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理论批判
于星
自从来到海外,我彻底离开了学术界。不过,在海外打工谋生之余,我从事自己的研究。发达国
家的图书馆里藏书很多,而且可以馆际互借,充分的学术资源成为我这个海外游子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条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写了几本学术书。不过,出
乎我预料的是,当我希望当地的学术出版社出版我的书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在海外出版学术书比登天还难。我在北美洲向几乎所有的能够发现的学术出版社寄出了出
书申请(book
proposal),但最终都被一一拒绝,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大学出版社不出版我的书,因为大学出版社都从其所在大学获取经费。大学出版社为本校的老师出
版学术作品服务。如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书,等于使用大学的经费帮一个校外的自由研究者出书,那是不可能的。我联系过很多商业学术出版社,也同样拒绝我的
出书申请。它们也同样只考虑大学老师和学者的出书申请。它们似乎也认为出版我的书的话,
出版社不会赚钱。我自费出版了几本书,花费了几万美元,但是发现大学图书馆不会购买自费出版的书。我自费出版的书同样不能进入大学图书馆。学术界也不承认
自费出版的书的学术价值。
最近,我遇到了意外。我发现一家英国的出版社的经营理念跟其他出版社不同。这家出版社的主
管认为,你不能在一本书出版之前就预先判定这本书出版后肯定不赚钱。只要出版申请表述合理,就安排同行评审。通过同行评审,就可出版。于是,我写的下面的
一本书终于在英国出版:
A Treatise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Critiquing Marx’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eory, Xing Yu, 2023
以下是出版社网站上的链接:
A Treatise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Critiquing Marx’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中文翻译名: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理论
我用英文写成这本书。估计只有英语读者才会看。不过,我也想与懂汉语的学者交流。我觉得,
对中国来说,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跟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太重要了。中国人都关心中国的前途,关心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但是,你不能
仅仅议论当前的形势。没有思想理论的进步,中国还是会原地踏步。
依靠西洋人的自由民主思想理论也有其不足的一面。诚然,西洋人的自由民主理论具有普世价
值,跟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对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现在,即使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也非常流行。我看过一些毕业不久的博士出版他
们的政治理论书。里面经常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就是人们经常看见的像“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这样的用语。左派的政治理论研究可谓铺天盖
地。比如,英国的学者主办了一个网络书评网站:Marx &
Philosophy。这个网站上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评,因为这方面的新书太多了。英国的出版社 Verso Books 和Pluto
Press都是非常活跃的左派社会主义出版社。我个人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界也
很难忽视其影响力。
在中国那边,中国的党的理论宣传部门对理论工作严格把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一直
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所有的大学内,都有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其他各类学院,如社会科学学院或人文科学学院或者哲学学院或中
国研究院等。
身处海外的人应该有所作为。我想借助于网络平台来展示我本人长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个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风迷世界的当下,我本人的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异类。不过,根据我的研究以及学术
研究的直觉,个人的看法是,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庞大,思维深刻,且获得了太多的学术界的赞誉,我还是不能在许多关键的理论观点上接受他的解释。我有我自
己的认知。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为什么不能跟马克思来一次思想交锋?我想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或者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理论的读者进行一次理论交
流。我想证明,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几乎垄断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如果我们能在海外思想自由的天地里展开一种理论争论,我也许能找出马克思的理论中
的盲点,甚至是他的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当然,马克思这位具有历史影响力的思想家早已过世。但是,我是否能邀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或者熟悉马克思的
理论的读者来代替马克思出场,进行一场理论的交锋和切磋呢?我在我写的书里质疑马克思的理论。我想请了解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士来检验我的理论推理的可信度。
如果我质疑马克思的理论推理不能成立,并且的确存在有力证据证明我的推理不能成立,我就相信我没能驳倒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如果我提出的质疑马克思的理论的
理论或推理没有得到回应,外界保持沉默,或者得到了回应,但也认为我的理论或推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或许就能证明我在理论研究上获得一些成果。我想证明这
一点。
下面是我的书的目录
前言
私有财产 市场交换 通过交换创造的剩余价值 利用科学和技术 大规模生产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民主对专政 国家:其形成与废除
后记
从目录里不难看出,我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的思路来写的,因为这样方便,但是,
我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不同。我用我自己创造的理论先写人类社会的演化的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内部构造。然后,根据我自己创造的理论据理力
争,质疑和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因为我的理论的推理的起点跟他的理论推理的起点完全不同。
前言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进行了如下的推理:
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不断利用和开发媒介。媒介延伸通讯距离。人
类在更大范围互动。人们互相交流感情和思想,还传递信息。他们逐渐具有了共同的文化观念,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还有相同的历史记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规
模更大的社会。这导致原始社会的解体和文明社会的形成。在原始社会里,所有的社会成员被同一个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在文明社会里,组成社会的所有人使用同
样一种语言。原始社会里的亲属关系相当于文明社会里的语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口语通讯是主要通讯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书面语通讯具有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如果说,进行交换的人组成一个社会,交换小规模生产的商品的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大
规模生产的商品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研究商品,我认为商品是媒介;马克思分析货币,我认为货币是媒介;马克思提到市场,我认为市场是媒介;马克思
批判资本,我认为资本是媒介。人类通过这些媒介的运作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体系。但是,由于人类只有在使用语言的情况下才会利用和开发媒介,分
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从分析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开始。于是,我从前言转入了正文。
有关私有财产(权)
什么是私有财产?在古希腊,人们似乎认为,一旦人们占有某个财产,就认为那是
他的财产。如果问当时的人们是否享有私有财产权,这更多是哲学家讨论的话题。柏拉图主张,国家应该采用财产的公有制度。他认为,房屋应该公有,甚至妻子和
孩子都应该公有。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持相反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还是私有财产制度比较合理。私有财产权鼓励人们负责任地管理自己的财产。法国
1793年的宪法里规定,人们可以合法地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权就是财产的占有者持有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从此,世界上的主
要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等国都宣布保障国民的私有财产权。
不过,在人类管理社会财产的方式的不断演化中,有关是私有产权合理还是公有产权合理的争论
一直没有最终的结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是近代支持私有财产权的最著名思想家。他认为,自然界提供的各种物产原本就是任由人类自由享用的。但是,人类必
须通过劳动享用自然界提供的物产。他认为,自然界的物产原本属于所有人,但是,一旦一个人从事生产劳动,经过他的手改变了自然界的物品的性状以后,这个物
品就归属于劳动者所有。他将劳动和财产所有权联系起来是他的一个创见。这样的财产权观念有助于社会鼓励劳动者积极地通过生产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如果没有
财产权的保障,人们就没有劳动和生产的积极性。当年(早于洛克生活的年代),托马斯·霍布斯就哀叹,没有政府的时候,社会没有秩序。人们不愿意从事生产,
因为他们担心今天收获的物产会在明天被强盗抢走。这实际上就已经说明确立财产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和古代的情况一样,有人推崇私有制,也会有人向往公有制。法国思想家让
-雅克·卢梭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或者,反过来说,卢梭认为,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财产的私有制。他似乎暗示,如果人类社会退回到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的话,社会的不平等就会消失。卢梭写作的《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和基础》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这里我们看见卢梭的观点有多么糊涂!在人类社会的财产管理演化历史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制社会
里,有私有财产,但是没有私有财产权;第二阶段是封建制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有私有财产权,但是,没有私有财产权制度;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
义社会里,有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制度。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制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卢梭混淆了这三个概念。他要强调私有财产权
制度。制度是人使用强制力订立的。抨击这个制度能显示思想家的思想的震撼力。但是,他的这个论点并不成立。在奴隶制社会里,已经产生私有财产,出现了社会
不平等,但是还没有私有财产权的制度(简称“私有制”)。原因是在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靠掠夺为生。根本不承认别人有私有财产权。在封建制社会里,人们有
私有财产权,但不是法律规定的财产权,而是凭据传统权利(或乡规民约)拥有私有财产。但是尚未出现私有财产权的制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私有财产,也有
社会不平等,但是,没有私有财产权的制度。社会不平等是自然产生的,不是私有财产权制度造成的。所以,卢梭的观点不成立。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年
代,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宣布保护私有财产。只有法律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才产生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即私有制。这个时候,社会不平等早就产生了。所以,人类社会不
平等不是起源于私有制。私有制的核心意图是,禁止掠夺别人的财产。它的意图是鼓励劳动者劳动。就是在没有必要担心有人会掠夺财产情况下人们才愿意生产劳
动。采用法律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权使得暴力和财产发生分离。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主和封建主凭借暴力占有财产。谁有暴力,谁就有财产。自从用法律确
定保护私有财产权之后,没有暴力也可以拥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并不决定哪个人可以变富,哪个人必须是穷人。私有财产权制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法国思想家皮埃
尔-约瑟夫.蒲鲁东讲过一个实例。在法国,曾经有一个富人建立葡萄园侵犯了一个穷人的财产权。法院判定那个富人必须拆除那个葡萄园,即使拆除那个葡萄园代
价高昂。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权也对人实施平等原则。所以,私有财产造成社会不平等,但是私有财产权制度则是确保人人平等的一个设置。所以,我
跟卢梭的看法正好相反。卢梭提出的人民民主思想被人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他有关财产权的思想却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显然承袭了卢梭的
那个无产阶级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肯定卢梭的有关思想是辩证法)。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权制度是产生剥削的根源,因为私有财产权对富人和穷人的含
义根本不同。既然穷人没有财产,私有财产权制度只是维护富人的利益的制度。实现公有制才是消除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本途径。
本人认为,人类借助于自己使用的语言建构自己的社会。我们只能从语言的角度来
分析私有财产权。卢梭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出现了私有财产权制度。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就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权制
度。这是一个误判。我认为,在奴隶制社会里和在封建社会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人的不平等已是普遍现象,但是,人类并没有建立私有财产权的制
度。虽然存在私有财产,保证一个人能够占有一定私有财产的手段是武力,而不是法律。在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制定法律宣布保护私有财产权。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C.
