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之七

顾乃忠

内容摘要：在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外，是否存在第三种社会制度，即第三条道路？本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

这里所谓的“道路”，是指社会制度而言的。因此，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体地说，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外，是否存在第三种社会制度。

是否存在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不是老问题，而是新问题。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各个国家虽然各自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前演进，但是连第二条道路都没出现，不可能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俄国的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即两条道路。在这之后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过德国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这个政权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有不同之处，但是没有人认为它是第三条道路。甚至希特勒自己也不认为它是第三条道路，而认为它是一条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同的道路。[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壮大，乃至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阵营显然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亦即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此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对决中演进。虽然此间存在着第三世界，但那不是第三种社会制度，即不是第三条道路。因为第三世界中的国家或者尚未分化，或者实际上已经在上述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博奕中站队。“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意义上的问题，是在20世纪末期提出来的。此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亦不复存在，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至少在名声上已臭不可闻，更不要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抗衡。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人们开始思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苏俄为代表的、以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应为列宁—斯大林模式——命名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外，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在这种思考中，很多人持不存在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笔者也力主这种观点。但是，在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对上述问题持肯定的观点。该文开宗明义地写道，20世纪是一场人类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参赛的社会制度有三种：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该文的观点十分明确：民主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这个观点看似时髦，但似是而非，在思想界造成严重紊乱。

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也热烈讨论“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与上述文章所说的内涵不同，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思潮和模式，具体表现在社会民主党、工党治下的西欧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其中又以瑞典和德国较为典型，故有“莱茵模式”之称——以区别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美国模式”和以往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源自于民主社会主义，想超越于民主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自由主义，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空想。在经济上，“第三条道路”强调私有制的基础性质，反对政府对私有制进行改造；它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而将政府的作用限于纠正市场偏差。在政治上，“第三条道路”主张以多党竞争为表现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在价值观上，“第三条道路”强调个人主义，把平等解读为起点的平等，主张以自由主义的“形式公平”取代民主社会主义原来主张的“实质公平”。由此看来，在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即在“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之间，充其量只存在“共同的底线”，而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3] 西方知识界的很多人也不赞成西欧是“第三条道路”的观点。西班牙学人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在题为《不存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的访谈录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切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替代模式，无论其采取的形式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由此他还明确地否认美国的资本主义同瑞典的或者德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不存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当欧洲的左派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以一个他们统治下的欧洲为出发点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这包括在理论上构想欧洲的另一种蓝图……这个蓝图现在已无影无踪了。欧洲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集团。”[4]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有影响的著作《第三条道路》中也认为：“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5]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和以瑞典或者德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间找不到第三条道路的事实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虽有区别，但是，它们因有共同底线，在对立面——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面前却结成统一战线。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世界不存在三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三种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模特大赛”。比赛的结果已尽人皆知：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而告终。在此背景下思考中国的道路选择，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显然似是而非，过于肤浅。以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面前加上“民主”二字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是不了解历史，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虽然这一结论出来后反对者众，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反对的角度与别人不同。别人大多是从主观上反对的，即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虽有长处，但毕竟是资本主义，因此中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是从客观上反对的，即认为中国不可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存在“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两种亚资本主义模式，中国目前也没有资格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瑞典或德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选择。中国目前只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的资格。如果选择前者，就是近30多年来的状况，甚至可能会更糟；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都已发生变化，势必越来越糟糕。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将在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共时态地完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并逐步创造条件向美国式的或瑞典、德国式的资本主义过渡。不过，这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如果目光更开阔些，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的东方，除了少数已经完成了西方化的国家外，其它国家原则上也要经历这样的历史进程。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不是人的意志可以任意选择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当我遵守规则时，我不作选择。”[6]不作选择，任由社会自然发展，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虽然要想找到一条根本区别于二者的道路不可能，但是可以找到与二者之一有根本区别而与另一方也略有区别的道路，而且有两条：一条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一条是法西斯主义，比如纳粹主义。前者根本区别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并稍微区别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后者根本区别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并稍微区别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但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中国既然在客观上不可能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那么在无情的历史面前，如果有人一意孤行地坚持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即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当心重蹈法西斯主义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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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在描述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后被对方问及：“照你这么形容起来，那是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区别了。”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回答：“本来没有区别呀！ ”希特勒还补充道，认为我们的纳粹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有区别，“你也犯了平常的错误了。”（［德］赫尔曼·劳施宁：《希特勒语录》，傅东华译，上海：上海国际间社1941年版，第117页。）

[2]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 参见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6期。

[4] 原载于《法兰克福评论》1992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央编译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5] ［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6]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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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乃忠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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