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
季鹏
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以后，其发展和政治走向愈来愈为世人所关注，盖因为－国愈是強大，其政治走向对本国和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的影响愈大，犹如走路，如果方向错了，走得趆快，离目标越远。所以，政治方向实乃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的首要课题。
“中国梦”要“复兴”什么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口号，其具体阐释则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奋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但是隨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梦”对现实似乎起到了并非正面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一味示強，对内有复兴“毛主义”的倾向；对外与四邻摩擦不断，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有再度陷入新的对抗的危险。为何至此？这首先需要对“中国梦”进行解读。
“中国梦”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内涵相号召，自然就要以中国历史上那些有过“伟大政绩”的朝代作为参照系和标的物。根据中国历史的常识，汉（武帝）、唐（太宗）盛世当属首选。应该承认，在这两个朝代的初期，汉武帝反击匈奴、唐太宗打击突厥都具有正义性和必要性。可是，继续下去亊情就发生了变化，如汉开拓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进而廹使中亚各国“献奇方，纳爱质，露顶肘行，東向面朝天子”（后汉书），就属于明显的对外扩张了；唐朝则几乎征服了周边所有少数民族（但東征高句丽遭到惨败），从而建立了安西、北庭、安北、安東、安南等六个都护府，大大扩展了疆域，营造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唐太宗本人则获得了“天可汗”的尊号。这些看起来荣耀的业绩，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是正义、必须之举了。也因为如此，它们的“盛世”并未维持多久，被其征服的周边国家和民族重又纷纷独立，甚至反攻倒算，中国反而向其纳贡求和了。由此可见，所谓“盛世”，实际上都带有开疆拓土对外侵略的性质，并不值得盲目赞美。而且亊实上，中国历来都把国家版图的大小作为评价帝皇功业的主要标志，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总以开疆拓土为己任。正因为如此，自先秦到满清，中国的版图扩大了好几倍。
于是又－个问题出来了，既然把国家疆域大小作为评价帝王功业和民族“复兴”的标志，那么，以此而论，汉、唐就显得不够格了，因为中国之正式版图最广大的是清朝中叶，但清朝随即走下坡路，迎来百年国耻，所以也不足取。但是我们仍有进一步谅人的发现，那就是成吉斯汗及其子孙的元朝，因为毛泽东认定成吉斯汗是中国皇帝（在其咏雪词“沁园春”中将这位残忍的种族灭绝暴君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还说他“稍逊风骚”），所以毛治下的中囯子民理所当然把蒙古帝国当作中华帝国的一个朝代，把蒙古帝囯的版图当作中华帝国的版图。这样，我们“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大大地又上了一个台阶，那可是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总面积达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空前绝后的伟大帝国啊！
当然，以此类侵略扩张暴君作为民族复兴的榜样和标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样才进可攻，退可守，不叫外人抓住把柄。但是我们的人民非常聪明，惯于领会并发展上意，一时间，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熒屏上便不断上演努尔哈赤和成吉斯汗伟大一生的故事，暗示并激厉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追逐他们的后尘。更有敏锐的词曲作家，写了一首歌颂岳飞“精忠报国”的流行歌曲，却把主题定位为“我愿守土复开疆”。在歌曲的最末一句，作者倾尽全力发出了最强音：“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作者故意把全首歌词原来的韵脚：望、茫、黄、向……突然改变为“贺”，显然有些不沦不类，但是人们很自然理鲆它的原文应为：“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降”,或者“来朝”, 这才符合整首歌的主题和调门。而这也正是作者想要表达和得到的效果, 他不能直接说出来, 要让大众自已去领会。作者可谓绝顶聪明，深解上意了。
于是, “我愿守土复开彊”，“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降”成了全民共识和“伟大复兴”的心声，此期间还夹杂着“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之类的嚎叫声，仿佛又回到了汉、唐盛世或者成吉斯汗的铁流中，混合成现代“中国梦”交响曲。
二＋一世纪难园扩疆拓土梦
一个重大口号决不是说说而己，而是要兑现的，而且越快越好，以鼓舞万民的斗志。
但真要行动，还要师出有名，名正才言顺。于是小试牛力，初步打出了收复“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领海）和固有权益” 的口号。
日本是中国的宿敌，八年抗战与中国人结下了血海深仇，以日本为对象挑起任何矛盾冲突，都是最容易得到国人支持的。于是首先发声，严词申明“钓鱼岛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不夺回钓岛，誓不罢休。接着又设立了个“東海防空识别区”，意在指明此海实乃中国“内海”。
但是出师有些不利，日本立即祭出有关文献说明钓鱼岛归日本管领亊出有因，于史有据，美国则明确其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保护范围。日方并且拿出当年（1971年）中囯的《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承认此亊为证。中国有些尴尬，一时语塞。然而很快恢复常态，重又祭起“自古以来……”的尚方宝剑。对方当然不肯让步，中方无台阶可下。看来钓鱼岛问题只能任其僵持下去了。
至于中国自划的防空识别区，美国人不屑一顾，在中方宣布之次日即派出两架战略轰炸机直闯东海识别区，如入无人之境。日、韩则紧随其后。
中共决定－不做二不休，接着又就南海诸岛主权问题发声，说那些岛礁和那片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又在已被中国控制的岛屿和礁石上大肆填海造岛，大建军亊设施，试图造成对南海实际控制的局面。面对中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主要当亊国菲律宾只好向联合国海亊法庭提起仲裁请求。第二年，仲裁法庭作出了几乎完全支持菲方的裁决。中方老羞成怒，直斥其为“废纸一张”。此亊后来虽经菲方新当选总统的亲中政策得以缓和，但国际法庭的裁决终究给了菲方乃至東盟各当事国维护自已权益、抵抗中国这只庞然大物的勇气和胆量。美国则完全无视中国所宣布的岛屿领海权，坚持不时派出军舰进入中方宣布的领海海域巡航，展示其维护“南海自由航行”的决心，给各国吃下了定心丸。
总的看来，中国这两处“扩权维权”行动并不成功，不但未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未能改变半点现状，反而激起矛盾和对抗声一片，还输了国际法理。客观上迫使对手联合起来对付自己。之后，中方似乎也吸取了点教训，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比较谨慎了，所以在今年六月重又与印度发生边界冲突时，还算比较克制，没有酿成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
看来，要在二十一世纪步汉、唐、成吉斯汗后尘，打创出新一轮扩彊拓土还真不易，这伟大的复兴之梦怕也难园。
其实，这是“中国梦”的主题和突破囗选择都有问题，首先，一国的“崛起”绝不应以对别国的领土诉求为条件，因为今日之世界早已非汉唐元明淸的时代了，那些年代的旧梦不可复续。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些靠着船坚炮利四处扩疆拓土、寻找殖民地的时代也一去复返了。原因很简单，随着科技的进歩，人们发现依靠正常的贸易、文化交流，其所获利益远超过依靠武力掠夺。而政治文明的进步，又使得民主政体首先在发达国家、也就是原来最容易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得以落实，从而大大消除了战争的策源地。二战罪魁徳国、日本的“改恶从善”，就是这种进步的最好证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瓦解，共产主义在全球失败之后，人类沫浴永久和平曙光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也更加现实了。自此，任何试图以挑起战争侵略扩张的方式（如萨达姆并吞科威特），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有力阻击。
中国之所以碰了钉子，是由于忽视了二战后由美囯主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其在处理国与国之间领土纠纷的原则便是：维持现状，不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应该说这个原则确是最简单、也是最合理、可行的办法，因为“现状”是经过双方或多方无数次抗争、谈判、妥协的产物，是来之不易的共识。反之，如果以“自古以来”作为依据，那么必将天下大乱，人类得重新回到相互杀戮的丛林时代。试想，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来的分分合合，在一片土地上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何止百十回？谁能说清、谁才是它的真正主人？正如上文提到，如按照我们元帝国的版图，不仅中亚、西亚、南亚是我们的“固有领土”，而且连莫斯科、乌克兰、半个欧洲以及埃及等，都是我们的“固有疆域”。试问谁能同意按此重新划分各国的疆域？
