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远古历史的分期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暗夜寻灯

------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以及文明和社会建构的两种方法：殷末周初的那场家为巫史和绝地天通运动是如何左右了我们今天的历史和东亚格局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认为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地区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对人类的是非善恶、何去何从提出了一些深度的思考。他们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罗雅士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这是人类的第一次思想认识上有了重要突破。

雅斯贝斯显然没有认识到人类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如此地发生这么一次。在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系统里边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重大突破。比如中国的新石器后期到青铜器，意识形态的掌控被收归国有。这就发生过一次认知和思想上的轴心突破。收归国有，必须给出一个理由让大家普遍接受，一方面是暴力逼迫，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教化与熏陶；犹如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有一套内容自洽的意识形态一样。他所总结认识到、看到的这个场景是青铜器演变到了铁器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雅斯贝斯称呼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是人类开始具备使用火的能力。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从直立人（homo erectus）到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古代智人的几百万年的演化历程。由于那时候的人类演化发现及知识的限制，雅斯贝斯不可能知道他所界定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就是人类文化从奥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莫斯特文化到大爆炸时代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概括。这里的每一个文化创新就从猿到人的演化来讲，都是一个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我们叙述这四个文化时代的演变，貌似它们是线性发育似的。其实各个地区的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甚至莫斯特文化在东亚地区就一直没有寻到踪迹。而现在已知的奥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在中国地区的表现也是与非洲和欧洲地区的奥杜威文化与阿舍利文化有所不同。在东亚地区所表现的各种文化分叉早已经走入死胡同而灭绝，被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代替。

雅斯贝斯认为埃及文明没有发生过轴心突破；但我们从埃及神话中可以看到，埃及文明却经历过典型的图腾崇拜和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无论是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还是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意识形态里边都会有一个相较于之前的认知与思想的轴心突破。只不过年代离开我们如此久远，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和解释原始思维的来龙去脉和逻辑链条。比如甲骨文灼烧就能得到祖先给与的“神谕”和在《伊利亚特》、或希腊神话里不断出现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现象就是 “神谕”。这在今天来看滑稽可笑，但那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与信仰体系，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伐纣的第一次集结中，武王为鼓励士气 “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且“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可以说已经众志成城。但武王看到渡河到河中间时：“白鱼跃入王舟中”、 “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这些都成为我们后世所尊崇或至今也还在尊崇的“兆头”。随即，“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 ‘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伊利亚特》中讲述在讨伐特洛伊的战争出发前，为鼓舞士气，全军集结在一起给宙斯献祭，这时一花蛇从祭坛下钻出爬到树上，吃掉了八只小鸟和一只绕巢护雏儿的母鸟。占卜官这时就告诉大家这预示着战争要持续九年，到第十个年头才会破掉特洛伊城。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些史料，让我们尽管不相信但容易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在东亚地区，从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是来源于从民俗学和神话学上的研究。

一些好的“兆头、预兆”（omen）可以预测未来的结果，在今天被视作迷信；即使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和如今的共产党官员中仍不乏有这种迷信的人。如同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万物有灵论的意识形态，仍然在今天存活一样。

如果我们综合世界上各个地区的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参照德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华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域理论总结出一个理想的模型。这样依照各个地区的变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想模型的影子。比如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变史在进入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阶段之后就没有发育完全；然后在武王克商之后就开始杂糅了人文人本思想。这让后来的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成为了综合各种意识形态演化的杂糅变种：意思是殷商的意识形态是图腾崇拜的玄鸟神与人类身体的结合这种故事还没有发育完全完整之后就又经历了外来文化（周文化）的杂糅，演化出了萌芽的人文精神和模糊的天、神、天神、天道、多神观念。殷商时期的意识形态发育还没有走完其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演化历程而在周初就开始杂糅进来了人文人本时代的精神信息。这就是被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称呼的“文化早熟”现象。但殷末周初所创造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不完备，而使得中国在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在周文化的框架之下汇总了一个杂糅的各种意识形态迭出的局面，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幼态老成”的现象。为了表述清楚我们刚才所提出的理论；这时候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理想模型：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然后可以根据世界各个地区和文化的具体情况，看看哪个具体的地区和文化偏离了理想模型、并且偏离的距离有多远。这样的一个思考方法可以让我们认清我们人类的所谓文明的本质和今天“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

人类为了建构复杂社会或说文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演变的理想模型和演变过程是这样的：

从这个列表我们看到，埃及文明虽然没有历史意识，但建构文明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缺乏。它所经历的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然后进入的半人半兽神崇拜，直接为希腊文明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养料。印度历史主要是神话构建的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

雅斯贝斯所认为的人类的是非善恶、何去何从的深度思考，都是在原本已经确立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的。换一种意识形态，就会有另外一种深度的思考。奥林匹斯神话时代的希腊文化圈的人不会考虑世俗的某人作恶是此人的道德和善恶认知有什么问题，一切人世间的纷争不过都是奥林匹斯神的纷争在世俗上的反应。这跟某人作恶与道德或不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宙斯拐骗良家妇女和少女，崇拜他的人们不会有任何道德感和良心上的不舒服感；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类似后来东亚土地上提供给天子的无数的后宫姬妾，有其合乎人心的法则。同样的，处于青铜时代的殷商人在他们的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下，也没有什么文化层面上的道德感和良知认知方面的体验；当然生物学层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是一直存在的。生物学层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与文化层面的道德感与良知感是不同的。这也是本书后边章节所要阐明的生物学原理。青铜时代的殷商人像青铜的奥林匹斯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只认识事务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命运的安排，而不相信人世间有一个什么叫做“天”的来做安排。所以殷纣王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形下（《论语·泰伯》），仍不以为然地反问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殷商人不断刻画、烧灼甲骨以获得神谕与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人不断寻找和惊诧神谕没什么不同。可以说，这是青铜时代人们的共同特征。

今天的我们把殷商的杀人祭祀，用人头祭祀和用活人陪葬君主的文化看得极为残酷，也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希腊神话里也常有讲到国王把自己的女儿拿来献祭给自己国家的保护神的故事。好莱坞拍过的《众神之战》中，也是由地域之王黑帝斯出面要求国王把女儿献祭作为对人类的惩罚；欧洲人到达南美，看到秘鲁的印加帝国仍然实行人牲的风俗就对帝国充满极端的鄙视，称之为野蛮，并从中获得自我的优越感。人牲人殉的习俗在前秦时期还一直保留，今天也是现代学者举例说明是秦国文化落后的标志。西周时期的“秦穆公杀三良”的故事以凄婉的形式被写在《诗经·秦风·黄鸟》里，反映了意识形态转型期的价值观。连同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都反映了意识形态转变发生过程的漫长和社会转型的缓慢。读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对穆王杀三良的历史的咏叹，更能体会那种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差别：

