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
——“六四”十六周年忌日特别祭文
赵昕
一、有些事绝不能遗忘 有些事绝不能遗忘，有些话不得不说。可是在这样一个功利追星、娱乐至死的世代，太 多不该遗忘的事情被遗忘，太多应该说的话没人说，太多的伤痛留在了这些本来绝不该被自 由阳光遗忘的受难者心头——即使他们是那样的高尚善良，即使他们遭受了太多的迫害和苦 难，即使他们正是为了苟活至今的我们才挺身而出的！ 十六年前的今天，北京(也包括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良心人士，包括市民、工人、干部、 学生，为了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血腥屠杀无辜学生和知识份子，甚至还怀着对人民子弟兵及共 产党的善良幻想，自发地赶赴各个交通要道，企图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手无寸铁地劝阻戒 严部队入城屠杀——结果不言而喻，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不瞑目地倒在了侩子手的枪口下，至 死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成为了“六四死难者”；另一部分人受伤致残，侥幸留下一条活命， 这么多年来一直艰难而屈辱地活着，成为“六四伤残者”，如齐志勇、方圆、庞梅青、黄林、 张斌；还有很多人侥幸逃离屠杀现场，却在“秋后算帐”和举报中，无端成为“反革命六四 暴徒”，纷纷被抓进各地监狱重判快判，刑期或长或短，有期、无期、死缓，甚至被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成为“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更加悲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十六年来， 这最少达六、七百人以上的“六四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彻底 地，被自由世界的我们，遗忘贻尽。 二、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 在这些被自由阳光遗忘的“六四暴徒”中，有笔者亲自接触过的，和根据多年的访谈记 录下来的，残缺不全的案例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刚、许敬、史虹挥等学生，他们仅仅是因为把市民捡来的枪支展览后， 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就被诬告为“反革命暴徒”，打入铁牢：赵刚被判刑五年，江苏高考 状元许敬被判刑十年，史虹挥被关了一年后释放。目前，赵刚和史虹挥都在北京生活，许敬 在江苏服刑后，现况不详； 北京一个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齐辉，“六四”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正好与我在204号 楼19监号一起关过两个月时间。因为是“六四暴徒”，长时间被戴着十几斤的大号脚镣。据 齐辉在秦城监狱时跟我讲，他在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途中时，还被戒严部队战士从军车上拖到 野地里，毒打之后又浇上汽油准备活活烧死他，幸而他极力苦苦哀求，加上又有人来了，才 免得一死。调整监号后，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只是听说齐辉又被转监狱了； 孙传恒、刘子厚、胡忠喜、李宝芹、侯军，被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重刑， 当时判这种罪名的人并不多见。孙传恒是“工自联”骨干，被判最重，无期徒刑，属于“六 四反革命”之中刑期最长的之一。在难友眼中，他为人谦和，勤学不辍，又是硬骨头，多次 和韩罡等“反革命”抗议劳改产品出口，向狱方提出改善狱内政治犯待遇的问题。孙传恒常 讲：“我们的权利是争来的，不是恩赐来的。”这些年孙传恒身体很瘦弱，患有腰椎病、肠 结核、贫血等综合病症。他的父母年纪都很大了，每月依靠4、5百元的退休金，除去交房屋、 水电费和看望传恒的开销之外，所剩无几；董盛坤，原是北京一家印刷厂的工人。“六四” 那天，他正赶上下夜班回家。半路上，他看见到处是火光冲天，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到处是 人们的哭喊声，董盛坤被惨烈场面惊呆了。当时，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刚降生 不久的孩子。于是，他不顾一切冲开杂乱的人群，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往家赶。但是，在离家 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了一队军人。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军人们已经向着密 集的人群开火了。