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最大教训：变革必须由革命者领导！

蒋蜀军

    又到一年一度祭奠“六四”时。我们年年都在这一时刻谴责、愤怒、悲伤、感怀，却少有反思，甚至批判。特别是后者，面对成百上千的无辜死难者和幸存者的苦痛，又如何做得出？然而，如果我们不希望志士的血白流，不希望再错过下一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机，就很有必要站在对立面审视一下“六四”。

    个人认为，“六四”虽具民主启蒙性质，却非真正意义的民主运动。

    不错，“六四”打出了“民主、自由”旗号，一些知识精英们也以现场授课、发表文章等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向学生们宣传民主、自由理念，然而这和“五四”“要科学，要民主”的主张又有多大区别？特别是就本质而言，启蒙的意味相当明显。正是这一跨越百年的启蒙，使“六四”从一开始便带有先天不足，以致原本震惊中外、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在各色人等的操弄下，竟不由自主地演变出权力小妾的意味。

    总体看，“六四”就是站在承认中共统治合法、维护中共政权的立场上，以民主方式开展的一场推动中共自我修正的改良运动。主导者们自始至终自觉地以中共党内不占多数且软弱的开明派、民主派意志为指导核心，视其动而动，视其止而止，刻意引导广大学生去迎合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宫廷式政治变革”和民主革命。这种甘当小妾的奴才思维阻碍了“六四”民运兴起后积极有效地向纵深发展，客观上起到了阻止除北京之外的更大范围内的全国民众广泛参与的破坏作用，注定为大屠杀埋下伏笔。

    从阮铭《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教训》等书和相关史料的披露中可以看出，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有变革的意图，也不乏变革的决心，但独缺变革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的缺失，使得中共改革派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只能局限在改良范围内，而无民主革命的实质。方励之、严家其、王军涛等民运主导者们在这种小妾心态的驱使下，没有看清个中原则性的区别，错误地把中共带有极大局限性的改良当作民主政治改革来认识，也因知识分子固有的善良而缺乏起码的警惕，单纯地怀着良好的愿望，盲目地以满腔热情发动学生去一味迎合、鼓动，而在惨案发生后又惊慌失措，仓皇出逃，显得毫无韬略和谋划。由此，不能不让人感慨，造成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全军覆没，和北京大量无辜学生与市民惨遭屠杀的大悲剧的元凶，固非残暴成性的中共莫属，但要说“六四民运”的主导者们没任何责任，恐也不妥。

    这种依赖权力的小妾心态不仅民运主导者们有，也大量地存在于积极参与“六四”的广大学生和市民中。比如，“六四”期间，不少国际媒体的记者、外国使馆人员和游客冒着巨大风险深入广场学生中采访、了解情况和支持，却屡遭学生拒绝，理由便是堂堂的“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足见中毒之深！大屠杀发生后，不少受伤和死难的学生与市民在子弹射入身体时，竟还天真地以为是橡皮弹，绝不相信眼前血淋淋的可怕事实。

    严家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他和他那一辈的知识精英应该对中共残暴、血腥的本质有深入骨髓的认识才对，“文革”距离“六四”也不过才过去十来年，当年的学生们也应该耳熟能详，但为何都如此健忘、如此轻信？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最终体认到“六四”失败的主因，不仅是因为人民对中共残暴本性认识不足，也不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学生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和决心不够，而是欠缺具坚定的民主意识和革命意志的韬略家来领导，这是由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受自身综合能力的局限，中国的知识精英无法担当起大变革的领导重任，只有韬略家才能娴熟地掌握和运用心、权、谋、势、利五术，以心为根本，穷极变化，运筹帷幄又决胜千里。近世之蒋、毛如是，古之刘邦、李世民皆如是。纵观五千年历史之大变革，无论温和的变法还是激烈的革命，有哪一次少了韬略家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