North)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写道:征服者威廉在11世纪在不列颠取得统治权以后,他将占有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执政联盟。虽然那些获得土地的贵族占有了
那些地产,他们死后却不一定能将土地转移给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只有按照法律获得财产或继承财产的权利才能确保某人真正占有财产。而法律是一个语言通讯过
程。
我特别强调语言的作用。我的观点是,人类需要使用语言来确立私有
财产权的制度。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认为那个社会实行公有财产权的制度。但是,事实上,人类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用语言表达过他们的社会里的财产实施公有制。后
来的人认为那个时代实施公有制。在实施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社会里,口语通讯占主导地位。口头表述证明一个人拥有某个财产并不可靠。所谓口说无凭。只有采用书
面语通讯时才有可能建立确实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所以,我认为,人类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的制度。
通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定法律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一个
语言表述过程。没有这个语言表述过程,就没有法律。法律仅仅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一个语言表达形式。人类显然依赖语言来建立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它意味着,一个
人不必依靠自己的武力,也能够通过劳动来获得财富,不再有财产被人掠夺之虞。私有财产权的制度的根本意图是禁止任何人通过武力掠夺他人的财产。人们设立私
有财产权的制度的意图是鼓励人们通过劳动来获得财富。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例如在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人们从事掠夺。孟德斯鸠在他的作品《罗马
盛衰原因论》里反复指出,罗马人不是热爱生产劳动的民族。罗马人从事掠夺。他们让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
里也写道,中世纪欧洲的领主经常闯入山下的城镇,毫不犹豫地掠夺城市里的自由民的财产。这些领主认为,那些城市里的自由人原本就是农奴。其历史背景是,往
日的农民或农奴通过赎买或其他方式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成为城市里的自由职业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
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本意是禁止掠夺,因为只有杜绝了掠夺,人们才能安心从事生产
劳动,社会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直白这个道理。但是,私有财产权只是确保人们能够在劳动之余合法地占有自己劳动的成
果,却并不能决定哪个人成为富人,而另外一个人成为穷人。它仅仅是一个鼓励人们诚实劳动的制度。但是,如果人们将私有财产权制度改为公有的财产制度,公有
财产制度并不是一个在结构上与私有财产权制度对偶的制度。私有财产权已经决定了财产的分配,因为谁拥有某个财产的占有权利,他就有权分配这个财产;公有财
产权却不能决定有关财产的最终分配。于是,不劳动的人也可能获得劳动者提供的公有财产。这无异于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所以,法国思想家皮埃尔-约瑟夫·蒲
鲁东严厉地批判了共产主义制度。而马克思显然没有预料到建立公有财产权制度的严重后果。
我的看法是,在原始社会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经由一种特定的亲属关系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有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概念。我们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写的著作《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可以看到有关的描写。但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那种亲属关系已经淡化。失去亲属关系
的人不可能再继续坚持财产的公有制。私有财产权制度则是确保人们诚实劳动并保证自己的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唯一保障。
我想,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起源于人类采用法律确定了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这种私有财产权制度当然对人类社会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市场交换
这样的影响有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是,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制
度以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从事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人们不可能拿出自己不占有的产品或服务去与他人交换。私有财产权与市场交换在本质上互相关联。马克思也持
这个观点。但是,马克思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市场交换是人类提高生产效率和发展生产力的一个不能缺少的外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换方式是一种新生产方
式兴起的唯一必要前提。当两个理性的人在市场上交换他们的商品或服务时,他们会出于经济活动行为人的本能对交换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考察。只有他们认为值得进
行这笔交易,他们才会完成这笔交易。买家希望购买的商品或获取的服务的价格更低一些,而卖家希望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更高一些。买卖双方进行价格
的博弈。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进行这场交换是划算的。这样的交换会让买家获得最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而且让卖家尽可能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并且生产质量
最好的产品或提供最佳的服务以便获得最大收益。这是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但是,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进行的互相交换。它似乎与生产没有直接的关
联。它完全是人类使用语言互相交流的结果。人类进行市场交换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使用语言。斯密在《国富论》里写道:两只狗在路上发现有人丢在路边的一根肉
骨头。两只狗随之进行争夺。它们不会说,我拿这个跟你换那个。人能进行交换。人是交换的动物。我的理解是,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于是,他们天生就懂得交
换,动物不使用语言,所以,它们无法交换。斯密还说,有些动物具有天赋的才能。他举了几个例子。我不太熟悉那些动物。我用我熟悉的动物这样想象,狗具有非
常灵敏的嗅觉;老鹰具有非常尖锐的视觉;蝙蝠具有非常敏锐的听觉(超声波)。但是,由于它们不会交换,它们的这些天赋才能无法被其他动物利用。由于人能进
行交换,他们具有的特殊的劳动技能就可能通过交换被他人利用。例如,木匠能生产漂亮的桌椅板凳;酿酒师能生产美味的葡萄酒。于是,人类能够进行劳动分工。
生产者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生产市场上最需要的产品,然后通过交换各家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样,人类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我认为,学术界真的应该对人类的交换行为进行认真的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日本的
一位社会科学家柄谷行人认为,人类的社会交换方式的变化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关键。他因此修改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推进历史的观点。他的这个看法非常正
确。不过,我本人为此专门创造了一个新的剩余价值理论。我暂时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放在一边,以后再来检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假定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每个成年人都具备起码的劳动能力。他能够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物质
生活需要的某些消费产品。例如,他能够通过劳动生产食品,让食品给自己的身体提供营养,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提供给自己消费的产品具有价值。我称之为“基本
价值”。如果一位劳动者生产了一个产品后不是自己来消费这个产品,而是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将这个产品供给给另外一个交换者消费,他的这个产品就给那位交换
者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价值,我称之为“剩余价值”。换言之,当这个产品是那位交换者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时,通过交换获得的产品具有特殊价值。它就是生产者在
提供给自己的基本价值之外给他人提供的剩余价值。当两位交换者在市场上交换时,他们互相提供剩余价值。人类因此具有社会性,而成为社会动物。
但是,这又跟人类使用语言有关。交换的人使用语言。双方都有交换的自主权,而
且完全是自由交换。如果交换是强迫的交换,就不具有成本效益,因而不具有生产性。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皮特·布劳(Peter
Blau)最先将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当作一个学术界讨论的学术问题。我将他的提法做了一点修改,以便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一天有一伙
强人闯入一个村庄,并且进入一户农家。他们看见那家人的主人就威胁说:快把你的财产给我,否则,我们就杀了你!那位农家的主人说:好吧,我放弃我的一切财
产,这些财产都归于你,但是,你不要杀死我。双方达成一个协议:掠夺的人拿走财产,被掠夺的人保留生命。双方进行了一次不平等的交换,但不具有生产性,因
为交换者无法进行成本收益核算。
由于人类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主交换,能进行成本收益核算,他们提升了生产效
益。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一个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由于各国的生产的自然禀赋不同,而且各国工人或农民的生产技能不同,一个国家的生产商应该专门生产
自己最擅长生产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交换其他国家最擅长生产的产品。交换后,各国可以得到比原本自己生产有关产品更多的产品,以使交换的各方得到额外
的收益。由于很多人都懂比较优势理论,我在这里不再赘述。我要指出的是,各国生产商在交换中给与对方一个剩余价值,这促进了经济的成长。比较优势理论也能
证明本人提出的新剩余价值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
通过交换创造剩余价值(上)
如果人们认为市场交换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因,这个表述并
不准确。任何一位学过经济学的人士都有可能从这个表述中挑出毛病。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人们也进行市场交换。例如,关云长卖豆腐;武大郎卖烧饼。本人认
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机器。马克思显然不这样看。他认为资本才是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条件。他试图证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驱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流行。我们暂时将他的道德谴责放在一边。但我不赞同马克思的这个看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一些富商巨贾聚集了大量财富,但是,他们无
法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机器。由于人们无法利用机器来从事大规模生产,他们就只能进行小商品生产或小规模生产。不是因为一个人有了钱就
能从事资本主义的生产。必须要有机器,让机器来协助从事大规模生产或社会化大生产。于是,18世纪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才开始人类的机器时代。
从此以后,人类才正式开启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
那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显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人们使用机器来从事大规模生产。
