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以民主的根源

作者：关鸣

    一切文化的本源皆来自于其信仰，汉语文化的信仰原本是天。但从《易经》开始，人们的兴趣直指“王道”，天道（即绝对真理与宇宙规律）被搁置。虽偶有涉及客观，那也不过是假借自然现象来证实王道有多么正确，王权有多么合法，强权有多么必要罢了。就此，中国文化的核心诉求就是王道之下的王权，王权也就是强权，除了趋利避世的诡辩玄说和妖巫盛行，就只剩下虚伪的道德说辞。这个“王道”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国人“圣人崇拜”和“救星”情节。

    一，中国文化认为：“圣人”有如下特点：

    第一、天生性。圣人是“九天神仙下凡尘”。“是故夫政必本于天，sヒ越得Ｃ涤谏缰絪サ兀涤谧婷碇饺室澹涤谏酱ㄖ叫俗鳎涤谖屐胫街贫取４耸ト怂圆厣碇桃病９适ト瞬斡谔斓兀⒂诠砩瘛Ｒ灾握病薄�

    第二、超人性。圣人具有超人的禀赋，德才超群。经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者，创造也。强调的是“圣”对于人类秩序的创始意义。农耕、用火、文字、历算……乃至“夫礼乐、刑政、制度，难备也久矣。始伏羲氏历于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圣人，然后大备矣。…… 且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一圣人为之制，信可以万世常行而不易也”。就“德性”与“德行”而言，称“圣”之人自当表率垂范。其史料多多，勿庸赘述。

    第三、非世袭性。“圣”不可遗传，无法世袭。既然“圣”是上天的造物，就与血缘无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尧、舜极圣，生朱、均；瞽、鲧极愚，生舜、禹”。司马迁说：大臣放齐推荐尧子朱丹继尧位，但朱丹顽凶，尧把王位予舜。舜虽大“圣”，却父“顽”、母“器”、弟“傲”；舜生子八人，却无一成器者。所以，圣人出现的偶然性显示了天的神秘莫测，人更该敬圣。

    第四、缺席性。中国传统典籍提及“圣”人之治，自然要称颂三代盛世，上溯三皇五帝。因为“传闻和所传闻”的世界，才可能容纳下虚构的理想。中国古人似乎更愿意在血缘家族框架下展开这种理想表述，其崇拜的对象形式上是“祖宗”，而实际上则借祖先的英名阐释民族的价值内涵与伦理历程。

    二，古人以为圣人有如下作用：

    1.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中介，是神、人的混成体。圣人沟通了天地自然，也沟通了神明。《易传.系辞》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运》说“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致政也。”《礼记》把“圣人”提升到神通天地、礼序遍野的普遍性高度，甚至把“乃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华夏政治共同体神圣符号赋予他们。

    朱熹讲：“圣人形骸虽是人其实是一块天理。”换言之，圣人是肉体化的天理。圣人与道、天理同体，无疑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绝对的权威。圣人作为天人合一的中介，特别是把天道与人道沟通，这种作用与功能本身就表明圣人是神、人的混成体。

    2.圣人是先觉者，穷尽了一切真理，是认识的终结。《中庸》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即：没有圣人，所有的人只能处于昏昏然的状态。朱熹说：“道理，圣人都说尽了。”既然圣人把道理都说尽了，那么普通人只能是：代圣人立言，践圣人之教；普通人不再具有创造性，只能是圣人的跟从者。

    3.圣人是解民于倒悬的大救星，人们追求理想、摆脱灾难必须依赖圣人。《易.咸卦》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颐卦.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管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商鞅以及《吕氏春秋》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荀子则焦急地期待着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绝对圣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则努力论证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独裁君王。韩非在《扬权》中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由此可见，君是道的人格化。君主与道相对应，“道无双，故曰一”，君主便是“一”，君主成了创世的“神”。

    三，“圣人”崇拜的后果

    1.为绝对君主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君主、圣人不仅是天地的助手，简直可以说是天地第二。天地固然是化育万物之本，如果万物不经君主、圣人整治梳理，只能以散漫的形式存在，只有经过君主、圣人之功，万物特别是人类，才能秩序井然。这就把君主、圣人抬到超人的地位。超人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是支配人的人神！这种理论为君主的绝对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圣”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只是赞美的意思。甲骨文中，“圣”字作一人而有特大的耳朵，突出其听觉之敏感，其重点语义在于“通”。“圣”的主要含意就是聪明；圣人就是聪明人。这种聪明，不是一般性的才智，而是见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一切、通晓一切的品格。“圣”与“人”连用，发生在西周的中后期。西周中期的《师望鼎》铭文：“王用弗忘圣人之后”。显然，这是王对自己的有功的“先王”的尊称而已。《左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崇拜取代了对神的崇拜。

中国古代文人最鄙视多数，鼓吹圣人决定一切。在他们看来，当时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如君臣之分、夫妇之别、礼义道德、赏罚、土地财货之分，乃至技术文明，都是圣人君主创造的，君主把人类从混浊引向光明。凡圣人所言，皆为天理。税率多少？官俸多少？百姓应遵守哪些规矩？贵族该享受什么福利？凡此只有圣人才能知道。可是当今（即战国时期）又遇到了祸乱，“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历史任务又落在了“新圣”肩上。圣人君主拯救了人类，自然应居于人类之上，这就为绝对君主专制奠定了基础。