人类的文明指的是人类社会属性的量度；与人类发明的毫米、厘米、公里、光年的量度单位没什么不同。骂人不文明，也是指责该人的社会属性不够，达不到一种协作合作的标准。而文明的核心指的是这些成系统的信仰体系，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说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者骄傲于人类有思想，有文明；这些思想或者文明，本质如同《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的作者所讲，其实是人类自身通过讲出来的虚构的故事，而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来形成一个超有机体的大型社会。这种由虚构的故事而来的大家都认知并且认可的故事，就是我们人类中心主义者所骄傲的思想。它如同我们流行的钞票金钱一样，本身只是一张印刷了数字的纸张，但是由于你认可，我认可，他、她也都认可而变成了事实的钱，可以流通到市场里成为我们衡量协作关系的数据分析工具。

蚂蚁蜜蜂的文明建构于每一个个体享有的一半的一模一样来自母亲的基因。人类的文明建构来源于大家分享相同的虚构的故事。这就是本书所要阐释的意识形态。

但我们要留心的是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如人类中心主义者或更狭隘的“我族中心主义者”那样认为文明是各个地区独立缘起，这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微观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宏观历史，延伸到大历史的层面上穿透迷雾看到更深奥的类似牛顿定律的宇宙秘密。尽管各个地区讲述的故事内容大不相同，但故事的模式却大同小异。殷商的人崇拜的是上帝，周以后开始把它叫做神、天、天神。现代人把上帝和神混合到了一起，但无论如何，上帝、神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模式是一致的。上边的列表说的就是故事的模式和本质，由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历史观下的混沌理论的分形。

自然界中有太多的意外或不可知因素来干扰原本的分形左右下的事务的发展演变（我不想用演化这个词）。虽然有一段时间意外的因素形成规模偏离了原来分形所左右的应该有的规律和发展，但经过时间的锻打，分形左右下的事务的发展，总会拉回到原本应该有的轨道。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积温这一概念来说明分形和意外因素之间的关系。

积温是指一个树种经过冬天的寒冷，细胞在春天来临后从开始分裂生长到真正人类看到树木开苞发芽所需要的某个温度以上的小时数。比如以5°C为标准，每天高于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的小时数是苹果的发芽或开花的需求。5°C以下的时候细胞停止分裂；5°C以上细胞就开始活动。观察和记录5°C以上的温度持续的时间可以预测苹果的发芽日期和开花日期。这对农业生产的浇水施肥施打药物防止病虫害都很重要。由于不可知因素导致温度低于5°C造成初开花日期、盛花期、末花期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对历史来讲，在从青铜器到铁器的演变过程中，铁矿石的开采、冶炼、运输、以及制作成各种工具、武器的整个过程中各个因素都会影响到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这中间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会影响其中的某个环节，比如运输受阻等，铁制工具的普及程度等都会影响历史的演变。中国历史从春秋到战国，就是一场因为铁器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引发的土地开垦、农业总产量提升、人口增长，对抗式竞争加剧（今日所谓“内卷”）等现象引发的社会转型。

从这点来讲，源自于俄耳普斯教的米利都三杰，注定要崛起并引领后世的西方历史和哲学而成为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源头。西方的现代文明注定要从青铜时代的希腊神话中汲取营养并抛弃希腊神话原本的信仰体系而转入一神信仰体系。周人文化圈接受自红山文化的“天”的概念“神”的概念，自创的“德”的概念，对历史、对命运的“鉴”的概念必然引领后世东亚土地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发展。我们在深思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观点理解为“宿命论”。当然也更不能如秦晖教授一样把文化这一观念理解得狭小从而否认文化决定论。

那又应该怎么理解上述的论题呢？我们必须具备一些混沌理论的知识才能发挥上边命题的后续论证和发现天道与伦常。

混沌理论是指动态系统内部的随机的无秩序无规则的事件的深层埋藏着一个有规律的不断重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范型(pattern)；这个范型的初始状态对后续事件的发生有极大的影响。

想要弄明白上边的几句话，我们用科赫雪花（Koch Snowflakes）做例子来说明。

我们把上图的三角形1的每条边都均分三份；然后以中间那份的边长为基准再做一个如2的等腰三角形；然后再接着把2中的三角形的每条边再均分三份，以中间那份的边长为基准接着再做出一个等腰三角形。这样我们得到3和4的图形。如果这样无限重复下去，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图形呢？

在混沌理论里，我们把科赫曲线形成的这个类似雪花的形状叫做吸引子；要求你不断依照的规则重复的动作叫做迭代；要求你做到的规则，叫做分形。（也就是①三角形的每条边都均分三份；②依照中间的那份为基准再做等腰三角形；③每条边都重复这么做。我们把要求的这个规则也就是范型叫做分形）。

上边的科赫雪花粗一看毫无规律可言；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有分形、迭代、吸引子这样的规律存在于这种貌似杂乱无章的现象中。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称作混沌。在自然界中，这种分形经过迭代形成吸引子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海岸线、山脊线、生物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一个熟悉苹果品种的果农，依据一棵苹果树的树形、颜色和其它特征就可以说出这棵苹果树的品种，是富士还是卡拉（Gala），原因也就在此。它如同我们能分辨张三还是李四一样。

依照这样的分形、迭代，吸引子的观念，我们可以认识许多著名的吸引子例子：比如上图右手边的曼德博曲线。

历史也是一个混沌现象；所以我们在重复着无数过去的故事；我们在重复着我们父辈、祖辈的故事。所以历史的发展虽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着, 但重复和迭代就形成一定规律的社会形态吸引子。比如生物学的人口增长方程式，可以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混沌现象：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世界上的事务都存在着阴阳两面的特性。所谓“难易相成，长短相较”并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但是阴阳学说给人的印象比较静止。各个事务之间的联系是如何以阴阳两面性互相勾连斗巧的？各个学派似乎又都无法言说清楚。《道德经》看似有一些逻辑和哲理，但它突出的是一种世界和自然存在的玄妙思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现代科学用数学描述的混沌理论，却给人以实证的逻辑之感。一分为二、阴阳学说。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可以用逻辑斯蒂方程不断地分叉的形式来描述最后的结果。用这个方程来描述社会的演化，我们发现：人类的文明，无论有多少种表面形式，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波斯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在几十种各色各样存在过的文明建构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总结归纳出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这两种基本形式。（所谓道生了文明这个一。）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式文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农业文明中存在着商业形式；在商业文明中存在着农业形式（一生二）。人类从小型社会，经过意识形态的凝结而不再像过往的小型社会或向文明发展的过渡社会那样，依赖文化作用于社会的凝结和向心力。建立大型社会的过程，成体系的相信什么、仰赖什么，也就是意识形态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二生三）；社会都出现混沌状态（三生万物）。如下图阴影部分所表示。

