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胡平

到目前 为止，在民主化研究中运用最广泛的理论仍然是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正相关性，民主和民主化更可能发生 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很多西方学者用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民主化问题。他们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壮大，而拥有了经济实力的 中产阶级必然会要求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中产阶级也有了显著的 壮大，但是在中国，却并没有出现强大的民主化运动，也没有出现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相反，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专制政权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 强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拥有了可观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却依然软弱，并没有表现出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强烈意愿。于是，很多坚持民主的现代化理论的 学者就转而接受了中国特殊论或曰中国国情论，接受了所谓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适于中国的说法。

我当然不赞同上述观点。首先，我认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在《论言论自由》（1979年）一文里我就以民主的印度和纳粹德国为 例，说明穷国也可以建立民主而富国也可以很专制。在1980年北大竞选运动中，我在谈到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时，特地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危险，那就 是，经济改革的一时成功，会掩盖政治体制上的弊病，甚至强化政治不民主的因素。36年过去了，这话不幸而言中。

按照民主的现代化理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的前提。这套理论显然不适合于共产国家。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没有依赖这样的前提，尤其是蒙古。当年的蒙古既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没有多少中产阶级，可是说转型也就转型了。

在共产国家，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这和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说的很不一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确 实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但那是依循另一套逻辑。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计划经济重建市场经济，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这就在意识形 态上颠覆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共产党是靠打倒私有制、打倒资本主义起家的，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共产党自己就在复辟资本 主义，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中共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 著。绝大部分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中共官员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 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这就是为什么 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也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

可是到了“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六四”和“苏东波”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的统治沦为赤裸裸的 暴力统治。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少了意识形态的包装，同时也少了意识形态的约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它可以在表面上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在 实际上大量地引进资本主义。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共干部中就流行这样一段顺口溜——“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 义，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是邓小平派。”尽管说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的欺骗性早就被世人看穿，照理说，这套谎言就应该不再具有欺骗的 效力，但是，邓小平派的“说社会主义”这套谎言似乎依然很有效，中共依然可以在“说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原因在于普遍流 行的犬儒心态。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极权制度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它取消了要么揭露谎言、要么迫使领袖言行一致的现实”。因为“广大党员和精英集团的犬儒 态度解除了领袖被迫面临的压力”。至此，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现在，维持暴力统治的手段只剩下 了暴力自身，而协同这种统治的心态也只剩下了犬儒主义。

另外，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民主参与，“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们越不愿、也 越不敢再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畸形改革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即便他们不属于分赃集团，即便他们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清楚地意 识到目前整个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经济利益又和这种不公正的经济秩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他们担心政治的变革会引发经济清算，从而 导致现有经济秩序的混乱乃至瓦解，进而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政治改革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欲迎又拒。六四前，中共说民主会导致动乱，谁都不信；现在 很多人信了。由此观之，在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国，与其说经济的增长，不如说经济的危机，更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驱动力。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异议人士总是对唱衰中国经济的观点特别感兴趣。

综上所述，民主的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那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国情或独特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民主的现代化理论本身就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独特的外貌背后，依然是普世价值，依然是普遍的人性。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