企业家(资本家)需要雇佣工人,而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其实又是一种市场交换。劳动力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
商品。这没错。但是,当企业家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以后,资本家有没有在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剥削工人?这引起人们的争议。马克思给与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资本
论》第一卷内表示,资本家雇佣工人给自己生产产品的时候,资本家会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假设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可能工作4小时就已经生产了与每日工
资等值的产品。这4小时的劳动是必要劳动。而8小时之内剩下的其余的4小时内从事的劳动是剩余劳动。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当资
本家安装机器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后,由于提高了工厂内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可能每日工作2小时就创造了等值于一天的工资的产品,剩余的6小时内进行的劳动创
造的价值中减去原来的4小时的剩余劳动剩下的2小时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工人。他还认
为资本家从事生产经营的唯一目的就是剥削工人。
本人认为,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和思维深刻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解
释资本家与工人的生产关系具有那么大的难度的确出乎人们的预料。看似简单的生产关系却需要极大的思维能力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罕见的现象。很多没有多少政治
经济学专业能力的人都发现了问题。他们指出,说资本家不劳而获不可信。资本家投资建厂管理经营也付出了极大的劳动,怎么能说资本家不劳而获呢?对于这个问
题,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似乎轻描淡写。有的人说,资本家的工作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入,应该有报酬。
也有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19世纪晚期奥地利经济学家欧
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提出著名的利息论,认为有人借钱给他人要收取利息。今日借出的100元跟将来收回的100元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现在的钱不用改为
将来用要收取报酬。资本家投资等于借钱,也要收取报酬。因此,不能说资本家经营不劳而获。我在这里的表述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只是说明人们从事生产经营可以
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收益,不一定要直接通过工厂里的生产过程。据说,二十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劳动力是商品,而商品的价格跟其他商品一样受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影响。既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是劳资双方商定的。既然工人接受了劳动
合同,不可能有单方面主张的劳动力的价值存在,因此,不存在马克思声称的剩余价值。
我没有查证马歇尔的这个看法。我用语言学的知识来证明这个观点。工人出卖的劳
动力有一个价格,通过工资金额表述这个价格。必须有一个语言表述过程来确定这个价格。双方之间的交换必须要有语言通讯过程。马克思主张的剩余价值只是单方
面的主张,不在这个语言表述过程之内,因而不存在。假设劳动合同商定工人每小时工资10美元,每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80美元,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
论,80美元可能仅仅等值于工人每天工作4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而工人没有获得另外4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产生的报酬。但是,马克思的主张没有进
入双方的语言表述过程。我们现在让马克思主张的剩余价值进入语言表述过程。例如,工人表示不满,说我每天工作4小时就创造了等值于80美元的产品。另外4
小时提供的劳动没有提供报酬。我要求补上这另外的4小时的劳动报酬。这会有两个结果:第一,资本家同意加工资,定为每小时工资20美元。这样一来,所有的
劳动都成为必要劳动,即剩余劳动已不复存在;第二,资本家不同意加工资,指出你提的要求我不能满足。我解除劳动合同。由于工人没有为资本家工作,因此也不
存在剩余价值。这意味着,一旦进入语言表述过程商定劳动力的价格,绝对剩余价值就不复存在了。至于相对剩余价值,也不合理。马克思显然认为资本家投资购买
机器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的效益应该完全归没有增加任何劳动的工人所得。资本家投资购买机器产生的效益不归资本家所有。既然这样,资本家就不会投资购
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不存在。
不过,我认为即使这样质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不足以完全彻底地颠覆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指出资本剥削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如果你说不存在剥削,怎么会出现这样显著的贫富差别?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
没有能力在他们的研究中证明有任何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贫富差别。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仍然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置可否。在人们
无法解释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的情况下,很多左翼学者不断重复马克思的论断。他们经常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
在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是无能为力的。记得中国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发表
文章主张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不存在。他重复了马歇尔的观点。由于茅于轼和西方经济学家一样有同样的理论软肋,就是无法说明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除了一些网
民驳斥茅于轼的观点,并没有多少人重视茅于轼先生的新观点。中国的大学内的正牌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人出面来批驳茅于轼的论调。
我的看法是,质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只要我们找出造成人类社会内的贫富差别的原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会不攻自破。
通过交换创造剩余价值(下)
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我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贫富差别的原因不
同。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贫富差别是掠夺造成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在于市场的交换。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
交换。至于生产,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其劳动者的生产过程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如此。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的运动产
生一种物理的力量作用于劳动工具,加工产品,然后将这样的产品供自己消费,从而维持自己的生产和再生产。就工人在企业家的工厂内的劳动而言,这样的劳动在
本质上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虽然工人看上去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由于交换的结构的差异,雇佣工人其实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
实质地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增值过程之中。只有企业家和其经营管理人员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增值过程之中。
工人从事的生产劳动不可能致富。工人不参与市场交换。工人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工
厂内。假设工人生产食品(food
products)。他从事的工作就是生产食品。他无法通过储存这些食品的方式来积累财富。他生产的食品有保质期。过了保质期,产品就报废。如果他生产服
装,也不能长期在仓库内储存服装致富。除了仓库保管费构成经营成本,服装也可能过时;如果生产计算机,同样存储在仓库内的计算机会因为更新换代而被市场淘
汰。仓库存储计算机产品也需要支付有关费用。他只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然后将回笼的钱存储在银行。这样才能致富。钱是储藏手段。但这是资本家从事的
工作。资本家借助机器大量生产同样的产品,然后到市场上去销售。由于千家万户购买商品,资本家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大量金钱。金钱代表一种抽象劳动,其中包含
着付款的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由于市场上的交易量巨大,交易一次,资本家赚取少量剩余价值。多次交易,资本家获得大量剩余价值。这不是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
值,而是消费者自愿提供的剩余价值。平等交换中没有剥削。
这完全是交易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时候只能进行一对一交
易。资本家却从事一对多交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指出,工人只能进行一次交易,他个人跟资本家个人进行交易,而资本家可能与一百个工人进行交
易。如同商人,资本家购买生产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交易;到银行申请贷款需要交易;购买保险需要交易;寻找投资人也需要交易;出售商品时先与批发商交易;批
发商又与零售商交易。零售商在终端与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交易。人们在交易中互相提供剩余价值。资本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提供的资源从事生产和经营,然后在
市场上进行多重交易,获得大量剩余价值,而工人却不能。
再从生产物质产品过程的内部结构看,由于能够复制同样的产品,机器是媒介。
15世纪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他自己制造的印刷机首次生产了近500本的羊皮纸《圣经》。要知道,在中世纪,人们所看到的所有《圣
经》都是手抄本。毕其一生,教士在教堂内抄写《圣经》也最多抄写几十本。古腾堡一下子在几天内印刷了500本,轰动了欧洲。这实际上就是媒介的魅力。《圣
经》是书。书是媒介,因为书能进行一对多通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反思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扩散》一书中将印刷术、印刷机与市场销
售的结合称为印刷资本主义。但是,仔细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印刷机就是制造媒介的媒介。它是一种原始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机器都是媒介。由于机器
能复制同样的产品,企业家能面向市场出售同样的产品给千家万户。企业家也成为媒介,因为他能进行一对多通讯、交易和互动。工人则不是媒介。这种交易结构的
差异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贫富差别。
我举一个例子。有人到股票市场去投资,也从事一对多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股市投资也能让一
个人致富。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海有一位叫杨百万的人投资股市而成为富人。他并没有剥削工人,却同样致富。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除非剥削,一个人不可能致富。股市投资推翻了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和理论。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一个人逛商场。他看见一个彩票销售点。他愿意支付5
美元购买一张彩票。出乎人的意料,他一下子中了500万美元的乐透彩。他一夜暴富。他没有雇佣工人,没有建立雇佣劳动制度,他没有剥削他人,他似乎不劳而