横轴的K值是环境对人口的容纳量的关系系数，这个关系系数不是直线关系。在K=3.57的时候（一个社会所能养活的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关系系数），社会建构分化出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建构社会的分叉。从图形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建构方法在3.57以后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文明形式。这多种多样的形式都与之前的历史有关。让我们先简单叙述含有两种生存繁衍策略的社会，哪个策略占优势从而主导社会建构方法。具体的分叉点是：

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每个社会的总体中都包含有崇尚两种策略的人口，也就是一分为二或阴阳相合；比如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崇尚平均主义，另外一些人崇尚以盗贼来统治社会。在K=3.0时，一枝分叉向上，一枝分叉向下。表示社会建构走入了相对不同的建构方式。在各自向上和向下的分叉中，又出现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我们假定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继承于猎食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虽然也发生在猎食者的分叉的一枝，但更多地是继承自草食习性在等位基因的显性表达。也即是说，我们可以把行为大致分成两组，他们互相有继承关系：

猎食行为中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繁衍策略，同时也能分化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道生一的原理我们也会在下边的章节中详细论述这个主题）。草食行为中也可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和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同样，混合交配繁衍策略中也建构出现了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也建构了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但由于其源头不同，同样的商业文明却与混合策略中出现的商业文明既有所不同，又有所雷同。以下的市场文明与权力文明也是如此。这种复杂的互嵌结构就是阴影部分的混沌体构成。

当然猎食行为也可以进入到权力文明，比如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也曾经进入以集中权力为中心的文明形式；中国在宋朝时期由于行政上的疏忽而造成商业的鼎盛繁荣也是明显的一例。

商业文明造就了不同的行为特征，也如草食行为与猎食行为造就不同的特征。我们在比较东亚地区的社会建构和发展模式的时候，也比较世界其它地区的社会和文明发展模式。这时候我们很快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建构，其实就只有这两种模式和大致围绕这两种模式的各个变种。我们把科赫雪花、曼德博吸引子这样的标准模式称为理想型；把围绕理想型而出现的真实的世界呈现的形态叫做混沌体。一个理想的人体和面貌可以称为吸引子；具体的每个个人，我们的身体外貌各个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混沌体chaotic body。

社会的形态以及历史在各个地区呈现出来的就是混沌体。因为我们源自同一个分形，所以来自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体即使到了美国，在工作、生活、聊天方面，我们极易沟通。这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个体之间的沟通上表现明显差异。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变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决定社会形态和基础的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显然来自于希腊神话与丹麦博物馆学派的启发。希腊神话把人类的历史分作了黄金、白银和青铜时代而把当时人们生活的时代称为最差的铁器时代。丹麦博物馆学派的克利斯提安·于恩森·汤姆森根据搜集到的古代工具而划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1865年约翰·卢博克又细分了石器时代。这些显然都成为了马克思社会发展史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出生长大在工业化未及发生的当时还属于普鲁士的特里尔城（Trier， Prussia）。祖上几代曾经做过犹太教祭司，也就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或职业；到父亲这一代改做了律师。在他八岁那年，由于当时普鲁士的法律限制犹太人社会升迁，父亲就改信了路德派基督教。而马克思也是在6岁那年在同一家教会受洗。

从马克思的家族遗传和他6岁这年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制度与个人际遇之间的关系有着多么深度的理解或者说也是仇恨。马克思对旧制度的反抗心理和动机可以与他后来参加魔鬼教联系起来；但推翻旧制度比建立新制度相对容易。马克思在建立新制度的设计层面言谈极少，大多思想还停留在未工业化之前的知识份子的农业的意识形态层面。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内涵与思想核心是属于农业社会的乡巴佬见到大城市的心态，对旧制度的破坏心要比设计建立新制度的欲望强烈。而农业社会的特征和表现多种多样，这是本书所要分析梳理清楚的两个社会建构方法的差别。这里先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具有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的平均思想。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及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在建构大型社会之初就曾经激烈争论过是搞平均主义好？还是要盗贼来统治我们？历史之所以选择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逻辑，背后一定有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理蕴藏。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合作协作思想是一分为二的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动物行为学与生物社会学也经过数学的计算告诉我们施行好斗鹰策略的人口比例与实行和平鸽策略的人口在达到7：5的比例时才达到社会的稳定态。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生物学的理论升华成哲学思想普及给我们的社会民众。

从演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史，社会形态的演变在经由采集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萌芽、抽枝、发育、繁荣、成熟几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工业化。整个社会建构的基石以知识为骨干来构成社会分支与社会末端细胞的方方面面。在进入了工业化之后又经历了工业化1.0到4.0的演变。整个演变过程都只能用多次发生的混沌现象来描述社会形态改变的过程。也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翻新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人们的知识在不断积累和增加，社会的分工在不断细化与加强，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用原始社会一词来概括所有的从猿到人以及新石器、青铜器社会的所有阶段，在今天来看，犹如雅斯贝斯用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时代来概括一样，显得不合时宜。这不近几年时马克思的时代局限性，它也是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农业的意识形态的乡巴佬特性。

生物学里研究各个生物体的物种为什么会演变出从独居性到集群性再到最后发生互相协作、合作行为的社会属性。当然这个研究和其过程也包括一场对单细胞生物，如何过渡和演化成为多细胞生物的研究过程。显然单独的个体无论是单细胞的个体生物还是多细胞的、具有分工的组织系统的个体生物，比群集生活的个体更容易被捕食，更难于找到可食的资源, 选择交配伴侣更困难，也就更不能择优（生物学里对为什么会出现两性繁殖有细致严谨而又有趣的讨论）。如果不能择优的各个物种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会择优的物种，那么这个物种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占据整个世界的生存空间。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演化过程如此；独居属性到社会属性的演变过程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本能中，当遇到突然降临的危险，我们都会大声惊呼一句“啊呀！”。这声不自觉的呼喊，就是我们的社会属性的标志。生物学里把它叫Alarm call（警惕叫声）。生物的个体融入集体的生活无疑会增加生存机会，但同时也增加了个体之间对资源、配偶的竞争。这种好与坏的阴阳对立，都会面临一个取与舍的难题；我们都是在这种“取”与“舍”的难题和决定中度过的。最终会取得一个合适的距离，发生好与坏的隐忍取舍与博弈。

把博弈论引入生物学的英国演化论学者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在这个“取”与“舍”的方面真是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让我们在讨论文化与基因的协同演化方面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这样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分作三份来观察研究。第一个是牛顿开启的自然的非生命的物理世界；到今天，物理学已经成为了研究物质本源的本体论的自然科学。第二个显然就是生命的世界；生命世界的研究不仅仅是给农业和医学提供基础和支撑，同时也是对人类的行为如何交织成并产生的人文世界的支撑。第三个显然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世界。人类自身的世界是在这个社会的群体行为中所塑造出来的大环境下的博弈行为。在此大环境下，个体的人在其中博弈与互动，形成了人文的世界和人文这个概念；尽管这个人文的世界在不同地区胖瘦高矮的混沌体各不相同。但很显然的是，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个人的博弈策略。

