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第三只眼看“六四” ——写于2013年6月中国北京/高瞻

“六四”不但是中共当政之后，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全民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在历史上将永远留下最辉煌的一笔；“六四”让中国人有资本自豪自己也曾有过被举世仰慕、扬眉吐气的时候；“六四”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首次开始了对现政权的否定和抗争；“六四”逼得现政府不得不签下一张承认自己是“残贼”、“一夫”的投名状；“六四”象一颗定时炸弹，让共产党几十年睡不安寝、食不甘味，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它随时爆炸，却又只能眼睁睁地等着终有一天它将引爆自己政权的崩塌。这些都是“六四”伟大的、不朽的、彪炳千秋的历史意义。

“六四”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欧大地震。“六四”刚刚结束，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庆祝中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欢呼声还未消散，他们的周围就开始山崩地裂、天翻地覆。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大背景下，“六四”直接催生了东欧国家人民的反抗浪潮。“六四”让全世界，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彻底看清了东方极权政党的残酷无情，让他们认识到：“不胜利就是死亡，不进步就是毁灭”，于是义无反顾、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最终赢得了自由和解放。“六四”无意中扭转了人类历史，结束了人类黑暗时代，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可以说，“六四”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十字军东征、1204年最后导致《大宪章》诞生的法国对英国的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和1905年俄国革命。这些都是“六四”对全世界、全人类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和价值。

“六四”对今天另一个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在关键时刻是多么不堪一击，是多么让人看不起！那样一个几乎十二亿人同仇敌忾的举国壮举，瞬间风流云散，消踪如大难临头的鸟兽，不用说和罗马尼亚人民、苏联人民、东欧人民、韩国人民相比，就是和我们一向看不起的阿拉伯人民，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人民比起来，就是和我们的邻居佛国佛系的缅甸人民比起来，我们都汗颜、都无地自容呀！我们真的应该向阿拉伯人民垂首致敬。“六四”期间密特朗说：“中国人民正在推倒最后一堵墙，他们太伟大了，伟大的让我们为曾经忽视他们而惭愧”。我要说：总统先生，您真的过奖了，惭愧的应该是中国人自己。你看看“东欧之春”的结果，看看“阿拉伯之春”的成绩，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在“六四”之前10年就有个“北京之春”啊，34年过去了，我们算个屁呀！

“六四”对今天第三个大的意义，就是通过回顾“六四”可以再清楚不过的看到24年来我们堕落了多少、中国倒退了多少，而在这种堕落和倒退中，我们居然如此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可见我们是多么无耻、多么卑劣。今天的中国人，好像是在共同参与一场最后的人肉“海天盛筵”，享受着临终前的疯狂；在这场血色狂欢里，人们吃人、被吃，施虐、受虐；在强者面前所有人都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每个人都是暴徒，在彼此面前大家都是骗子；在沉船下地狱的前一刻，每个人都不肯被拉掉，人人都要争着得到一个角色，去进行最丑陋、最拙劣的末日表演。

“六四”在今天第四个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回顾“六四”，用“比较”的方法清醒地认识共产党和当今中国政治状态。共产党的“六四”屠杀让中国轰轰烈烈、充满希望的改革进程嘎然而止，对中国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使中国陷入了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一丝光亮的全面、彻底的倒退与黑暗，让中国人民付出了不知要多少年时光、不知要多少万生命、不知要多少万亿民族财富、不知要多少代人道德精神的惨重牺牲和代价。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当年“共和国”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几乎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全世界历史上无论怎么不争气的政权在从悬崖边缘死里逃生之后，都会如雷轰顶、如梦骤醒地反省罪已、夙兴夜寐、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可是你张开眼看看中国共产党，这24年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它连一分钟检讨教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有的只是反攻倒算、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丧心病狂。实在说，共产党真是太不争气了，它用成千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用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强行为自己争取了一次机会，然后一天都没有耽误地加速冲向不归的无底深渊。