获。看一下乐透彩的经营原理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乐透彩经营商在市场上销售彩票。他宣称,购买彩票的人能够获大奖。于是,很多人愿意试试运气。乐透彩经
营商与很多投资人交易,就是进行一对多交易。由于交易量很大,经营商获得大量的金钱。然后,经营商将大部分没有中奖的人提供的金钱给那个中奖的人,留下一
点经营管理费。获奖者通过多重交易致富。
如果这个例子还是太常见。还有更加具体的实例。
我讲一个人。这个人叫J.K.罗琳(J.K.
Rowling)。看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她不是中国人。她是一位英国人。她是一位英国的中年妇女。从外表看,她与所有的英国妇女没有任何差别。她在中国可
能不知名。但是,她在英国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她是一位文学家。她写的系列小说《哈利·波特》吸引了千家万户的少男少女。由于这些小说在英国销量极
大,而且还被翻译成为很多国家的文字,在国外也有很大的销量,她通过获取售书的版税而成为英国的亿万富人。她拥有的财富往往比英国的垄断财团的董事长拥有
的财富还多。她并没有剥削任何人,但她致富了。她致富的方式就是生产能够销量极大的产品,然后进行多重交易获取收益。
凡是能够进行一对多市场交易的人都可能致富。歌星、影星、球星、音乐家、其他
艺术家等都能进行一对多交易,因此这些人士往往都是富人。举例而言,一位歌唱家可能举办一次个人演唱会。他或她在体育场举办这场演唱会。假设体育场能容纳
30万人,他能与30万人进行一对多交易。假设入场卷10元一个人,整个入场费用是300万元。除缴纳场地费和经纪人费以外,歌唱家获得200万元的报酬
应该不成问题。他能同时将自己的歌声献给30万人。这是他进行一对多交易的关键。
企业家也是这样致富的。他能够将自己的产品销售给千
家万户。他从社会那里获得了回报。工人只能在工厂内获得回报。社会的潜能远远大于一家工厂。由于企业家能进行多重交易,他能不断扩大再生产。他获取的利润
不断增加。工人在工厂内的劳动量不可能提高。工人的身体产生的生产动力具有极限。假设工人是仓库内的搬运工。他每次最多只能搬运80公斤的物品。如果你让
他将来不断增加搬运重量,他一定没有举重运动员的体力。他不可能每次搬运150公斤(300市斤)。这估计已经超过他的劳动负荷的最大限值。
利用科学技术
上面的研究是否已经颠覆了马克思的理论?我认为还没有。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和彻
底地颠覆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理论演绎,我们还要刨根寻底,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一部分人能致富,而另外一些人不能。我们来讨论
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先分析从事雇佣劳动的工人。从工人的身体构造看,工人的身体构造和体质与
农民的身体构造和体质没有多少差别。很多工人原本就是农民。当他们离开了农村来到城镇以后,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身体结构和机能。虽然工人可能接触一
些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由于工人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大多还是蓝领工人,本人不认为他们的劳动贡献跟农民的劳动贡献比有多大差别。在前资本主
义社会内,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例如,他们种植小麦、燕麦、大麦、土豆、番茄、黄瓜和辣椒等蔬菜并且饲养一些奶牛、绵羊和各类家禽(如鸡鸭鹅)。他们的劳动
所得只能养活自己的家庭。另外,他们需要交付给领主特定的供赋。他们需要养活领主的整个家庭。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多少物质剩余。既然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认
为,虽然近二百五十多年以来人类的生产劳动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类生产了非常丰富的物质产品,人类的生活已有极大的改善,那种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早已
一去不复返,我不认为工人在他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做出了远比当年封建主义时代的农民的生产劳动的贡献更大的贡献。
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人类从事生产劳动时一概利用其身体肌肉提供的物理
能量作为生产的动力,即使利用动物(如牛、骡子和毛驴等)来从事生产劳动,情况也没有多少变化。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人类开始广泛地使用机器来从事生产劳动。
机器的本质是人类利用某种生产技术从自然界获取能源动力或物质材料。机器特别帮助人类利用自然界提供的一种物理能量来代替人的肌肉产生的动力从事生产劳
动。自然界在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价值。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写道,在一般情况下,农民耕作农作物需要利用土壤。例如,种子在土壤中生长成
庄稼。土壤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某种价值。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剩余价值。本人认为机器的本质就是人类希望通过运用某种技术尽可能地从自然界提取能源或原材料或
生产条件,来从事更广泛的生产。例如,自从发明蒸汽机以后,人类利用地下的煤炭燃烧产生热能,然后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从而提供生产的动力。人类利用石油
和天然气生产电力,来为工厂提供动力。这些最终来自自然界的动力远比人类自己的身体的肌肉产生的动力强大数百倍(所以,现代社会里的能源工业非常重要)。
其实,工人在工厂内的体力劳动所承担的工作负荷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通过机
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能量来从事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自然界的能源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自然界的能源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呈几
何级数的增长。
当一个地区发生一次地震时,当某个山区发生火山爆发时,当某个低洼地区发生洪
水灾害时,当一个平原地区发生龙卷风造成的灾害时,当某个海岸边出现咆哮的海啸时,人们能够目睹自然界产生的能量是多么巨大!那些自然界产生的能量具有破
坏性。人类的生产技术则力图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利用自然界产生的能量,来提升他们的生产能力。机器就是利用自然界产生的动能来从事生产的装置。由于人类
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来从事生产,这降低了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美国经济学家埃里克·布莱乔弗森和安德鲁·麦格非认为,工业革命不仅是蒸汽机的故事,它从蒸汽机开始,使用蒸汽机让人类克服了人类或动物的肌肉产生的动力
的局限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这导致工厂从批量生产到发展铁路和大众运输。由于使用计算机,公司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所有公司都通过技术来让资本代替
劳动。在19世纪中叶,自动撕碎机取代了整整30%的农业劳动力,而工业化则在20世纪飞快地发展。物质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并减
少了劳动者的收入。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工人一无所获。由于工厂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
厂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在下跌。作为低收入者的工人从消费品价格的下跌中获得收益。由于企业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低收入者占人口大多数,企业不断地降低产品
的市场价格,普通劳动者从中获益。例如,汽车厂商生产的廉价汽车使得普通工人都能够买得起汽车。企业的批量生产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化。同时,由于采用越来越
多的生产技术,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供给工人的社会福利也有增加,这种情况跟马克思声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不符。但是,这并不是工人显著增加其劳
动贡献的结果,而是采用科学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结果。这意味着,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自然界提供的能源和物质原料提供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大,而工人的劳
动提供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在下降。
如果我们否认企业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剥削工人,那么,马克思的相
对剩余价值的理论站不住脚。马克思不断指责随着工厂里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来从事生产,相对剩余劳动的时间不断延长,资本家攫取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就更多。
事实是,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科学技术做出的贡献,企业越来越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资本密集型生产过程最能显示这个特点。
马克思指责,工人操作机器时,反而受机器的支配。工人的劳动造成
人的异化。他认为机器损伤工人的身体,而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工人的活劳动遭受机器代表的无生命的物质力量的压迫、支配
和压榨。但是,显而易见,在马克思赞扬和憧憬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显然还是会使用机器来生产。在那个时候,也不能排除工人受到机器支配的现象。马克
思显然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其论点不能成立。
机器的本质是一种生产手段,其目的是用来提高生产效
率,减低劳动者的工作负荷。如果使用机器反而使人类受到机器的“奴役”,机器并不是资本家专门用来压迫工人的工具。机器没有阶级性。任何人都可能使用机
器。假设有个人买了一辆崭新的汽车,让汽车成为自己的代步工具。汽车也是一台机器。汽车的四个轮子代替人的两条腿从事工作,令驾驶汽车的人享受现代技术给
人类带来的恩惠。可是,购买汽车的人可能因为购买汽车而承担支付银行贷款的责任。为了还清银行的贷款,购车人可能不得不日夜加班。他工作很辛苦。他成为
“车奴”。但是,汽车无法自主选择人,而人能自主选择汽车。购买汽车的人会权衡利弊,让汽车为自己服务。购买和使用机器并不能称为一个阶级剥削另外一个阶
级。
由于大量采用机器从事生产,工厂逐渐实现自动化。机器也能将工人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脱出来。例如,工厂使用起重机装卸货物。这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荷。综合看来,机器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能力。由于工人需要操作更加复杂的机器,
他们逐渐地接受更多的技术培训。工人逐渐地转化为技术员和工程师。过去的底层的无产阶级逐渐被在办公室内工作的中产阶级所替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提
高。马克思当年对英国工厂内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的描述越来越不同于当今世界各国工厂内的劳动者的生产劳动状况。
唯一能够为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理论做出辩护的是,在当今工业化国家内,社会财富
分配不均的状态触目惊心。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前几年写了一本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他在这本书里展示的他大量收集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世界上二十多个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和北美
洲国家)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虽然其中曾经有过反复。占国家人口1%的富有阶层占有超过
50%的国民总财富,而占国家人口99%的其他阶层的群体只拥有不足50%的国民总财富。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界有很多左翼人士欢呼皮凯蒂出版这本书,因为这
本书以可以确信的证据证实工业化国家内国民财富分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不过,我不认为皮凯蒂的这本书有多大理论成就。他的书除了堆积大量的统计资料外,分
析和推理却不够。如果说各国国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学者就应该研究造成这种收入差距的原因。皮凯蒂在这本700多页的巨著中从来没有提及马克思的剩余
价值理论。马克思提出剥削是造成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这是他提出的最著名的观点。可是,皮凯蒂在这本书里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置一词。我不知道他是否
