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64天安门运动的真实成因

宋征

64运动的基本成因，发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局面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自1981年始，为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支持党内“开明派”筹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并试图改变民众心目中对共产党的形象。“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搞活经济”。这场改革在中国农村经济方面率先取得突破，随之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被推行。到了1986年，“改革开放”的风潮强烈地影响到了城市。此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飞跃到400美元，人均年收入达到100多美元。这都是前所未见的。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实用主义改良而不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这就很快产生了贪腐和通货膨胀等不良效应。

极权社会的体制，使党官僚及其子弟能够利用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力获取暴利。党官僚群体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之后，重新认识了官权的价值并意识到权力的时效性。于是他们自行补偿，尽可能地使用手中的官权，利用计划经济的物价“双轨制”（注：被官方全面控制的紧缺物资或生产原料有票证或批文的价格会便宜很多）以及官方对工商企业的垄断和对商业渠道的控制权，纵容他们的子弟和亲属大肆倒卖紧缺物资和生产原料，或倒卖政府批文，或索取贿赂等等，一次就轻易获利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人民币，下同）。这些行为被统称为“官倒”。尤以在集中了大量党官僚的北京，“官倒”和腐败现象更为直观明显。那些从事“官倒”的“太子党”胆大妄为又特别贪心，社会影响极劣，招致民众痛恨。官权并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却是极权体制下最有效的快速致富资源。

“官倒”的后续效应是权贵利益垄断集团的形成，从而全面封堵了人民的脱贫渴望——他们穷困得太久了，他们非常向往改善生活、挣钱养家，但他们蕴有巨大的经济活力却无路可爆发。而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推行了8年（1981-1989）并未惠及到他们，却出现一系列社会紧张关系：物价螺旋式上涨高达30％，薪资仍然微薄，住房严重不足，腐败泛滥，收入急剧两极化。在城市，官方广泛垄断经济活动，民间经济活动微不足道，主要是少量的“个体”商贩小本薄利，倒卖鱼虾水果或者经营地摊服装。政府通过刁难签发经营执照和严格监管的方式来控制个体商贩的活动。而“极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断绝了全体人民“发财”的机会，“单位制”的束缚也堵死了个人凭借努力而增加收入的希望。而个体商贩的微薄获利（平均每月约四、五百元）让只靠工薪（平均每月不足百元）的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群体，很是眼红。此时期广泛流传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赚钱多），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不三不四发大财”等社会“顺口溜”就反映出民众的愤愤不平和失落感，各行各业的人们开始躁动，少数大胆者开始试图翻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围墙。
 
在过去的几年中，合力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股力量（民众对经济状况的改善要求，知识分子对改变现状的理想，党官僚对重获权力的补偿要求），各方受惠程度的巨大落差正在拉开三者之间更大的利益分歧，而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还保持着强大的社会认同。于是，城市民众，尤其是知识群体，要求改变权力垄断下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对民众经济活动的严苛管制，以求得到一些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的机会，这种诉求源自原始的“均贫富”意识——中国人极易混淆“平等”与“平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发育，但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当改革“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出现了广大市民“端起饭碗吃肉（意指生活提高），放下筷子骂娘（意指不满意）”的普遍情况，让“改革派”觉得困惑——1979年邓小平面对的便是这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情态。
 
数年来胡耀邦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中国的年轻学生们较快地接受了初级的民主思想。到了1986年11-12月，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里出现了学潮，大学生们要求中国改革政治体制和走向民主化。
 
此时在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党官僚以官权攫取社会财富所产生的腐败，已激起民众的严重不满。在胡耀邦下台后的二年多里，腐败在规模、速度和程度上的发展，使改革带来的实惠轮到民众层次已所剩无几，结果是社会不公大量出现，渴望和急躁的情绪在社会上蔓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迟滞和限度，以及“保守派”一再掀起“反自由化”的逆流，让知识者们普遍反感。

