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离成功仅距跬步、功亏一篑的人民革命
——兼论民主运动中的暴力和非暴力
高瞻
中心思想：在未来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极权、残暴政权的最后总决战中，适当、适时、有限的使用低烈度暴力，可以实现历史的加速转折和跨越式发展，同时阻止与消弭更大规模、更高程度的暴力。
“六四”三十六了！
三十六年里，肇事者共产党从来没有过一点点反思、一丝丝自省、一毫毫检讨，只会像个鸵鸟一样玩命把脑袋拱进脏土里、像个白痴似的拼命将耳朵埋在手掌中，不敢看也不想听，更不让别人看别人听。
三十六年里，受害者们每年点燃烛光、挽起白幛，追思、回顾、激愤、慷慨、痛悼、纪念。
三十六年里，当年的旁观者、后来的理中客们，年复一年不但自觉自愿、而且主动代替受害者们反思、自省、检讨，然后批评受害者们“从没有过自觉、主动与像样的反思、自省和检讨”。
在八九民运已然惨痛失败的不争事实下，理中客们“事后先知”般趾高气扬的推断和结论出：八九民运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他们从来不提自己当时怎么没这么说——，然后怪学生在必然失败的前景下，还去做、还强扭、还盲目乐观、还不知妥协、还强行激化、还没完没了、还一步步升温……最后让改革派全军覆没、让长安街血流成渠、让反抗力量被一网打尽、让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让中国倒退和黑暗了几十年现在仍看不到一线光亮……他们不但早已忘了历史，而且从未重温过那些活生生展示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排山倒海、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珍贵历史影像。
有了“八九民运必然失败”这个预设前提，学生们的每一步都可以找出失误、都能够说成败笔；同时，有了“八九民运必然失败”这个预设前提，学生们做什么、怎么做其实已经谈不上失误和败笔了：因为不论做什么、怎么做，八九民运都注定不可能成功。由此，“事后先知”们走向了自我悖论。
但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绝不是必然失败，而且曾经距离大获全胜只差半步。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和几百万军队、用了近三十年时间以几百万人头赢得、自以为是千秋万代铁打江山的共产党政权，曾经命悬一线、危若累卵，差一点就断送在这短短的五十六天里。
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共产党最高层亲口坦承和断言的。1989年5月24日杨尚昆的《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代表整个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把这个结论说的清清楚楚：
他们越闹越大，闹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时,外省有一个时间也是比较平静的,现在又闹起来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闹起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而且提出来的口号专门对着国务院，为什么会这样？前不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还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邓大姐，对这件事情都非常忧心，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我劝他（赵紫阳），这个问题大得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学校广大的教员、校长、积极的学生统统都要挨个耳光,毫无立足之地,一直在学生中做工作的广大学生党员、干部、校长等都要被打下去。这个时候学生就提出要成立他们的新的学联，反对原来旧的学联。而且要他们自己选举，北京也出现有些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如北京大学占领了学校的广播台，把学生会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学也出现,好几个大学都出现了夺广播台，甚至破窗而入……学生觉得党中央有一个人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要求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开紧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这些组织作出一条决议，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照他们的说法学生运动是一个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会作出这么一个决议，那不是等于把前面那个社论都推翻了，现在他们正在积极搞这个事情，还在发动签名。面临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先念、陈云同志都从外地赶回北京，要求无论如何要开会，要确定一个方针，究竟怎么办？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邓大姐，还有我们两位老帅，都很关心这个局势。究竟是退，还是不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方针。
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同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
这几位老同志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不用说,先念、陈云,徐帅、聂帅、邓大姐、彭真,还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党和国家这样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不能出来说话?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陈云、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拥护这一正确决定。
