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遭到不同待遇？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之六

顾乃忠

内容摘要：马克思在西方不仅被人们怀念，而且被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马克思却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批评甚至诅咒。马克思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遭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本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东方；西方。

 在第二千禧年和第三千禧年之交，马克思在西方不仅被人们怀念，而且被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马克思却受到许多人的质疑、批评甚至诅咒。马克思为什么在东方和西方遭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这个问题显然太过重大，也很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它与本系列论文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直接有关，不能回避。所以，我试着从这个角度对之进行简要解释。

前文已经论述，当代西方（这里主要指西欧）最受欢迎的思想无疑是民主社会主义。要知道马克思在西方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能不考虑他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因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与民主社会主义无关，而且完全对立，民主社会主义是在“背叛”马克思主义中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有正确的一面，但也都有偏颇。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系列论文之二已经做了考察，这里不再赘叙。这里，我只想补充说明，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伯恩施坦，是如何认识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与马克思的关系的。伯恩施坦说：“社会民主党决不是仅仅由于马克思一个人而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甚至是在它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马克思相对立的情况下成为今天这种样子的。”[1]伯恩施坦的这句话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承认马克思对社会民主党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贡献。比如前文论及的马克思的进化论，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社会理论，以及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论等，都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第二，批评并否定了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如前文论及的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含糊不清的提法，对于普选制重视程度的不够，以及看重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而轻视其过程等，都是对马克思的否定。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正确成分的肯定和继承，无疑有利于直接弘扬马克思的名声。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错误成分的否定，当然会影响马克思的名声。但是不要忘记，伯恩施坦在对马克思的“二元论”进行评论时一再强调，马克思“有值得永垂不朽的地方”；他承认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是“克服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黑体字系原文所用——引者注）[2]任何伟人都不可能没有错误；人们能够原谅马克思的这些错误。所以这些错误的存在，不会对马克思的名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与伯恩施坦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本系列论文之二已经论及，认为伯恩施坦不是马克思的背叛者。伯恩施坦从来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自居；相反，他一直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自居。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我们屡屡看到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为自己的观点论证。甚至在有人因他批评马克思的某些观点而指责他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时候，他还紧紧地把自己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伯恩施坦是这样辩驳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依据“历史的存在条件”决定的精神，而不是按照“任何现成的公式”办事的教义。“如果有人要把这种观点称为‘修正主义’，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遇到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3]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虽有批评，但在基本的方面却是直接传承。对于这种传承关系，托马斯·迈尔的评论颇为恰当：“如果想把伯恩施坦在科学创造性、知识、理论幻想、概念明确性等方面与马克思相提并论，那确实是僭妄”，但是伯恩施坦在承认马克思本人的某些基本社会历史认识继续有效的条件下把社会主义理论提到一个新的、比马克思著作本身更加经受得起批判的高度。因此，“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结构方面，伯恩施坦是起引路作用的”。[4]以上论述表明，由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批判性传承，马克思在西方基本上是以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尽管是有很多空想和严重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形象示人的。

讨论马克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不能不论及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因为中外学术界都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混同甚至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固然有相近的一面，但更有相区别的一面。马克思在西方的既有空想主义和严重错误，但在主要方面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形象，甚至可以从希特勒的眼中看出来。希特勒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一方面承认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他“已从马克思主义学习了许多东西”，比如劳动者的游戏俱乐部、群众示威、专为大众而写的传单等这些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所有这些政治斗争的新法，本质上都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5]但是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坦率地承认，他的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重大区别。关于这种区别，希特勒说：“我的事情就只去把这些方法拿过来，使它适应我们自己的目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尝试要在民主主义的框格子里边实现它的进化，所以屡次失败了，我现在只消使他们这种事情合理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倘使能够摆脱它跟民主主义秩序发生的那种不合理的人工的联系，那末结果就跟国社主义没有两样了。”[6]在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正是这后一方面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英国兰开郡埃奇·希尔大学教授艾伦·约翰逊最近在《世界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新共产主义”的文章中提出，“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论意味着你会因此采取比纳粹造成的死亡还多的世界观吗？”约翰逊自问自答地说：“《共产党宣言》和苏联当年的劳改营没有直接的联系”。[7]约翰逊的意思是：《共产党宣言》既和苏联当年的劳改营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和德国当年的集中营有没直接的联系。因此，那种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混同乃至等同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实际上，希特勒是既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希特勒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内容。可见，马克思在西方，即使在希特勒这样的纳粹主义者的眼中，主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形象。既然如此，今天的西方人有什么理由不欢迎马克思呢？