坚持认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他也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收入的巨大差距。他只是说明,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资料看,
资本回报的平均增长率高于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我的看法是,利用科学技术生产物质产品也跟出现社会贫富差别的现象有一些关
联。我在前面提及,一对多交易是造成企业家和工人收入差别巨大的原因。这个论点是最关键的论点。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则令一对多交易尽可能地展现其增值效
应。易言之,在使用机器以及机器内含的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条件下,企业家跟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一对多交易。结果出现如下情况:企业家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提高
产量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产品获得消费者给与的剩余价值跟工人的收入偏低没有多少关系。企业家获得巨大收益并没有以工人的贫困为代价。这跟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理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这造成了贫富差别。我的研究是,企业家通过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后在市场上通过一对
多交易获得巨大收益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工人无法因为参与劳动生产过程而直接从中获得相应的工资增长。企业家收入高而工人阶级收入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
效益结构在外部的真实反应。所以看上去工人阶级收入低,但是,由于生产产品的成本的降低,工人阶级作为大众消费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最终也获益。
大规模生产
我们现在来看看大规模生产的情况。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事生产
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一种大规模生产。但是,它与人类采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也有关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说,使用手推磨的社
会是封建领主统治的社会,而使用蒸汽机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大意)。他的意思是,当人类采用科技来从事生产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生产方
式,接着就会改变生产关系。这个看法应该没有错误。不过,我的看法是,还应该考虑生产规模的问题。如果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一定会不断扩
大生产规模。除非扩大生产规模,人类无法充分展示科学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贡献。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从事小规模的物质生产是常态,基本上,这类生产
都是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但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的强烈动机。开发利用生产技术需要资金投入。小商品生产者没
有多少资金用于技术开发。即使开发了某一种生产技术,由于产品产量少,这不足以让投入的资金回笼。就是说,小商品生产者开发技术不划算。所以,在前资本主
义的社会里,生产者没有开发技术的动力,生产技术长期停滞不前。但是,私有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也是一个原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私有财产权得不到保
障。你从事小商品生产没有问题。比如,城市人做小买卖。但是,一旦有人致富,其财富可能引起官府的注意。官府豪强可能使用暴力手段占有其财产。所以,在中
国,长期以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都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没有在中国出现。
在欧洲,订立私有财产权必须得到保护的法律就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由于
人们的财产权得到保护,人们可以通过生产劳动积累财富。于是,加上机器的问世,人们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始积累。这时,开发生产技术有了现实意义。大
规模生产就是题中之义。由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科学技术的应用带来巨大收益。这当然就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社会从封建主义时代的小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时代
的大规模生产或社会化大生产。
如果说人类形成社会的时候总是有媒介在人的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话,封建主义
时代的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封建主义社会的政经合一的基本结构表现在领主与农民或农奴之间的关系既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封建采邑里,那个政经合一结构中的媒介是领主。相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结构是政经分离。除了政府在有限的公共领域内管理公共事务,
经济生活中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生产者与政治统治者之间已经没有那种原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一种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出现一
种政府避免直接介入的市民社会。
我将人类建构自己的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媒介划分为两类:人媒介和物媒介。
所谓”人媒介”指人们在互相通讯和互动过程中自己充当这样的通讯和互动的媒介。如人链式语言通讯过程中人自身充当媒介的情形。但是,这种人链式通讯中也有
两种不同的结构。第一种是作为单个人串联起来的通讯链条中实现的通讯;第二种是在人链式通讯中,有人可能进行一对多通讯。就是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以上的人同
时通讯。前者是简单人媒介;后者是复合人媒介。封建采邑中的领主是复合人媒介。就是说,领主是统治者,而统治者能对多人发号施令。统治者是采邑的组织者,
也是采邑形成的媒介。所谓的物媒介就是指一切物质形式的媒介,如石头、泥板、莎草纸、动物骨头、金属材料、木片、竹简、羊皮纸和纸张等。
但是,根据美国一些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由于城镇的
发展,市场经济也开始发展。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货币进行市场交换。这逐渐影响了封建采邑。就是,那个时候,领主也改变了看法。他们愿意让农民或农奴以货币形
式交付供赋。以前,农民或农奴都是以实物形式交付供赋。实物供赋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的特点。但是,后来,领主允许农民或农奴以货币形式交付供赋,这削弱了
采邑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具体而言,如果农民决定生产一些小商品到市场上去出售,然后用货币交供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要在领主的土地上种田,那就会消解原来
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根据我本人开发的媒介理论,欧洲中世纪出现一种人媒介跟物媒介竞争并且最终形成物媒介取代人媒介的结局。货币是一种物媒介。这种媒介瓦
解了领主这个人媒介。这种物媒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衰落埋下伏笔。换言之,资产阶级是借助于物媒介兴起的阶
级。它取代了发挥人媒介作用的封建领主阶级。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是从城市的小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人们进行小规模生产。例
如,木匠生产一些家用的家具,如桌椅板凳;铜匠生产一些铜制品,如铜水壶等;裁缝生产衣服,供大人或小孩使用或者鞋匠生产尺寸不等的鞋子供不同的人使用。
家庭规模的生产是其主要特点。人们的家庭生活居住地和他们从事生产的场所合二为一。但是,自从人类发明了机器以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机器提
高了产品的产量,生产者开始招募更多的帮工,劳动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很快就形成劳动力市场。有企业主在市场上招聘工人,也有人愿意出卖自己的
劳动力。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家庭作坊已经不够用,企业主租用厂房从事大规模生产,形成家庭与生产车间的分离。
这时,人们已不再局限于仅仅生产小商品或传统消费品。人们还开始
生产传统的小商品生产者无法生产的大型商品,如运输工具和通讯装置。正如列宁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所写道的,资本主义文化创造了大规模生产,工厂、
铁路、邮政服务、电话等。
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政治经济结构。这当然要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情况来再做解释。
由于原始社会里的亲属关系或直接的血缘关系已经瓦解,人们试图通
过语言的互动重新建构一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将人们维系在一起的主要形式。但是,当人们建立政府来确保社会秩序和促进生
产的时候,人与人的互动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垂直互动,即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的互动,或者也变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是一种物
理互动的表现形式。由于政府通常是专制的,采用强制力就是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物理互动。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出现一种
新的互动,就是市场上从事交换的人的平行的互动。这种互动是语言的,而不是暴力的。这种互动没有强制性。
语言开始在社会的建构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由于人们通过语言在
市场上进行任意的交换,企业家可以在市场上招聘大量的劳动者,从事大规模生产。于是,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劳动组织—企业或工厂。由于从事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有
人将市场上招募来的大量劳动者组织起来从事协调和合作的生产劳动,企业家成为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媒介。换言之,普通工人没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经验。人们只
能通过有能力的人从事这项工作。企业家成为媒介。虽然企业家能通过一对多交易获得大量财富,由于社会化大规模生产体现了一种生产的规模效益,企业降低了它
们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大众从中受益。
我不认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原因还在于,虽然企业家通过大规模生
产获得了人数众多的消费者给与大量的利润,任何职业为工人的人士也是消费者。换言之,任何人都具有两种社会身份:劳动者和消费者。马克思显然没有注意这一
点。如果企业家试图压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工人就没有足够的市场购买力来购买企业家销售的产品。企业家试图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大部分市
场份额都是劳动者提供的。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表示的,工人的工资水准其实是按照他能从市场上购买多少消费品或生活用品来满足自己的家庭的生产
和在再生产来衡量的。工人和企业家也还处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剥削工人不是满足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运行的方式。通过批量生产,
降低生产成本、按照同一种技术标准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的目标。同时,它们还能生产小商品生产者无法生产的产品。比如,它们能够生产小商品
生产者无法生产的技术水平很高的产品,如高科技产品。
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工厂就生产什么产品。企业就是为大众服务的生产组织。不