有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对共产党不能原谅，是因为有血的记忆，今天80、90后的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腥风血雨，他们不知道、不懂的、也不关心历史，他们完全是一批没有沉重记忆的新生命，可为什么他们也对共产党充满怨毒？唯一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怙恶不悛，周而复始地作新孽、树新敌，搞得一代代的天怨人怒。共产党真的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但却是败家子式的不见外，是彭德怀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式的不见外。但在下一次“六四”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会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24年前的腐败和今天的腐败不可同日；24年前知识分子呵护改革如同自己生命，连反对涨价都不忍提及；24年前大家心里都在寄情一个改革派，今天在中国人心中所有战略都是骗局、所有承诺都是谎言、所有宗派都是一丘之貉；24年前市民们甚至认为学生们闹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今天再有闹事，首义的恐怕已经轮不上学生。虽然我们不愿意，但“六四”也许就是最后的一个和平转型机会。今天中国民怨如此之巨、矛盾如此之深，改革是否还来得及？暴乱是否还能避免？都不好说——所谓“改革与革命赛跑”就是这个意思。

从上世纪70代末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态度演变的基本过程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普遍对中国社会发展、政治改革充满关注和热情，对共产党报以极大期望；那时间，全中国精神怏然，生气勃勃。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实际上是希望推动、帮助、配合共产党实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甚至是幻想通过街头运动（有如文革中的青年学生）进入体制和主流内，成为其中的进步势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对青年运动那么恨之入骨，更没有料到邓小平的残忍毒辣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居然能在利用民主墙搞倒华国锋之后瞬间就狗脸一翻、过河拆桥，结果民主墙运动全军覆没、惨痛收场。霎时间，中国人民意志消沉、心灰意冷，和仅仅两三年前的昂扬向上判若隔世，遂有潘晓大讨论的发生。接下来近10年，老百姓投鼠忌器、远离政治，当时社会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为自嘲和时髦：而这也是当年“自我设计”、“个人奋斗”等观念流行的社会背景。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商品经济确立，人民开始能够和热衷经商赚钱，更不再关心时事。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共产党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小孩撒娇、吵而不破脸、唱双簧式的缠斗。在大学生们呼喊和争取民主期间，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冷漠、对民主的漠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确信学生运动是乱折腾，对学生们的民主要求、甚至对民主本身冷嘲热讽。“民主能当饭吃吗？”、“学生整天瞎胡闹”是当时中国老百姓典型的口头禅。

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92年历史中出现的罕有的一个有正义感、有理想、有良知、有公心、有道德、有担当，同时又具备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敏锐时代目光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个用一生时间完成了从信仰到抛弃共产主义这一过程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不算上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话）。这样的人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哪怕是名义上的）纯粹是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看，赵紫阳也是千年不遇的一个执政者。赵紫阳的出现，是上天给与中国人的眷顾和恩赐，错过了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不会等到下一个，必须这样认识才能理解赵紫阳的价值和珍贵。仅仅觉得赵紫阳是历史潮流推动下的应运而生是书呆子的想法，今天的历史潮流比“六四”前更加明显、更加浩浩荡荡、更加“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了，怎么望穿秋水地也应运不出一个顺应的人来？结果，“六四”把这么一个不世出的人物牺牲了，把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断送了。