社会中人口越多，社会的规模就越大，显然人们之间发生的行为互动也就越多，所能实践与总结的博弈策略也就越多、越庞大、或说越复杂。这样我们就区别开来了动物世界的简单博弈策略和人类世界的复杂博弈策略。人文世界越复杂，造就了多种人类文化影响下的博弈策略的蓬勃发生和自然产生。而自然选择和男女找对象挑三拣四的性选择也就能择优出来更多的具有这些文化与博弈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文化与基因的协同演化也就不断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约翰·菲利普 ·瑞什顿（John Philippe Rushton）在其成名著作《种族、演化与行为学》中所发现的东亚人的智商最高、白人次之，黑人却在运动方面表现优异。东亚的人口一直也是居高不下，产生的演化结果，必然是个体智商的提高。

东亚人的个体智商高但社会化属性演化进入了帝国时代的翻烧饼似的王朝循环，也就是文明水平没有解决人口与资源限制的问题。帝国社会所创造的大环境又是在选择个体的智商水平。农业的技术水准一直在铁器水平徘徊。社会组织水平与政府架构一直依赖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大环境无法改变，个体人和社会产生的宜斯策略也只是如古老的蟑螂文化和现在出现的“内卷”这一名词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总之社会大环境，让个体的人如浮萍。

在生物界研究文化与基因协同进化的学术背景内，我们分清楚宇宙、自然和大自然所包含的三个世界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看清楚问题的所在，提高认知能力。识别出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与商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比如中国的传统保持派所崇拜的中国哲学的主轴“天人合一”观念，因为无法分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文世界的三个界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中与学术界都还认为“天”和“人”的概念，是一个“究天人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庄子·大宗师》）的哲学上搞不清楚的命题。荀子在《天论》中也明确表示要 “明于天人之分。”

如果古人在什么是天，什么是人这些命题上囿于知识所限，无法分清“两极对举”，“阴阳相合”的“天人之际”，那今人真不应该也如古人般不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弄个《走出疑古时代》的中世纪思想方法的思维沉渣。否定科学的怀疑精神这股思潮的集中表现，就在于钱穆老先生1990年去世前的一篇口述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所引起的一场持续长达3、4年的激烈争论。

古人所说的“天”显然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大自然；所谓天神、天道显然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科学所研究发现总结出来的规律。比如演化理论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就是所谓天道。这就是我们这里三分出来的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两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世界显然就是我们在研究的人文科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

古人分不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界限差别，今人的现代新儒家也分不清显然是没有受过科学的世界观的培养。现代新儒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论文《天人之际 --- 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把“天”理解为西方哲学的彼岸思想，把“人”理解为西方哲学的“此岸”，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生搬硬套的迹象太过明显。（《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台湾联经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页）这种思想和理解方式，表现在清末的一批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实乃中国尧舜礼让的三代理想，如出一辙。在基本词汇和概念上的糊涂账，导致的是东亚土地上的第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在诞生之初就早早夭折。后来国民党依靠苏联提供的金钱、暴力、组织方式、思想理论框架，武力夺取政权，社会建构和国家形式早已改了模样。

对“天”、 “人”等等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造就了对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的也就是意识形态层面总结上的“绝地天通”；这样掌握暴力者和权力者就可以虚构文化或编造历史来教化民众，甚至如今天的众多不老实的学者都学会的造“名词”来唬弄民众，如用“供给侧改革”等来忽悠民众。自古以来儒家虚构文化和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大大影响了我们今人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动机、动力和目的；造成现代中国社会自5·4以来的“西天取经”，经受大小不同“七十二道”磨难，还是取来假经。虽然虚构历史，为今人主张代言，无论中西，古已有之；但到了现代社会，仍然虚构文化和历史，就显然不是科学的和我们能够认同的方法。尽管文化本身带有其强烈的虚构特征；但到了现代社会，仍然虚构文化会被看作是不适当行为。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探讨文化本身就具有的虚构特性。

近代人们依照“爆竹一声除旧岁”的常用对联所表达的除去过往年份的霉气、霉运的涵义，认为 “爆竹除岁”，大概与去除“年”或“岁”有关，于是就有传说称“年”是古代人认为的一种怪物。“年”是一种怪物，这种认知和文化从近代开始流行。据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考证：1933年1月17日，民初小说家、报人孙玉声（笔名海上漱石生）在《金刚钻》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沪壖话旧录：岁时风俗之回忆》（音阮ruan二声：城郭之田），提到“有悬紫微星画轴者，画家每绘一石柱，柱上锁一似狗非狗之兽，或云是兽即天狗星；或云是兽名年，常欲食人。紫微星故锁系之，不令至下界肆恶，而使人不逢年患，故过年时悬此最宜。”

中国的文字学家都知道，“年”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人肩上扛着收获的禾或谷往打谷场上走去的样子。所以“年”字指的是一年收获一次，到打谷场上碾去谷物表壳获取谷物颗粒的做法。“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甲骨文里也常有“令年”、“受年”的说法，指的都是获取颗粒的丰收。因为今天的我们继承的是周的农业文化，所以用获取丰收的年来表示一年的概念；我们说一年，很少或根本不像殷商人那样说“一祀”。这年与怪物没有丝毫的关系。然而把“年”说成是一种怪物，在民国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经过文化人的不断传播，今天也成为了一种认知来解释“除岁”的文化。与甲骨文时代说的“年”是丰收的涵义截然相反。这就是一场具体观念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后来的意识形态打击压迫旧有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追溯过年燃放爆竹除岁驱鬼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梁宗懔编纂的《荆楚岁时记》，上边说那时的社会已经有了过年驱鬼，燃烧竹子，能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这是爆竹一词的由来；后世开始燃放火药做的鞭炮；所以也叫爆竹，也意在驱鬼，驱除过去一年里的霉气，希冀来年有好运；驱除过去一年里的霉气，并不是驱逐“年”。驱鬼的这个习俗，又可以追溯到周代以来的驱除疫鬼的傩舞（傩：音诺，古代驱鬼的仪式）、和一直流传到今天某些地方也有的傩戏。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这种驱邪避鬼的习俗，表现为一种戴面具的舞蹈或仪式。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已经有了驱鬼的意识形态。而鬼危害人间的观念，是殷商人被汉代人骂作“先拜鬼、后敬神”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后世的朝代驱除前代人的意识形态，驱鬼、怕鬼都是时代演进、意识形态演进的表现形式。

文化可以虚构，造成东亚土地的人们把历史也不断虚构。比如史学界公认的战国时期有许多著作都是后人伪造的伪作；如《尚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和内容。而且不断虚构历史的胜利者，在不停地反对历史虚构（历史虚无主义）。“贼喊捉贼”这个点也是很有趣的。也许这就是约翰·菲利普·瑞什顿教授所说的东亚人的聪明吧。