所以，言之凿凿的“自古以来”并不是重新划界的理由。但是也应该承认，钓鱼岛及更多一些南海海岛可能应属于中国，问题是在应该发声的时候你没有发声，应该谈判的时候你没有参加谈判，或者已认同了别人作出的主张和决定。到现在以为自已“崛起了”，就悔不当初，想用强力去夺回来。这就违了规，犯了忌，必然招来对于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你的诚实守信度的质疑。其实，中共这种出尔反尓、言而无信的前例太多了，早己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警惕。远的不说了，单说中共建国后一面大吹特吹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制定与邻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一面则派大军将印度支那三国收入共产党的版图，还在东南亚诸国发动广泛的共产主义游击战（东南亚国家为求自保成立了“东盟”）。不久又与印度反目，兵戎相见。毛泽东曾说过无数次中共“永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將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可是到了文革，他就要做“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红卫兵被派往世界各地去造反，发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力不从心，这世界大帝才没做成。到了邓小平，又重弹“永不称霸”的老调。如今到了习总，据说美国“衰落”了，中国“崛起了”，要义不容辞取代美国领导世界……。这样反复无常，教别人怎么相信你？无怪美国在世界六十个国家驻有军队，可人家不但不害怕，还主动要求美军进驻；而一贯标榜自已未有一兵一卒驻在他国的中共，却使人望而生畏，百般提防。说到此处，不得不就顺便纠正一种“流行”说法，就是所谓美国实行“霸权王义”，它指的是美国到处维护由它主导建立的、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和赞同的现行秩序，起到类似“囯际警察”的作用。但是很明显，这本是极大的好亊。试问：再好的制度、规则沒人去执行有什么用？谁又愿意出钱出力（还会死人）去充当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国际警察”？可这种维护正义的行为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斥之为“霸权主义”，特别是国內某些知名知识分子也附合这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说法。试想－想，如果没有美国牵头釆取行动，萨达姆、卡扎菲这类独裁暴君、杀人魔王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吗？亊实是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还当得不太称职，做得很不够，因此，才使得当今世界仍有金正恩一类恶魔仍在牚握大权、残害人民而未受到惩罚。所以，当人们误以为川普上台要丢下世界不管时，民主囯家的人们慌了，而极权主义者心中乐开了花，以为美国真旳衰落了，自身难保了，没有国际警察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可惜他们再次估错了形势。
此次“中国梦”开局不利，也是对美国实力和意图的一次试探和失算，原来以为美国真的衰落了，害怕崛起的中国了，要抛弃”国际警察”不干了。但看来并不是这回亊，起码在可预见的將来,它仍然自由世界的领袖、民主的保护神，也是中国称霸世界——假如它有这打算的话——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大陆又有智囊和鹰派人物在鼓吹“武统”台湾了，并且说解放台湾只需以小时计算，几十小时就可解决问题；还可以完全忽略美国这个因素，因为它既不敢来、也来不及淌这淌混水……笔者以为，为了使中共决策层免受误导，使亿万中国愤靑不致染上狂犬病，当局应将此类建言者辞退。因为亊情很明显，听从他们的妙计必这將导致犯下难以饶恕的错误。至于美国是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看看俄罗斯就知道了。比之前苏联，俄罗斯确是“衰落”了，而且它已经衰落二十多年了，它现在的GDP还不及大陆中国的五、六分之一。可是，谁又能撼动它当今世界第二军亊强国的地位呢。就遑论美国了。中国的GDP迷们也应该清醒些了。
“中国模式”能引领世界潮流吗
几年以前，不知何人发起，因何故而掀起了一场“中国模式”探讨热。笔者未及其详，但知道总的是为中囯大陆鼓吹叫好，其中“能集中力量办大亊”大概成为人们主要赞叹的对象。比如，中国在短时间内建了那么多高铁、高速公路，水库电站，几乎对所有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掀起了全世界绝无仅有、规模空前的房地产建设高潮，等等，等等。谁都知道，这些只是现象，不是本质。本质是：干这些“大事”都涉及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如农村、城市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生态移民等等，几乎都有不可想象的难度，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也办不成。但是，大陆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都办成了，并且，只要它愿意，在它统治的范围内，可能没有它办不成的亊。能够做到如此指挥如意，“心想亊成”，才是它的本质扣本领所在。这很令外面世界的人们震惊，感到不不可思议的伟大、了不起！其实，说穿了这个秘密很简单又很世俗，那就是一手拿大棒，－手拿胡萝卜，从者给胡萝卜，不从者大棒伺候。有了这两个工具，世上无难亊矣。因为人总是怕死的，也会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能让自己生存下才是第一选择。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人说，不怕有陈胜吴广吗？但是在当今中国，在百姓拥有刀具都犯禁、三人以上聚会都“非法”的环境下，在当局拥有最现代化的杀人武器和通讯手段的条件下，能揭竿而起造反吗？揭竿而起能取得造反成功吗？可能三岁小孩都会作出正确答案。中国人早已为此付出太多血的代价、血的教训了。
就大陆中国来说，统诒者还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那就是这古国草民已经经历过数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又经过中共六十多年的管治和洗脑，已经十分适应一党专政或领袖独裁的统治，已径成为十分可爱的顺民加暴民。比如当年毛泽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不但若无其亊，毛的威望反而更高。不久他就以一人之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把中华大地弄了个底朝天，酿成骇人听闻的“十年浩劫”。可是这时也是毛的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你看，这是个多么神奇的体制！所以，这才是大陆中国近近三十余年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根本奥秘所在，有人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加一党专政。或曰，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更多民主人士则称其为“权贵资本主义”。
笔者以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尽然。因为地球上一些独裁政权也搞市场经济，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见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别的政策措施，梳理一下，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条：
其一，必须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勤劳聪慧、能极度吃苦耐劳的民族，且人数达十数亿之巨。在经历毛政府近三十年的残酷的捆绑统治之后，全民已接近赤贫如洗。一旦松开他们身上的绳索，许诺他们可以“劳动致富”，強烈的生存圧力和致富欲望就如火山爆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伟力。这一点你只要看看那些进城的农民工以最低、最原始始的生存条件，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可怜的工资，却欢天喜地、无怨无悔，数十年如－日，且代代相传，就能说明了一切问题了。这在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不一定能做到。
其二，拜西方的怀柔，让中囯大陆加入了wT0，充当“世界工厂”。此前几十年，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封锁的境地，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毛泽东死后西方政要决定以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为诱饵，促便其向民主化和平转变。美国首先试探性地向中国开放市场，提供最惠国待遇，引诱其参加囯际贸易。中共尝到甜头，顺湯下面，利用西方期盼其“变修”的心理，投其所好，大打“改革开放”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接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式接纳大陆中囯进入世贸组织，－次性让中国获得了远比最惠囯待遇更加优惠的条件。从此，中国数亿草民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流入世界市场，与此同时，西方的大量资金连同其技术和管理经验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国，聪明的中国人迅速地加以消化吸收，变为己有。西方三百年工业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几乎无偿地转让中国，转化为中囯财富，从而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使其经济迅速腾飞，后来居上。