在国际上，1988年世界首轮“和平演变”式的民主化浪潮涌向共产阵营。这股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也波及中国。
 
198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们的民主热情开始萌发，他们在该校自发形成的舆论场所“三角地”大量张贴社会评判和时政议论。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终年74岁（1915-1989）。由于胡耀邦的开明在人民中享有威望，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学校园里，触发了学生们的冲动，便有一片乱嚷“死错人了！”意指不该死的胡耀邦死了，该死的元老们却没有死。中国人借“死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的实例，再次出现。第二天，北京出现为胡耀邦鸣不平的悼念活动。在以后的几天内，年轻学生们以真实的爱国热情，自发担任了为民请命和争取民主的历史角色。一场由北京的大学生发起的民主风潮终于借悼念胡耀邦而猛烈爆发，史称“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在这次民间“运动”中形成合流的两个原始动力，即是学生要求政府加快民主改革步伐和城市人民支持学生运动以向当局表达不满。
 
是时，由于学生提出的“反官倒”理念，与人民的渴望得到经济利益“松绑”的复杂心理一拍即合。因此绝大多数的市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对学生运动抱以热烈支持态度，大多数中共党员们也自发地以“人民”身份站在学生一边。这就形成了简单的民主要求与不简单的经济诉求的汹涌合流，激扬澎湃。极少数的经济改革的反对者或“左派”也乘机参与其中，他们希望邓小平尝到“改革开放”的苦果。而中共体制内的中低级官员和普通干部群体因为手中没有对紧缺物资或工商业渠道的控制权，尚无法大范围地参与腐败，故而也很有共鸣地支持或者鼓励这场学生运动。由于先期的农村改革的活力尚未发散完毕，受惠于“农田承包制”而刚吃上饱饭的广大农民群体则基本上没有参与。
 
至此，社会各界一哄而起，以洪流之势实质性地卷入了这场学生运动，运动规模及参与成分都在急剧扩大。这场以“要民主”诉求为最初开端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已悄然转化为以“反腐败”为诉求的、利用学生们盲动的抗议运动。实质是人民与中共之间的利益争斗。因为站在“反腐败”背后的并不是民主自由价值概念却是另外一种东西：他们希望乱一下，似乎这样就可以趁机改变自己的经济命运。
 
学生运动本属乌合自发，学生们的情绪发泄极具随机性，行动全无可控性，此时尖锐升级为激昂行为，导起了市民的热烈反响。他们给予学生绝食行动以前所未有的支持。他们希望政府被迫软化或者有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出现。这也正中李鹏、陈希同的所盼，他们毫无诚意，拒绝对话，以便把学生与政府朝对立的方向推得更远。此间，李鹏到“首都钢铁厂”与工人代表座谈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工人们表示:“改革出现失误，人们可以承受；但对腐败问题，人们无法容忍。学生们提出的反腐败，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政府应该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腐败问题。不然就会失去民心。”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两三年之后，到了1992年，邓小平痛定思痛终于弄明白了：“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真实推力，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而是人民(包括中下层党政人员)借“支持学生”在表达他们的怨恨和“争利”诉求；他终于明白了民众支持“学生运动”是因为共产党制度挡了他们发财的途径，亦即“挡道”。人民的“反腐败”(官权腐败)的实质是要求分羹。这就是民众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一再含混表白的“民心”，而单靠始终不能在中国扎根的“自由化”微弱浪花不会形成当时那么汹涌的社会洪流，因为民主和人权从来不是中国人的追求。因此，只有放弃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放宽对人们的束缚、向全社会开放而允许人民“用各种手段牟利”，来缓解他们的怨恨，才可换取共产党统治的稳定，亦挽救“改革开放”不使夭折。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他以88岁高龄进行最后一搏，在“改革特区”深圳市发表强硬讲话，呼吁让中国经济自由化，对国内民众“开放”，让各群体参与发财。他讲话:“中国如果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他们才会拥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