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与新冠疫情的因果 中国在等待一次大爆炸
张杰
“六四”大屠杀发生时，正在银行工作。记得那时我和同伴都惊呆了。我们原以为这场运动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因为学生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改天换地的愿望，无非是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反腐败和新闻自由。只是4·26社论将这场学生抗议定性为暴乱，从而激化了矛盾。但邓小平随后所采取镇压行动的确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记得6月4日那天中午，我们聚集到一个储蓄所。大家都默默无言，我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祭”字。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谈论“八九六四”，它已经变成中国人心灵的一个伤疤，就像文化大革命和三年大饥荒一样。人们选择了遗忘。正如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中国很快进入到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发展，希望变成共产党，改变共产党，更多的人选择了麻木和遗忘。
尽管六四中王丹、吾尔开希、严家祺、王军涛、封从德和周封锁等民运人士辗转来到了西方国家，他们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但西方已不再是理想主义的西方，他们并不关注中共是否会像苏联一样分崩离析，更关注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商机。
六四血腥屠杀发生以后，老布什总统就多次通过信件和电话邓小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老布什总统授意下秘密前往北京。各国对中共的制裁，更像是一种正义的象征，后随即与中共恢复了关系。在克林顿总统的积极推动下，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入世后，在全球化经济的激励下，开始快速崛起。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从建设性伙伴关系进一步到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小布什总统宣布贸易与人权脱勾政策，使得中共毫无顾忌，中国的人权开始严重恶化。奥巴马总统曾说一个崩溃的中国比一个繁荣的中国更加可怕。
国内的改良主义和西方绥靖政策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凶恶的敌人。中国人不得不承受官吏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和司法不公；西方不得不面临不遵守贸易规则、强制转让技术、窃取商业机密和军事扩张。中国人经济上不再贫困，但却生活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法治和尊严的国家。西方的普世价值遭到践踏，公平贸易规则遭遇挑战。中国要按照它的规则和逻辑改变世界。事实证明，加入共产党改变共产党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走向民主的观念，都是痴人说梦。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中共是一个共产极权国家。它有着与人类普世价值完全不同的理论和生存法则。
中共权力的接力棒击鼓传花交到了习近平手里，就再也传不下去了。习近平扯下了他憨厚、愚钝的面具，露出了毛泽东红卫兵的真实面目。他认为自己是中共的少东家，中国就是他的。他可以挥金如土，也可以“一带一路”炫富撒币。他要成为毛泽东，将中共变成习家天下，他要超越毛泽东，成为世界领袖，与美国分庭抗礼。他从心里看不起邓小平，认为太小家子气，“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结束了光鲜的奥巴马时代，老川普宝刀不老，披挂上阵。他虽商人出身，但对中国却洞若观火。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人大修宪唤醒美国，两党和知识精英形成共识，必须遏制习近平的红色帝国，否则人类未来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纳粹巨人。香港民众“一国两制”的幻影正在消失。“六四”大屠杀让香港人仿佛看见了未来自己的命运。台湾蔡英文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台湾不拒绝“一国两制”，未来的台湾就是香港，就是新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也使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繁华已尽，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海啸正在袭来。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正在撤离中国。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风陵渡口。
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类似八九民运，习近平会将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吗？我认为，就习近平残忍的性格和他为了保护红色江山决心的而言，他不会心慈手软。2013年初，习近平曾在所谓“新南巡”时发表了内部讲话，他说，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数年前，北京一付姓作家曾发出致习近平的公开信《敢问言“杀”可是真？》，披露习近平曾对身边人讲过：再有八九民运那事儿，我就杀他五千万，到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习近平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镇压和强制推出港版国安法，他已经表明谁挑战他的权威，他就不惜血流成河。
在极权主义国家杀人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任是希特勒、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会犹豫不决。极权政权的生存法则就是暴力和谎言。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起家、暴力得到政权的政党，暴力始终是他们的治国理政的法宝。
颜纯钩先生说，中共因六四，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历史上永远抹不去暴政的罪愆，中共也永远失去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从那以后，贪官盛行，政府以谎言与暴力严控社会，完全丧失法治与德行的正当性，而中国便越发走向法西斯国家主义的泥沼。在民间来说，人民因一次重大的挫败而对政权失去信心，道德正义感瓦解，代之以对社会的冷漠，对天下兴亡的麻木不仁。随著经济恢复，中国人的注意力被引导到物质狂欢，引导到经济建设表面繁荣的自我麻醉，引导到以民族主义消解价值判断的歧路上去。六四是一个历史的大拐点，中国错过了一次从物质与精神积弱中复活更生的机会。人间正义的消亡是最恐怖的事，因为人民再没有机会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去抵抗专制暴力，而专制暴力却有足够的力量去镇压民间的正义抗争。正邪力量对比，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只有在中国人再一次醒悟之后，才有机会改观，而这一次醒悟，只会以国族更大的灾难来完成。中国将来的命运，不会以良性循环的方式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只是在等待一次大爆炸的契机，死过才能返生。
习近平的上台让中共极权主义死灰复燃。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开始进入了文革之后的第二个黑暗时代。但中共极权不会停留在中国，它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祸害世界，挑战人类秩序。陈维健先生指出：“一场来自武汉的病毒蔓延到世界，六四的前夕全球有628万多的人感染，死亡人数是37万3千多。这样亘古未有的灾难，皆因中共政权的隐瞒，对透露疫情的医务人员进行恐吓造成的。假设三十一年前那场民主运动获胜，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与世界文明接轨，疫情公开透明与世界各国分享资讯，交流防疫经验，共同抗疫，情况可能大不一样。如果中共在天安门大屠杀后，世界各国持续制裁中共，如果国际社会不将这个残暴的政权接纳进来，中共政权不会有经济突飞猛进，中共政权不会有穷兵黩武，不会有金钱外交，不会有经济，科技，教育，政治领域的渗透，不会有人类共同体的叫嚣。即使武汉病毒，疫情也蔓延不到世界各国。”“瘟疫中的世界醒悟了，美国对中国三十年来的政策进行了检讨，作出了战略性的调整。今年美国国务院将第一次举行六四纪念活动。亡羊补牢虽然未必已晚，但代价太大，37万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如同世界大战，而且还是一场胜负未决的大战。武汉病毒是生物病毒，但是它的传播是依靠中共病毒传播世界的。三十年前中共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才有三十一年后中共病毒对全球的大屠杀。这是因果，三十年一年前屠杀是因，今日瘟疫是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6月2日接见了“六四”事件的参与者。这也是三十一年来，首次美国国务卿正式会见“六四”参与者。而在太平洋的彼岸，香港也以遍地开花的方式，纪念三十一年前的这起惨案。天安门死难者用他们的鲜血告诉世人，自由是有代价的。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变成了自由民主的种子，深藏在中国的广袤的土壤中，终会枝繁叶茂。新一轮的民运和颜色革命如同地火正在积聚，终会喷薄而出。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有前进的勇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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