其三，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中共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机遇，并充分地、残忍地发挥了自已的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说出来不大好听，这就是已经有人为其总结了的“三低三高”，三低即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三高即高污染、高腐败、高尼基（系数）。关于这些，今天对于全世界来说早己不是什么秘闻了，不过说出点当年的实情仍然令人心惊并感到不可思议。例如，过去中国大陆如果在私营企业里发生劳资纠纷，不管有理无理，受到惩罚的绝对是私企老扳。而现在的情况刚好倒转了过来，在所有外资、合资企业里发生劳资纠纷以及其他纠纷（如土地征用、拆迁补偿、工业污染等等），倒霉的肯定是工人。工人不服，若要打官司，胜诉的肯定是资方。且举一例。当年东莞有一家叫做“兴昂国际”的外资鞋厂，有六个分厂，五万多工人。工人不但工资低（平均月工资80美元），而且十年不变，实际工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节假日加班也不给工资。而且工厂的生产、生活条件很差，环境恶劣，食堂饭菜量少质次。为此，2004年春工人多次要求与厂方谈判解决，但是资方不肯让步，工人有理无处诉，厂里的“工会”又帮助资方压工人，还不准工人自已组织工会。于是工人只好自行组织罢工。但这在大陆中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结果当然遭到警方的无情镇压，为首的10人被捕判处3至5年徒刑。而这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厂方（即资方）认为法院对工人处罚过重，岀面为工人求情。法院给了资方面子，结果一个叫陈锁工人（女、十六岁, 陕西人）的原判取消，在被关押八个多月后释放遣回原籍。于是工厂恢复平静，工人们仍然夜以继日地在厂里劳作。因为不管工厂怎样不好，但比起在人民公社苦干一天得一两毛钱，人们还是愿意留在工厂，愿意受资本家的剝削。
据官方统计，2004年上述类似案件正式立案者70670多件（未立案的就难计其数了）。简言之，在所有这类案件中，中国的公、检、法都自动充当了外资老扳看家护院的“家丁”（这种政策是全国统一的）。当然，聪明的资本家是不会让中国政府为其“无偿”服务的，他们亊后会按功行赏，给予回报。于是皆大欢喜。
于是，中国“优越的投资环境”不胫而走，很快成了全球投资热土。试想，一心追求超额利润的国际大亨们还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投资乐土呢！中国不想吸引外资、不想快速发展都不行了！
当然，这是初期的情况，后来形势变了，有些政策可能有所调整。但根本的不会改变，持别是尝到甜头以后的权力是很难收手的，很多后来便成为“潜规则”了。
以上就是“三低三高” 的简单来源和形成过程，它是“中国模式”的另一面，也许是更难学到手学的一面. 也许是更易学到手的一面。至于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创造了令人赞叹的”经济奇迹”的同时，在那些光鮮繁华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的背后，那些同时变成了“癌症村”、“肺病村”的村落, 变成了臭水沟的河流，令人窒息、无处可逃的雾霾，以及隐藏在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把酒言欢的订货会，庆功宴的背后那些因无法活命而与子女共赴黄泉的农妇, 那些因被骗钱财无法上大学而自杀的花季学子, 那些因看不起病而家破人亡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此外，便是无处不在的贪官污吏，姿意妄为的“维稳”警察、强拆大队，草菅人命的法官，等等，等等……
有人说了，这类阴暗面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会有的。但是，如此泛滥，如此疯狂，特别是己经变成了“制度”和”“潜规则”， 恐怕还是“中国特色”吧。
这些，连同表面光鮮的“中国模式”能在全世界复制、推广吗？先别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单说那些惯于因一点小亊就上街大吵大闹的发达国家的公民们，肯听从警察的教育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乱说乱动吗？那里的工人们愿意重新回到百年前的血汗工厂吗？享受惯了“从揺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欧洲人，愿意做中国式的“农民工”吗？城里那些白领和精英们，愿意像中国同行一样一生背负沉重的三座（住房、医疗、教育）大山吗？
更为诡异的是，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曾经將财富斥为罪恶，將贫穷赞为美德，视私有制为万恶之源。而现在这里据说已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地，但马克思的信徒们却把这一切完全颠倒了过来，官僚们疯狂追求财富，將“公有”变为私有、已有；在这里权力主宰一切，财富摆平一切；这里的等级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再度沦为人们鄙视、藐视的对象，重新沦为任人宰割的社会最底层；“老扳”变成了全社会对人的尊称，做官、往上爬是全体人们最大的愿望，当然，你若是没有一定背景，一定手段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这里，社会上流行的是尔愚我诈、坑蒙拐骗，两面三刀的“潜规则”。这里人们笑贫不笑娼, 贫穷成了耻辱和受人欺压的代名词。在当今发达国家主流价值观里，抑制豪强，“劫富济贫”，保护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政治正确”。而这里的官方代言人却公开宣称“弱势群体”即穷人是当局新的“五大敌人”之一。这里权力橫行，没有外部阳光监督的权力产生了大量“吨级”(贪污受贿的人民币以吨计) 大贪官, 还出现了不少小官和不是官的“村官”贪腐“过亿”的奇迹……。
保护环境, 可持续发展成了当今人们的共识。如今, 在中国大中城市也讲究环保了. 可是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才是中国环保真实的、主要的一面，你只要去广大农村、山区、草原走走，就会发现那里才是滥采滥伐、野蛮发展模式的真正受害者。被污染了的水源，被毒化了的空气和被沙化了的土地，絶不是可以轻易复原的，这笔债注定要由子孙后代承担和偿还了。
所有以上的一切，才是全面、完整的“中国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发展，没有进步，近几十年来，大陆中国的経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其进歩也不能完全否认，国家富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但这种进步与它的发展速度是不相称的，与横向比较更显不足，甚至令人不堪，就更不说政治文明了……
为什么伴随经济高速发展会产生上达种种奇异的、令人不堪的现象和强烈的社会对立呢？只要认真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到它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缘于它在全力以赴、不择手段发展経济的同时，却拒绝了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在迈入人类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体系。于是酿成了“跛脚式”改革。对于这些当局并非不自知，之所以要坚持这么做，说穿了就是为了保证共产党一党专政、保证前代打江山、后代坐江山的模式能得以永久延续。
以上制度、模式能够在全球推广、能得到其他囯家公民的认可吗？
“四个自信”和对西方的主动出击
即使世界人民不喜欢、不接受这个中国模式，中共也要主动推出去，并最终让他们接受它，赞美它，就像今日大陆人民那样。
2012年，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五不搞”的声明，其实就是一句话：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不走西方之路。（可是，五不讲中有一条“不搞私有制”却是地地道道假话、瞎话，因为早在1997年中共就开始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企业改制运动，中央一度撤消了国有资产管理局，有意让各国有、集体企业的高管们，以及红色政权的权贵们趁机把庞大的国有、集体资产化为己有。与此同时大量裁员，约半数企业员工被清退或内退，而当时尚未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中共新一代资本家就是以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残忍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对外却宣称“不搞私有制”。）
但是，仅仅宣布不走西方之路是不够的，还得有自己的与之抗衡的东西。于是，胡铞涛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的报吿中，发出了 “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号召。熟悉中共宣传规律的人都知道，它提倡什么，就是缺什么，或者根本不准备那么做，比如它接过“民主”“法治”这一口号，实际上就是坚决不搞民主和法治。所以，提出“三个自信”，其实就是已经没有了这个三方面的自信。的确，由于当时互联网的冲击，民间和海外的舆论大潮几乎掩没了中共所谓的主流声音，它无法抵挡，又不敢辩论。但害怕继续下去对自已更加不利，所以，在2013年匆忙发了一个叫做 “七不讲”的内部文件，即强令所有媒体和舆论工具不准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公民社会、中共历史、中共内部的权贵阶级、司法独立这七个方面的话题。这个“七不讲”完全暴露了中共在理论战线和舆论统制上的失败和走头无路的窘境，由于经不起公开辩论，只好釆取这种驼鸟战术，以“不讲”来抵赖，实是战略溃败。不过，这样也会使中共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抗争的底气化为乌有，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习近平上台后看到了这一危险，在“不讲”的同时，釆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这就是所谓“大外宣”。是对西方反守为攻的战略转变。后来他把这叫做“文化自信”，于是“三个自信”变成成了“四个自信”，成为中共对抗西方的纲领性宣示，但却一直没有进一步的阐释。