当然，“六四”前几年中国生气勃勃的政治环境，并不是赵紫阳成就的，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创造者，其他第二代领导中的许多人——特别是胡耀邦——也功不可没。为什么第二代领导人能创造出那么不同凡响的政治氛围？为什么第二代领导人治下的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转型，而在几十年后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下理应更进步的今天反倒没有了希望？原因在于，第二代领导人们毕竟亲身经历过争取政治民主的洗礼，毕竟有过获得政治自由的愿望；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期，毕竟有过对科学和民主的炽热理想、有过对正义和公平的真诚追求、有过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强烈信念，虽然他们选错道路，虽然他们误入歧途，虽然他们把持政权后被私欲和贪婪左右了灵魂，但毕竟还留存一线性灵和良知，还关忧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至少还不至于毫无廉耻；而一蟹不如一蟹的接班人们则从来就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从来就不是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志士，从来就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自私透顶、贪欲无度、毫无信念者。第二，第二代领导人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劫难和荼毒，对文革有着切肤之痛，对个人暴政的祸害感同身受；对他们来说，文革重演的危害要大于民主自由的威胁，即使仅仅为了私利，也要用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来制衡毛式暴行的复生；而武大郎开店的继往开来者们，在文革中或者是坐山观虎斗式的，或者是闲云野鹤式的，或者是西纠联动式的，他们对文革不但从不深恶痛绝，而且充满深情记忆。第三，第二代领导人毕竟是有智慧、有大略、有格局、有磨练、有深思的政治家，他们虽然要垄断政权，但明白不能靠左、至少不能仅仅靠左；而那些纨绔膏粱们却完全不具备这种深默远虑，他们凭本能坚信只有靠阶级斗争、“暴力机器”才能维持身家血脉；比较邓小平和薄熙来就很能说明问题：邓和薄都对共产党政权寸土不让，但一个对左恨之入骨，一个对左情有独钟。第四，第二代领导人是开国者，是马上之君，是打天下出身，他们虽然野蛮、虽然粗鲁、虽然匪悍、虽然蛮横，但胆略、自信、魄力、霸道是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后来人们想也不敢想的，所以他们不怕面对挑战、应对动荡，也只有他们敢于“胆子再大一点”、让政治开放一些、让社会自由一点，至少他们敢于引蛇出洞——而第三代、第四代们，只知道维稳、只懂得截访、只会喊和谐，连他妈做局、下套、设陷阱的种也没有啊！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十零开”——全部罪行，没有功绩。天安门上仍然挂着他的像，就像宋朝刑徒双颊的金印、法国旧时通奸犯脸上的红字一样，永远昭示着共产党的罪行和劣迹。不同的是，金银和红字是执法者强加，而天安门画像是共产党在“罪己”。纵然他们厚颜巨恬、无耻自污，却不该如此糟蹋天安门。当然，从好的方面理解，没准共产党真是在罪己，真是在提醒中国人民牢记过去的灾难和罪尤。邓小平说他“三七开”也是言不由衷。真正“三七开”的应该是邓小平自己，即改革开放有功，文革前和镇压民主墙、严打、反自由化和“六四”屠杀有罪。但邓小平其实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本来可以有大功于、也确实有大功于历史，但最后却弄得左右中全骂他：左派对他想要食肉寝皮，右派对他咬牙切齿，中间派对他更是恨之入骨。邓小平的悲剧来自他对权力的眷恋，更来源于历史的局限性。邓小平自以为在走一条两手都要硬、两个基本点的最佳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和发展者，实际上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右派认为他不懂民主、晚节不保，中派认为他机会主义、毫无原则，所有人都认为他利欲熏心、心术不正。