许多人倒下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由于董盛坤当过兵，知道一些军 事常识，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跟着人群乱跑，而是甩掉自行车卧伏在路边的花坛中。枪声 停了，军人走了，他才从地上爬起来，狂奔进一条胡同，坐在街上的一个门楼下面歇斯底里 地狂笑不止……没过几天，董盛坤就被抓走了，罪名是放火烧军车，证据是据说有一个公安 特工记下了董盛坤的自行车牌号。为了不死在大兵毒打之下，他也只能屈打成招。最后法官 留情，把董盛坤判了个死缓，留了一条命。终日生活在恐怖环境中16年，董盛坤依然保持着 自己的人格未变，他家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西里16楼3单元8号。只是提起 往事，他仍然感到不寒而栗。 刘玉生，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刘玉生平时就是一个热心人，“6．4”时就更闲不 住了。用他的话讲：“解放军都围在城边上了，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怎么着也得尽一份！”当 谁都没想到的屠杀终于发生的时候，刘玉生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头顶上密集的子弹，不 时划过漆黑的夜空；街头到处都是隆隆的坦克声。军队过后，道路两侧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 一些瘫痪了的装甲运兵车、坦克车还停在路边。军人早已随着大部队跑掉了，只有上面的机 关枪，还可怕地对着街头的市民。为了不使这些武器成为杀人凶器，他和一些市民一起把机 关枪从坦克车上卸下来，扔在了路边。没过几天邻里举报，他就被军人们抓走了。 三、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 当时，军人们对待“暴徒”的态度是“往死里打”，他也只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交待” 了自己的“罪行”。结果，他被定为“破坏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第1监狱时， 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他身上许多处发生了腐烂。最大的患处，直径达12厘米。由于“医务所” 恶劣，难友们只能自己“治疗”——方法是：先让几个人把他按住，然后由“主治大夫”用 捡回的碎玻璃把他患处的烂肉刮掉，直到见到粉色的新肉来；最后，在整理好的伤口上涂上 食用盐，用卫生纸缚住，“手术”就算完成。生命力真是强大，几天后，他的伤口竟然奇迹 般痊愈了。98年，刘玉生又大病一场，命最后保住，但小脑被摘除了。至今他依然认为， “六四”那一晚他做了这一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他资料不详的“六四暴徒”还有： “苗大侠”，因为烧军车被以“反革命破坏罪”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死缓，在监狱里曾 经有一次被管教武警长时间用七根电棍电而死不屈服，因此被难友们尊称为“苗大侠”，真 名反而都记不住了； 王稼祥，年龄最大的“六四暴徒”，出于义愤，七十多岁的老人参与了烧军车的行为， 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1997年八十多岁时，死于北京第二监狱； 朱文义，因烧公共汽车阻止戒严部队入城，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死缓，关押在北 京二监； 张燕生，因为在家里抄出几件军衣，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高亮，因为用砖头砸烂 军车玻璃，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 蒋生，因为在家里抄出一些军用设备，被以“抢劫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孙燕才两亲兄弟，家住大兴县，因为用石头砸入城戒严部队，被交通摄像机拍到，被以 “破坏罪”，一个被判处十七年，一个被判处十五年； 路洪泽，一个所谓“六四暴徒”，1998年4月突然生病，没几天就含冤死去（1998年4月 18日）； 另外，还有孙伯光、刘洪、宗景山等等被称为“六四暴徒”的数百名良心犯—— 据从北京市各大监狱服刑出来的韩罡、王国齐、陈晏彬、刘京生、康玉春等政治犯难友 回忆，北京市各个监狱服刑的所谓“六四暴徒”，加起来最起码不下六、七百人之多。单是 在1990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为了便于对“反革命暴徒”的管理和改造，就把100名“六四 暴徒”，从北京第一监狱转到了新建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从此，一般只关押十年以上重刑犯 的北京市第二监狱多了个通称为“暴徒队”的犯人中队，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六四暴 徒”，进行集中劳动改造。