鉴于“四个自信”的重要性，但又不闻其详，故此笔者在此作简要探索和评述，以辩其真伪，
按照它原有的顺序，我们先来看“通路自信”。这里所谓的道路，就是指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道路”的特点，大家都已经清楚，说穿了就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经济上基本上釆用市场经济方式，实行私有制，但以国有（官有）经济为主导，以政府调控为主要方式，官员是市场和经济行为的实际操控者。在这里，权力主宰一切，官员除了共产党內部自我监督之外，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独立监督，所以有点权力的人都富了，而且几乎是“一夜暴富”，而不是象资本家和地主们那样要经过长期的积累、甚至几代人的奋斗。这种基本制度再加上前面是到的“三低三高” 的具体政策，执行结果经济莸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腐普遍化、社会严重对立、特权横行、社会道德弱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问题。可以认定，这种模式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政治不平等、社会矛盾激化等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所以还叫它“社会主义”是绝对不合适的！再怎么“特色”，总不致于连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消灭“私有制”、“消天资本家”都做不到吧？更为奇异的还有，这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恰恰大都是政府官员和共产党员，而按理他们本应是资本家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实在叫人不敢苟同，把一个资产阶级横行、工农劳动群众再次沦为底层的社会称之为“特色社会主义”不但不伦不类，而且自欺欺人，也亵渎了“社会主义”这一神圣的称谓。所以，有人叫它“权贵资本主义”，庶几近之。这样的“主义”好不好呢？笔者认为不好，按照我们接受的教育，资本主义己经坏透了，现在再加上一个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权贵阶层，老百姓还活不活啊？不然，叫联合国組织一次全球公民投票，看看有多少人选择这种“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再说“理论自信”。老实讲，笔者至今不知这个“理论”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谁都知道，在苏联瓦解，东欧变色之后，马克思主义己经彻底破产，连中共也从它的桎梏中（如公有制、计划经济）解脱了出来，难道现在又对它“自信”了？……至于毛，他死硬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坚持公有化、公社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你们早就把他这一套抛弃了，并反其道而行之。难道又反悔了？……如果这个理论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那么，它实际上只是中共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是新政策、新措施造成的既成事实，这里没有什么理论，如果要说有理论，那就是邓小平的“猫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不过，邓、江的“理论”与马克思、毛泽东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你们把一堆杂乱无章而又相互矛盾对立的东西弄在一起，还说很“自信”，到底信“谁”、信什么？让人莫名其妙。所以，这个“理论自信”实际上是根本不能成立，也不存在的。
该说“制度自信”了。笔者以为，在“四个自信”中，当局真正颇为自信的，当属这个“制度”。制度也者，应包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中一切已经成型、应该遵照执行的东西，它是将规划、计划、战略等变成现实的手段、方法和规矩。制度既有既有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更有针对具体事物的，大到宪法、法律、党纪；小到上班、开会、吃饭的规矩，都在制度之列。中共自建国以来，制订的制度何止成千上万，虽然它们都各有其用，但到底大小不等，重要程度不同，这里所谓的制度，当是指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如政府构成，权责划分，法律构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对外政策与规章等等。其实一句话，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最大特色和最根本之点则是：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名义上的政府）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即所谓“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这也就是常说的“党在国之上、国在党之下”的“党国体制”。这个体制赋予中共天然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信仰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绝对听从党指挥。所以，在这个体制下，当权者是最惬意、最幸福的人，他的权力不容置疑, 无人敢于挑战，他一言九鼎,一呼百诺，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即使不小心弄出个“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也无所谓，人民还得更加崇拜他，歌颂他。这个体制下的各级官员，分享大小不等的权力和特权，只要对最高领袖忠诚，不要有野心，不忤逆上级旨意，都可以安享尊荣富贵到老到死。当然，在书面上不能这样写，在书面上，比如说在宪法上，就必须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三十五条也清楚地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迁徙、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等等自由。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就不用多讲了。所以，这个制度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书面形成的、标榜的和实际做的有相当大的差异，制度本身具有很大的“弹性”，有的制度是真正要不折不扣执行的。有的是视情况看着办的。有的完全是装点门面的。有要甚至要反其道而行之。具体如何掌握以内部文件或领导指示为准，总之以确保“党国体制”全面、有力、充分贯彻执行为最高原则。所以，制度可称之为万能魔方，它可左可右，可进可退，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奇效。
正因为“制度”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和奥妙，所以历届中共领导人都视之如珍宝，不可或缺。虽然各个时期制度有所增改，但其中的基本制度是不变的，它们是共产党的命根子。不管那位上台都不敢作根本改变。所以即使邓小平要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只“猫”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捉“老鼠”，却仍然把这个传家宝中的精华改装成“四项基本原则”——最高的制度。让它高高地悬掛在全国人民的头顶，有如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到了习总，他继承了毛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又宏扬了邓的改革开放事业。习总的贡献在于，他在毛、邓之间找到了其中的契合点、连接点，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其实那就是中共的 “基本制度”。他用扑实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共这个传家宝的高度赞扬，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鞋子”者，制度也。“自信”之情，溢于言表。所以说从毛到习，中共历届领导人对自己的制度是颇为“自信”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自信呢？原因也不难理解：是这些“制度”让他们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夺取了大陆政权；是这些“制度”让他们嬴得了改革开放，让大陆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些“制度”让世界对中共另眼看待，让不少西方政要、学者和华尔街的大享前来膜拜、取经；是这些“制度”，让更多的穷兄弟、小国家的头头们来攀亲结缘，试图从中分得一杯羹，让红朝有了一种“万邦来朝”的感觉。所以，对这个宝贝怎能不“自信”呢！
习总的重要贡献还在“三个自信”之外，加上了一个极重要的“文化自信”。表面地看，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对自已治下文化事业的肯定，或曰是从文化层面提振自己的信心。但是此中另有奥妙。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虽然大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文化层面一直不被人看好，“七不讲”正好从反面折射了它在舆论和理论方面的尴尬境地，这有点像某个土豪突然暴富了，发迹了，但他发家的历史和暴富的手段让人质疑，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对此，必须予以反击，但看起来又不能来硬的，必须另辟溪径，以柔克刚，从更高的层面、以更隐蔽的手段战胜对手于无形之中。