胡启立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校友和学长，他的女儿更是我的同学。胡启立英俊挺拔、玉树临风、口若悬河，风度无与伦比。按照本来的安排，胡启立是既定的接班者；如果没有“六四”，他毫无疑问会登临大宝。这样，中国至少在领袖形象上在全世界面前能拿得出手，绝不会像后来和现在这样丢人现眼、辱没祖宗。但是，性格决定命运，胡启立身上有着太浓的书生气质，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两面性在他身上呈现的淋漓尽致、一览无余。胡启立在“六四”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最终结局，完整全面、活灵活现的符合和展示了他性格、气质、精神的特点与规律：开始左右摇摆、瞻前顾后、进退两难，到最后大势已去、大局已失的生死之际，却突然良心喷发、良知爆棚，以致无法控制和战胜自己，结果既葬送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一个目击者告诉我：1989年4月22日上午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邓小平一干老人先行退去，在场众人都等着最高层离场，此时胡启立却在胡耀邦遗体前突然嚎啕大哭、经久不息、无法离去——无疑是在痛苦、内疚、惭愧、忏悔自己1987年1月在揭批胡耀邦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落井下石和忘恩负义——，旁边的乔石满脸焦虑不安，不住的边看表边小声催促他。后来胡启立又当了机械电子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当时的好朋友、今天中国国家智库的首席研究员C一脸鄙夷的说：“让人看不起：给什么官都当！”这一小一大两件事，也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契合他的个性逻辑。胡启立是一个好人，但不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一、赵紫阳接见亚行年会代表的“5.4讲话”，是扭转当时局势向灾难性结果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5.4讲话”是赵紫阳漂亮绝伦、奇峰突起的一招，瞬间使形势逆转，把整个事件的主导权抓在了自己手中，为今后的民主进程打开了无限可能。如果学生们有眼光，在“5.4讲话”之后，立即停止游行、回校复课，赵紫阳就成为最大赢家，他的威望在党内党外会如日中天、谁与争锋。漫说李鹏，就是邓小平也莫奈他何。那时，他联合乔石、胡启立、万里和军方进步力量，挟积威勘定乾坤、横扫群小，大局指日可定；而后推动政治开放、新闻自由，积跬步而致千里，中国的政治转型早已完成。同时，如果学生们有远虑，在“5.4宣言”之后，立即中断上街，返校经营，学生们就成为完全胜者，就会牢牢掌握住主动权，他们的一切要求就都能成为合理合情，学生自治会、校园民主就可以变成既成事实，人莫予毒，而这是政府最担心的、最希望找借口颠覆的。这样，上下结合，官民协同，并行前推，步步渐进、蚕食、消融、化解，加上苏联东欧的多米诺效应，应该无需五年，民主、自由在中国就会实现，中国就会迎来一个灿烂明丽辉煌的未来。可惜，这个主动权、这个最后机会的可能性，仅仅保持了8天，就被断送了。

二、绝食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意气用事，空享可歌可泣的虚名，实则害人害己。事实证明，绝食一开始，戒严的决定就做出了，赵紫阳已经失败，最后的撤出不撤出广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撤出是等着秋后算账、一网打尽，不撤是坦克加身、当场血洗。赵紫阳一世人杰，风霜雪雨，身经百役，披荆斩棘，左右逢源，建国后历广东整肃、反右、反彭、反右倾、四清、文革、批林批孔、批邓，终为名义上的九五之尊，号称“不倒翁”，最后命运却了结在一群孙子辈的手里，也算千古奇冤了。国家大事由着孩子们绑架，哪有不砸的？

三、总结“六四”，得出一个血的教训：如果没有成功的把握，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念，如果没有誓死的决心，就不要轻易出击，就不要轻言战斗。政治不是赌博，不能靠侥幸，不能凭万一。毛泽东最看不起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他当政后蓄意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了软骨头：暴虐下温良恭俭，松动些忘乎所以，最后却都做食尽鸟桂林。结果，把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改革成果、本钱、实力，一把赔得干干净净，让上至改革派，下至老百姓，全部坠入无底的地狱深渊。

“六四”被镇压后，是一段长达三年的黑暗、血腥、恐怖统治，这期间人人自危，加上把执政党视为寇仇，再没有人公开论政。同时几乎每个人都认定执政党的覆灭指日可待，所以都在心里静悄悄等待着大限到来的那一日。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居然咸鱼翻身，而且还把中国推向了封建和野蛮资本主义的不归路。中国从此进入了早期开发和血腥积累的二十年。从这一天起，执政党开始纵容和鼓励物欲、人欲横流，有意识地将金钱引诱、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结合起来，即用给予人民部分的经济自由换取彻底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蓄意将中国人集体变成政权下温顺的奴才和物质前疯狂的暴徒。于是，在人身恐怖和重利引诱这两个导致人类堕落、无耻的最大毒素交相作用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超急速奔向了精神、道德、灵魂、人格万劫不复的渊薮。

