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上）

罗祖田

从周室东迁到秦灭六国，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剧烈变化时期。列国之间的扩权与维权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本质上是精英们对“天下”的不同解读，堪称两千年后地理大发现以来各个地域文明对世界化不同解读的先驱。这情况固然是人的智慧在精神自由状态下的发展必然，但就广度、烈度、深度而言，皆走在了已知地域文明的前面。它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无疑属于革命性事件，是对以往的否定。它符合人性求新、求变、求繁衍、求发展的本能，也就有可能使文明通过化蛹为蝶走向前途无量。不过，脆弱的生命能承受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文明演进不能只张不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此为“百家争鸣”的背景。大体上讲，战国以来，法家学说反映了前者，儒家学说反映了后者。
只张不弛的生活既不能没完没了，秦一统中国也就有了相当的必然性、合理性。相应地，儒学也就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固然，相对于其它学派，儒学的地位并不突出。
不幸，灵与肉的冲突并不尽合理性，因而文明演进不会直线向前。秦帝国是靠铁血崛起的，哪里舍得丢弃这个法宝，且不去说人性的弱点对专权如蝇逐臭了。本意有着向善一面的儒学却幻想感化帝国的权贵，也就搞错了对象。在秦帝国召集各方名流进行的国策辩论会上，儒生们的“法先王”主张，固然有着合理成份，惊人的迂腐也显而易见：一、远古的盛世多为传说，未必真实和尽合实际。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礼乐”，到底是什么人的“礼乐”？是王公的礼乐还是奴隶的礼乐？二、周室倾危后的天下纷争与诸侯混战，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与远古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儒生们无一讲得清楚，“法先王”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三、空前的疆域大扩展的新朝代需要新的思路。强调张弛之道和行仁政，这样的理念很正确，很大程度上却又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当权者皆明此理。儒学在秦皇朝眼里不堪大用，首先是犯了迷信武力者大胜时目空一切的大忌，其次是自身学说的逻辑经不住究问以及自以为是的教师爷气质太过明显。
秦皇朝拒绝向后看，向前看却不知怎么看，自身的傲气又不相信武力真会碰壁，加上时间短促来不及理顺太多的关系，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就国体而言坚持了进步。因为否定了小国化和遍地氏族化、宗族化，坚持了“天下化”。性质上便属于后世追求的“世界化”、“全球化”。但是，国体只是外壳，政体才是内核。只要内核跟不上去，突出如权力架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文化思想若无新意甚或更加守旧，庞大的国体就一样会成为不堪重击的脆弱躯壳，甚或成为朝廷更大的包袱。而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迎来国家强盛，也一定是建立在域外的累累白骨之上。从此，荣耀后面埋伏的是难以化解的仇恨，双方都不得安生。因为只要跳出百年看问题便能一目了然，文明进步主要靠的是内核发力，而非外壳的强扭成瓜
事实上，历史上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多矣，多半灰飞烟灭。迄今的传承性地域大国，中国似可以属于硕果仅存，在官家看来此为政治治理之功，其实主要是先秦时形成的优质文化基因传承下的凝聚力撑持了这个国体，这点十分重要。没有这个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历史会有汉，是否有唐就难讲了，遑论宋、明、清。另一个例子是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它的罕见辉煌在于外壳与内核相得益彰。它若走的是中国、俄国乃至印度的道路，它即便存续下来也决不会发展为独超。关于俄国，它实际的大国历史也就五六百年，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更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印度作为大国，现代国体的历史不到一百年，一样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凝聚力，也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的坚实。
固然，大国的对比不能这么简单化，日后如何演变更加重要，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却是规律。无论小国、大国，违背这个规律，只会酿就悲剧。
所以，汉承秦制同时又奉行无为而治，就认识论上讲应不失为难能可贵。它显然吸取了秦朝因暴虐而亡的教训，也吸取了封建制势必导致恶性竞争的教训。由此制定的基本国策，保障了民间的修养生息和疗治战争创伤，便成了逻辑使然。尤为可贵的是，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搞强求一律，得以让“百家争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文明的活力与创意也就仍得以源源不断地释放。
有两点十分显然：
一、以“秦砖汉瓦”为代表的工艺技术，此时仍保持了相当高水平，突出如长沙马王堆古尸的防腐技术。“独尊儒术”之前与以后，民间的创造力渐渐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只能是身心自由和不再自由的反映。这方面，工艺技术和发明的历史记载是有力的说明。而五百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鲜少科学、哲学、技术的大贡献，尤为不争的事实