不久就发现，钱可通神！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用钱摆平。看来钱是个好东西，好手段，而中共现在有的是钱。君不见，有些事情以正常方式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但换一种方式，让钱出面，却有神奇的效果。比如，某家西方媒体惯以“反共”为其能事，你要它改变基调，帮中共讲话，光求他、跟它讲道理肯定是不行的。对它施点小恩小惠（如在它版面上登点广告、送点钱）也可能无效。于是有人出主意：于脆把它买过来，让它变成自己的！这主意太好了，只是操作起不太容易，在钱之外还得有智谋，有手段。如果这家媒体发生了财务危机，那好办，花几倍高价收购过来就是了。但如果它没有财务危机、一切正常呢？那就必须先从弄清它的股权结构、管理体制入手，寻找它的薄弱环节，寻找代理人。要找到它内部对现状的不满者和喜欢挑事者，许以厚利，委以重任，然后让其在对方的心脏挑起内乱，使企业陷入四分五裂风雨飘摇之中。这样，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举例，中共这方面的手段、经验太手富了，能人太多了，做起来肯定驾轻就熟，水到渠成。现在又还给它套上了一个好听的新名词，叫做“大外宣战略”，即通过大口径、全覆盖对西方国家的宣传渗透，输出中共的价值观和中共的文化（对外叫“中华文化”），配合运用前述的“资本运作”和感情投资等等，有拉有打，合纵连横，于无形中捕获西方有价值的目标，或者在对方心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这一切都属于“文化自信”的实际运作。
“文化自信”不同于前面几个“自信”，只是自我标榜，自我鼓吹而已。它是个动态的、多层次的、主动出击的概念，最直接浅白的做法是派出各种文化、艺术团去演出，以感性形象嬴得对方国民的好感；次则通过通过打广告、写文章，开展各种学术交流，举办孔子学院等等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再次，就是如上面提到的进行有计划、有目标的战略投资和市场运作。以上各种活动其目的都是让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态逐步渗入、占领对方市场，以为最后也是最高层次的活动铺平道路。这个最高层次的活动是不能公开也不能言传的，但它又是千真万确的存在， 2017年7月11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对逃亡在美的中国商人、爆料者郭文贵进了专访，郭爆出了颇为振撼的“秘闻”，郭说：中国原有1——2万间谍潜伏在美，他们原来从事的是“防御性间谍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将其定性改为“进攻性活动”。习对这支潜伏大军总的指示和要求是：“为以可能的方式摧毁美国做好准备”。并明确他们情报收集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美国的军事、武器技术”。到目前，“中国间谍己成功渗透到美国政府所有主要国防武器供货商”。
郭又云：除了原有在美特务，2012年前后，中国高层决定增派五千间谍赴美，身份有有学生、商人、移民，使中国在美间谍达到二万五千人。另在美就地召募一万八千人，包括西班牙裔黑人，高加索人等。为此，中共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猛增，由2012年的预算6亿美元达到目前的30——40亿美元。
对郭的爆料人们的感觉也许是云里雾里，真假难辩，不能不信，不能全信。但此前，他在爆料时对习却是十分尊敬的，没有恶言，甚至不惜肉麻称其为“千年明君、圣人”云云，可见郭是不会无端诋毁习近平的。又据其与原中共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自云的身后的“老领导”的指示等等，当不至为空穴来风。
事实也是如此，利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宽容，中共的央视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公开宣扬、推广“中国模式”；中国的“慈善左王”陈某可以在纽约公开、肆无忌惮攻击美国，宣扬共产主义。中共还可以合法身份、以合法或非法手段拉扰、收买西方政客、学者名流、大贾巨富，使之成为中共代言人和其利益捍卫者，基辛格、李成（霍普斯金学会即门主任）、泽宁（《德国之声》评论员）之流即其成功的范例。此类活动之猖獗，以致让软弱谦和的奥巴马总统在离任之前，都不得不匆忙签署了一份“反外国宣传法”的法案与之抗衡。
除了美国这个主要对手之外，中共对其他主要西方国同样重视，对它们的暗战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战果, 如在澳洲,据有关报道, 中国使领馆基本控制了澳大利亚的华文媒体和上千个华人社团, 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全部加入了由中国国侨办出资建立的“中国学生会”，听从其指挥，接受其布置的任务。中共代理人、红顶商人还肆无忌惮向澳政客大肆行贿, 澳政府前外长和现任贸易部长己然中箭落马。简言之，中共在澳洲的“第五纵队”已蔚然成军。
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推出这个“文化自信”确是极有见地、极高明之举，它首先是对中共历史上成功经验的借鉴，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曾对国民党同时也针对美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独裁、反对一党专政”的宣传攻势，极大地争取了民心，瓦解了对方，为中共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在这轮进攻中，毛、刘、周都亲自上阵表演，现摘取毛泽当时针对美国所写的一段评论，以窥其一斑：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集团都把美国当作眼中钉，都是极端的反美、反民主、反人类文明的垃圾。美国是人美社会成功模式的榜样。”（毛为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中亲写的一段。）
可以肯定，如果不挑明，当今那些愤青、五毛们是绝对想象不到这是出自他们的伟大领袖、世界反美英雄毛之口。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了习总为什么那么情真意切地对特朗普总统说“有一千个理由与美国搞好关系, 而设有一个理由把关系搞坏”了。
中共当年就是运用这种“大外宣”瓦解了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离间、拆散了美蒋同盟，让老美逐步抛弃了老蒋，为中共夺取大陆扫除了最大的障碍。那么今天，为什么不能运用同样的方法把老美拉过来，搞定它，然后把整个世界弄到手呢。
除了继承和借鉴历史经验，以“文化”的方式制服老美，也是现实的选择。当今世界虽说中国“崛起”了，但美国仍是老大，你想要以武力硬碰硬地打败它、征服它大概是不可能的，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同归于尽，那有什么意义呢。然而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意决定一切，投票决定一切。如果美国人民愿意跟中国友好，进一步又愿意接受中国模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乖乖照办。这样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它再先进的科技，再强大的核武厍也不顶用了。“他的”也就变成“我的”了。所以，以“文化”方式制服美国, 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途径。因此，习总才招呼要我们的“文化大军”随时做好接收美国的准备。这是有道理的。
为了打赢这场无烟硝的战争，首先当然还要有充分的“自信”。但是，现实情况又怎样呢？所有一切计划、梦想，最终总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吧，这详，就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看吧。
现实：不容乐观
从现状看，“中国梦”喜忧参半。
先看对外形势，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2016年过去了，之前对美斗争的成败得失都己成为历史，可以暂且不计。而2017年注定是中国与西方较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是因为，一个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利益的总统强势登场了。还没有正式上任，这位总统便就他未来的内外政策和治理方略不断进行了宣示，其中，对中国的政策和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令人瞩目的关注焦点。
这位新总统一改其前任软弱无力的形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令人耳目一新。他首出奇招，还未正式就任就与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电话，明确宣布挑战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意在迫使大陆中国在美中贸易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在其后宣布新政府的组成成员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对华鹰派人物，摆出了一付准备与中共决战、摊牌的架势。
这就是川普总统不平凡的亮相。更为奇特的是，川普玩起了新思维，在传统的美、中、俄三国等边关系中他要向俄罗斯倾斜，植入“联俄制华”的思想火花。这一招令中共大为震惊，立即启动了全方位应对策略和机制，全力以赴主动对美“做工作”，以扭转不利的局面。