这段“平庸年代”延续了漫长的20年。在这20年里，政治离中国人越来越远，成为一小撮人肆无忌惮杂耍的私器。在政权的阴谋、操纵和教唆下，民粹主义盛极一时，最典型的就是疯狂排斥和拒绝一切西方民主国家、世界进步势力、人类普世价值、文明宪政思想的“网上义和拳民”。民粹主义和政府纵容的极左势力明暗交相、互为犄角，使中国思想界万马齐喑、一片黑暗，使中国沦为世界文明的孤岛，使中国人民沦为野蛮时代的遗民。在民粹主义最猖獗的时候，我分析过：中国激进的、对美国代表的文明世界最仇视的民粹主义者，恰恰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而不是本应最强烈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政权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和权势集团。中国政府用尽欺瞒手段诱骗弱势群体说：他们生存状态的挫败、绝望和前途的渺茫，不是因为政府的无能和失职，而是源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的打压和围堵，以此将弱势群体的仇恨转移和发泄到美国与西方世界身上。与此同时，既得利益者和权势集团却与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国外有着强烈的亲善、羡慕、敬爱情结，成为实际上最大的崇洋和卖国者，悄悄地移民、裸官、转移财产。这种滑稽、丑恶的现象，甚至连晚清义和团时代都不如，因为那时至少还有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货真价实的爱国重臣。

但是，欺骗终究是欺骗，如果执政党自己不争气的一再露出马脚，弱势群体也不会蠢得毫无觉察。所以，在2011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鲜明地体现在网络舆论上）一个极为典型的现象是：网民们象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反反复复地在对西方国家极度仇恨和对自己政府强烈愤慨这两极之间来回奔跑，疲于奔命：政府蓄意借一切事件挑动民众仇夷排外，民众群情激愤，声讨西方、誓覆美帝，坚决拥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种“拥内攘外”之声仍在甚嚣尘上之际，突然间或是城管又砸摊子了，或是官二代又撞死人了，或是开发商又强拆了，或是截访又出人命了，或是警察局内又“躲猫猫死”了，于是瞬间里对美帝倭寇的愤慨如数转成对党国天朝的怒火以及对民主自由的赞美和向往；民怨沸腾下，政府恩威并施、又打又拉，不久，伤疤稍愈、疼痛早忘，政府蓄意挑动又一轮民众排外仇夷，民众群情激愤，声讨西方、誓覆美帝，坚决拥护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如此循环往复，几乎让人看不到世界尽头，几乎让我“把奴才看了，愚夫骂遍”。谁也没有想到，就在2012年，这一切彻底改变了，而且永远不会逆袭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人民再也不会相信政府嘴里说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此以后，中国人彻底看清：“爱国主义”只是当权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招牌，民族主义者只是统治者利用来保护自己私利的一个工具。对于一切统治者来说，权力和私利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能守住权力，只要能谋取私利，国家和民族可以随时出卖，民族主义者们更是可以转眼抛弃。为了把住权力，统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胡作非为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为了把住权力，统治者又可以一夜之间变成一个超级洋奴和卖国贼。“杀尽洋人”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出自同一个国家领导人之口快得好像反手之间。最可悲的是那些确实该死的义和团愚夫愚妇们，助纣为虐，杀人放火，最后被卸磨杀驴，成了统治者幡然悔悟、效忠美帝日寇的投名状。当然，统治者也为这种欺骗和谎言付出了代价。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政府伤透人心、失尽人心。于是，当狼真的来了时，个个幸灾乐祸，没有人再抵抗，没有人再卖命；所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天朝即刻土崩瓦解。