错,企业家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这些剩余价值主要是市场上的消费者自愿给与的剩余价值。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代表一种抽象劳动,其中包含剩余价值。企
业家并没有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消费者认为企业家提供的商品物有所值,于是,愿意支付货币。消费者支付的货币就是消费者给与企业家的信任投票。企业家获得
的收入越多,就证明他为消费者做出的贡献越大。有句话说:消费者就是上帝。如果企业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就赚不到钱。如果企业赚到了钱,那就说明它满足
了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家获得社会给与的财富是平等交换的结果。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大规模生产取代小规模生产或小商品生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出现了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两个阶级互相对抗。这两个阶级的互相斗争决定现代社会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个观点。
我的基本看法是,小商品生产者都是自雇的人。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
原则是自给自足。他们从事家庭规模的生产。从整个社会看,他们都是分散经营的生产者,他们不是媒介。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家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们是媒介。
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集中就是必然结果。资本成为组织生产的媒介;企业家也是组织生产的媒介。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社会阶级将重新分化组合,最终形成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壁垒分明的对抗。但是,最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表明他们的预言并没有真正实现。
从马克思的著作看,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与他和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断言并不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分析了当时德国的阶级状况。他们表示,来自一个阶级的分散的个人
只是在与其他阶级的共同战斗中才组成一个阶级,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是互相敌视的竞争者。后来,马克思又在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分
析了法国的社会阶级。他指出,法国的农民都是一些小商品生产者。就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文化将他们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与
其他阶级敌对来看,他们组成一个阶级。就这些持有小产业的农民内部的互相联系以及他们的利益的一致性没有产生一个共同体、没有民族的联盟和没有政治组织而
言,他们不组成一个阶级。他说法国的农民就像一个麻袋里装的土豆一样,他们具有同质性,但是,他们不团结。
工业化以后,欧洲出现了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一度是
团结的。但是,工人群众与企业主的关系又并非是单纯的对抗关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分析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的时候指出,
德国的工人经常跟工业企业的雇主发生冲突,但是,他们的斗争局限于工厂范围或一个城市的范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都没有接近一个两大阶级在总体
上对抗的临界点。她似乎认为,在德国永远也不会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总体斗争的局面。所以,她认为,德国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大意)。
个人认为,被认为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企业家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来对抗工人
阶级。企业家跟他们的企业内部的工人的关系比他们跟其他的企业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企业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工人入厂后
需要接受技术岗位的培训说明先进的生产力原本来自企业家。但是,由于本人不认为企业家在工厂内部的生产过程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因而本人认为,企业家作
为资产阶级的主体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在每一个工厂里,我们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可以看出,他们是社会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中
实现劳动者协作发挥作用的媒介,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工人是使用这个媒介的人。没有企业家,劳动者就无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实现现代社
会生产力大发展的主要形式。正如前述,由于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企业家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规模经济和标准化的生产,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工人
阶级作为消费者的主要部分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获益良多。
由于企业投入大量的先进科学技术于生产过程中,企业需要掌握先进科技的劳动
者。由于大量采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原有的蓝领体力劳动者,工厂的办公室里出现了大量的白领工作者。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的图谱跟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预言的情况
差别巨大。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壁垒分明的对抗,而是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根据一些社会学家对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的一项调查,
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占人口中的绝大部分,而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
二十五岁及以上的所有人士及就业的回应者
阶
级
所有的回应者
就业的回应者
上
层阶级
4%
3%
中
产阶级
47
46
工
人阶级
44
48
底
层阶级
5
3
个
案数
7518
4806
资
料来源: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0-2004 (Michael Hout, How Class Work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Class Since the 1970s, in Annette
Lareau and Dalton Conley (ed.),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2008), 29. )
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内的社会阶级构成的情况基本上也类似。马恩预言的阶级对抗的格局并没有出现。
其实,企业家都是个人经营者,或者说是从事大规模生产组织的个体经营者。他们是各个企业内
部生产组织的媒介。由于社会内部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和易变的特点,分散经营的企业更能捕捉市场需求的信息。他们不太关心政治。企业家不是政治生活中一
致行动的阶级。
两大阶级对抗的图景越来越模糊不清。由于资本主义经营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特点,不少劳动者
成为投资者。例如,有的工人购买股票或自己的企业的内部股份。工人的退休基金的经营者将退休储蓄的资金用于投资都模糊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再
加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腴成为国家实施福利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开始过上体面的生活。社会阶级矛盾已经大大缓和。
美国有些社会学学者认为,美国已进入无阶级社会。个人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内阶级仍然存在,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工人和企业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中间互相制约的环节。这就像铁锤、布和剪刀之间
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一样。实质上,并不存在一个阶级统治和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状况。我宁愿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视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但是,并不存
在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情况。当政府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能对政府施加影响。民主制度是两个阶级共享和共有的。没有资产阶
级对工人阶级实施专政的情况,也没有资产阶级实施民主的把戏对工人阶级实施实质的统治的情况。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普遍地实行民主制度,这个制度
保证的民主也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全民的民主。如果人类社会里已实现民主的话,那不可能是仅仅由一个阶级独享的民主。在这一点上,我与马克思也有
很明显的分歧。下面请允许我利用一点空间来谈这个问题。
民主对专政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认为,在生产关系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也是掌管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的阶级。在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理论前提下,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必然压迫工人阶级。在
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没有通过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阶级。如果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话,那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不可
能与无产阶级共享民主。
我们不应该仅仅与马克思采取各持己见的立场。如果我
们仅仅表示,资产阶级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因而也不可能压迫工人阶级。这样,就不可能说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专制统治,也不可能认为工人阶级不享有资本
主义国家的民主。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找出马克思的理论违背逻辑的推论,并提供理据说明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成立。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马克思的推论中有一个一贯的逻辑,就是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都是根
据他们的经济理性决定他们的行动。他认为,人具有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而每个人的身上都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他认为人们的经济利益决定他们的政治行
动。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推论是,人的家庭出生或其所处的阶级的地位(或社会阶级的背景)决定他们的政治倾向。这显然是一个过分简单和幼稚的看法。
在人们分析社会现状时,他们可以将人所处的社会阶级的状况纳入考
量。社会学家可能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处置与经济生活的情况很不相同。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单纯地谋取经