 2.为专制制度提供了合法性——“智商巨差”

    专制政治的预设前提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智商巨差——一边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统治者，一边是生性愚昧顽劣的芸芸众生。“上智下愚”之社会，人生而不平等也。或智或愚，人的智慧和天资是生而不平等也。“智商巨差”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最深层的“合法性”。


四，中国专制文化可概括为三点
独裁的理论基石是上智与下愚的圣人、愚民论。圣人、愚民犹如“正”“反”相互补充，恰如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一样，相反相成。以儒家学说为首的诸子百家学说可以概括为：

    1.圣人论——天子即圣王——一切权力自天子出。人世有代谢，崇“圣”永如一。王权可更叠，朝代在轮替，但崇“圣”信仰却始终如一。数千年来竟然没有出现过兮任何颠覆性替代方案。韩愈把圣人视为人类生存的“大救星”前提，他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可以说：崇“圣”是中国人的“政治图腾”，是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符号”。在“宗”的角度，“圣”是“祖宗”，他是氏族的血缘繁衍的孕育中心；在“天”的角度，“圣”是“大巫”，他是天人交通的联系中介；在“德”的角度，“圣”是“族性”，他是人性伦理的辐射中枢。“圣”是表征“宇宙纲纪”的政治宗教符号，“圣人”则代表文化知识的话语权，而“圣王”则指涉着“世俗人间”的政治统治权力。作为体现“正”的正当性象征，其价值来源于“圣”，其传播承载于“圣人”，落实在现实政治中则体现为“圣王”。刘泽华说：“圣王是贯通客体、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主宰着一切……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可质疑”。王文亮在《中国圣人论》中：“中国是一个崇拜圣人的国度……圣人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塑造、又为中国人所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相当于救世主或超人的圣人，其非凡的智能以及崇高的品德，早已成为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中赖以汲取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甚至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

2.愚民论——野人、国人、庶民（其实是国家奴隶）只能“庶人不议”，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默默地忍受比老虎还厉害的暴君。韩愈还喊出血淋淋的口号，草民不交税兮，杀无赦！专制到了野兽的级别！

    独裁的缺点正在于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才智，缺乏监督机制，致使昏君、暴君不断出现。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差别一般不大，但独裁政治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惜对此进行扭曲，并且采取愚民政策人为地制造“智商巨差”的现象，由此可理解孔子的那句“格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专制统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从的基础上的，禁智慧、锢理性自然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原则。专制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先秦诸子都热衷于“愚民政治”，是担忧民智大开导致思想多元、异端蜂起，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动摇“国本”。他们认为，一国只能由君主一人说了算，绝不许有思想上的多元。除君主外，其他任何人绝不许有半点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必须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最高明的统治，是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的。愚民的结果就是造成民众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国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伟人”“圣人”的专制上；进而使专制者更加专制！所有的愚民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尽人人脑袋中的独立思想，也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实事、不敢做真人的骗子手和胆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语言禁忌和政治巫术，将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挤压得几近于无。

    中国古来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儒家法家，还是墨家阴阳家，其核心都是“愚民论”。他们认为大部分人是“学而不知”的愚民，要服从“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及“学而知之”的贤人，平民应无条件服从圣贤领导。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什么这样？因为“上智下愚”，所以，“上智”就该统治“下愚”，不能让愚民来选统治者。中国搞出了一个科举的方法来选拔贤人。与此相反，古希腊城邦选举领导人是用抽签方式抽选，不管他的才能如何，每个公民都有当选的平等机会。在中国人看来，古希腊城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简直是开玩笑，抽签抽出一个傻瓜来怎么办？正因为中华思想的基调是反民主的，所以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异常困难。在中国要搞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人必须改变习惯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圣贤”的思维定势。

3.君子论——君子是总奴隶主的帮凶和打手——在天子和愚民之间协调——要愚民顺从天子，为此提出三纲五常。

为维护等级森严的周礼，孔子反复提倡“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于权威的言行不能有任何疑问，对于权威的观点和要求必须战战兢兢地全部接受。依孔子所说的顺序，“大人”在“圣人”之前，孔圣人见王时都三叩九拜、战战兢兢；而“天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结果中国只有由权力大小所决定的王“理”。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上级说了，下级必须保持一致，不得“妄议”；当官的说了，百姓不许追问。大人说话、小孩不许说。

“君子”杜甫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君主圣明或圣君再世，其中虽不乏善良的愿望，但终归还是一种依附观念。20世纪，圣人观念在中国摇身一变，变成了“先进”、“伟大光荣正确”的说词，1950年代修三门峡大坝时，“圣人出，黄河清”成了建坝的有力证据。“圣人出，黄河清”带有谶纬迷信色彩，是圣人崇拜的表现。如今，又有许多人把“中国梦”寄托在“刁包子”的身上。可见，华人中圣人观念的毒有多深。

许多中国人毫不怀疑圣贤伟人具有超人的智慧，深信圣贤伟人的话都是真理，如果有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茅于轼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博大精深。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