我们借助“年”即“怪物”这一概念从认知到文化的演变，来说明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也就是被称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同时也能说明基因方面的演变。而社会的演变其实是基因最外在的表现。自然选择与性选择通过选择“抱团取暖”的文化现象来选择具有相同“绿胡须”的人群。这种选择过程和结果，都是一个混沌现象。以“绿胡须”为标志的“抱团取暖”这一文化现象，可以理解为分形，不断发生的“抱团取暖”最后结合成文化🡪社会或者对大型社会来说：文化🡪意识形态🡪大型社会。它就有了下边表格所看到的几种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

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并没有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并不是直线方程的简单对应；而是随机的、具有层级的、非线性的混沌关系。准确的描述应该是：

这里的每一级混沌现象虽然是另外一个混沌现象的分形，但并不表示接下来的混沌现象就能立即出现。因为现实中，有太多的不可预测因素可以推迟和延缓下一个混沌现象的出现和发生（阻止迭代的发生）。所以你看到下边表格中，政治组织形式并不一定跟技术标识与经济形式有严格的对应；意识形态也不一定跟技术标识有严格对应。

技术标志	经济形式	意识形态	政治组织形式
旧石器时代	采集狩猎社会	万物有灵、超自然力量崇拜	队群社会band
新石器时代早期	农业社会的萌芽期	超自然力量崇拜	军群社会troop
新石器时代中期	农业社会的抽枝期	图腾崇拜	部落社会tribe
新石器时代晚期	农业社会的发育期	半人半兽神崇拜	部落联盟 chiefdom
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农业社会繁荣期	全人形人性神崇拜	邦国时代State/pre-state
青铜时代	农业社会繁荣期	多神崇拜	王国时代Age of King
铁器时代	农业社会成熟期	一神崇拜	帝国时代Age of Empire
钢铁时代（工业1.0）	工业化社会	一神崇拜人文人本主义	有三种力量混合演化：
电子时代（工业2.0）			集权专制
硅时代（工业3.0）	商业化转型		极权专制
人工智能时代（工业4.0）	知识资本社会		人权、自由、法治民主

怎么理解上边这段话呢？我们以玩扑克牌为例子：假如有4个人在玩一副扑克；玩了4个小时；某个人在所玩的4个小时内拿到相同一副牌的概率是0。但假如我们把这个游戏没有时间限制地进行下去，经过万年或者百万年的时间跨度（迭代现象），我们就知道重复同一副牌的事件总会发生；但我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发生。这里，对历史和社会形态这种混沌现象来说，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工业社会是否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但我们知道它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一定会发生。具体在什么地点什么方式，那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

依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就可以确定李约瑟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发生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会在下边的章节中探讨这个为什么它是个伪命题。

以上的列表所描述的意识形态演化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各个地区因为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一定表现的如此表所列举的严格对应，如欧洲在公元 1000年就开始了商业革命，殷商时期只是中国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期并没有与青铜时代呼应；但我们知道大致的这样一个理想的模型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存在的。我们在后边的章节详细分析为什么这么对应和呼应没有发生。我们只是知道某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但并不表示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对长期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是混沌理论的数学推算告诉我们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青铜时代集中在殷商时期，意识形态的信仰特征是半人半兽神崇拜的萌芽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直到铁器技术的帝国时代来临，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半人半兽神和佛教、道教的多神以及儒家塑造的天子的一神崇拜和人文主义的混合模式；这个特征在《西游记》里也有很突出的表现。而一神方面，也表现为以儒家的社会等级为准的“天子”的一神崇拜观念，或“人命关天”这一类的人文观念。出现这样的特征和格局，也非常有趣；它表露着中国社会建构的特征和气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复杂特征。

华文世界里的历史学者通常都会用一句原始社会来囊括先秦以前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这种做法和说法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如果我们有了大历史的观念，用上表所列的技术时代、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表述，大概更来得翔实贴切一些。

迄今为止我们关于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多来自《史记》中的记载。而《史记》的记载明显参考了许多《尚书》和《左传》等先秦典籍；而离开了《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的《史记》多有不可信任的描述。

而《走出疑古时代》的作者把科学的怀疑精神和验证过程视作错误和无用功，说明的是今天的我们仍处于中世纪的哲学观或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

我们知道《尚书》大多也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伪作。这点郭沫若早年好好做学问的时候也大多做了考证并得到同行的大致认可，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做了很好的描述。他说“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这成为了定论。就是《商书》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

郭沫若先生没有区分“帝”和“神”的观念并加以探讨；把卜辞中的上帝统统理解为至上神；这点有些遗憾。今人的“神”的观念，应该也只是周人才有；殷商人只有 “上帝”的观念而没有“神”的观念。卜辞中经常有祭祀上帝之后对星辰风雨等其它灵进行陪祭。汉代的戴圣也说殷商人“先拜鬼，后拜神”也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也就让古往今来的学者都没有区分这种观念上的差异，而把这种陪祭的“灵”理解为神；而把殷商人拜的祖先理解为“鬼”。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大学者罗振玉注意到了“申”字不像《说文》里边解释的也可以当“神”字来用。这点我们在后文解释。

殷商人大概是在晚期受周人影响，开始被“天”、“神”、“天神”的观念入侵。这就引起了商纣王之太爷爷“武乙射天”一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故事。《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以意识形态演化史的观念或理论来看待中国神话，在新石器早期和中期，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发展到了图腾崇拜的观念就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土地上出现了崇拜太阳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部落。（也可能不止十个部落，但初民的数字观念可能限制了他们对十以上数字的想象力）到了新石器后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又再次发生了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殷商人开始侵凌图腾崇拜的太阳神部落。《山海经·大荒南经》：“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在一个具有祖宗崇拜的地区，说我的祖奶奶是你的祖上日神的母亲，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意识形态优势和侵凌啊！我们本着这些线索，就能够明白《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这是说某个地方的人同时接受十个太阳的圣光普照。《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楚辞·招魂》： “十日代出”。《太平御览·卷四》引用古本《竹书纪年》说胤甲时“十日并出”。《吕氏春秋·求人》：“十日出而焦火不息。。。。”说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意思的是，周人说自己是帝喾元妃姜原的后代；而说殷商人是帝喾次妃羲和和常羲的后代。羲和为十日的母亲；常羲为十二个月亮的母亲（《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我们把意识形态演化史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念加入中国古代神话就能够明白后羿射日的神话，很可能是这十个崇拜太阳的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而最后殷商人的高祖帝喾“日月俊生，。。。帝俊乃为日月之行”（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第64~69页）而“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俊” （《初学记》卷九引《帝王纪》）最后统一了这十个崇拜太阳神的部落并合并了其信仰。所以殷商人的帝在死后的庙号都带有“天干”的一个字。张光直认为殷商的帝位的继承就是出自这十个部落之一的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舅甥继承顺序。显然，殷商早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半人半兽神为特征，与图腾神的斗争是既有联合又有斗争。