济利益,其行为模式比较简单。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人皆唯利是图。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决定一项公共事务时,人们经常不单纯从经济利益来考量。人们经常会
从多个不同角度看问题,或者根据多个面向综合考量一件公共事务。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比,后者要复杂得多。
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更加突出一个人的阶级归属,例如,人们认为城
市内的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而企业高层管理者或者工厂主属于资产阶级。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例如,一个人是工人阶级的成
员,但他同时可能又是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比如,他可能是一个黑人。他可能信仰某种宗教。宗教信仰可能也会给与他一个特别的身份认同。他还有一个身份认同,
就是他是一个男性等。由于社会中的每个人具有多重身份认同,他们看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单纯地或一惯地从他的家庭出生或社会阶级的背景来看问题。
换言之,在人类社会里,社会的不平等具有多样性特点。性别差异、
宗教信仰差异、职业差异(或阶级地位的差异)、收入差异、种族差异和思想观念差异等都可能造成社会不平等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于是,人们可能不按照他的家
庭出生或社会阶级背景来看待一件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多样化。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演化而来,
具有看问题的角度单一化的局限。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就是谋求经济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学中的看问题的角度单一化无法应对理解政治生活的复杂情
况。这样,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举例而言,有中国人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如果美国政府从经济利益考量,它会将
难民当作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从政治角度考量或从一种人道主义的政治理念来考量,政府可能就会放弃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批准难民申请庇护。
例如,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在实施资产阶级专政的话,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那个专政
一定针对无产阶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上个世纪希特勒在德国实施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那个专政的对象并非德国的工人阶级,而是少数民族,即犹太
人。如果有人认为当时的希特勒实际代表工人阶级,因为纳粹党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的专政对象也不是资产阶级。
同样,如果一个国家要实施民主,人们不可能仅仅给与一部分人民主,就宣称已实
现民主。给与一部分人民主的同时对另外一些人实施专政,就是专政。专政就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专政。如果要实施民主,如果这个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这
个民主一定是全民共享的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要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对人民实施民主。
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决定只有无产阶级才有民主选举的投票权,而资产阶级的成员没有这个权利,例如,根据清理阶
级队伍筛选后让出生工人阶级家庭的成员或出生贫农家庭的成员投票,其他人士无权投票,国家也无法保证这些投票的人就支持无产阶级的政党或领导人,因为他们
可能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会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根据家庭出生来决定其政治倾向。
我的意思是说,就个人的政治倾向而言,经济往往不能决定政治,政治也不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人们背叛自己的家庭或社会阶级的情形非常普遍。马克思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在今天看,律师家庭是个中产家庭。但是,
在19世纪,这样的家庭恐怕也是剥削阶级家庭。据说马克思的母亲来自荷兰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克思的母亲的家族经营一个大企业菲利浦电器。马克思的岳父是威
斯特法伦男爵,是封建社会的贵族。恩格斯是一家工厂主的儿子。恩格斯自己也成为工厂主。他们宣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在中国,
毛泽东、刘少奇都出生于富农或地主家庭。周恩来出生于旧官僚家庭。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他们为什么不按照家庭出生或阶级背景决定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综合考量自己的人生选择。例如,他们持有一种政治理念。这样,家庭背景的考量就退居次要位置。
1914年欧洲爆发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的工人与德国的工人互相厮杀。法国工人穿上法国军
装,而德国工人穿上德国军装互相为敌。欧洲的工人阶级不是为马克思所强调的、他们所属的阶级而战,而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这曾经引起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极度
不安。马克思的理论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的民族忠诚度大于阶级忠诚度。他们从民族利益考量,而不是从阶级利益考量。所
以,当年列宁希望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跟俄国的工人阶级 一样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落空了。
上个世纪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本着国际主义奉行互相友好的政策,但
是却发生了彼此之间的边境战争。历史上,有很多次事件表明人们不从阶级立场出发决定其行动,而是有其他考量。
个人认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综合考量,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多样。就是
说,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多样性,而不是一种身份认同,结果,经过综合考量,权衡利弊,有所取舍,人们可能会放弃阶级立场从另外一个角度决定其政治倾向。
不过,这种多样化的角度也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人们通常会从文化
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人们所处的国家由三个共同体构成: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如果人们从民族主义角度看问题,而不从阶级的角度
看问题,那就是文化共同体的要求。例如,有人根据一种理念而背叛自己的家庭就是文化共同体的要求。
所以,当人们根据当年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实施无
产阶级的民主时,参加投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未必就听从党的指导投票给党指定的候选人。他们可能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而投票给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所以,
由于党无法控制选举,因此无法实施选举。最后干脆拒绝实施民主,其结果是为对所有人实施专政创造了潜在条件,只有最高领袖除外。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实施的群众专政就是可以任意地对任何人实施专政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不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马克思并不真正了解政治学。
国家:其形成与废除
马克思认为,所有国家实现的民主都具有阶级性。他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民主。资
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他曾经说,英国的两党制就是英国的两个政党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两只手,政权从一只手转换到另外一只手,欺骗人民。他认
为,将来建立社会主义,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人民内部实施民主。这完全是臆想。只有超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资产阶级的统
治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明,统治阶级为了压制被统治阶级和为了维持秩序而建立国家。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以后,由于没有了剥削
和压迫,社会阶级就会消亡,而由于社会阶级不复存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将消亡。
本人持有另外一种观点。本人提出了自己发明的一个国家起源的理论。本人不认为国家像马克思那样认为的,是起因于统治阶级压制被统治阶级。
本人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自己使用的语言。我的推论是,自从人类
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利用和开发媒介。媒介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物媒介和人媒介。媒介延长通讯距离,人类开始在更大范围内通讯和互动。他们
形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小规模的原始社会开始解体,更大规模的文明社会成形。
最初,人类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就是由传播宗教信仰的人、传播神话故事的人和
朗诵诗歌的人等组成。后来,又出现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这些人建立文化共同体。我将这些人称为文化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是形成文化
共同体的媒介,因为社会需要借助于他们的才能建构文化共同体。他们获得荣誉;后来,文化共同体帮助建构一个规模大的社会,原始社会里的群婚制解体。社会上
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人们有了私有观念。为了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客观上需要建立政府。于是,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掌权者是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媒介,因为
人们需要借助于掌权者的能力建构政治共同体,掌权者获得权力和权势;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形成经济共同体。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等是
媒介。他们获得财富。所有的这些媒介都能进行一对多通讯和互动。但是,由于社会依靠媒介成形,媒介获得特权。于是,人类社会里的荣誉、权力和财富无法平均
分配。至于这样的格局是否合理,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个人认为,当社会形成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出现。因此,本人不认为国家是因为阶
级斗争而形成。
但是,这些功能性质的共同体内部的结构不同。文化共
同体形成经历很长时间。有时需要经历数千年才形成文化共同体,而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可能在较短的事件内形成。但是,由于文化共同体是形成民族的基础,
所以,文化共同体在形成民族国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重要。每个民族都需要建立一个国家来保护自己,否则,这个民族就会被其他民族同化。因此,即使将来到了
无阶级的社会里,国家还会存在。所以,本人不认同马克思的国家会消亡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导致形成国家。而我认为是人与语言的互动、语言和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导致形成国家。
人类需要借助于语言管理国家。宪法和法律都是语言通讯过程。代议
制的运作需要民意代表和政党这些媒介的运作。但是,虽然在经济共同体内存在社会阶级,所有人都共享同一种文化,民族国家会长期存在。社会阶级与国家的存续
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在组织国家的过程中,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语言,而不是暴力。