然而，在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心目中，马克思的形象就不同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马克思，完全不是伯恩施坦传承下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而是列宁传承下来的马克思。列宁传承下来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本系列论文之三已经做了论述，这里只作简单的归纳：第一，进化论的马克思即主张社会发展“自然历史过程”论的马克思不见了，有的只是跳跃式的即跨越“自然历史阶段”论的马克思。第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不见了，有的只是“暴力论”，而且是暴力万能论——暴力能把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第三，因对国家权力的疑惧而主张将国家置于社会之下以保障个人自由的马克思不见了，有的只是国家权力在社会之上恣意妄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马克思。第四，把“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比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设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了现实的经济制度。第五，把马克思的虽然含糊不清但原本指一种“状态”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政体”，并在马克思的名义下实行全面专政、个人独裁和红色恐怖，大规模屠杀无辜的个体生命。第六，违背马克思的意志，但仍用马克思的名义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政治资源，垄断思想资源。比如，在思想领域，置马克思主张出版自由、批评书报检查制度的精辟言论和深刻思想于不顾，然后在马克思的名义下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查封报刊，扼杀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就是列宁传承并改造后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即专制独裁者的形象。二者的差别和对立，就像前文已经提及的考茨基的书名《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所昭示的那样——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马克思的形象如此狰狞，为害如此之大，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岂能不加诅咒。然而，这个人真是马克思吗？不！他不是马克思，他是列宁！这里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不是伯恩施坦改造、传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列宁改造、传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即苏俄的共产主义，亦即列宁主义。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题。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在何时何地说过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还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连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未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更未完成[8]，遑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马克思在1850年曾经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的前途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9]不用多加一个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马克思眼中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只有按照列宁主义，俄国和东方国家——当然首先是中国——才应该拒绝西方文明，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在村社基础上凭借暴力和政权的力量推行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马克思在西方被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伟人，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马克思却受到质疑、批评甚至诅咒？原因不在于西方人或东方人的认知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判断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前者指的是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后者指的是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而纯粹共产主义者的或以共产主义为主体思想的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事实上就是列宁。从列宁的观点来看，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也就顺理成章了。

很多人，尤其是东方的中国人，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来自于教科书，即由列宁和斯大林转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把马克思和列宁混同乃至等同起来。西方则情况不同。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即在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之后的背景下，西方将马克思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伟人，则是为了将马克思和列宁区别开来，不让马克思为列宁和其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背黑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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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作者电子邮箱：naizhonggu@163.com

[1]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96页。

[2]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19、221页。

[3]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伯恩施坦言论》，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41页。

[4] ［德］迈尔：《伯恩施坦的建设性社会主义》，西柏林和波恩， 德文1977年版，第4页。转引自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5] ［德］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语录》，傅东华译，上海：上海国际间社1941年版，第116—117页。

[6] ［德］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语录》，傅东华译，上海：上海国际间社1941年版，第117页。

[7] 转引自［英］斯图尔特·杰弗里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载于李慎明主编：《当代资本主义评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8] 辛亥革命的主力不是资产阶级，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要说在一百年前，就是在今日也尚未长成；它不可能主导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第一要义，是民族主义，即推翻大清王朝，而不是民主主义，即推行民主宪政。而辛亥革命的结果，作为民族主义革命，基本上成功了；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失败了。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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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乃忠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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