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全文完）

王誉虎

25、忍辱具結出獄，敢問路在何方

   一九九零年一月十一日，歷時二百三十天的《戒嚴令》宣告解除。恰在此時，對我的內查外調也結束了。近些天我接連做了幾個夢，夢裡離不開魚，尤其是大金魚。我打撲克時，兩次分牌竟都是一色全紅十二張。我打趣地宣佈：這是吉兆，要出獄了！

   中斷一個多月的提審又開始了，但這次提審的氣氛與往常截然不同。小蔡面帶笑容，說話也客氣多了。我認為這是好兆頭：內查外調的結果肯定吉多凶少。

   小蔡很坦率，開門見山地說：“你在廈門的口碑還不錯，能評勞模了，有些問題也澄清了。希望你端正態度，深刻反省自已的問題，對自己的錯誤有個正確的認識。”

   這次提審只有幾分鐘便結束了。

   回到號裡我對幾個老資格說：“凡事不論吉凶都有預兆，我所言不虛吧，我快成算命先生了。”

   我把今次提審的事告訴了大家。大家表示祝賀之後卻一反常態，沉悶、沮喪的氣氛籠罩著全號。只有副號長喜出望外，並開始寫便條托我帶給家人。

果不其然，過了兩天又提審時，小蔡把抬頭印有《具結悔過書》的兩張橫格公文紙交給我。

   回到號裡我開始思考，究竟如何寫才恰到好處？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葉挺將軍的詩：“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具結悔過書》五個字明顯帶有侮辱的性質。不管你有多麼崇高的理念，正義也好，真理也罷，要想自由，都要彎腰向強權和邪惡低頭。

   從法律層面講，我無罪之身被關押了七個多月，理應獲得賠償和道歉，具結悔過的應該是執法機關！但現實卻截然相反。這或許就是民主與專制的區別！

我前思後想反復權衡，自已不是知名人士，也不是職業革命家，為了那早已被當代人淡忘的名節來把牢底坐穿實不足取。可是為出獄自輕自賤，俯首貼耳奉迎強權邪惡，又不心甘。於是，我決定採取折衷方案，在《具結悔過書》上寫道：自己犯了錯誤，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向學生宣揚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自己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自已的言行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云云。

   第二天，我把《具結悔過書》上交。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下文，沒有動靜。難道還要在牢裡過春節？我有些氣餒和疑惑，對自已的執拗有些後悔：肯定是因為我不思悔過，才繼續關押我。看來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

   牢門打開了，小蔡的身影出現了，我心中暗喜。

   他把我帶到審訊室，揮動著那張《具結悔過書》，開門見山地喊到：“你小子來花招是吧？！你寫什麼你心裡明白，別人也看的明白！你不想出去了？你昏了頭了？！”小蔡邊喊邊又拿出一張空白的《具結悔過書》，說道：“拿去重寫！記住，要把握機會，想明白了再寫！這利害得失你可要三思！”

   我感覺到蔡預審那聲色俱厲的申斥中夾雜著惋惜和善意，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味道。

   春節將至，對親人的思念和對自由的渴望折磨著我。為此，我決定再退一步，對“錯誤”的認識加深了，對政府的寬大表示了感謝，但堅持了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表述。因為這一表述從哪個層面講都是無法撼動、無法否定的真理。讓時間、讓歷史去評判功過是非吧！

   《具結悔過書》再次上交的次日下午，牢門怱然打開了，張管教站在門外命令道：“王譽虎，把你的東西收拾好，調號！”

   在張管教的監視指引下，由一名犯人幫助拿東西，我搬到了甬道盡頭的D牢房。這是警方防止在押人員與外界通風報信採取的慣常舉措。

   獲釋已指日可待了，我心裡洋溢著喜悅。

   果不其然，兩天之後我被釋放了。獄警拒絕了我把被褥衣物轉交給T號難友的請求，我只好不大情願地留給了還不熟識的D號，被褥裡還藏有關東煙。

在看守所大門口，妻子坐著轎車來接我。離去之前，妻子替我交納了關押期間的食宿費和糧票——這又一次讓我聯想起毛時代向死刑犯家屬索要行刑的子彈費！

   出獄後的第二天，我來到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代經理蘭敏沮喪地告訴我，前幾天接到工商局的通知，北京華成托運服務公司被取締，並已見報；聽銀行說還要罰款五十八萬，幸虧帳戶內沒有幾個錢，罰款的事便不了了之。

   又過了兩天，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朋友找到我，告訴我一條內部消息：市委書記李錫銘口頭指示，要儘快取締我在中關村的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可能由於這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我哥哥王六橋，所以才僥倖存留至今。

我確信消息屬實，便當機立斷通知哥哥六橋：馬上把公司帳內資金全部轉到廈門公司，把所有值錢的設施、商品迅速轉移或削價處理！

   關閉了北京京元科學儀器公司，也就放棄了我在科技開發和工貿領域施展拳腳的抱負，哥哥近兩年的心血也隨之付諸東流。六橋近兩年苦心網路了一批北大同學，他們在科技領域有的官至局長、所長，有的是關鍵部門的掌門人。這些知識份子、技術官員與毛局長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把科技轉化為生產力，把科技引向市場，希望在商海一展身手。但是這一切皆因我涉足六四全成泡影。

   因時間倉促，以及兩處房主的刁難，公司預付的房租款分文未退，加上裝修、改建、擴建費用和廉價處理汽車、電腦等有形資產，兩個公司直接經濟損失五六十萬元。被沒收被展覽的汽車、手機、電腦、影印機、打字機等，至今未還，其損失也有近二十萬元。法律規定，被查收或沒收的財物，半年之內必須要麼退還，要麼依法開具沒收證。但是，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儘管多次、多管道上訴，迄未收到他們依法開具的沒收證，更沒有得到退還。

   我快刀斬亂麻，不到半個月，基本結束了兩個公司的關閉事宜。

   在撤離北京前往廈門之前，我抽出半天時間，在鍾海昆的帶領下，前往已逃亡美國的曹務奇家，看望了曹的妻子和幼子，並留下二千元慰問金。爾後，當局准許萬潤南的妻子和曹務奇的妻小出國團聚。相比毛時代，這應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的汽車、手機等在軍事博物館曝光展覽後，我的岳父（解放前的地下黨）督促我的妻子暫時躲避起來。這段時間，由於群龍無首，我在廈門的公司，尤其是效益最好的廈門京元金屬加工聯合公司，完全失控，造成了驚人的損失。

   我元氣大傷。與此同時，我對國內經濟形勢也做出了悲觀、錯誤的判斷。

   一九九二年底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時，我的經營重心已遷移到國外。我先後到了美屬塞班島、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和俄羅斯。在異國他鄉，我經歷了商海浮沉，錯失了在國內重振旗鼓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