二、“独尊儒术”以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精神，整体上的特点是粗犷、豪迈，不甘奴役，敢爱敢恨，不拘泥于某家学说，不受国界限制。长时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莫不贯穿了勇敢与人道精神。虽然，它们处处透着野性，但较之精致的混世聪明，谁才是文明的鞭策力量？
对爱情的歌颂能够鲜明地衬托出时代精神。娥皇，女英为寻舜帝而南下，泪洒斑竹；兵困垓下的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歌；即便今天仍然动人心弦。反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金殿盟誓，马嵬坡却又凄惨分离，前者沤歌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后者反映的无非是大限临头各自飞以及逆来顺受，虽然他们身份高贵，却已无高贵气质可言。事实上，千年来贵妃戏久演不衰，离不开绝世美女的丰乳酥胸。至少，几十年来大陆的贵妃戏就是这么干的。
建立在极端私心基础上的皇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极权专制，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就西汉历史而言，“七王之乱”应是转折点。很显然，分封异姓王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分封同姓王照样如此，中央集权也就不能少。既然只能中央集权，配套措施也就需要跟上来，此为儒学得以成为国教的根本原因。一如罗马帝国需要颁布《米兰sF令》，转而又奉基督教为国教一样。尔后的伊斯兰教至高无上，根本原因皆是权力的需要。至于佛教，它之显得可亲可敬，在于它已无意于追逐权势且远离权势。如果它追逐权势，它的形象又会不一样。例如，《西游记》里的观音菩萨当然是个大慈大悲的形象，《白蛇传》里的法海和尚却是一个可恶可憎的邪灵。
差别也是有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是积极反抗强权的。总地来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是罗马帝国与之妥协的产物，基督教仍固守着相当的独立品格。儒学就不同了，它自孔子时代始就不是为了反抗强权而生，而是为了服务强权而生，很有点“第二种忠诚”的味道。它对强权当然心怀不满乃至怨恨，全因数百年间强权皆不买它的帐。终于机会来了，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儒生们便意气奋发了。
儒生们对皇权的积极回报，也可以说是为了表现自己而迫不及待，始于“盐铁官营”的辩论会上。“盐铁官营”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关国库收入的经济问题。在法家眼里，此乃天经地义，目的自是要杜绝豪强力量坐大，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患。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集中销毁，循的便是此种思路。问题是秦朝固然强势，却二世而亡，可见法家思想有严重漏洞。儒生们反对“与民争利，”乍看站在了正义的基点上，实际是替皇权的长治久安着想。儒家与法家的争执，犹如今天中共毛左派与经济改革派的分歧。毛左派和经济改革派打的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旗帜，其实毛左派在争权，改革派要固权。它们的外套后面，皆藏着一条狼尾巴。儒生们认为“盐铁官营” 是与民争利，目的是要以农为本，以奴隶社会的小农生产为本。本来，儒学于经济是外行，它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以及“法先王”的主张也老掉了牙，它的聪明之处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制，也就是美轮美奂的礼乐，却极对皇权的胃口。相应地，井田制，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也都对上了皇权的胃口。
不可以小看“盐铁官营”对中国文明的恶劣影响。它把家天下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地位，以致时至今天，不但习当局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而且相当多中国人仍以为国营才是正道。常见的高论是无国何以有家，或谓之“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却避而不谈没有无数涓涓细流的汇合，哪来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关于强权国家在今天的时代于文明发展已弊大于利，甚或是对人性的侮辱，他们就更不懂了。不过，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一样影响恶劣，二者在专制条件下皆是砒霜。从此，中国即便改朝换代，皇权至上和重农抑商却不曾改变。皇权至上的实质今人皆已知道，便是高度集权和极权，国家成了一个家族受命于天的私产。没有分权和制约机制的金字塔社会，每逢非常时期必会演化成极端奴隶社会。重农抑商的要害是生产力被强行压制在低端水平，民间无大规模工商业行为也就无资本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只能服从没有商量的纲常伦理又横插一杠子，它在精神上制约着臣民的一言一行，使得恶意竞争的因子固然被消灭，良性竞争的因子也一并被扼杀。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无质变，社会性质不再是容许活力的封建制，而是必须安分守己的半农奴、半家奴制，上述三点实为罪魁祸首，不妨这样说，若世界仍停留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上述三点的恶果才不会大显现。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文明能挺上一千年，俩千年，也难以挺上三千年。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逻辑发展皆是一潭死水，仅仅有利于专制鳄鱼的优哉游哉和称王称霸，明显地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