為實際上的牢頭。這個未經任命授權的牢頭不知出於什麼緣故，對參與六.四暴亂的囚徒總是禮讓三分，對大學生和我始終是井水不犯河水。

   斜眼開始吆喝幾個囚徒打掃室內衛生，並示範如何“走板”——跪在地上用抹布左右大幅拖擦地板。然後把抹布甩給一個新來的小偷，一邊呵斥一邊催促指揮著，直到那新來的小偷走板的恣勢標準規範為止。

   甬道裡，一陣忙亂聲中混雜著牢門頻繁開啟聲。

   斜眼兒發號施令：“穿衣、備鞋，準備放茅！”

   號內一陣忙活，隨時準備起身放茅。

   牢門被打開，一個獄警把在門口，發出指令：“準備放茅！”

   約摸過了一兩分鐘，獄警發令：“放茅，快點！”

   我在人流的簇擁下左轉，直奔甬道盡頭的廁所。

   廁所是水泥蹲坑式，兩排，可同時蹲下三十多人，無遮無攔，一覽無餘。估計也就過了兩三分鐘，獄警便聲色俱厲地催逼著：“到時間了，快出來，快出來！”

   與我僅一坑之隔的斜眼兒不滿地嘟囔著：“這孫子！連脫褲子放屁的功夫都不夠！”

  “他媽的，你嘟囔什麼呢？”獄警站在廁所門口：“你又欠收拾了吧！”

   回到號裡我才知道，正常放茅時間是五分鐘。但因人而異，趕上心眼不好的獄警，就倒了楣了。按規定，每天還有二十分鐘的放風時間，可是據斜眼兒說，有兩個多月沒透過風了！

   九點多鐘時，甬道響起鐵門的開啟聲和桶勺的磕碰聲，開飯了。

   兩個暗黃色的窩頭，一碗清湯寡水的熬茄子。我自然沒有食慾，連嘗都未嘗一口，便把飯菜交給一個駝背青年處置。我摸了摸自已的將軍肚，寬慰自己：正是節食減肥的好機會。

   已經連續兩天未進食，到第三天開始饑腸轆轆了。暗黃色的窩頭和有些牙磣的熬小白菜吃起來也蠻有味道，真是饑餓是最好的調味品啊！

   星期日晚飯是白麵饅頭，豬肉熬白菜。雖曰豬肉，實際上主要是肉皮、囊包肉，還有一兩片肥肉。菜湯上的浮油不少，我吃得很有滋味，感覺格外香美。按規定每星期吃一次饅頭，可是後來每個月才吃到一二次。囚徒們編了個歇後語：炮局的饅頭——沒盼兒！

   己進入七月，盛夏的炎熱煎熬著牢內囚徒。後窗始終緊閉不開，牢門上方的小小換氣扇懶洋洋地發出低微的嗡嗡聲，悶熱、汗臭折磨著囚徒，疥瘡在囚徒間流行。人們已顧不上尊嚴，幾乎個個脫得精光。只有我和一個少言寡語而又靦腆的大學生穿著褲衩。全裸的人群給斜眼兒提供了猥瑣淫穢的談資笑料，牢內的氣氛由此略顯活躍，時而還有笑聲。

   據斜眼兒和其他幾個囚徒說，對面的牢房裡曾經關著著名笑星陳佩斯。聽說陳佩斯因為六.四時站在一個平板三輪車上發表演說被抓，後經其老爸與高層疏通，僅關押十多天就給放了。

   斜眼兒還欽佩地豎起大拇指說，某號牢，就在廁所對面，有個叫韓東方的爺們兒，那才是條漢子！就是不認罪，大喊大叫，絕食好幾天，所長親自出面說好話才甘休！那爺兒們的喊聲樓道裡都聽得清。

   駝背青年對我說：“韓東方真是條漢子。他說他是工人們選舉出來的頭頭，是受工人的託付為工人服務、為工人辦事的，只有功沒有罪！與工人階級對抗，鎮壓工人的才有罪！”

   韓東方，這個名字牢牢銘記在我的心中。

   有一天上午八點，獄警換班。牢門洞開，幾個獄警簇擁著看守所所長出現在門口：“誰叫王譽虎？”

   “我是。”我站立作答。

   所長年近五十，臉色黑紅，有些發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看了一輩子犯人，全是偷錢、搶錢、騙錢進來的，還沒見過捐錢進來的！還真有花錢買罪受的！”然後嘴裡自言自語地不知嘟囔著什麼，便調頭走了，牢門砰然關上。

進牢房的頭幾天，提審次數頻繁。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預審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背朝門，對面桌子後面是一位身材不高，約有三十七八歲的預審員，聽說是一個副科長，還有一位年青的女書記員負責筆錄。期間，有一兩位略顯發福、面相富態、身著便裝的人兩次來參加審訊。

   說來奇怪，我面對審訊總是高度興奮，從容應對。如果幾天不提審，也沒人搭理，反而寂寞難耐。

   我並不隱瞞自已的政治主張，只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有所收斂，對李鵬、王震堅持抨擊立場，對趙紫陽、胡耀邦的改革開放仍持肯定讚賞的態度。