和当年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粹了中国人的迷梦，让中国人彻底看清除了清政府嘴脸，使中国人最后觉醒了一样，到了2012年，政府无可救药的贪腐、肆无忌惮的横暴、无法无天的征敛、彻头彻尾的失职，贫富悬殊、阶级固化、权贵肆虐、社会崩溃、民生凋敝、环境毁坏、司法黑暗、冤狱满地、食品毒害、屡遭强拆、城管施暴、尊严无存、求告无门、求生无路；而同时，执政党官员却在暗中大规模的转移资产、裸官、移民、出逃。这一切，使不管哪个阶层、持何种偏见的中国人都意识到：所谓民族主义只是一个骗局，煽动别人爱国和反美反西方的庙堂肉食者及其帮闲们是最大的美狗；自己的生存绝境，根源不是欺骗宣传中的美帝西方，而是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伴生的经济、社会以及其他一切资源的垄断。于是，中国人的怒火和愤慨再也不用困惑、疲惫地在两极间来回宣泄，而是一股脑地全部倾倒在执政党头上了。2012年后网络舆论的转变太明显了，不论什么内容的新闻，在跟贴评论中，人们都不加思索、一边倒地“网络暴力”到执政党的罪过上。在街头实践中，当年的“九一八”明显已经是借着反日口号趁火打劫地把矛头指向政府了。今天的中国人开始突出的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因为到了今天，人们所有出路都被堵死了，所有机会都被剥夺了，所有可能都被扼杀了，所有改变的希望都被毁灭了，因此无论怀着何种动机，或是一心想混进体制内残民以逞，或是走投无路望断秋水盼着变天以获得出头，人们都无以复加地对政治表现出最大的关注。文革及其之前，人们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变命运，只有诉诸于政治一途；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再唯政治论。到了末日的今天，中国人重新无路可走，于是只能又政治挂帅了。今天，是中国人最无耻、最寡廉的时刻，也是中国人最清醒、最觉悟的时候。这种最无耻、最清醒和最寡廉、最觉悟都是拜共产党所赐。一边清醒着，一边无耻着，一边觉悟着，一边寡廉着，只有今天的中国才能如此滑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造出这种孽来。

应该说，对“六四”记忆犹新的人已经不多了，刻骨铭心的更是寥寥。当年10岁以下的人，不会对“六四”有什么印象；当年60以上的人，今天基本不在人世。也就是说，今天只有34岁至84岁之间的人还会记住“六四”。即使是这些人，时过境迁，加上许多已经位高多金，当年的盈腔义愤也消散了，当年的满怀仇恨也融解了。但是，忘记或者淡漠对“六四”的记忆，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危机和民众怨恨的缓和与减少。恰恰相反，今天的社会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今天的民众怨恨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京温大厦一个女孩坠楼、南宁一辆假军车撞了一辆出租车，就引起让世界震惊的民乱，还不说明问题吗？今天中国人对当权者的痛恨已经和“六四”的旧债老账没有关系，完全是源于执政党后来造的新孽。当今最可能揭竿而起的，不是“六四”的遗老，不是早已势力眼软骨头的大学生，而恰恰是“六四”时少不记事的80后，恰恰是政治学说盲的老百姓。这，就是我后面要说的：给“‘六四’平反一定是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始，但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却并不一定是从给‘六四’平反开始”的含义。

当“六四”一旦犯案，会不会发生对曾经的犯罪者、作恶者的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呢？虽然从我内心里不希望看到，但实事求是地说，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一定会有的。中国人最擅长、最热衷搞这些。中国人身上的凶残、歹毒、暴虐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年被揭露出来的诸如马三家之类的监狱、劳教所刑讯逼供的事件让我们看的太清楚了。有这样的政府，必然有这样的人民。我之前说过，暴政下一定产生暴民。中国人本来就缺少包容、多元、人权观念和自由主义意识，共产党又教唆、煽动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疾风暴雨、阶级消灭、你死我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报应总有一天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让共产党自食其果。