杨尚昆这个重要的报告，无意中点明和承认了三个极为关键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内容，当时处于“战争迷雾”中的民运领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敢确认，在漫长的三十六年后越来越久远的记忆中，则差不多完全泯灭成尘埃。
这三个极为关键的信息是：
第一，赵紫阳有一个纲领鲜明的司令部。能被李先念、杨尚昆比照当年的刘少奇称为“一个党内的司令部”，意味着赵紫阳在共产党政权里拥有着和掌握了巨大的权威和号令能力，也具备着创造各种可能的丰富资源。同时，远远超过当年刘少奇的是，这个司令部还一边倒的得到了所有学生和市民的支持，而此时这些学生和市民们不仅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北京，而且也燎原到全国——用杨尚昆的话“他们越闹越大,闹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时……差不多各省市都闹起来了”——。实际上，不但学生和市民，不但知识界，不但工人，就连农民、绝大部分政府官吏、全体民主党派、相当一部分军队成员都已经和即将从心理上、舆论上以及行动上倾向、响应、追随于这个司令部。
第二，在共产党最高层里，保守派比改革派更清楚的意识到了当时局面的千钧一发：“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彭真、王震们不但一致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紧急关头“，而且确信“处于危亡状态”，就像杨尚昆说的“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陈云同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这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我劝他(赵紫阳),这个问题大得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一直在学生中做工作的广大学生党员、干部、校长等都要被打下去”。这个所谓“退”、“把性质变了”用杨尚昆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否定‘四.二六社论’”：“近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在作赵的工作，说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了我们就站不住，他听不进去”、“究竟是退，还是不退？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方针”。而彼时自赵紫阳以下，人心所向、万众一心，几乎全党、全民都坚决的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可见当时距离杨尚昆口中的“亡党亡国”是多么的一步之遥！杨尚昆的话，不乏夸张其辞，但基本与现实吻合，也活灵活现的反映了他们当时恐怖、惊悚、惶恐、慌张到了极致的真实心理；否则以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一贯本姓，绝不会说的如此丢人现眼。而古今中外历史上无数戏剧性的重大转折与突变证明，在关键的时刻，一旦心理防线垮塌，树倒猢狲散、兵败如山倒、人去鸟归林的溃败就将会成十倍的加速出现。由杨尚昆讲述的事实可见，那些坚信“有几百万军队、几千万党员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轻易动摇”的理中客、那些遵蹈“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一日之功”的改革派、那些反思“当年自我膨胀以为胜利在即”的学生们，比“八老”们想象和相信的，可谦虚、谨慎和温柔的太多了！
去年广为流传一篇文章，其中说“中南海大卡车不停地往外拉细软，随时都怕学生冲了进去，甚至满门抄斩”。这虽是缺乏证据的演绎，也折射了他们当时恐怖、惊悚、惶恐、慌张的真实心理。
第三，八九民运的最终失败、中国历史的逆转倒退、共产政权的吊命延续、中国人民的劫数难尽，仅仅就是因为七、八个老人。“前不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还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邓大姐，对这件事情都非常忧心，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面临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先念、陈云同志都从外地赶回北京，要求无论如何要开会，要确定一个方针，究竟怎么办？”、“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邓大姐，还有我们两位老帅，都很关心这个局势。究竟是退，还是不退？……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一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陈云同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等到小平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前辈决定了不能退的时候，他（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小平同志，说我不能干了，我的想法与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参加常委工作会妨碍常委执行几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邓主席在内”、“这几位老同志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在党和国家这样紧急关头，他们怎么不能出来说话？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陈云、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拥护这一正确决定”。杨尚昆在这里引用了赵紫阳的原话：“我参加常委工作会妨碍常委执行几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邓主席在内”。这“几位老同志”里，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彭真都属于无足轻重的鸡肋，借用邓小平的话是“泥鳅掀不起大浪、臭虫拱不起被窝”，如果邓小平坚持，无论他选择那条路，这几个人都根本无法影响和左右他。可以说，八九民运的最终失败、中国历史的逆转倒退、共产政权的吊命延续、中国人民的劫数难尽，完全就在于邓小平一人。