   預審員問：“你把你的這些政治觀點、政治主張向學生宣傳灌輸，就是想影響學生，是嗎？”

   我毫不掩飾地回答：“是的。我就是想用我的觀點去影響學生！”

   我明白，預審員的這個提問是想把我定性為操縱學生的幕後黑手。但我並不介意，因為從刑法層面考量，我是無罪的。我不在意什麼路線，什麼對與錯，這些對我這個經商的人來說毫無意義，我只刻意把持著罪與非罪的界限。那份大號傳單的來龍去脈是我唯一的“軟肋”，我諱莫如深，編造了一套故事，並爛熟於心。每次提審這個向題，我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地回答。此外，就是遵循兩個宗旨：一是把敏感問題推脫給已外逃的人；二是對於不能確知己外逃的，凡涉及敏感問題則避而不談或避重就輕。比如與王丹見面的問題。

果不其然，傳單似乎是審問的重點。分發傳單有十多個學生在場，是賴不掉的。

   “那幾百份大號傳單是你寫的嗎？”預審員問。

   “不是！”

   “是你或你的公司印的嗎？”

   “不是！”

   “傳單哪來的？什麼內容？你要交待清楚！”

   “有一天中午，我去甘家口商場買東西，正好趕上有人吆喝著分發傳單，我就要了一遝。他又塞給我一遝，讓我散發。這個人戴鴨舌帽，戴幅眼鏡，自稱是社科院的。我也沒仔細看，好像是同情學生、抨擊李鵬什麼的，當天晚上我就轉交給學生了。”

   傳單問題被反復審問了十來次。爾後，不管白天審、晚上審還是深夜審，我幾乎一字不差地複述著。

   事後得知，我一被抓，妻子小李和小舅子向陽便立即對我在大都賓館的手提箱裡和辦公室內有違禁嫌疑的書報、傳單、錄影帶等進行了清理。次日，警察搜查了我的辦公室和住宿的賓館房間，一無所獲。因查無實據，傳單問題不了了之。

   通過幾次審訊，我揣摩著周永軍肯定己被捕。我對周永軍的印象很好，有頭腦，很謹慎，且又儒雅。周永軍確實沒有激進的言行，只不過是人民大會堂東門跪交請願書的三個青年學生中的一個，爾後任工自聯宣傳部長，完全同意我無條件撤離廣場的主張。對他我無需美言修飾，如實回答即可。

   審問的另一重點便是四通萬潤南主持召開有條件撤離廣場一事。既然萬潤南、曹務奇、崔銘山已順利出逃，罪過或責仼對他們來說已無所謂，關健是尚在任上的段永基是不能傷害的。我對段永基進行了誇大其詞地“美化”，還煞有介事地對段永基支持戒嚴和抨擊學生表示不滿！

   我尤其自感得意的是對向學生宣傳和平演變、宣傳改變現存政體和實現自由民主憲政應循序漸進所做的自我辯護。

   預審員問：“你是否煽動學生改變現存政治制度，聯合黨內改革派，進行漸進的和平演變？你是否向學生煽動中國應該漸進西化？”

   “這不是原話，但基本是這個意思。這些話並沒有錯，更不違法！”我坦然應對。

   “這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怎麼不違法？！”

   “我的主張符合鄧小平的理論，我想這總不能說鄧小平反對四項原則吧？！”我自信地反駁。

   “你是在狡辯吧？”預審員有些詫異。

   “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高層內部講話上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少堅持二十年！’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眾所周知，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是民主、人權和憲政！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張要進行漸近的政治改革，二十年之後可以不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不是現在。我對學生說的無非就是提前一點兒，意思一樣！”我暗中竊喜。

   “你這是小道消息吧？！”預審員詰問。

   “不是小道消息，是正道消息！”我鎮定自若地說：“六月二十六日《北京日報》的一篇社論披露的！就是今年的六月二十六！”

   預審員語塞，面露尷尬。

   自此之後直到釋放，儘管被提審了十多次，卻再沒有審問過這個問題！

15、“巧會”周勇軍

   捐款捐進了監獄，我在炮局獄警中近乎新聞人物，也因此得到了某些獄警的善待。在拘留所號外打掃衛生、幹零活兒是公認的肥差，既可活動筋骨散散心，也有機會抽煙解悶解心煩。這等美差經常交給我，而且幹零活打掃衛生往往流於形式，實際上大多是讓我偷閒散心和抽煙，有兩次在淋浴室還吃了西瓜和草莓。儘管獄警再三叮囑，煙只許抽，不許帶進號裡，我還是偷帶了幾次煙蒂進號。