殷商人除了把自己的先祖理解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上帝”之外，其它的都应该只是灵。这些其它的“灵”的观念，传承自旧石器时期的万物有灵论。旧石器时期的 “灵”的观念与后来的“神”的观念有些类似的地方；也有某些特定的超自然力量的灵。这也是周以后或后来的道家发展出来的“玉皇大帝”和“小神”的观念。这种行为在汉代被戴圣骂做“先拜鬼，后拜神”（鬼为殷商人死去的祖先，即上帝）。在殷商的万国时代，殷商人称做“方”的时代，各个方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不同信仰，不同崇拜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虎方”、“人方”、“鬼方”都不是今天的人能够理解的一套信仰和观念；但各个方国的信仰互相影响也应该是确实的。对于殷商人来讲，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神兼至上神，陕西师大的王晖教授对此在其《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中有过充分的论证。殷商人没有神的观念而只有上帝下帝的观念，那申字在甲骨文中是否有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做“神”字的意义来解释的呢？有多少呢？体例极少而又多有不恰当之处。比如被郭静云在《由商周文献试论历史时间观念之形成》中引用的《合集》9503和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第4-5页引用的《合集》27164，我查到的甲骨文照片都是没有释读的模糊不辨的拓片。二位释读的结果是这样的：

郭静云在其论文《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中盛赞罗振玉认为的甲骨文中“申”字只当作地支来用的精确性。以上的几个例子是唯一目前看到被释读为神的涵义的资料。我很支持罗振玉的观点，认为甲骨文的申字不含有我们现在理解的“神”的涵义。同时郭静云也认为《说文》中对“申”的解释为闪电，也是不对的。汉代《说文》的解释有许多错误，这也是公认的。郭静云认为甲骨文中的申不是闪电的样子而是自二里头以来的双嘴龙形象。简化的龙的形象，在头尾均有双嘴，象征着夏商以前人们信仰的夔龙、双虎、饕餮的神以吞吐的方式来杀人，来生下具有“神性”的人的观念。“神吞以杀，神吐以生，故吞吐为神的主要机能”。

神字在武王克商后的第十代西周历王的“宗周钟”上最早出现，“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也有说宗周钟是第二代成王时期作品。或许神的观念在周人中可能早就流行；但并不能说在殷商人中也流行。能够确定的是历王以后才有“神”的观念。殷墟中也有出土玉琮这种代表“天圆地方”观念的玉器；但并不能说明殷商人也信仰天；很有可能只是战争俘获的良渚文化玉器；是良渚人的信仰。这种各地区不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是殷周之间形成较量并以骂人“鳖孙儿”、“龟孙儿” 和“不服周”等语汇传递下来的例证。

殷商人不信“天”的观念至少有三处史迹记载。《史记·殷本纪》有武乙射天；《史记·宋微子世家》有战国时期的宋王君偃射天；《战国策·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𪇥》也记载康王“射天笞地”是为了“威服天下鬼神”；这些都说明了殷商人没有天神为至上神、主宰神的意识形态。《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也描述宋王射天，方法跟武乙射天一样“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西伯戡黎》中也有商纣王面对祖伊的面见直陈反问：“我生不有命？在天？”这些被周朝湮灭的历史都反映的是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转型期间的争斗。纣王在此时与祖伊的对话，有可能反映的是殷商后期的有些人如祖伊接受了周人的意识形态，有天的观念，但殷纣王没有接受这个观念，是显而易见的。

殷商人没有神的观念，更没有天即为神的观念。这是郭沫若先生认定古代典籍是否是伪作的标准。

中国北方有骂人“鳖孙儿、龟孙儿、熊样儿、鸟样儿”的话。这些话和语汇能流传至今，大概跟殷周之变时殷人跟周人的敌对情绪有关。有点类似湖北人说的“不服周”的语汇能流传至今一样。楚人因为“不服周”，春秋战国时期也多有法家讽刺挖苦楚国人的语汇；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刻舟求剑”、“买椟还珠”等都是挖苦楚国人的成语。学者们多认为周人所崇拜的图腾是一种黄色的大型鳖，古代书面语叫鼋。在今天的北方大概已经绝迹；现在只在东南亚地区还可以看到。鼋比我们现代的鳖个头要大，体态要园并呈黄色趋褐。说周人是有熊氏的后代其实是黄能（音诺）氏的口耳传说的讹传。黄能是什么呢？《尔雅·释鱼》说：鳖三足，能；龟三足，贲。所以《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熊如何能入了羽山的水渊呢？所以《左传·释文》说：“熊一作能，三足鳖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人骂人说鳖孙儿、龟孙儿、熊样儿都来自殷商人骂周人的语汇。而周人回骂殷商人的就是鸟样儿了；因为殷商人自称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鳖孙儿龟孙儿，跟今天人自称炎黄子孙或中华儿女一样，都是一种图腾的崇拜；是一种本身自豪的褒扬之词；但后来被殷商人视作贬义了。顺便提一下，学者们有这种看法，是有大量文献证据支持的；我只提了一二。但网上有许多业余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主要原因是郭沫若引用的 “我姬氏出自天鼋”这句话是出自《国语·周语下》，是论及一段天上星宿的话因而被业余历史学家认为是郭氏出了错。关于周人的崇拜对象是鼋龟的话，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除了上边所述之外，《西伯戡黎》中周人自己也有记载：“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既讫我殷命，格人鼋龜，罔敢知吉’”注意这里的记载是周人依照自己的观点记述前事，所以才会有“格人鼋龜，罔敢知吉”的话。

周人与殷商人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族群，这些例子足以看见。“有周代殷”的过程，最先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据谢选骏先生考证，甲骨文发现的“易”书在文王出生前的2~3百年间已经有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变。《史记·周本纪》说是文王被拘押在羑里时所创，显然不是事实。起码只是当时周人自己捏造的信仰。《周易》的主导思想，也是要打破殷商时期人们信仰的因为“子承父业”，所以“血缘定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了。“命”是定数，“易”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定数”。

据传《易》分三部。《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说：“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玄注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礼注疏》页1023~1024）《连山》《归藏》今已不存，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孔子抱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孔子距离武王克商不过5~6百年，而“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为什么到了孔子5~6百年后就“文献不足” 呢？显然这让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周公为留《周易》有可能也干过“焚书”之事。这是意识形态斗争必然会发生的事。读《尚书·周书·多士》，那教化和洗脑的语气跃然纸上。为洗脑成功而焚书，我猜测是大有可能的。