这最后一点，王丹至今都看的很清楚。2022年“六四”前夕，网上有一个王丹和周孝正的电话对谈；周孝正以一贯的观点和口吻指责王丹等学生领袖当年认识不到共产党一定会“抄家伙杀人”的前景，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和方法；对周孝正没完没了的谈兴和固执，话不投机的王丹明显有些不耐烦，抢白说：“八九民运本来是会成功的。没有成功，就是因为邓小平一个人。我给你讲一件事情：五月下旬，我在历史博物馆西门接了一个电话，是聂帅秘书打的……所以后来邓朴方急得都要给他爸爸跪下了……”
当然你可能说：邓小平恰好活在了那生死攸关的一刻是天注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既然八九年的中国无法摆脱邓小平的魔影和梦魇，那么民主运动还是命定必然要失败。然而事实是：当时的人力是可以胜天的，历史完全有机会向另一个方向演进；即便有邓小平，共产党政权也可能覆灭。挽救了共产党的，不是学生的失误、激进和乱作为，而是他们的胆怯、保守和不作为。这一点，甚至连王丹都没有觉悟到。
正因为1989年最终的结局整个取决于邓小平一个人，正因为“天下兴亡、苍生祸福，系于一身”，所以危局和难题才更容易、最容易被解开：解决一个人，远比解决一个几千万人的共产党、一个几百万军队的共产党政权要容易的多的多。
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人心所向，而最高统治者已成为了独夫民贼、“谓之一夫”，明显会人亡政息的情势下，这种“解决一个人”的行为和方式，在金庸小说里是萧峰故伎重演了几次的“捉贼先擒王”，在当代则更加赫赫有名，被称为“斩首”行动。
那么，1989年有没有对邓小平实施“斩首”——当然不是真的要砍掉他的脑壳——的可能呢？不但有，而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这种对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轻而易举就可以“斩首”的机会未来恐怕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直到1989年的5月17日（北京戒严的决定，正是5月17日在邓小平家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做出的），邓小平还糊里糊涂的安然居住在距离景山后门仅有几百米远、处于北京市东城区最中心的米粮库胡同11号。他的住宅周边全都是低矮的民房，没有任何可靠的掩体和障碍物。邓家的守卫部队，应该同属中央警卫局，人数不会超过当年毛泽东出巡时所带的三百人。警卫人员配枪里没有子弹是一般的制度，虽然邓家卫兵是否真枪实弹无从确认，但当年的保安防护水平和今天完全不可比拟则毫无悬念，不但绝不会有白宫楼顶的防空导弹、火箭筒和狙击手，不会有供逃生用的直升机，大概率也没有通往北京战备地下通道的入口，甚至连监控系统都未必安装。这里我想到一件趣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权势熏天、一人左右中国命运期间，日本人对他的兴趣难以想象：北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现在我怀疑他是一个兼职情报员——再三央求我带他去探访邓小平家，结果我道听途说、按图想象的把他错带到景山东街和景山后街交汇处路北的一个灰色岗楼高耸、带瞭望孔大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前；他踮脚俯身的扒门窥视，把照相机镜头紧贴门缝往里一个劲拍照，前后折腾了半个小时，却始终不见一个人从门里冲出来或者门外跑过来制止。2017年1月12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百年老胡同米粮库中的那些名人“住客”》，其中写到：
1977年，邓小平官复原职乔迁新居。每天到了上下班的时间段，胡同口内外就有军人和警察站岗执勤，迎送首长出入平安。
据地安门派出所民警老张介绍说，他是“小平警卫组”最后一茬民警，因为持续干了12年，所以“小平警卫组”之前的民警基本都离开了派出所。
老张介绍说，邓小平一家是1977年搬到地安门派出所管界米粮库胡同11号居住的。小平同志1997年与世长辞，他老人家生前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20个春秋。在邓小平携家眷刚搬来住的时候，派出所专门为小平家设置了警卫组，负责小平同志住所和出行的安全。警卫人员都是派出所的民警，人员不是太固定，警卫地点也没固定。
1985年，上级要求增强邓小平家住地的警卫力量，警卫组成员就都转成专职的了。小平同志家院门口的一间平房，就成了警卫组的固定办公地，并配了一部专线军用手摇电话机。警卫组全天轮流值守，小平同志外出回家之前，电话机就会响起来。警卫组的民警们接到命令和通知后，就立即为小平同志的进出做准备，拉开警戒线，疏导附近车辆和人群，目送小平同志的车辆安全驶过。
如果文章中“老张”说的属实，那邓小平家的警卫全都是由普通警察负责，连中央警卫局都不用；漫说三百人，连二十分之一都不到！不管怎么样，很显然邓小平家的警卫水平仅适合于太平无事的年景，形式多于实质，在1989年五月“六四”前这种非常时刻和危机关头完全就是聋子的耳朵——而这，恰恰也就给人民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绝好机会。辛灏年在“六四”三十五周年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到：如果当年人们能预知后来的结果，应该早早就冲入中南海，都是牺牲，冲进中南海还能展示英勇、昭彰正义。
其实，根本不用九死一生的冲进步步设防、森严壁垒、铜墙铁壁、九曲十八弯、难于上青天的中南海，比这个容易千百倍也管用千百倍的，是直接冲入邓小平家对其实施“斩首”。如果当年八九民运能先见之明的形成和拥有三十年后香港的“勇武派”，这些“勇武派”又不像香港同行们一样埋头苦干、汗流浃背的专心致志投入于损毁地铁闸机的作业，而代之以“斩首”邓小平的行动，那么历史的结局就会天差地别。
1989年五月盛夏的北京，活跃着一支上百人的“飞虎队”。“飞虎队”每人一辆摩托车，后座上常常还坐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用“六四”屠杀后舔着人血馒头扶摇直上的北大教渣和人渣梁柱的话说，就是“后面还坐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成群结队、轰大油门，呼啸着驶过京城的大街小巷，最多时候是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四周风驰电掣的疾行，时而为学生传送情报、时而为民众壮大声势、时而威慑搅扰敌人的心魄，让学生和老百姓们看了欢欣鼓舞、热血沸腾、胆直气壮，使共产党听闻心惊胆寒、魂不附体、如丧考妣。那时摩托车是一个高档消费品，所以“飞虎队”的成员大多是各行各业新晋致富的个体户，以致后来李锡铭义愤填膺的直斥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经济、社会基础”、陈希同咬牙切齿的说他们是“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我在广场上听一个“飞虎队”队员绘声绘色的讲述说，他们好几次在米粮库邓家门口路旁停下，上百辆摩托车同时把油门轰到最大，震耳欲聋了足足十几分钟，老邓气急败坏，下令警卫出来抓人，大家才一拥而去。由此可以确信：当时人们的确主动想到了有目的、有计划的去邓家进行骚扰——也许，他们还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想到了更进一步的其他……