而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茶淀分局，由十四个小监狱组成的监狱群 中，还有三、四个所谓“暴徒队”，每个队一般有140个至160个“六四暴徒”，都是被判处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另外再加上已经被枪毙的“六四暴徒”，如“六四”几天后即被判处 死刑、立即枪毙，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国直播的七个“反革命暴徒”，分散关押在北京其他 各个监狱的“六四暴徒”，以及许多“失踪”的学生市民和关押在全国各地的“暴徒”，那 就实在不知道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到底总数有多少了！ 四、真相被捂的死死的 必须指出，目前真相被捂的死死的，远远还没有被揭示出来，笔者上述记载的，也仅只 是遍及全国的众多所谓“六四暴徒”、“反革命暴徒”中，极少的二十多个人而已。由于笔 者无法去司法部门查找资料，只能找刚出监狱的政治犯了解情况，而政治犯与“六四暴徒” 又是分开关押的，所以他们的接触面也有限，并且记忆也会有失误之处。网路上也仅仅只有 韩罡、韩东方等人写的几篇相关文章，更多的受难者需要被人们所记录。而真相大白之日， 恐怕得等到民主中国实现之后了。 记得一九八九年我刚进长春铁北监狱时，为了抗议一个监狱管教无端殴打同号刑事犯， 当即被他暴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大学生！”那个高猛如野兽的“政 府”即狞笑道：“好啊，又一个反革命暴徒！”六个管教、武警拖我出监号，拳打脚踢枪托 砸，真的把我打得“屎都打出来了”，奄奄一息后，才把我拖回监号，像死人一样扔在地上， 扬长而去。及至后来被转送到秦城监狱单独关押时，实在孤独难耐，才大喊：“管教啊，再 派一个暴徒来陪我吧！”博了难友们一笑，还被王丹先生写进《秦城回忆录》里，自己也绝 不以被管教“政府”，贬斥为所谓“反革命暴徒”为耻。 这些人数众多的“六四暴徒”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他们仅仅只是出于良知和道义，做了一些义愤之下的勇毅之举(甚至许多人还是被 刑讯逼供的)，就被当局当作“反革命暴乱”的替罪羔羊了！ 二、由于当局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从重从快”严加惩处，他们所被判处的刑期都非 常重非常长，光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暴徒队”，就长期关押有120个至130个“六四暴徒”， 很多人现在还被关押着，甚至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三、几乎所有“六四暴徒”，都是按照刑事犯来判处的，不是“破坏罪”就是“抢劫 犯”，不是“故意伤害”就是“杀人犯”，只有极少人是以“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罪”判处 的，有些政治犯也区别对待他们，给这些真正的良心犯留下很大阴影。 四、十六年来，外界极为缺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也极少给予应有的救助和温暖，更 别说是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 迫害，和自由世界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 “六四死难者”有以丁子霖教授、张先玲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进行不懈的呐喊 呼唤，“六四伤残者”有以齐志勇、庞梅青等勇士为代表在不断的抗争，“学生领袖”、 “民运名人”更是光芒四射，八方呼应！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为自由的阳光所照耀，为人世 间的关怀所温暖，虽然仍就艰难，但是也有一分慰藉，情况也算正常。可是问题在于，这些 被“从重从快”判处了重刑、死刑的所谓“六四暴徒”群体呢，又有谁在替他们呼吁？！又 有谁在为他们伸张正义？！又有谁在关心和帮助他们的家小？！没有，几乎没有——十六年 来，他们在监狱中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他们的亲人也陷入无际的迫 害和痛苦之中！而包括赵昕在内的我们，最不应该遗忘的我们，却把这些为了同样的信念和 理想，在良知的驱使下为我们去抵挡刺刀与坦克的勇士，几乎遗忘贻尽—— 在这些“六四暴徒”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维林了，因为他只身挡坦克，突显了作为公 民的不屈良知和道义勇气——可是十六年了，这么多年来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没有人知 道，似乎也没有人关心。成都廖胡子说：“这世界新闻太多，转眼又被人遗忘了。” 在“六四惨案”十六周年忌日的今天，我被困在上海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无力挣扎。除 了绝食自省24小时以悼念“六四”死难英灵以外，我只能在飘曳黯淡的烛光下写下这些文字， 为这些同样善良无辜，却最为孤苦无助的“六四暴徒”群体，讲两句应有的公道话，权作一 个可耻的遗忘者，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 写于2005年6月4日上海 修改于2005年7月6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