后来的形势我生了戏剧牲的变化。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强大的仇俄势力阻滞了川普的联俄步伐，另一方面，俄罗斯传统僵硬的对美、对北约的政策导致双方冲突不断，美俄关系再度陷入僵局和死结，川普总统的联俄计划暂时胎死腹中。而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则因北朝鲜的疯狂搅局而变得敏感和复杂化，极度紧张的半岛局势迫使川普不得不依仗中国出手相帮，美中其他矛盾被暂时搁置一边。于是迎来了习、普的海湖庄园会，一对冤家奇迹段地暂时变成了“哥俩好”，川普收回了之前他对“一个中国”的质疑，美中关系趋向缓和。
中共看似争取了主动，嬴得了首局。但是很明显，美中关系这种缓和具有暂时的、策略的性质，缓和是建立在对付北朝鲜达成的某种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而维系这种共识的前提是中方满足美方对朝鲜制裁的要求。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是不可能让美方满意的，因为中方根深蒂固的所谓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观念，以及中朝曾经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让中共最终选择保护北韩的金家王朝。于是很快，中方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反悔了。双方对朝政策的乖违再度成为中美关系的死结。川普经过这次试探，“联中制朝”之梦破灭了，也再度验证了中共在朝核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和立场。从而使他更加清醒起来。
其实，所谓朝鲜核问题原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从毛、邓到江、胡，中共都执行不变的亲朝、扶朝、保朝政策，江泽民上任首访之地便是朝鲜，江的要员周永康、曾庆红、张德江都去访朝，与朝鲜领导人打得火热。胡锦涛更是对朝赞不绝口，表示“在政治上要向朝群同志学习”。现在虽然还不清楚是谁直接拍扳，作出了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策（应为集体决定），但总的来说，没有中国的允许、支持和帮助，朝鲜是不可能迈出这一步的。而中方这样做，目的便是企图打破长期与美对抗的僵局，据披露，中共的线人曾向美方直言，中国政府以核武装朝鲜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朝鲜不对韩国和美国使用核武器作为交换，换取美国放弃台湾，让中共吞并台湾。又据中国核工业部有关人员透露，朝鲜的核技术人员一直在中国接受培训，从原材料到技术都由中国提供。其中一些核试验项目直接在中国进行。中国为朝方提供了估计为15——37.5亿美元的援助。不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贫穷落后、工业几近阙如、灾害不断、饿死人无数的朝鲆，怎么可能在短时期内发展出相当成熟的核弹和弹道导弹技术？
到了习近平，由于金氏王朝巳经核武到手，变得疯狂和肄无忌惮，并且表现出不把“老师兼保姆”的中共放在眼里的傲慢。习认识到，任由金家王朝挑起半岛战争甚至核战争对中国其实不利。习权衡利弊，决心对朝采取一定程度疏离和抑制的政策，于是有了与美国“合作”和交换的可能性。但是，习终究不可能违背整个中共高层利益集团的意愿，他与美国的“合作”只能适可而止。于是，中美短暂的“密月期”结束了，接下来只能是无可奈何地进入与美国“正常的”对抗时期。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川普和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再次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彻底抛弃了与中共“合作”的幻想，一切将回到原有的中美关系上来。随之，川普迅速启动了对美中贸易的“301条款”调查，一场以大陆中国为对象的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保卫战即将打响。
这种新形势下，中共的“大外宣”文化渗透战略还能如意地、如鱼得水般顺利进行下去吗？连温柔的奥巴马都己警觉到被中方愚弄的危险，川普政府还能视而不见，坐以待毙吗？事实证明对方己经采取了应对策略，如，川普对非法移民的清理实际上包含着对中方危险人员的清洗，对“同乡会”（中共的准情报组织）一类组织进行监控和取缔。至于共产主义宣传，虽然在言论自由的美国并不禁止，但在前苏朕瓦解和世界共产主义破产之后，这类陈词滥调早己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耻，人们己弃之如敝履。如，今年6月5日晚，澳大利亚电视台ABC国家频通播放47分钟节目，澳多家国家安全机构、美联邦调查局在澳机构、各类媒体一应出席，在节目发布现场，指名道姓揭露了中共代理人、红顶商人黄向墨、周择荣向澳政府宫员行贿的丑行，以及中共驻澳机构操控华人团体，利用在澳华人和留学生进行肆无忌惮的共产主义宣传和其他颠覆活动的事实。节目的播出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中共在澳的活动，展示了澳洲举国上下决心捍卫自已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坚定决心。
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完全不象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要退出国际事务只求独善其身，相反，它展示了其强硬的外在形象，更加主动地担当世界的领导者和自由世界卫士的角色。为了警醒那些恶意散布美国“衰落”，试图取美国而代之的狂妄之徒，川普宣布大幅增加军费、全面强化美军在海陆空和核武各个领域的优势并使之进一步现代化。让一些试图以武力挑战美国的狂徒再度梦碎！可以看出，川普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其深刻理解并重新评估了世界形势的结果，特别是对美、中、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
现在再看看中国的国内形势。经济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国计民生的依托，现在我们暂时搁置其他问题，主要考察一下它的经济状况。
曾经记得，中共一度放出试探气球，要取美国而代之，首先便是在经济上成为世界领袖。
川普为兑现竞选诺言，践行“美国第一”的理念，上台后便退出了TPP ，接着又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等等。这让中国的愤青和智囊们欣喜若狂，认定美国是自毁招牌，交出了“全球化领导者”大旗，中国将名正言顺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的确，鉴于中国是近三十余年全球化大潮的最大受益者，中共确实跃跃欲试想担当这一角色。于是习总亲自出席达沃斯论坛，在没有美欧主要领导人出席的情况下，大谈“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云云，获得一片掌声。过了一把“领导”瘾。
但是其实，这时习总内心并没有这样开心，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并不太好。总的说，中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早己尽显疲态，不仅增速大幅下滑，而且各种难题凸现。这本是符合规律的现象，因为最初拥有的种种优势和资源潜力已经消耗殆尽，到了一定程度，就要走向反面了。例如“成本优势”，时间一久，工人、职员的工薪要增加，工厂的设备要更新，劳动环境要改善，环保要求更严格。这样成本就上去了，成本优势就逐步减少甚至不存在了。其他方面也大抵如此。可以借用经济学上一个名词：产品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起作用了。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要减速是正常的客观规律使然。
然而问题是，大陆中国的经济问题还参杂有相当多制度和人为因素，主要如：落后的决策机制经常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形成大量无效建设（据某一时段的调查，决策失误率高达30%）；越来越严重的贪腐（即权力寻租）现象，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则，恶化了投资环境，增加了生产成本；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使多数人穷困化，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灾难破坏了可持续发展，加大了发展成本；重税政策和过多的政府干扰使私企、个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甚至迫使外资撤离；给央企、国企吃偏食的政策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和金融高风险难以缓解；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依赖，造成城市房价畸型虚高，住房与沉重的医疗、教育负担并称为压在民众头顶的“三座大山”，抵销了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的实惠，严重恶化了民众的生存质量；最后，由于坚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原来的人口红利逐渐变成了人口“负利”。
这一切便使得原来快速奔跑的中国经济这只“虎”，逐渐变成了不堪负重步履艰难的“熊”。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支撑中国发展主要仍是依靠传统的投资拉动，在表现上便是央行大发特发票子，致使中国流通中货币与GDP的比例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四、五倍！它表明中国的金融风险日益临近，而且暂无解决之法。
面对如此危局，我们的领导人和智囊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据说是一个有神奇效果能逢凶化吉解现存一功问题的妙方，那便是叫做“一带一路”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一带一路”是近几年国内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据说，它源于中国历史上经西域、中亚到达欧洲甚至非洲的贸易通道，由于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丝绸，所以被称之为“丝绸之路”。这个丝绸之路有水陆两道，一南一北，故名之为“一带（水路）一路（陆路）”。