1989年6月30日，时任国务委员和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陈希同的讲话固然危言耸听、造谣诬陷、含血喷人，但是也从反面间接的证明了以下两点：
一、当时确实有人或明或暗、或缜密谋划或想入非非的考虑到了要“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有人确实或多或少、或深思熟虑或头脑一热的“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二、陈希同充满恶毒渲染和抹黑的形容，56天里无止无休、日甚一日、逐天迭高的示威和反抗浪潮的画面，6月3日下午新华门外愤怒的学生市民砸碎大巴窗户、拼死将身着白衬衣便装的士兵揪出并把缴获的机关枪架上车顶展示的录像，6月3日夜里和4日凌晨北京城中各处数不清的群众狂怒失控、焚毁坦克、抢夺枪支和处死军人的镜头，今天重拾起来让我们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看了的人谁都不会怀疑，当时的现实是大多数学生和民众的怒火已经彻底爆发，完全到了舍生忘死、置性命于度外的状态，革命、起义和暴动已达临界点，一触即发——从这个角度说，陈希同的描述歪打正着，也并不虚构。在那些日子里那些样的情绪和氛围下，如果民众领袖们多一些激进积极、胆大妄为、敢做敢当，少一些四平八稳、和平理性、束手束脚，想到、号召和带头去包围邓家、控制住邓小平，瞬间邓家大院恐怕就装不下勇往直前参与者的百分之一。
1989年6月3日下午，新华门外愤怒的学生市民砸碎大巴窗户、拼死将身着白衬衣便装的士兵
揪出并把缴获的机关枪架上车顶展示。
当然，要想成功、完美、有效的“斩首”邓小平，一举扭转乾坤、再造天地，仅仅有群众的行动是不够的，必须和党内最高层——也就是赵紫阳——达成默契、配合协调、上下合谋。
1971年8、9月间，聪明绝顶、气冲霄汉、胆大妄为的林立果，开天辟地的想到并具体策划了对毛泽东的“斩首”行动，结果距离目标和目的还有十万八千里就折戟沉沙。而1989年的赵紫阳，具备、占有着比1971年的林立果和林彪有利的多得多的条件。
毛泽东行踪不定、神秘莫测，林立果绞尽脑汁设计了种种方案、进行了层层构想，但最终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找到；非但如此，就连想用空军地面部队攻入钓鱼台逮捕江青和张春桥都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定夺，因为他知道钓鱼台太大，生怕土包子士兵进去后根本找不到北。毛泽东狡诈多疑，一生都处于不安全感之中，一旦认为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或者一朝感觉北京有稍许动乱的迹象，就立即离开，乘专列在全国各地流动，而只要他的行动保持自由就可以完全控制和操纵局势。邓小平不具备毛泽东的情商和智力，而且始终保留着共产党没有官邸住私宅的强盗和山寨政权传统，加上那些年天下太平、其威望和权势又正值巅峰，于是靶子似的死呆在市中心米粮库的家里至少一直到1989年5月20日，实际上自己把自己变成了瓮中之鳖。
毛泽东直接指挥着汪东兴，也就死死控制了铁打不动的8341部队。八九期间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办公厅就在他的手里。虽然中央警卫局当时肯定是由杨德中而并非温家宝掌握，但杨德中对邓小平的忠诚度远远不能和汪东兴对毛泽东的相比，杨德中对中央警卫局的掌控更无法和汪东兴同日而语。平常说政变和抓捕领导人必须要有中央警卫局参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着最高领导集体的住所、地势、布防、安保等等细节；但具体到八九期间的邓小平，这个原则完全不适用：邓家地址众所皆知，且空间狭小、地形简单、易于占领，要控制、“斩首”邓小平的并非特种兵、突击队和阿尔法，而是成千上万、排山倒海、公开请愿、潮水涌入的群众；在这种局面下，局促范围里警卫部队形同虚设，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林彪集团没有能公开讲出来的独树一帜、截然不同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没有体制内的广大基础和呼应，没有全民戮力同心的拥护、支持和响应，没有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的民众愿意冲锋陷阵、赴汤蹈火，没有全国上下一致反抗、急切改变的情绪、氛围和声势，更没有面临一个酝酿着革命、起义和暴动的形势。
上述这一切，赵紫阳却完全具备。而且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党指挥枪”原则下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除此之外他还有林彪不敢也不可祈望的军队民主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背书。
在当时那种群情汹涌、同仇敌忾的情势下，成千上万人借口向邓小平请愿、谏言、上书，包围、封堵邓家，完全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很快群众在激愤中像4.18、4.19晚冲击新华门一样冲击并冲进邓家——邓家人墙远远不如中南海力大，邓家大门也远远不及大红门厚重——，随即占领、控制了整个大院。混乱间所有电话和通讯线路被毁坏，那时不存在手机和网络，邓小平与外界联系由此被切断。不久赵紫阳闻讯而至，为了保护邓小平英勇的挺身而出，声称愿意做学生们的人质以换取邓小平的安全和自由，同时坚决阻止可能的驱散、镇压甚至开枪，以避免激化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绝对合情合理：邓小平和赵紫阳正处于群情汹涌的群众围困之中，生命悬于一线，除非借刀杀人、蓄意弑君，否则无论谁以任何借口都不敢下令强行处置——。群众坚持不退，赵紫阳下令温家宝调动少量中央警卫局部队和平进入邓家，以保护名义把邓控制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安全屋内。