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政府闯了“六四”屠杀这么大的祸，都会采用怀柔政策，实行民族和解。但我们的执政党却是从来只信奉“一网打尽”、“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永世不得翻身”，用邓小平在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的话就是:“趁机把非法组织、动乱根源彻底肃清”。在“六四”后，共产党差不多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这种上梁不正，这种为政不尊，怎么能不让中国人上行下效呢？就算“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凶残”来“反攻倒算”也不稀奇。

当然有个具体情况，就是“六四”公认的肇事者、祸首和元凶已经都死了，包括刚刚亡命的陈希同。仅存的李鹏肯定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想要报复、惩罚也找不到对象了。到了那天，不但“六四”的当事人都不在了，连紧接他们之后的共产党恶人们恐怕也基本上死绝了。当然，死人也可以开棺戮尸，可以挫骨扬灰，但那到底不能让热衷报复和宣泄仇恨的中国人过瘾快意。所以，“六四”翻案之后报复、惩罚和清算的对象会牵扯、蔓延到整个执政党和权贵集团，毕竟“六四”当场屠杀了那么多人，在后面的秋后算账中又犯下了那么多血案。

我本人并不赞成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那些近年来贬低、矮化辛亥革命的人根本不懂它的伟大价值和标杆意义。辛亥革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搞人身报复、惩罚和“政治清算”的中国式“光荣革命”。辛亥革命中死的人，特别是因为革命成功死的人屈指可数。从民国第一案“姚荣泽案”可以清楚看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是怎样在当政后践行自己的民主理念和诺言、是怎样和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人泾渭分明的。当年那些风口浪尖上的历史进程的把向者，无论是在野革命的孙中山、黄兴，还是在朝反戈的袁世凯，都太高明、太仁慈、太雄才大略了，相比之下我们的执政党动辄屠杀几百万的“镇反”简直就像成吉思汗的部落原始行径。

当然，道义上的清算是一定要有的。另外，我赞成对“六四”罪魁（如果还活着）和执政党其他反人类事件的主要肇事人进行韩国对全斗焕、卢泰愚式的审判——也就是先定罪判刑，以正刑名、彰正义、弘法制、警效尤；后由国家首脑宣布特赦，以促和解、布人道、感邪恶、规来者。其他次一级的当事人和作恶者，就不必再追究，如同曼德拉一样，“以真像换和解”，推动国家和民族和谐进步，显示民主价值观和共产党境界的迥然不同。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主动为“六四”平反、以争取和重新获得民心的猜测和传说一直没有断过，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做这种猜想和传言的人既不了解历史也不懂得现实：如果中共为“六四”平反，那不是在争取和重获民心，而是在悬梁自尽和自掘坟墓。什么是历史？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奋起反戈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决心为“匈牙利事件”平反，初衷就是想抚平旧日伤痛，卸下历史包袱，以崭新的面貌凝聚人民前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匈牙利事件”一旦被承认是正义的，那曾经血腥镇压正义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平反“匈牙利事件”那一刻，就是匈牙利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开始。“只有勇敢地承认错误，才会赢得人们的重新尊重和衷心拥戴”只是理论上的，现实根本不是这样。而且，“六四”镇压，这已经不是错误了，是弥天大罪；而且这个罪行，还不是“过失”，而是“蓄意”。中国共产党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人心向背，都不足以让人们能原谅它曾经犯下的这么大一个罪行。说句时髦的，共产党储蓄下的善远远不够偿还它已透支的恶。新班子非常明了这个现实，更不会忘记匈牙利的教训。

第二种情形和第二个前提，是中共最高层出现了一个或几个叶利钦式的人物，在有目的、有预谋、有计划地准备着颠覆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他或他们一定会以出面给“六四”平反而打响改朝换代的第一枪。为什么说叶利钦式的人物而不说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呢？因为叶利钦是真的处心积虑要摧毁共产党，而戈尔巴乔夫则是连自己也从没想过会走到最终的结局。有了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未来中国企图挽救和重振共产党的改革派们永远不会再出现了，因为他们再不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在第一时刻就能看到了终点。将来能出现的，只可能是叶利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