“丝绸之路”被全国上下炒得美妙无比，变成了“幸福之路”、“友谊之路”、“丝路花雨” 等等。然而揆诸历史，二十四史中并没有“丝绸之路”一说，事实上，那只是靠军事扩张才存在的一条准通道，所以断断续续，通行的时间不多，而且十分凶险，看看“玄奘西行”就可知了。到了十九世纪，一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发现了这条曾经存在的中国与中亚、印度并经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到达欧洲的贸易通道，便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所以，当大陆中国把自己的海外投资战略命名为“一带一路”时，人们不由得将其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军事扩张联系起来，增添了不必要的恐慌。其实，中国此举的初衷主要是为其“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寻找出路。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由中国主导或牵头，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基础设施或重要战略资源进行投资开发的计划和行动，试图实现相关国家和中国的双嬴。中国为此牵头成立了亚洲投资开发银行。在其后实际执行中，己经打破了一切地域概念，把所有中国与有关国际间的合作开发和投资，而且不管是过去巳经执行的或是现在新投入的，都当作“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和取得的成绩。本来，中国与所谓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就素有经济上的往来合作，现在不过换个说法罢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都属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落后，本国既缺资金又缺技术，中国主动提出援助开发当然会受到欢迎。这些穷哥们还无不试图从财大气粗的中国分到一份免费午餐。从中国来说，顺带的目的是加深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和影响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享受一种众星捧月的“领袖”感觉（毛泽东式的享受）。
但是将欧洲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拉进来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国家都有一套成熟的发展模式和投资管理办法，它们警惕中国在商业以外的目的，还害怕沾染上中国式的经济腐败。故欧盟对其冷眼观之，淡然处之。俄罗斯则有自己的“欧亚经济合作计划”，担心一带一路会冲击自己的战略，所以外热内冷。日本、印度则不买账，拒不参与合作。新加坡冷眼相待……唯其如此，在本年5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峰会”上，在表面热闹喧嚣之后，到了签署会议公报的时候，一百三十个与会国，竞然有68个拒绝签字。这似乎是一个预后不良的征兆。
从现在来看，这个计划和战略的后果还难以预计，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回报率低是其一般规律。这些沿线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而且政局不稳定，法制不健全，长期投资风险很大。历史经验证明，穷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就是0，上世纪中国援助非洲搞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援助东欧国家建设基础施施，最后都是这个结果，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所以有激进人士（而且是体制内人士）说，一带一路是“卖国行为”，是“国家灾难”。（见国务院国家新文化研究院院士、顾问，赵海宁教授在一个内部讲座上的讲话）
自2013年习总正式提“一带一路”的构想以后，国内媒体炒翻了天，都是一片赞颂之声，有的说将获得“双重回报”，有的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升级版。可是很明显，中国当年改革开放吸收的是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而现在我们将把资金投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难道是它的升级版吗？实在倒像是毛时代援助非洲的2:0版啊。
看来，这是一场豪赌，最后如何我们只能让事实来回答了。
经济是根本，也是中共向世界进军、要引领世界潮流的本钱。经济不那么好了，“四个自信”就失去了根基，总的看来，情况并不乐观。
极权虽“好”，此路不通
以上分析完全没有涉及国内政治形势，如围绕权力的党内高层斗争；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政治权益的觉醒；压而不服、打而不垮的藏独、疆独和港独势力；司法腐败导致的民怨沸腾；强力维稳引发强烈的官民对抗和逆反心理，等等。当然，当局认定这些都不是大问题，不足以动摇现政权的根本，通过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最后都会化解于无形之中。这样说大致不错。但是不要忘了，任何朝代最初的各种闹事、动乱都不会动摇国本，但是，闹得多了，闹到最后情况就不同了……。
几个知识分曾私下议论，一个问：中共为什么不向民主转型呢？一个答：为什么要转型？我们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各个方面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不是己经雄辩地证明现行体制的无比优越性了吗！另一个又问：可是能永远保持这种“优越性”吗？另一个又答：“不能永远保持，修修补补也可以维持几十年，等我把好处捞够了，我死后就不管洪水滔天了。”
这的确是大多数中共高层的想法，在他们看来，现行体制不但优越，而且异常稳固，国内外反动派——民主派翻不了天。这种情况下搞向民主转轨，不是多此一举、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自己找死吗！
事情真的如此吗？现在让我们略加剖析。
首先，前面的分析己经表明，过去几十年大陆中国之所以获得高速发展，关链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即主流世界主动解除了对中共的长期封锁，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WTO），顺利地充当“世界工厂”。美国和西方世界之所以如此怀柔、关照我们，是因为它们认定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且发展起来以后，就会自然地向民主化转型，从而完成对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世纪大好事。
中共则将计就计，迎合了西方这一心理，给他们以幻想，嬴得了市场、资金、技术，迎来了经济大发展。再加上充分发挥极权体制的“优势”，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然而，当目的达致以后，中共露出了它本性，重新演绎了二十一世纪“农夫和蛇”的童话，它没有用友谊、真诚报答挽救它的“农夫”，而是迅速转过身来向他露出了满嘴毒牙，如今它则想要“吞并”整个西方世界了。
从西方来说，前一个回合的较量肯定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西方的懊恼和悔恨是无容置疑的，可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面说，这也让西方看清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面目和它的如意算盘，对类似的把戏以后大概不会上当了。这样，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中国以后那种发展机会不会再有了。从长远看，中国势必成为替代俄罗斯的西方世界的主要敌人，而且从目前看，不论硬件（主要为军事实力）和软件（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对方都占有绝对优势。形势对中共来说绝对不容乐观。
再谈另一个问题，即在中共当权者和他们的拥护者看来，他们的政权稳固，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危机（所谓腐败亡国之类的说法不过是自励自警而己）。所以也就谈不上要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转型云云。比如，那些大大小小的闹事者和群体事件，有的规模很大，气势汹汹，有些吓人。其实，只要把它们分割包围，逐一解决，就成不了气候。官方拥有一切现代化武器和和通讯手段，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挡次，二十一世纪了，还能搞揭竿而起造反翻天吗？那确是梦想。
再说那些民运人士，维权律师。仅管他口若悬河，说的有理有据，但总敌不过枪杆子，手铐子，枪打出头鸟，抓一些领头者就好办了。人总是怕死的，何况他还有亲人、家眷，只要对其晓以厉害，施以人情，就能够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再来个电视审判，让他来个“公开忏悔”，就可以把他们负面影响化至最少。总之，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何足惧哉。
当然，在铁血维稳的同时，当局有时也会在某些无关大局的方面作些妥协让步，比如纠正一些起冤假错案，给点国家赔偿，以慰民怨。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好，几十年己经养成了听党的话的好习惯，给点抚慰就对党戚恩载德，想叫他们造反，难矣。北朝鲜那么残暴，老百姓依然无法造反，何况中国？
剩下的危险就是外部敌对势力的颠覆了。其中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莫过美国了。但是，不论美国政府或美国人民，都不会选择同中国打仗，因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交锋很可能酿成核大战，谁愿、谁又敢互相毁灭？所以只要不要主动去招惹美国就行了。