这之后，与群众共进退、群众日夜僵持他也原地不动的赵紫阳，时而和学生们一起席地而坐，时而起身进入邓家抚慰已成惊弓之鸟的邓小平，时而就地发号施令、主持大局——军委主席失去自由和讯息，无法正常履职，时当迫在眉睫，身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自然就当承担起统领军队的大权，从而从身份、位置、威望和号召力各方面都达到了足以控制全局的程度。更重要的，此时能见到、敢去见邓小平的只有赵紫阳，哪怕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也可以任意转达邓小平的意旨而无人能够证伪。当年民主力量和赵紫阳两方只要有此决心、胆量、气魄、智慧和计划，就会有无数种办法钳制邓小平，掌控中枢、操纵大局、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甚至根本不需要牵扯到军队。这里要再提到杨尚昆上述的讲话。杨尚昆讲话里隐含的一点是：自己在镇压决定中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所有决策都是邓小平和一众老人所为——尽管他的年龄并不比他们小。“六四”后社会上广泛传言，杨尚昆明里暗中一直在试图脱清自己的屠杀责任，有意识的将其完全推在邓小平身上，这使邓小平极为不满。此事当然难辨真伪，但多方材料证明他和赵紫阳关系甚好，一开始也十分赞成赵紫阳对学运的态度。没有疑问的，一旦赵紫阳控制了邓小平而名正言顺的继承军队权力，杨尚昆立即就会顺水推舟的靠拢过来。
2022年7月，在斯里兰卡年轻社运人士发起的抗爭高潮中，激愤的群众冲入并占领总统府，腐败、独裁、嗜血的总统拉贾帕克萨仓皇出逃、去国辞职，主导斯里兰卡政坛近20年的拉贾帕克萨家族瞬间土崩瓦解，这成为仅靠群众力量不流血的结束了专制政权的光荣典范。可惜的是，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在千钧一发、不进则退、或生或死的时刻，人们想到了去冲击中南海、可能想到了去绑架李鹏，却偏偏没有明确意识到邓小平才是值得破釜沉舟的重中之重。
2022年7月14日斯里兰卡抗议者控制了科伦坡总理官邸后，欢乐的人们成群结对的进入。
2022年7月14日斯里兰卡抗议者控制了科伦坡总理官邸后，欢乐的人们在里面自拍。
但是，邓小平之后的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地都再也没有、没敢离开过中南海和玉泉山一天。显然，他们比不但当局者迷、而且事后还迷的学生和改革派们聪明的太多了：中南海和玉泉山的面积、纵深、地形、暗堡、秘道、掩体、设施、防护、安保、警卫，可不是想想就后怕出一身冷汗的米粮库之类豪宅大院能比的啊。
八九民运，无疑需要反思、自省、检讨。但是，反思、自省、检讨的方法绝不是没完没了、絮絮叨叨、年复一年的指责过来人、为难先行者，从而显示自己的事后诸葛亮，绝不是反思为什么不妥协、自省为什么不退让、检讨为什么不适可而止——按照这种逻辑，结论只能是：“在将来与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大决战中，学生们一定要学会妥协、退让和适可而止”，这岂不是荒谬绝伦？更加险恶和歹毒的是，竟然还有人把血案和屠杀的责任完全栽在了“居心不良”、“罪大恶极”的学生领袖和“胡闹”、“无知”的学生身上，彻底做了共产党的帮凶和帮闲。这些人别有用心的同时，还对当时的历史一无所知，更对中国的政治一窍不通。事实上，5.19戒严宣布后，新闻界大批记者公开呼吁学生们坚持到底、绝不撤离；学生领袖们几次决议撤出广场、返回校园，都遭到在场绝大部分学生和旁观市民的坚定否决与反对。实际上，所谓“4.27后政府立场软化，学生们取得阶段胜利，如果就此为止、见好就收，本可以保住成果”云云，完全是痴人说梦、欺心妄想：对只懂得你死我活、只知道鱼死网破，绝不容许奴隶质疑、绝不接受对手妥协、绝不留给敌人余地的共产党来说，只要你迈出了越过雷池的第一步，就永远不要想再回头，别说中途停下，就算跪地、求饶、乞活，也决计逃不出清算和惩罚——哪怕能放过个人，“成果”也会被铲除的干干净净、寸草不留。
同样，指出、揭示和承认八九民运中导致了民主事业功亏一篑、中国几十年倒退、民众近万人惨死的群众与赵紫阳两方面的决策失误以及胆怯、保守、不作为，也绝不是要无意义的对过去追责。有意义的反思是汲取教训、为即将到来的下一次总决战提供启示和指引，有价值的自省是为了在下一次总决战时摒弃以往的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时左时右、摇摆不定，积极的检讨是要确保在将来的总决战中破釜沉舟、一鼓作气、出奇制胜、一役毕其功。
那么，八九民运以及它的失败，给未来的教训和经验都有哪些呢？
一、在今后的大决战里，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共产党，斩钉截铁的提出打倒和推翻共产党统治、铲除共产极权暴政的目标与纲领。八九民运中，学生们一再小心翼翼的自我表白：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支持共产党推进改革、帮助共产党反腐倡廉；想要打到共产党的即便有，也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生怕民众难以接受，生怕和共产党撕破了脸，生怕政府破罐破摔、狗急跳墙，结果将泼墨毛像的浏阳三君子都牺牲做了进贡的祭品。铁血的事实证明，学生们的真情实意没有换来任何回报，学生们的小心翼翼没有改变任何结局，学生们的策略智谋没有产生任何区别，共产党照样认为你这一切都是伎俩、阴谋、手段、“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判定你“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照样断言你“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照样确信你“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 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还准备了要镇压的共产党干部名单”，照样抹黑你“公然叫嚷‘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照样用坦克、装甲车、半自动步枪和刺刀来收拾你。如果1989年时四十年的恐怖血腥统治还震慑着人们的心灵，使学生们还想不到、不敢想“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统治、铲除共产极权暴政”，那么，2022年10月白纸运动中响彻乌鲁木齐中路和全国无数个角落的“共产党下台！”口号则让一切恐惧、犹疑和琵芭半遮面都统统不复存在；从是之后，如果再提半句“欢迎共产党改革、鼓励共产党从善、帮助共产党进步”就是彻头彻尾的落后于潮流、脱离了时代、逆进步方向、做历史反动，正如同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改良运动已经被历史抛弃了一样。