   在號內，抽煙被嚴禁，抽煙是最奢侈的享受。號內沒有火柴、打火機，斜眼兒竟能用鞋底棉絮磨擦起火點煙。

   獄警班班長三十左右，人高馬大，濃眉大眼，面相富態。一天，班長值夜班，晚上九十點鐘，我被領到值班室。班長和另外兩個年青獄警切開一個西瓜，讓我隨意吃。獄警們談天說地，不時問我一些時政和改革開放問題，讓我發表一些看法，我坦言相告。我有自知之明，以眼下的身份，我只是被動作答，並注意把握分寸。約摸過了一個小時，班長說：“王老闆，我有一個政治迷語。你要是猜對了，我下次值夜班還請你吃西瓜。”

   “好吧，你說吧，我試試看。”

   “比基尼泳裝，打一政治術語。”班長狡黠地微笑著。

   我略加思索，然後答道：“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四人哄然大笑。

   班長說：“當老闆的腦子就是好使！好，下次值夜班一定還請你出來吃西瓜。”他看了看手錶說：“送王老闆回去吧，快查崗了。”

   不知什麼原因，班長此後並未兌現他的許諾。

   有一次，獄警A值班，像往常一樣，我被叫出牢房打掃衛生。獄警A安排我清潔獄警專用淋浴室，並把半包香煙和一個打火機交給了我，然後告誡我：“我一咳嗽，你就把煙掐掉裝著幹活。”

   我平時並不吸煙，但是兩種情況例外：一是激動興奮，二是壓抑苦悶。自從進了牢房，我嗜煙如命。關在牢內的人幾乎無一例外。

   此時我靠坐在長椅上，開始貪婪地過著煙癮。在大牢籠中能有這一小小天地，相對自由地翹著腿呑雲吐霧，倒也優哉遊哉。一切都是相對的，社會上自由自在的人們絕無如此閒情逸致！

   過了半個時辰，獄警A倚在浴室門口，與我低聲說了幾句話：“王老闆，你知道你的身價嗎？”

   “什麼身價？我又不是青樓女子。”

   “我告訴你吧，外面出十萬——只要能保你出去，開價十萬！”

   我聽後，並不奇怪，認為在情理之中，但內心還是感到溫暖和慰藉。對親人，尤其是對妻子的思念，縈繞著我的心。

   “可是現在是非常時期，誰也不敢沾邊，躲還躲不及、擇還擇不清呢！現在是人人都得過關呀！”

   A向甬道入口望了一眼，又說：“你要是刑事犯，哪怕是死刑，只要肯出錢走門子，也能變死緩、變無期、變有期，然後保外就醫！頂多囚個3、5年。可現在不行。我們頂多讓你少吃點苦，少受點兒罪，多抽幾根煙。”

   “多謝了，這我己經很感激你們了！”我本想許諾，卻又感到俗惡。我切實感受到了一種超脫塵俗的關切和同情，感受到了暗流湧動的人心向背。但我內心在承諾，一旦出獄，定要報答酬謝，於是問道：“你貴姓？”

   A笑了笑：“以後你就知道了，來日方長。”

   我從獄警A略有歉意的微笑中，感受到一種職業特有的警覺和防範。我能夠理解。據斜眼兒說，看守所年內己經抓了一個看守和一個預審員，都是裡勾外連行賄受賄。之所以東窗事發，全在於收錢不辦事或收了錢辦不成事。

A在囚徒中口碑好，每次放茅時間最少五分鐘，從不打人，也很少罵人。

   八月上旬一次放茅，是A值班，我從廁所裡出來時竟遇到正在甬道排隊等候的周勇軍。兩人喜出望外，寒暄問候了幾句。

   “不許說話！”A煞有介事地喝斥著，似乎在給別人聽，然後叫住我，低聲問：“你們是同案嗎？”

   “是。”我點頭答道。

   過幾天，又輪到A值班放茅。我被提前叫出去，手持掃帚，被安排在廁所附近打掃甬道衛生。這時，周勇軍所在牢房的二十多人奔向廁所。在廁所門口，A示意周勇軍停住蹲下。我心領神會地湊過去蹲在周勇軍旁邊急促地聊了起來。因為我與周勇軍之間並沒有觸犯刑律的隱情，所以雙方只用三言兩語便讓對方明白放心了。令周勇軍津津樂道的是，前些天公安局長和看守所長找他談話，說有東南亞的政要要探視他，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囑告誡周勇軍如何應答，並許諾周勇軍只要聽話，事後一定從寬處理。當東南亞某政要如期探視並詢問周勇軍時，周勇軍並未完全從命。公安局長自然不十分滿意。

   從周勇軍口中得知，炮局關押的政治犯，主要是工自聯的頭頭，以及與工自聯案情相關的人。

   約摸7、8分鐘過去了，A示意周勇軍如廁，示意我繼續打掃衛生。周勇軍全號二十多人在廁所蹲了十分多鐘。A舉重若輕、漫不經心地安排了這次晤面，事後沒有任何表示，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這使我再次回味起剛關進看守所那天深夜A的近似輕佻的幽默。A確實是一位有趣而又有幾分神秘的人。我非常喜歡他，立志出獄後結交這位朋友。

   出獄後，我曾委託小舅子向陽到炮局尋找A，由於不知姓名，又不便細說細問，所以心願未了，至今仍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