比如,在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也要跟被统治者通讯,主要通讯形式是一对多通讯。但是,专制统治最终依赖于使用暴力。在民主政体下,掌权者也要与人民通讯,通
讯的主要形式是多对一通讯。民主制度最终依赖于使用语言。个人认为,国家没有阶级属性。所以,国家建设的目标不是让被压迫的阶级取得领导权,而是实现民
主。
后记
我采用我自己创造的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演化的整个过程。
我的看法跟马克思的看法不同,所以,我质疑他的理论。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说,马克思的理论的片面性造成他的推理走向极端。我认为,马克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的有些推理也有其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不成立。
过去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表示怀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是由于他
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会产生贫富差别,因而他们的质疑没有足够的理论解释力。本人提出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这个本人经过很长时间
的研究意外发现的原因应该已足以推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了。本人研究的结果是证明人类的市场交换的结构的差异造成贫富差别。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无数次市
场交换。但是,社会里的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结构:一对一交换和一对多交换。普通人从事前面一种交换,而从事生产经营的人从事后一种交换。商人、企业家和银行
家等都进行后一种交换。
马克思并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贫富差别的真实原因。为了为工
人运动提供理论支持,他采用了圣西门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他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没有体现一个社会学家的本色。普通市民或非专业人士观
察社会现象依靠他们的直接经验和常识,但是,他们通常不知道导致社会运行出现某些特殊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就需要社会学家提供解释。他们的解释通常与普通人
的观察不一样,这样才能显示社会学家的价值。但是,马克思的观察如同普通人的观察。他用一种复杂的理论解释资本家是怎样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的。他观察
的仍然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他的研究如同人们研究偷窃者怎样偷窃、掠夺者怎样掠夺、诈骗者怎样诈骗。其实,这不需要社会学家提供解
释。普通人凭借直接经验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真相。
马克思的研究似乎很复杂。但是,在创建他的剥削理论时,他描述的
情形又是那样的简单。例如,延长劳动时间更多占有工人的劳动。其实,这无需研究。人们通过直观的观察就可能明白。但是,这却是个假象。他没有发现造成资本
主义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背后的真实原因。本人指出的交换结构的差异造成贫富差别的观点应该能够说明产生社会贫富差别现象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如果我说的不
对,请读者批评指正。我希望对理论研究感兴趣的人士能够来探讨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并且关心中国的未来。中国将来的道路怎样走、走什么样的路,还是需要理
论。没有理论的指引,也有可能再走历史的弯路。欢迎讨论。
参考书目
Althusser, Lou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 G. M. Goshgarian. London: Verso, 2014.
Aristotle,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trans. Peter L. Philips Simpson.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Baumol, William J. 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audel, Fernand.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Patricia M. Ranu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Brynjolfsson, Erik and Andrew 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4.
Carlen, Joe. A Brief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Pioneers, Profiteers, and Racketeers Who Shaped Our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Eisenmann, Tom. Why Start-Ups Fail: A New Roadmap for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New York: Currency, 2021
Engels, Frederick.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ühring], translated by Emile Bur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Goody, Jack.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A Great Debate. London: Polity Press, 2004.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Heilbroner, Robert L.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5.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edited by Edwin Cu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4.
—. Leviathan, edited by C.B. Macphers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Jones, Gareth Stedman.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Kingston, Paul W. The Classless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14.
Lareau, Annette and Dalton Conley (ed.),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Lenin, V. I. Stat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3.
Locke, John.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shers, Inc., 2002.
—.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edited by C.B. Macpherson.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0.
MacGilvray, Eric. The Invention of Market Free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rcuse, Herber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7.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Odin’s Library Classics).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7.
—.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 Value, Price and Profi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 Wage-Labour and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8.
—. The German Ideology.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8.
Montesquieu. 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Decline, translated by David Lowentha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lated by Anne M. Cohler, Basia C. Miller, and Harold S. St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orth, Douglass C., 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Novak, Michael.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ublication, 1982.
Perelman, Michael.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0.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oulantzas, Nico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LB, 1978.
Proudhon, Pierre-Joseph. What is Property? Newton Stewart, UK: Anodos Books, 2019.
Proudhon, Pierre J. What is Prop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trans. Benj. R. Tucker.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6.
Reid, Thomas. The Works of Thomas Reid, Vol.2, Seventh Edition. Edinburg: MacLachlan and Stewart, 1872.
Ricardo, Davi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6.
Roberts, William Clare. Marx’s Infern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lated by G.D.H. Cole.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1952.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translated by G.D.H. Cole.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1952.
Selsam, Howard and Harry Martel, ed. Reader in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Writing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Shane, Scott. A General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Individual-Opportunity Nexu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3.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D. Raphae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Sowell, Thomas. Marxism: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5.
Tigar, Michael E. and Madeleine R. Levy,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Tocqueville, Alexis.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an Ry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2.
Uscinski, Joseph E. (ed.).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People Who Believe Th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Wood, Ellen Meiksins.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2017.
2024年1月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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