经过了1989年“六四”血与火的历练和生与死的劫难，当年的天真烂漫、纯粹赤诚在中国社会里已经永远不复存在。在未来的总决战里，阵营将变得泾渭分明、目标将变得清晰明了、动机将变得独一无二、抉择将变得非此即彼、情感将变得冷峻简单，参与其中的每种势力都将告别从前的那些踌躇、犹豫、彷徨、模糊、调和、纠结和错乱。在学生和民众一方，再不会有听到“4.26社论”后和绝食宣誓时的委屈、愤怒、悲痛、义愤，唯一需要决定的是为共产党掘墓还是为共产党殉葬；在共产党一方，再不会有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还是“坚决捍卫成千上万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的分歧与冲突，剩下的只是面对敌人是选择主动缴械、将功折罪还是舍命不舍权；在“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一方，再不会有赵紫阳回忆录里说的对政府“给学生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而只需要在共产党的帮凶和人民的同袍中两者择一。
二、体制内的民主力量，如果准备行动，必须坚定决绝、义无反顾、不留余地——而1989年的赵紫阳却完全相反。当年的赵紫阳方面，一方面既不做组织工作也不做舆论宣传（五月初胡启立对宣传系统的讲话和赵紫阳的亚行发言勉强除外），一方面却在明知道邓小平不可能改变想法的时候一再与之对立、在明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撼动邓小平的地位时还在如此敏感的关头莫名其妙、吃错了药似的对戈尔巴乔夫说了那么一通除了他谁都知道是触颜犯忌的废话，然后就不做任何努力、不尽些许尝试的自认大势已去，主动撂了挑子、缴械投降、束手就擒——整个过程简直不知道他究竟想干、要干什么，直似在蓄意自杀。五月四日“亚行讲话”时还“充满自信”，被国际媒体赞誉为“出色的把形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了”，给全世界的印象是地位非常稳固，而仅仅两个星期后就一无所有、输光丢尽——这种自己把自己搞垮的速度，世所史所罕见。
严家其曾特地著文论说赵紫阳对邓小平从心里的怕，可谓精准之至。李鹏、杨尚昆一再诬陷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蓄意出卖邓小平，其实赵紫阳如果真的这样想过，也不过是心头一念、瞬间即逝，更不敢付诸实施。在已被软禁了十年，既无重获自由的可能也无进一步伤害之虞的时候，赵紫阳还在各种人面前可怜巴巴、比窦娥还冤的一再辩解这件事，可见他多么怕枉担了忘恩负义、心怀叵测、僭越谋篡的虚名。赵紫阳一直号称不倒翁，这也折射出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特性和亦步亦趋、小心翼翼的乖乖虎本能；他在行为模式上实际和胡锦涛、李克强并没有什么区别。赵紫阳的充其量，只是在5月17日离开邓家决定戒严的常委扩大会议后，悲壮的召开了家庭会议，宣布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用放弃权势来守住最后良知和信念底线，同时以此试图保全身家性命——我都缴械投降、一无所有、完全不抵抗了，对你们再没有任何威胁，也就能放过我和全家了吧——，而不可能为这个良知和信念去拼死一搏、取义成仁。赵紫阳枉自在共产党的绞肉机里摸爬滚打、上下沉浮、血肉横飞了大半辈子，还是误信了邓小平的人性和共产党的自新，他忘记了小人到血液中和骨髓里的共产党是永远不会原谅、饶恕和放过任何一个叛徒、异己者和不坚定分子的。我总在想，如果赵紫阳事先就预知自己后来十几年里那种生无可恋的囚徒结局，他当初会不会孤注一掷、采取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召开中央全会一样的行动？或者敢不敢像叶利钦在八一九事件中那样挺身而出、站上坦克？我也在想，二十大闭幕式上如果李克强能预测自己一年后就将命赴黄泉，他敢不敢当场站起来抚慰、握别和送离被强制退场的恩师胡锦涛？我的答案是：他们仍然不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残暴、野蛮的党内奴役，使它的成员们、哪怕是最高成员们都噤若寒蝉，不但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骨头。所以，赵紫阳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反对派领袖，更准确的说，他从来就没想过当一个反对派领袖——在软禁多年、思想彻底脱离中共、精神获得自由后，他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反对派领袖，可却永远失去了机会——：他的主张、动机和初衷是为了党的前途命运与长远利益，同时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顺应现实大势和进步潮流；具体说，他无法接受靠戒严、镇压来解决矛盾，“要对历史负责，绝不做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坚持认为必须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通过召开人大会议来决定一切。赵紫阳既没有反抗意愿也没有个人私利，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利用时机把邓小平搞下台、自己掌握大权、加速推进中国民主，他的悲剧是结构性和无法避免的。纵观历史上最终与党分道扬镳的那些曾经的中共领袖们，陈独秀、张国焘是饱受打击、走投无路、被迫出走，林彪准备坐以待毙而意外被裹挟而去，江青和张春桥在受审时大义凛然、漠视生死，但在政治实践中却是循规蹈矩、执着党法，导致最后束手就擒——总之全都没有试图真正出击和反抗过。
莎士比亚说：如果你要杀一个君王，就一定要杀死他。未来的“赵紫阳”们，在举事之时，再不能像之前一样软懒散、瞻前顾后、进退维谷、首鼠两端、前怕狼后怕虎，绝不能像曹操形容的袁绍那样“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一定要抱定背水一战、赴汤蹈火、玉石俱焚、“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和勇气，一定要一往无前、向死而生、置之死地——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把敌人置之死地永不生。
与此同时，民主运动应该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推动、促进、催化共产党最高层内民主力量的酝酿、形成、分化与行动。习近平刻薄寡恩、贪残酷烈、倒行逆施、四面树敌、恶贯满盈，朝不保夕的共产党最高层内仇恨、反抗习近平的情绪和潜能远远多于当年面对邓小平；习近平的倒退复辟、为所欲为、丧心病狂，在合适的时候和成熟的时机，必将促使共产党最高层内的民主力量彻底苏醒和取得共识：反抗、清算习近平独裁与暴政的旗帜、纲领和结果，永远杜绝习近平一类鬼祟与祸患孽生的手段、方法和途径，只能是结束极权政治、实行民主宪政。如此，他们就会在理念上与民主运动达成一致，并愿意和主动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
