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卢梭

余东海

    卢梭与康德、施韦泽、哈耶克、亚当斯密，是我最欣赏喜爱的西方哲学家，堪称五大西哲或西儒，他们对道德真谛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都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和根本性，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与儒家颇多相近相通之处。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卢梭是西式性善论者。他在《论艺术和科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分析，人本来是淳朴善良的，由于有缺陷的社会制度，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才变坏，并堕入罪恶的深渊。只有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政治制度，才能帮助人们恢复良善。

    卢梭也是西式“文化决定论”者。《爱弥儿》的一个基本预设前提是，没有文化的支撑，制度就无法有效运行。因此，必须通过教育，将“人”转化为“公民”，像爱弥儿一样的公民。只有这样，正义而合法的政治秩序才是可能的。

    卢梭对因果律有一定的认识。他在“论主权权力的界限”时说：“凡事必有因，无因则无果，这是理性法则和自然法则的共同要求。”

    卢梭强调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也重视道德自由。他认为，人类因社会契约而获得的，除了公民自由，还有道德自由。他说：

    “我们还可以在社会状态的收益中添加道德自由，只有她才能人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受欲望的驱使便是奴役，而遵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卢梭特别重视社会习俗，视之为政治法、民事法律、刑法之外的“第四种法”。他说：

    “（第四种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既不镌刻在石碑上，也不镌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每个公民的内心，它是真正的国家根本法，它每天都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暮气沉沉或者趋于消亡的时候，它能够恢复它们的活力，或者替代它们；它能够保持人民的法制精神，不知不觉地用习惯的力量替代权威的力量。我所说的是习俗、习惯，尤其是舆论，这部分不为我们的政治家所知，但是其它所有部分的法的成功都有赖于它。伟大的立法者虽然看起来似乎局限于一些法规，实际却在暗暗关注它，因为前者只是穹顶上的横梁，而缓慢生成的习俗却最终形成了它无法撼动的拱顶石。”

    这里的的习俗、习惯和舆论，有点类似于儒家所说的传统、风俗和清议。

    卢梭重视法律制度的与时偕宜和社会基础。他说：“正如在建高楼大厦之前，建筑师要先检测勘探土地是否能够承受其重一样，智慧的立法者并不是一开始便制订良好的法律,而是看法律所针对的人民是否适宜承受它。”这与“礼以义起”的建制精神相通。儒家在政治制度上也强调时代性和适宜性，反对复古主义和理想主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十章“论人民”中进一步提出人民素质和法律制度关系之密切，对适合立法的人民进行了苛刻的限定。什么样的人民才适合立法呢？他列举了几种特征：

    “应当是那种已经通过某种起源、利益或和约的联盟结合在一起，却又不曾受到真正的法律束缚的人民；是那种没有任何根深蒂固的习俗或迷信的人民……这种人民既不富有也不贫穷，可以自给自足；最后，这种人民结合了旧人民的坚定和新人民的顺服。”

    这段话意味着，良好的制度法律的建立有赖于一定的民德民智。

    儒主权在民但治权不在民，故家重民意但不唯民意，政府和领导人获得民众授权之后，有责任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和制度规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禁之以法。卢梭也是如此，并不认为人民的意愿就是始终正确的。他尊重人民又深知人民的不足和缺陷。他说：

    “普遍意志始终正确并且倾向于公共利益。但是，这并不能带来如下结论：人民的决议始终具有如一的正确性。人民始终以他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但是他并不总是能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卢梭又说：“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别人为了消除他们的缺点而碰触它，就像愚蠢而胆怯的病人看到医生就发抖一样。”但是，政府和领导人不能因此放弃医生的责任。

    卢梭特别强调政治和法律层面的自由和平等。他说：“如果有人探究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即所有立法体系的目的所在的话，他们会发现，可以将之简化为两点主要内容：自由和平等。”对于平等，他的理解和定义非常正确：

    “至于平等，不应该将这个词理解为是权力和财富的绝对平等，而是指就权力而言，它不能演变为任何暴力，并且永远只根据身份和法律行使；就财富而言，任何公民都不可能富裕到购买另一个公民，也没有任何一个公民穷苦到被迫出卖自己。”

    这样的平等，就可以有效避开平等主义的陷阱，与儒家的差等原则毫无冲突，并可相反相成。差等之中有平等，天命之性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之中有差等，有尊卑。礼别尊卑，同时将尊卑局限一定范围内，避免尊卑绝对化。

    当然，卢梭和西儒所阐义理即使是正确的，也不如中华圣贤的中正，其间深浅精粗之别，有赖于择法之眼的认真辨别。例如，卢梭对天命之性并无深刻认知，所谓“人本来淳朴善良”的善，并非超越善恶相对的本性之善，而是习性之善；卢梭所言道德自由，是指主动“遵守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自由，离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在境界上不可同日而语。其倡导的依托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公民教育，与仁本主义的君子教育，远为逊色。2015-10-18

    注：本文所引卢梭之言，凡未说明者皆取自其《社会契约论》（译林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