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戒严一日〉作者索引乙》（4-5）/宋征时

A 类(军队、武警系统)直接为寻找六四军人之用。B类(公安、地方系统及其他)的作者们并非人们所寻找的六四军人，但他们文章之所述、活动之所涉、经历之所及，则与六四军人直接相关。所以编者将他们同样编列于索引，以供研究者查询相关资讯，因为任何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或需要某些间接性、背景性、边缘性因素或内容。

一如《作者索引甲》(本参考材料第三部分)，《作者索引乙》即本索引也同样仅列出每位作者的部队(或单位)、职务(或职称)、军衔(或警衔)。至于其文章标题、性别、记功受奖情况，则可参见本参考材料的第二部分《〈戒严一日〉目录及附加资讯》。

读者得悉有一军人作者叫“王竞”，希望查询确认并获取尽可能多的相关资讯。因为作者是军人，便可进入A类《军队、武警系统》“按音索名”，即按其姓名第一个汉字“王”的汉语拼音首字母“W”找到本索引的W部分，然后在其中找到如下资讯：

本参考材料编辑制作的过程中，得益于不少研究成果、文献著述及网络文字提供的资讯。其中首推吴仁华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本参考材料的第二部分《〈戒严一日〉目录及附加资讯》中的“附加资讯”，过半内容取自该书。其次当推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本参考材料取自该文献的资讯亦不在少数。对上述两位该领域的专家，对有助于本参考材料编辑制作的其他各类文献著述的作者及诸多网络作者，编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参考材料编辑制作的过程中，编者也发掘出了《戒严一日》署名文章作者的各类“附加资讯”，尤其是“破译”了一批作者的所属部队番号或单位。这些作者中，包括张元发、石祥、马清云3名大校。为了让读者对本参考材料的编辑制作情况有所了解，编者在此介绍有关“破译”部队番号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以下三例：

幸好李西岳是一位军旅作家，《中国作家网》2016年有介绍：“李西岳，男，1959年12月生于河北省献县。1976年12月入伍，1991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首届中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历任战士、副班长、文书、司务长、指导员、文化干事、主编等职，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

其中“文化干事”一职正好对应于目录所示的李西岳职务 ––– 干事。另外，编者通过其若干作品(纪实散文《九九艳阳天》等)和其他文坛信息，证实李西岳1976年入伍后(至少到1989年底)长期服役、任职于驻守在河北省承德地区的第24军，该军1985年改编为北京军区第24集团军，1989年5月20日赴北京参加戒严。不过，李西岳当时的军衔目前仍告阙如。

找到高子荣所属部队番号，则首先得益于陈小雅《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在《一篇新闻稿》中，记述了来自‘辽东大山里的军营’军官的记录： [1989年 –– 引者加注] 5月22日凌晨1时，该趟不知从何地出发、载有至少一个团的军列，受阻于河北安迁[应为“迁安”–– 引者注]车站。(见《戒严一日》下集，第6-7页)”[3]

“辽东大山里的军营”一语透露了《一篇新闻稿》作者高子荣所属部队的驻地情况。目前，学术界公认沈阳军区参加北京戒严的有第39集团军、第40集团军、第64 集团军。这三个集团军的驻地都在辽宁省：当时第40集团军驻地主要分布于辽西，军部驻锦州市；第39集团军驻地主要分布于辽河平原，军部驻营口市；驻地、军营主要分布于“辽东大山里”的，当属军部驻本溪市的第64集团军。参加北京戒严的第64集团军步兵第190师麾下，恰有若干部队驻地位于“辽东大山”即构成“辽东屋脊”的千山山脉分布区。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进一步证实，上述军列所载建制规模“至少一个团”的部队确属第64集团军：“第64集团军进京部队第二梯队的军用火车专列，进京行程并不顺利，[……] 5月22日凌晨1点钟，第二梯队的军用火车专列在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县(现为迁安市)的迁安车站受阻。部分学生卧轨拦阻，大批学生和民众围困军用火车专列。”[4] 所有这些情况与陈小雅的叙事恰好相符。

简言之，通过《戒严一日》目录，编者知道了《一篇新闻稿》一文及其作者高子荣；通过陈小雅的叙事，编者知道了该文作者高子荣所属集团军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遇到的特定情况；吴仁华的著作没有提及《一篇新闻稿》及其作者，但帮助编者知道了第64集团军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到了同一情况。编者据此而推断出：该文作者高子荣所属部队为同一集团军，即第64集团军。

关于侯树森所属部队的资讯是直接找到的，较为顺利。《凤凰网》2014年一则报道附有其简历：“侯树森，男，1949年前后出生，辽宁阜蒙县人，[1976 年 –– 引者加注]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68年入伍 –– 引者加注] 曾任解放军汽车第15团团长、第23集团军副参谋长、第23集团军副军长、沈阳军区联勤部部长等职；2005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2009年7月至 2014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1999年晋升少将军衔，2007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11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中共十七大代表。”[5]