三、适时、有限、适度并且先发制人的使用低烈度暴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可以实现历史的加速转折、推动历史的跨越式前进，同时能够阻止对方大规模暴力的使用，从而消弭更高程度和强度的暴力发生，付出远少于完全放弃暴力可能付出的代价。
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或非暴力行动（nonviolent action）是基于以下的理念、原则和策略：
第一、相信人性终究是有底线的。
在圣雄甘地的心念里，面对手无寸铁、逆来顺受，被打的头破血流、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但仍然既打不还手、也坚不退却的包括了老少妇孺的抗议者们，再邪恶的统治者，再暴虐的政府，再凶残的打手，最终也总有一刻会下不去手，而被迫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的途径。
第二、民主、自由是道德和人性的，不应该用不道德的手段与不人性的途径取得；一旦民主力量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成功，极易形成习惯和路径依赖，进而出现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第三、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的代价太大。追求民主的目的是让最绝大多数人获得安全、自由和幸福，如果在追求和实现过程中造成了尸山血海，那去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里共军杨少将的“乌克兰之问”就会对人们产生蛊惑：“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
第四、现代非暴力论还有了进一步的务实和技术因素的支持。最形象的叙述是李敖2005年秋天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讲中说的：“项羽可以这样喊，楚霸王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为什么？项羽、楚霸王用的武器，李自成用的武器，跟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你一把扎抢，我也有一把扎抢，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哒哒哒，坦克车，咔咔咔，一点招也没有，输了。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此外，比起暴力抗争，非暴力可以最大程度的维持合法性、减少危险性、避免统治者的大规模暴力报复，因而也容易获得一般民众的接受和参与。
据说，非暴力抵抗在当代的效果非常显著，仅统计1966年到1999年的案例，非暴力抵抗在 67 次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变中，有 50 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人性终究是有底线的”，是吗？在罗刹国五十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让我对此说绝不敢苟同。我这种对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或者潜意识里的。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人们盛赞他这种精神会感天动地；可是最终，他不承认的敌人们却从未被感化丝毫，而他至死都没有走出共产党的黑牢。如果人真的可以被感化，就没有孔子的“以直报怨”，就没有汉谟拉比法典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摩西律法的“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尤其特别和最为关键的，是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要面对的是谁：对方不是普通的敌人，而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罪大恶极、穷凶极恶、无恶不作、恶贯满盈的中国共产党！即便甘地的信念对英国殖民者有效，但对中国共产党绝不适用。共产党自诩“是钢铁做成的”而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信奉和实践的始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共产党对待反对派的原则从来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历史证明，共产党就是毛泽东说的“你不打他就不倒”的“反动的东西”，就是毛泽东说的“扫帚不到，不会自己跑掉的”的“灰尘”渣滓和垃圾。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还有避免暴力实现民主的一线希望和一丝运气，在“唯暴是依”的习近平统治下则再无可能。
非暴力主义者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统治者们首先悍然使用暴力的时候，人民要不要进行自卫和反抗？人民是不是就该坐以待毙和任人宰割？另一个同样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人民主动使用有限的暴力可以制止统治者实施更大的暴力，那应该怎么做？无疑，答案可以参考法律实践中“正当防卫”和“自力救济”的观点与理论。
暴力，并不等于就是暴力革命。同是使用武力，政变和内战的手段、规模、影响与后果完全不同。无数政变的成功例子告诉我们，先发制人、使用暴力并成功的控制了现政权里的关键人物和要害机构，可以避免一场内战，是一种最容易、最简单、最经济、最少代价的一举撬动和改变历史的方式——我们距离最近和耳熟能详的事例就是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
