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紀念六四，懷念陳愉林/张成觉

時光荏苒，“八九六四”三十六週年的紀念日到來了。值此環球祭奠英靈之際，筆者不禁憶起一位傳奇式的亡友陳愉林兄（1936-2019.1.29）。

在六四慘案發生時，愉林兄正率領一個由大陸全國人大派出的代表團訪問尼泊爾。他本人是環保專家,上海一所大型科學研究院的負責人。聞訊後立即致電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討論處理有關事宜，依法嚴懲屠城決策者。隨後又毅然決定中止既定行程，返京覆命。

此舉固然正氣凜然，但以當時的大氣候，無異於以卵擊石。試想，六四之前的5月21日，中共七位“開國上將”包括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共同簽名，他們致函戒嚴指揮部和中共中央軍委，呼籲軍隊不能鎮壓群眾，建議不要讓軍隊入京，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着人民群眾」。（維基百科，有關“六四”的條目）均無法阻遏鄧小平和李鵬一伙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下令大開殺戒；陳愉林作為一介手無寸鐵的白面書生，兼且是“改正右派”和恢復黨籍才幾年光景的普通黨員，卻斗膽提出與“鄧大人”為首的黨中央背道而馳的意見，豈非螳臂當車，不自量力，注定落得個悲慘下場？

那麼，反過來說，難道陳愉林自己就完全沒料到這種後果嗎？當然不是！他只不過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罷了。非但屬於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更出自一股“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氣慨！

按大陸中國所謂“憲法”，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在其閉會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行其職權；雖然毛獨夫聲稱：“工農兵學商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但這種領導只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而非行政領導。故陳愉林之舉完全合法。

他返京後接下來的時局發展眾所週知，鄧李一伙是變本加厲，在神州大地實行白色恐怖，秋後算賬。陳愉林回到原單位立遭安全部門隔離審查。結果是給他兩個選擇：一是坐班房；二是隻身赴香港自行設法開辦商業公司，自負盈虧；同時擔負監察大陸各駐港機構動態的任務，定時向上頭作出書面匯報或返國當面稟報，一句話也就是當臥底。

比較起來，似乎第二個選擇可獲人身自由，實際上兇險萬分。須知陳的妻子是醫學教授，在上海工作。兩個兒子一在上海，另一在德國。都在國安控制之下。權衡利弊，他選擇到港開辦公司。全靠他精通德語和英語，也出版過有分量的學術著作；而且充分利用以往多年擔任上海那家大型科研機構負責人所積累起來的海內外人脈，比較快地打開了局面。公司站穩腳跟後再維持就容易多了。

其後，他陸續撰寫並先後出版了自傳體小說《天地良心》（筆名申淵）和“五七右派”列傳等著作。進入新世紀，他又積極參與發起和組建香港五七學社。2007年學社正式成立。四位大學生右派：岑超南（1930-2021），陳詩（1933-），陳愉林（1936-）和筆者（1939-）乃創社成員，依出生年份簡稱“零三六九”。目前約有二十多位成員，多屬“右二代”，數位本身是“摘帽右派”。

申渊的“大型记实体小说”《天地良心》(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7月，香港)，揭露毛共谎言与杀人两相交替、明枪和暗箭双管齐下的野蛮而无耻的伎俩。

这本又重又厚、七十多万字的大书，讲的是沉甸甸的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的近当代史、上海的变迁史、几个家族的兴衰史和作者个人七十年的苦难史，也是中共毛泽东一伙的祸国殃民史及其特务机关的罪恶史。因为这本书是作者在自己几十年的《日记》，长期收集的各种资料如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报，以及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香港中央图书馆里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再附以一百六十多幅新闻、家族、亲友和作者本人的照片，所以读起来有亲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效果。

作者出身书香门第、显赫家族，外祖父徐通浩是英国皇家陆军少校，担任过上海市万国商团司令；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中共高级统战对象；作者本人又是三进三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干部，会多国语言、行踪遍世界，以商人面目潜伏在海外。所以本书又极具传奇性、趣味性、惊险性和知识性。