综上得出的结论便是：中国的红色江山永固。既如此，何必还自寻烦恼去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改革说到底都是为了完善、强化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相反。让那些有损红色江山永固的改革见鬼去吧……
说得好极了，它似乎有理有据，的确，上述因素都不可能将中共国搞垮，将中共赶下台。
然而，古话云：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也许还有一些当权者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虽然看到想到了却不愿意讲出耒的东西，那才是真正要命的硬伤、死穴，下面笔者不惴冒昧在此点出一二。
其一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权力交接危机，是中共无法避免、更无法解决的“死穴”。
这本来是两个问题，但相互有些关系，故合在一起讲。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己近七十年，这期间它“传”了五代，它执政的主要依据就是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可这是帝王时代家天下传位的理论，跟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然而一党专政的要求决定了它别无选择。而在这五代“传位”中已经险象环生，如第一代的交班就发生了宫廷政变，毛泽东原拟的接班人、毛的嫡系被一锅端了。第二代颁导人邓小平本身并不合法，可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一连废掉了两位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又把原本无望接班的江泽民硬提为新“皇上”，还指定了一位隔代接班人。邓一人搞定了两代接班人。他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完全是因为他是手握军权的开国元老。习近平的上位虽然也是由上一任的江泽民作出，但具有某种偶然性，而且也招来一些妄图篡位者。围绕传位之争至今尚未平息。
由此可见，由于中共本身统治的合法问题并未解决，它的接班人产生方式方法也未解决：
第一，它完全仿效封建帝王，由现任“皇上”指定 “下任皇上”。但它选择的接班人并非皇上的血统继承人，因而并非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可能完全是黑箱操作，所以很难得党内一致的认同。同时，随着开国元老的逝去，以这种方式选择接班人的权威性越来越低，越来越难以服众，所以围绕接班人交接产生的危机率很高，而且会越来越高；
第二，这种传位方式与当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背道而驰，将逐渐失去民心、党心。放眼望去，如今连非洲那些接近原始的国家的草民，都打着赤脚去投票选自己的总统。我们周边除了共产党国家以外，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执政者差不多全都是靠着普选上台，更不用说美欧发达国家了。只有一个中国罔顾民意和世界潮流，大搞一党独裁，所有官员都由共产党任命，这正常吗？何以服众？不要小瞧民意，它会转化成“党意”，等到共产党内部红N代都看不惯要求普选时，一党独裁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中共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党的利益和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党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
真是这样吗？贪污成“吨”钞票的党官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吗？下令向“闹事”群众开枪的党官和民众利益一致吗？聂树斌、雷洋、杨改兰们和官员们的利益一致吗？每年成千上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党的利益一致吗……
“端谁的碗受谁管” 这个道理谁都懂。由于所有的官员都属于共产党所有，是共产党给他们官位，是共产党绐予他们特权，共产党绐予他们“人上人”的生话，当然，共产党也能让他们进监狱，甚至人头落地。总之，共产党直接掌管对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不听共产党的话、不忠心耿耿为上司办事行吗？草民百姓，那是他们受命管理、统治的对象。所以，官员们在上级面前摇尾乞怜如哈巴狗，在草民百姓面前则威风凛凛如帝王。老百姓能把他怎样呢？现在连选举的形式都不要了，从村长、乡长、县长、市长、省长到中央部长、总理，都由各级各级党委自定，而且，可以随时免职，提职，调职……
中共为什么不像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那样还政于民、实行民主选举和权力制衡呢？说穿了就是怕被选下台，怕被清算。因为它自己心中有数，做贼心虚。所它一心一意要在不通过民主选举的情况下继续执政，永远执政。于是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有了“接班人”问题。同时，这两大问题也成了它永远无法自我解决的“死结”。
所以，这两大问题犹如两颗定时炸碎。没有爆不爆炸的问题，只有何时爆炸的问题。
其二是，执政过程中的错误或因突发事件被推翻、被赶下台。
谁都不能保证自已不犯锖误，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也是如此。在民主国家，由于有较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重大事件都要经过反覆讨论、辩论、审查，所以一般地不会犯大的错误。而专制独裁国家就不同了，不管事情大小，它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扳决定，因此失误机率较大。如上世纪毛泽东一人就决定发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更多的人遭灾受难，国民经济破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浩劫，全民遭殃。然而，怪异的是，毛泽东并未因此受到惩罚，那是因他是中共的“开国皇帝”，加之他的无与伦比的欺诈、分化手段。但，这是特例，是不可重复的，今天，任何领导人别说犯毛那样的错误，就是毛错误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就算民众不把他轰下台，党内的竞争对手也要把他赶下台，而且很可能采取政变甚至流血的方式。
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是，任何王朝或执政党距离其“初始”越远，其获得合法性认同的概率便越低，被赶下台的可能性便越大。因为民众最初总是对执政者满怀期望，但执政者总难尽如人意，而且，执政越久其弱点、短扳、甚至其隐藏的丑恶、暴戾便暴露越多，于是，期望变成了失望，被抛弃、推翻的机率便越高了。在现代快节奏的潮流下，再过若干年，人们也许根本就不承认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了，因为，当你看到全世界都在搞民主选举，独独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世界大国仍然鹤立鸡群般搞一党专政，届时谁也会觉得颜面尽失，那时你还会支持一党专政吗？……
现代政治伦理表明，再大的功勋也止于本身，绝不可能让你的下一代“接班”，那不成了“封建王朝”了吗！谁在二十一世纪还愿意生活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呢？所以，任何人最好别再做“千年王朝”之梦了。
此外，因突发事件导致被推翻，历史上多有先例，如，不可抗住的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崩溃，人口凋零；与敌国擦枪走火导致的战争，或者外敌入侵等等。与上述内在的必然性因素比较，此类属于可能性范围，很难具体预测。
综上所述，大陆中国的形势远不如自已宣传那样繁荣倡盛，那么美妙“自信”，归流溯源，差不多所有问题都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引发的。可见大陆现行政治体制不是它的优势，而是它的劣势。如果回归民主主流，不仅内部诸多难题迎刃而解，而且，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的关系也会立即从根本上改善，再也不需提防“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部敌对势力”了。对现在与中国明争暗斗貌合神离的远近诸国来说，更是喜从天降，因为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再也不会威胁它们的安全了。台湾更是不请便自动“回归”了。
习近平先生不是提醒要“不忘初心”吗，如果真正正本溯源，这个“初心”便应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许诺的 “重建自由人联合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福音。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未到那一步。但你总得往那个方向走，与那个目靠近，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吧。
形象地说，今天的中国似乎己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前面各条道路分别写着：“自由、民主、博爱，共和”；“社会民主主义”；“半民主、半自由的权威主义”……唯有一条路标上写着：“往回走专制独裁老路”。
该怎么选择呢？对于统治者来说，专制独裁之路确实诱人，因为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确实是一件十分美妙之事，既可享封建帝王九五之尊，又可擅民众伟大领袖之乐，放眼望兮，翠葆旎旌来天地，倾耳听兮，吾皇圣明干九宵；无两院之聒耳，无民权之劳形；排众议于廊庙兮，朕心独断；集三权于一身兮，指挥若定……
可是，一个声音从天外飘来：二十一世纪了，极权虽“好”，此路不通！
2017、8—9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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