在当代国家和现代武装条件下，暴力革命早就已经不是要打上几十年的残酷内战，更不再是土豹子共产党理解的“打天下、坐江山”、“还我几百万人头”、“千百万人头落地”——共产党始终在这样喧嚣，一是夸张自己政权永固、铁打江山、坚不可摧，二是威胁、恐吓反对者——，而是像7月14日、11月7日和10月10日以及20世纪末和21世纪不计其数的民主转型那样：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举国氛围下，少量起义部队和武装民众迅速控制、惩处现政权的最高中枢机构和首脑集团，然后纲举目张、号令天下，各地多米诺骨牌式的响应和投诚，进而在整体治理体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型。
实际上对共产党来说，反抗根本没有合法与非法、暴力与非暴力之分，只要你不服从就是罪大恶极、罪无可赦、罪不容诛，就是刑事犯罪，就必须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和惩罚。“六四”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你心里没想着反对共产党，他们偏说你“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现政府”；你和平请愿、手无寸铁，他们就说你“反革命暴乱”；你不敢做的、没有做的，他们都说你做了、都认为你做了、都相信你做了；你害怕留下把柄和借口，他们要想镇压根本不需要任何把柄和借口。“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我不知道别人对此会如何自处，反正我一辈子都绝不肯“枉担了虚名”：与其让你栽赃、诬陷、冤枉、嫁祸我干，不如我索性真的干；既然准知道你要栽赃、诬陷、冤枉、嫁祸我干，我干脆决不让你失望的主动就这么干。在这点上，我最赞成魏京生光明磊落、独一无二的宣示：绝不排除暴力革命——就像共产党自始至终咬住不松口的对台原则：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武力。
四、“六四”用千万人的鲜血代价凝结出了一个深刻教训：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念，如果没有誓死的决心，如果不能向死而生、破釜沉舟，就不要轻易出击，就不要轻言战斗。毛泽东最看不起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他肆虐中国后，蓄意把中国的精英们全都变成了软骨头的小资产阶级：暴政下温良恭谦，松动一些就忘乎所以，政府狗脸一翻时立即做鸟兽散，结果把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改革成果、本钱、实力，一把赔得干干净净，让上至改革派，下至老百姓，全部坠入无底之地狱深渊。“八九”民主运动中的学生和民众不是干过了，而是没有干到底、干到头。政治不是赌博，不能靠侥幸，不能凭万一，一旦利剑出鞘就绝不回头、有死无生。“两军相逢勇者胜”，谁意志坚定、谁占有先机、谁下手稳准狠谁就必胜，谁软蛋、谁迟疑、谁退却谁就大败亏输。巴列维半途而废，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现代化伊朗兵不血刃的送进了神棍之手；阿萨德死缠活赖，叙利亚三分之一国土虽成废墟但政权延续了十几年。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邓小平和陈云的话千真万确、至理名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就是要把几十年战争所夺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邓小平是杀人如麻的暴徒匪首，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战役、见识过尸山血海的大世面、制造过人头滚滚的修罗场，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和从未有过杀生的寻常百姓自然无法和他相提并论；然而这都不是借口和理由，对付杀人狂和嗜血魔鬼，你得比它还狠，还决绝，还浑不吝，还先下手为强，还该出手时就出手。如辛灏年前面所说，如果知道后来“六四”会死那么多人，群众就该也必然早早下决心暴动，冲进、占领中南海，如果这么干了，死的人还不至于那么多。今天，我们知道了，而且我们还知道今后也必然是如出一辙。所以，永远不要再说出“如果知道”，永远不要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永远不要再追悔莫及、痛定思痛。面对着邪恶、凶残、下贱、无耻、卑劣到无以复加的共产党，“宁为凶手，不为苦主”的中国古老信条是可以而且必须遵奉的。
五、绝对不要相信过去、当下和未来乡愿们的一切短见、愚说、蠢论和谎言。过去、今天有无数人喋喋不休的贬低八九民运如何当时就不是大势所趋、根本不可能成功，将来还会有更多人自以为是的讥笑新王丹们如何“以卵击石”、“异想天开”。但引导时代前行、决定历史命运、开创未来方向的，永远是少数先知先觉、不世之才的先驱者和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首义人。如果不因人废言，列宁的政党理论完全正确：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队伍就可以改变世界。一士谔谔碾踏千夫诺诺，有一呼才能有百应、有一呼必然有百应。历史从来不是多数人创造的，进步永远不是多数人推动的，革命成功与否绝不取决于参加者的数量；一个社会只需要百分之五的人行动就可以改天换地、就能够开天辟地、就将会转斗移星，其他寻常巷陌、碌碌余子的多数人只会盲从、随大流、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食尽鸟归林。巴黎少数市民攻占巴士底狱、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莫斯科部分工人士兵占领冬宫推翻临时政府、酿成了二十世纪的滔天血海，陆军第八镇几个新军士兵打响的枪声引发了武昌起义、结束了两千年的中国专制帝制，等等不断验证了这一点；八九运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北京市民“六四”屠杀后打爆了举报“暴徒”的戒严部队电话，从反面再次验证了这一点。在每次社会运动的风暴席卷而来时，总是抵触的人沉默的躲在家里、欢呼的人咆哮着奔行在街头，于是反对者等于完全不存在，全天下满世界皆为拥护者。而一旦气候渐成、声势显赫、大势已去、大局已定、舆论倒转，所有反动派都会比变脸还快的成为革命家，最反动的将会变成最激进的——速度一定比读过圣贤书、明白殉君王、懂得死国难、知道“宁为玉碎不能瓦全”的忠臣烈子快的多得多。那时，不管是在树枝上挂着，还是在汽油中泡着，还是在肉案上躺着，或是在皮卡里趴着，再抑或在地洞间爬着，总之习近平一定会让自己最后亲眼看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更无一人是男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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