“第 23集团军副参谋长”一职正好对应于《戒严一日》目录所示的侯树森职务 ––– 副参谋长。如上所述，学术界迄今公认沈阳军区参加北京戒严的有3个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40集团军、第64集团军。至于戒严部队是否还包括同属沈阳军区的第23集团军，学术界有过探讨和商榷，但至今未有定论。吴仁华对此曾经表示：“有人提到，参与北京戒严行动的部队还有沈阳军区属下的第23集团军。笔者多方收集资料，反复查证，至今无法确定这个说法。”[6]

这个说法现在可以确定了。编者虽然尚未有机会读到《200顶帐篷》一文，但其作者侯树森以第23集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率部参加北京戒严行动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一新发现意味着，学术界三十多年来有关戒严部队是否包括第23集团军的探讨，现在似乎应该作出定论了。

寻找六四军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吧，寻找到若干名或一批六四军人，远非在名单上添加若干个名字或一批名字那么简单。有时候，找到一个军人名字，或发现其所属部队番号，甚至可以改写学术界、舆论界既有的结论。上述《200顶帐篷》一文作者侯树森所属部队番号第23集团军的发现就是一例。它修正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原有看法，即所谓沈阳军区只有3个集团军参加了北京戒严，其中不包括第23集团军。它甚至还修正了我们对“六四”事件全局的若干整体认识 ––– 原来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北京戒严部队包括中共陆军24个集团军中的14个。现在我们则可以说：中共当局在“六四”镇压中所出动的戒严部队中，陆军集团军达15个之多，其中包括第23集团军。

我们还可以尝试对第23集团军之所以被人忽略的原因作一些初步推测。比如，有可能第23集团军出动的戒严部队建制规模较小，掀动的信息量也较小，所以不容易引起关注；有可能第23集团军出动的并非作战部队，而只是后勤保障部队(《200顶帐篷》的文章标题似乎也在映证这一点)，等等。当然，这些推测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可能性或排斥其他人的不同推测。

问题还不止于此。当时沈阳军区拥有5个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40集团军、第64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23集团军。前三个集团军驻辽宁省，第16集团军军部驻吉林省长春市，第23集团军军部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如果前三个集团军在京部队的后勤保障压力都达到超负荷状态，而镇压行动又急待追加军需甚或急需兵力驰援的话，那为什么不动用驻守吉林的第16集团军，却偏要让驻守最北边陲黑龙江的第23集团军披挂上阵，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吗？

我们或许还可作更进一步的延伸思考。众所周知，南京军区的第12集团军奉命于1989年6月4日凌晨紧急出动，空运进京，担任整个“六四”镇压行动的预备队 (实际上是督战队)。除了南京军区这一任务可属特例之外，从一开始就奉命参与戒严的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任务应该基本相同。北京军区共6个集团军全都有部队进京戒严，济南军区共4个集团军也全都派出进京部队，而沈阳军区共5个集团军却偏偏仅有4个(此前甚至认为是3个)派遣部队赴京，似乎唯独第 16集团军应当成为例外。如果说第16集团军需要原地留守以“防备苏联”的话，那么按此逻辑，作为沈阳军区第1号主力兼解放军陆军第3号主力的第39集团军也就不应该离开辽宁这个全东北的战略腹地，而驻守在地理位置前出至被中苏边境线“三面缠绕”的前哨省份黑龙江的第23集团军，则更不应该调出部队远赴京师。从1989年的外交格局来看，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之前的5月15日至18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刚刚访问过北京，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中国北疆多年来紧绷的战备之弦亦开始松弛…… 因此，如果沈阳军区既无必要对外“严阵以待”苏联军队、亦无必要对内在戒严一事上搞点例外的话，第16集团军或有部队进京戒严的可能性就不应随意排除。 [当然，此推测最终是否符合事实，并不取决于《戒严一日》是否有该集团军作者的文章。]

侯树森一个人名，牵扯出其所属部队第23集团军，甚至进而牵动有关“六四”全局态势的若干论据和观点的调整或修正。戒严部队的某一个体的名字，就可能这样 “一名惊人”。如果涉及戒严部队的某一群体的话，当然也可能(在别的方面)“一群惊人”。我们就参照以下表格，并以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这一群体为案例作一诠释。

文章作者所属戒严部队	作者人数	文章作者所属戒严部队	作者人数
第12集团军	暂缺	第54集团军	6
第20集团军	2	第63集团军	4
第23集团军	1	第64集团军	2
第24集团军	6	第65集团军	8
第26集团军	暂缺	第67集团军	暂缺
第27集团军	7	空降兵第15军	6
第28集团军	2	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	4
第38集团军	28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	2
第39集团军	8	北京卫戍区	5
第40集团军	12	武警北京市总队	2