“德”的观念也是周公所创。小邦周灭了天邑商，据记载也就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之中。这让周人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周公旦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尚书·周书·召诰》）字里行间，诚惶诚恐可见一斑。所以周公创建了“德”的观念，说商纣王没有“德”才失去了江山。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史为鉴的说法。他创造了一组意识形态：第一是“天命靡长”（《诗经·大雅· 文王》）；第二是“皇天无亲，维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这种观念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今天还到处有人说“以德服人”之类的鬼话。而对周公一直也是以最高的德性的传说和记载下来的故事来褒扬。曹操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在此意。

殷周之变是一场革命，毫无疑义；而且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人们因为是处于周人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已经无法完全理解殷商人们的想法。也因为我们继承下来的周人的文化框架，使我们面对西方传来的新的人文人本框架，有种江湖争斗的“不服周”之气节。多数人不明白文化的演进特性；比如今天的我们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殷商的人们却只有春秋两个季节。这也就是孔子编书以《春秋》命名来表示纪年的方式。对于四方风，商代已经各有名称，依东南西北分别叫做“协、微、契、伇”（《合集》14294、14295、30399），今天恐怕于丹这类学者，也不一定知道了。在希腊神话里，处于青铜时代的人们也有对应的风或主管风的灵的名称：Eurus(协)、Notus(微)、Zephyrus（契）、Boreas（佚）。这也说明了青铜时代人们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相似性。

许许多多殷商人的文化与风俗、更重要的是思想，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甚至我们不理解搞不懂的多了去了；连殷商人用年来表示丰收，今天都被文化人理解成“年” 是一种怪兽。说中国文化五千年没有中断，显然不是学术的用语。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要去解读甲骨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要专家来呕心沥血地来解读，说明我们跟殷商文化已经是断了根基的；更别提夏那个时代的思想了。

殷商人，作为当时工商业方面的翘楚，最早也是由日本学人小岛佑马（西京法学部教授1881 ~ 1966）发现的。他发表在1936年《东亚经济研究》二十周年纪念号上的一篇文章《原商》（二十卷第三号，1936，p133 ~ 144）最早指出殷商人的祖先王亥是生意人出身；殷商人是有经商的文化传统的。相比较于希腊文明的商业建构社会的思想和方法，推测上应该有许多类似。而 “有周代殷”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华夏的第一个禁酒令《尚书·周书·酒诰》中周公对殷人说的一段话，也颇能反映出周人与殷人的不同：“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周人显然把“纯其艺黍稷”看得异常重要，侍奉父母长辈，也是先把农事做好，然后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人类的商品交换活动，也就是商业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7万4千多年前的马来西亚霹雳州冷港市5公里以外的柯塔檀班地区（Kota Tampan）的考古发现。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马来西亚考古学家祖瑞娜·马季德（Zuraina Marjid）经过多年的努力甚至自己掏腰包做了许多年的考古挖掘，在前人柯林斯1938年考古挖掘的基础上，祖瑞娜团队发现了一个旧石器制作“工厂”。在这个工厂内发现的上万件旧石器工具数量如此巨大，不得不让人推测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交换时代。7万年到5万年前，是我们前述所说的人类文化大爆炸的时代；人类的大脑和智力水平已经跟今天达到同一个水准。以物易物，显然成为了社会型动物的陌生人之间处理人情债务的一种本能（debitage是祖瑞娜论文中用的词，我把它理解为动物行为学中的道德感和人情债）。

大量的考古证据也表明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各地社会都存在着一个贸易网络。贸易是史前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项经济和精神生活。殷商人发展起来巨大的贸易网络来获得铜、青铜和龟壳也是自然而然。张光直在研究甲骨文所用的龟壳种类和产地时，也发现大部分都是来自遥远的外地；其中有中华胶龟（Ocadia sinensis）乌龟（Chinemys reevesi）黄纹龟（Mauremys mutica）闭壳龟属（Cuora sp.）陆龟属的池龟（Testudo emys）；这里只有乌龟是华北原产。

商业发达，才能带动记账的需要，才能出现文字。考察世界各地文字的出现，无不跟商业发达到一定规模后，记叙往来账目和往来账目发生的前因后果相互关联。苏美尔人的泥板也是防止不认账事件的发生。账目都封存在泥土里，只有在发生不认账的时候才打开封装的泥板。玛雅文字的出现也是与当时的商业活动和建造巨大工程密不可分。夏和以前的中国，有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这只是文字的前身。待文字要发展出成为有体系有规模的程度，非得经过一个频繁漫长的交换和巨大共同工程阶段（合作），比如建造城邑。频繁到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共同的巨大工程是文字产生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夏和以前的中国历史发展只有工程没有成规模的商业，要出现文字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们是可以下这个结论的。

频繁的商业活动，带来商业的思想和商业的世界观。这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所不具备的看待世界的观念。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里统称农业文明）要想发家致富，抢夺与掠夺他人，把对方变为奴隶是必不可少的。而商业文明想发家致富，虽然也学着农业精神，除了抢夺与变对方为奴隶，更重要的是与商业伙伴的诚信和平等对待。《三言两拍》中的离家远地经商，收取货款甚至是来年的事情。没有充分的互信基础，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另外离家经商的商人，可以遇见三教九流，社会阶层的各个人群。对人性的理解，也远远比待在一个村子终生不会离开乡村的农人，有更通透的认识。中国的哲学思想水平，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非黑即白思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思想水平一直徘徊在农人的简单粗暴中，真正到了康德哲学的水平之上的量化分析方法的哲学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哲学水准。中国人的非黑即白思维，到今天也没能达到《红楼梦》的哲学高度。欧洲也只是在康德出现以后，才在思想领域上获得了这一巨大的进步。

殷商人的另外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体现在青铜冶炼技术。这在当时是极端高超的。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仍然带有强烈的殷商“狞厉”色彩，直到东周开始才改变风格；这是因为周人还不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待到周人从殷商人那里学会并掌握了冶炼青铜后，我们才开始看到具有了初步人本风格的周代的青铜器。殷商的“狞厉”之美才渐渐消除。

周人灭商以后，殷商人成了亡国奴。《诗经·卫风·氓》中“氓人蚩蚩，抱布贸丝”，氓人就是指的亡国奴。殷商人因亡国受到周人歧视，在当时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意识。这可以从后来法家讲的许多故事中看到。“守株待兔”、“拔苗助长”都是讽刺挖苦殷商人做为亡国奴的例子。《庄子·逍遥游》也挖苦宋人：“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因为歧视殷商人，也就歧视殷商人拿手的工商业。后世为了实现法家“贫民、弱民、愚民、驭民、牧民”的社会建构，推行 “重农轻商”政策；这个政策成为后世两千年中国在周文化框架下的常规。虽然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有驰有紧，但是这个方针政策一直抱櫝如珠。周秦之变以后，公侯伯子的社会等级爵位消失，代之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而工商却成为末等社会阶级，并时不时受到政府的打击和压迫。比如汉初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对商人的饮食、衣饰、房舍、舆马皆有严格规定。