作者年青时是马列主义忠实信徒，甚至以揭发、检举母亲和舅父的“反动言论”来显示自己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在抗美援朝、反胡风、肃反、整风反右派等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十八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不到，正当他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时候，一下子跌进了“伟大领袖”的阳谋陷阱，为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以刘可人为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所出卖，变成了“混入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从此，在地狱的地狱中被折磨了二十多年。

《天地良心》除时间跨度较大外，也涉及许多中外党政军各界名人。由于有作者之亲属参与其中，而使近现史上的几个重要事件，如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周恩来和康生主持的中共“红队”残杀顾顺章一家及绑票勒索等恐怖活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淮海战役中国军将领廖运周阵前倒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八O师在朝鲜覆灭等，均有较详尽、生动的描述，为历史留下了珍贵记忆。

作者青梅竹马的一位女朋友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演员，她在中南海陪毛泽东等人跳舞时，就目睹毛泽东带着一个舞伴进入一间有哨兵站岗的房间一个多小时；这个舞伴后来结婚时因被丈夫追问而讲出失身缘由并閙到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因此下令解散中南海文工团。这也为毛泽东、彭德怀结怨提供了更具体的人证。

至于作者亲历的各次运动，更是如数家珍。在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之晚年，作者吸取了潘汉年、杨登瀛等人悲惨下场的教训，杀了中共一个回马枪。《天地良心》用很大篇幅描写中共特务机关几十年来的演变历史和现状，描写了庞大的特务机关怎样糟蹋和贪污民脂民膏，浪费人力物力及不同体系的特务之间如何倾扎。姬德胜以贪污一亿多元中箭落马、作者叔祖作为中共特务被遗弃在台湾自生自灭，作者被同为中共间谍的生意伙伴骗去了五千五百万港元等情节都引人入胜，诚可充作《间谍学》、《商场ABC》的辅助教材。

陳愉林被劃成“右派”，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舍己救護學院同窗—一位較年輕的夥伴，“頂替”學院既定的右派名額。而在他被貶謫到內蒙監督改造期間，他向一名同住的年長難友（精通英語的水利專家）刻苦學習外語和環保技術，卓然有成。故在文革結束後獲“改正”不久，即恢復黨籍及分配到上海工作，由於表現出色，數年間即擢升為某大型科研機構的負責人，並“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不料一場“六四”風波，又使他再遇厄運！

由於他頻頻亮相於香港民主派主辦的鼓吹民主自由的大型國際會議，而他亦不諱言每次返滬均有當地國保人員上門查探行止，故也有人認為他是雙面或三面（中港美）間諜。對此，竊以為只要其實際言行有助於推動實現大陸民主轉型，則不必苦苦查探其真實身份也。

陳愉林兄已於2019年12月29日仙逝，據說死因為腎衰竭。他身材高大，但多年勤於寫作及讀書，故眼睛患有黃斑病變。晚年視力已極差。他在港獨自生活於黃大仙廉租屋老人公寓，健康急劇惡化。不知何故筆者本來經常與之保持電話聯繫，但他重病至離世期間我均毫無所知，未能見其最後一面，連他的追思會也未獲知會。天妒英才，惜哉！

較他年長的岑超南學長是廣州人，畢業於北大物理系，五七年貼出幾張大字報，矛頭直指毛獨夫大搞個人崇拜扼殺民主自由的滔天罪行，故被當局視為大逆不道，與同系而較其低班的譚天榮齊名。他精通英語，來港定居後長期擔任北大香港校友會副會長，熱心從事扶貧助學等公益事業，多次獲政府褒獎。他有譯著多部，是翻譯界名人。2021年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八九六四”民主運動，無疑繼承了“五七”年自由派知識分子愛國敢言的精神，但付出了更為沈重的血的代價。筆者堅信，民主之花開不敗，對自由的追求是極權制度無法遏止的。展望未來，前途還是光明的，儘管必然還要經歷無數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