以上表格反映的是目前编者所能作出的不完全统计，因为尚有近四分之一作者的所属部队番号未告破译，所以该表格反映的仅仅是约四分之三作者的情况。[即便如此，表格已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问题。] 表格内，有28名作者来自第38集团军。这一作者人数以“惊人”之高而居于众戒严部队之榜首，表明该集团军的作者“冠名权”远高于其他任一戒严部队。第 38集团军这一群体凭什么如此“一群惊人”呢？

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记载，第38集团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5099名官兵中，“[……] 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可见中共当局为了达到镇压目的，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7] 15099名官兵竟有1481人记功受奖，比例高达9.8% ，几乎为10% ! 其他戒严部队应该不致于有此等“殊荣”。

不仅官兵个人记功受奖如此，整个集团军内各建制单位记功受奖也同样如此，甚或更有过之。据中共军队“内部发行”的《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不打自招：“集团军有1个师荣立集体一等功，1个师荣立集体二等功；有3个团荣立集体二等功，2个团荣立集体三等功，1个团受嘉奖；有1个营被授予‘卫国英雄营’，13个营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个连被授予‘卫国英雄连’，2个连被授予‘卫国先锋连’，2个连荣立集体一等功，17个连荣立集体二等功，64个连荣立集体三等功；有38个排荣立集体二等功，147个排荣立集体三等功；有47个班荣立集体二等功，472个班荣立集体三等功。”[8]

编者不知道第38集团军内各级建制单位总数究竟是多少，反正上述“立功受奖”的师、团、营、连、排、班的总数就已达812个。仅被记功受奖的连队就有86 个。被记功(集体二等功、集体三等功)的班高达517个；以每个班10人计，就是5170人，即仅集体记功的班这一级建制所含人员就已经占了该集团军参加戒严的15099名官兵总数的34.3% ，比例超过三分之一。因此，一个第38集团军的士兵，有相当大概率就成了获X等功的某个师属下的某个获X等功的团属下的某个获X等功的营属下的某个获X等功的连属下的某个获X等功的排属下的某个获X等功的班里的获X等功的普通一兵。此亦何其“殊荣”！

有道是“论功行赏”，第38集团军究竟有何功劳，值得如此重赏滥奖呢？《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可对此作答：“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该集团军担负着挺进天安门广场最主要路线 ––– 西长安街的突击任务，最先对民众开枪，杀人最多，西长安街形同杀戮战场，变成了一条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血路。”[9]

这一血腥屠杀的历史事实，以及“六四”镇压后凭论功行赏而获赐的这份“殊荣”，分别从两个方面印证了第38集团军正是“六四”期间杀人最多的“一群”。该集团军作者们在《戒严一日》里的高“冠名率”再度从另外一个侧面映证了这一点。

第38 集团军在西长安街的“屠杀率”、在记功受奖方面的“殊荣率”、在《戒严一日》书中的“冠名率”三者各自呈居高凌人之势，三者又联袂呈如此之正相关！如果不编辑制作本参考材料，编者应该不会关注到“冠名率”，也不会发现此“三高率”之间的正相关。所幸编制了本参考材料，才见识了何谓“一群惊人”––– 第38集团军这武装的“一群”，军事上是中共陆军的第1号主力，政治上则是中共随时准备出手“惊人”、对人民骤然大开杀戒的屠戮之师、残暴之师、嗜血之师！

以上表格内，第12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67集团军的作者人数“暂缺”，但估计以后应该能找到。因为12集团军可谓1940年代下半叶中共第二野战军的主力、邓小平的嫡系部队，此番又担当整个“六四”镇压行动的总督战队，起到了压阵的作用。所以，即便官兵没有人投稿，总政治部一般也会派人去约稿。

至于第67集团军，有人认为该集团军派出部队少，仅步兵第199师一个师，影响力弱。但第64集团军不也是同样只派出了步兵第190师一个师吗？第23集团军侯树森所率赴京部队应该会更少吧？可能还有人认为第67集团军比较“消极”，所以《戒严一日》中不太可能会有该部队作者的文章。但第28集团军岂止“消极”，而且军政主官带头“抗命”，凭良心拒绝执行以流血手段强行开进的命令，6月4日当天终日停滞不前于西长安街上，最终整个集团军没有一兵一卒抵达戒严指挥部命令指定的戒严位置 ––– 天安门广场[10]。即便在中央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眼中被视为“表现最差”的部队，第28集团军照样有至少2位作者发表了文章(见上文表格)。以此推论，第67集团军的作者应该更不会缺席于《戒严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