打击商业，因商业而起的工业化社会转型就不可能发生；作为工商业后盾的科技产业更不可能发生。尽管宋代以来华夏土地进入了商业思想革命的前夜和技术开始兴起的前夜。

近代人类历史上第四次重大事件的科技革命所仰赖的科学家，本质还是希腊文化的工匠精神。早期喜好钻研自然原理的牛顿这些人，也都是被人认为喜好工匠巧器的某一类特殊性格的人而已；这与中国社会儒家推崇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毫无关系。读《万物简史》会看到那些在任何一门科学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也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我们生活中间常会遇到的人。他们也像我们周围的人一样充满了自私、甚至卑鄙与各种人性兼有的爱和真诚；而不是我们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下塑造的圣人和完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和仰慕与发家致富的精神动力都源自希腊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情结。

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打压和对工匠社会地位的定位，不可能让中国社会产生牛顿伽利略这类人物。因儒家推崇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具有追踪世界本源的性格怪异的人，比如牛顿这类秉性的人，不可能受到中国社会人们的尊重而却会被称为“犟筋”、“獦头”受到社会歧视。李约瑟之问其实并无意义。中国社会不具备进入科技革命的任何一项因素。余英时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自序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前期和工业化后的资本主义两大时期中的精神是前后一贯的；但就是缺乏对这种前后一贯的精神的描述和对中国社会商人精神的比较。这种处于商业思想革命前夜的面貌尽管与韦伯说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有雷同和类似，但缺乏欧洲资本主义前夜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也是韦伯没有注意到的，而也是余英时及现代学者更没有留意的。简而言之，英国之所以能率先发展出工业化生产和新的社会生存模式，不仅仅是偶然地发现了煤矿做为蒸汽机的动力资源。欧洲之所以能够发生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工业化社会转型和科技革命，我们可以审视以下几个一系列的因素。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看作是社会转型的准备因素。中国社会对商业的打压和对能工巧匠社会地位的漠视，和对钻研某种学问之人的歧视，对农业的意识形态的推崇和官家社会模式的建构，都让中国无法走入工业社会。而到今天为止，华文世界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认清和理解现代社会的涵义。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从同治中兴叩门开始到胡温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为止，道路何其艰辛，原因也大致如此。仅一个官家社会就成为实现工业化的巨大阻力。

欧洲乃至英国能发生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是有以下这些历史条件做前提和准备的；对此些条件促成的工业革命，韦伯也是深处山中不识山。这些因素部分中国有，但大部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以上三个因素足以构成混沌事件的发生，让工业革命的发生变得不可捉摸。更何况还有许多可以罗列的其它因素，比如机械知识的积累与煤矿的产地和分布，社会上存在的这样一批衣食无忧、有足够财力去从事自己奇奇怪怪兴趣的贵族。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工业化发生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中国社会一直缺乏这些必要因素，何以能发展出工业化？即使在同治中兴开始后发展出了“洋务运动”的工业化叩门事件，但直到今天，能认清这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大事件的人又有几个？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借助马歇尔计划2.0发展日本经济的经验，马歇尔计划3.0发展台湾南韩香港等四小龙经济的经验，中国借助马歇尔计划4.0成功也仅仅是在最后终于实现了工业化；但商业化革命，仍然如“同治中兴”以来的西天工业化取经一样，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中国实现工业化用了170年的时间，而第二波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美国、德国等也都只用了40年，中国商业化的路径，也需要另外一个170年吗？

那些满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如何、资本家如何如何的人其实还是没能理解认清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工商业社会。现代一词的涵义，他们没有理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或现代社会。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就是一场农业社会向着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向着全球蔓延。遭到塔利班这一类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保持派的抵抗。现代一词的涵义，就是指的工业化、商业化和知识资本化。西方能够发生工业化，也是因为商业化在先已经实现。理解了知识资本化才能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社会的民主和普遍的人权等价值观念。简而言之，现代工商业社会需要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支撑，才能形成人文的社会环境，从而支撑现代社会的种种发明和创新。

那些颂扬保持传统文化的人，其实并不理解和懂得传统文化；大历史家如余英时等现代新儒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平民百姓何以知道中国文化？在社会的变革时代，总有人维护传统，总有人反对变革，这也是当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维护传统，必然得了解传统，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作是中国的尧舜禹禅让制度。这是余英时等新儒家缺乏科学精神，缺乏怀疑和验证精神，知识结构不足，不能够看穿中国文化深处的内涵和缘起的弊端。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这个社会格局，早在“周公制礼”时代就注定了今天中国的命运，早在“武王伐纣”以后就注定了今天的“洋务运动”会像“同治中兴”时代的“改革开放”一样造就一个新的“甲午之战”的失败。而且这次的甲午之战，能否促成当今工业化之后的商业革命从而跨入知识资本的社会，悲观的预测，大概也需要像工业化一样，估计100 年的时间。从同治中兴时期的“工业化叩门”，到实现知识资本社会的建构，也如上一次“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殷周之变”一样，经历几百年的意识形态斗争。

第二章：从本能到人性再到文化 ------ 历史的帆船如何驶过沟沟坎坎

一般来讲，社会学家不会像物理学家给力这个概念下一个严格的定义那样给你一个严格的定义解释什么是社会；政治学家也不会给你一个严格的定义解释什么是政治。有许多人文科学的专家们也并不认为人文学科就是科学。犹如我在某社交软体上遇到的几个艺术家从根本上就认为艺术本身就是要让每个人对同一件作品或者同一个事务有不同的理解从而达到艺术性和多项见解的顶峰。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动物们也具备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天才；比如园丁鸟的花园或者孔雀开屏的意义。从人文和艺术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没有什么错；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人文，我们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描述，才可以界定生物科学所入侵的领地。这样才可以理解老子很早就说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真正意义。韦根斯坦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不应该给一件事务做出严格的定义，而且你也不可能做到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他们否认科学的方法，认为在人文学科，你不可能给、也不应该给社会或者政治这类词汇下一个定义。人文学科与科学上的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本质上、根本就是两码事。

这就让当今的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笔杆子们钻了许多空子，造出许多模棱两可的名词比如“供给侧改革”、“回旋式内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就业矛盾”、“潜力性待业”、 “返乡创业”等等。

然而，生物学作为入侵人文科学的大军已经整装待发做好了准备来改变这种现状的架势。犹如物理上必须定义出公制的毫米、厘米、米、公里来统一各国各地一样；人文学科也必须给政治、社会、文化、文明等词汇一个统一的定义；以使在学术层面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至于世俗的标准，我们也没有必要统一他们。目前浮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据说有600多个，那能不能让生物学家根据目前文化一词广泛的应用给出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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