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证伪问题

刘自立

   "证伪"一词，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很流行，但是确认其准确定义一事，却被搅得含混不清。首要的课题和前提，是讨论"证伪"（FALSIFIZIEREN)理论的准确含义，是不是指涉，像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政治，革命领域里，发生了类似出现"相对论"的革命事务，遂使得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判断，面临超越民主自由的新局面。

其次，在民主自由的历史中，是不是因为所谓自由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民主的历史也是不民主的历史，从而在自由民主的个案异例中，找出证伪之的证明，而对其进行动摇或者否定。

最后，这个动摇和否定，在价值本来明确，却现在模糊的历史捉弄中，一些信任普世价值者，发生趋同非民主价值体系的倾向；而反民主的专制独裁者，却告诉人们，要相信他们的未来之民主。于是，一切，变成一种相对主义和语言游戏。就像人们回到维特根斯坦之"甲虫盒子"里去（见『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各自不宣告内中的真相，且告诉人们，他们各自的个人思维和个人语言，就是公共语言。

他们一方面相信自身的包装和真理之盒，一方面反对维特根斯坦之公共语言观，普世交流观和主观间性观，打出完全另类的亚洲或者中国价值观。他们甚至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说明，民主证伪的可能性，从而使得这个民主千年老店的基础发生动摇甚至反动。所有这些反民主的"革命"观，在经历了世纪巨变以后，虽然呈现出完全机会主义和诡辩主义的语言和思维特色，但是，其源自"中国革命"的模糊价值取向，是造成民主非民主，自由不自由之悖论的根源。

我们衡量反民主，反自由的人类负面价值尺度的向度在此。固然，现在，所有的革命叫嚣，在革命后时代和后革命时代，依然挥之不去。人们却依然固执地坚持一种价值混乱的理论和范式，说，这个双重性格的政治和政治理论，将使得所谓社会主义特色保持百年；使得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健康完善。那些试图呈清问题真相者，被告知，他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对于西式民主之不断"证伪"的结果。这个发展效应暗示，国人不必，也无法回到那些基础命题和基本原理上去。他们和毛氏反对民主的公然挑衅不同；他们指出，民主，可以在无限期的未来，和党文化合一的遥遥无期的过程中，被认定或者否定——这个肯定和否定，几乎是同一的，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你现在不可以提出民主。

他们自觉或者下意识中的证明或者证伪，是和美国民主进行对比。他们证伪美国民主——虽然，他们还是怀抱美国护照，存款美国银行——并为了呼应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正确，社会主义的优势，等等。虽然，他们其实正在从这个社会主义步步倒退，抑或，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原教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在此强调的，则是回到无法超越的，西方的民主母体中去，丝毫不偏离这个即使可以说明，甚至即使可以证伪的原则，亦新还旧的，东西兼容的普世原则——即便，这个民主，确实有错，有缺陷——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

也就是说，新，旧世纪更替的历史时期，或者说，每每新旧更替的历史时期，是不是出现一一对应的新时代理论，从而需要对这样一些所谓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者兼而进行证伪，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如果说，人类是在不断发现和处理他们与时俱进的新理论，新实践，他们伪装成为政治"新人"的历史是可以相信的，那么，他们个个是政治革命的爱因斯坦的推断就会蛊惑所有东，西方的人们。

我们看见，这个新时代，新人，新思维说的此起彼伏，记载了人类的癫狂史。我们看见20世纪的那些新人，究竟如何回到原始的思维和崇拜中去，且把原始的野蛮解读为革命，真理和理想。这个史证也许不须赘言。在另一个层面，专制和民主的斗争观念，虽然，其实包涵在哪怕是英王查理的头脑中，但是，一般而言的革命真理，的确派生出一种与之对应的革命时代。但是，是不是革命时代可以取消我们刚刚说明的民主母体和基本的政治原则呢？回答，也是完全否定的。

法国复辟时代的有限专制和相对民主，同样不可能超越柏拉图们提出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原理——虽然，他的"哲学王"的说法，反向证实了他的那些母题。（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就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做出了解释，制定了准则

——"苏：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不可抑制地要使人流血；他诬告别人，使人法庭受审，谋害人命，罪恶地舔尝同胞的血液；或将人流放域外，或判人死刑；或取消债款，或分人土地。最后，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这不是必然的吗？阿：这是完全必然的。

苏：这就是领导一个派别反对富人的那种领袖人物。。。。。。。

苏：还有，如果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不愿服从他的统治，他便会寻找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由于这一切原因，凡是僭主总是必定要挑起战争的。

阿：是的，他是必定要这样做的。苏：他这样干不是更容易引起公民反对吗？阿：当然啦。

苏：很可能，那些过去帮他取得权力现在正在和他共掌大权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赞成他的这些做法，因而公开对他提意见，并相互议论，而这种人碰巧还是些最勇敢的人呢。不是吗？

阿：很可能的。

苏：那么如果他作为一个僭主要保持统治权力，他必须清除所有这种人，不管他们是否有用，也不管是敌是友，一个都不留。。。。。。。

阿：真是美妙的清除呀！

苏：是的。只是这种清除和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相反。医生清除最坏的，保留最好的，而僭主去留的正好相反。。。。。。。

阿：他（指欧里庀德斯——作者注）也说过，"僭主有如神明"，他还说过许多别的歌颂僭主的话。别的许多诗人也曾说过这种话。。。。。。。人民发现自己象俗话所说的，跳出油锅又入火炕；不受自由人的奴役了（柏氏对于没有发育的民主制度颇有微词——作者注），反受起奴隶的奴役来了；本想争取过分的极端自由的，却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阿：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苏：好，我想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我们已经充分地描述了民主政治是如何转向僭主政治的，以及僭主政治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了。是不是？阿：是的。"）

柏拉图在这里对于僭主的批判，就是我们对于毛氏本人及其革命和文革的批判——抑或德国人对于纳粹和希特勒本人的批判——虽然，很多后来的哲学在分歧中历经曲折，而终于又回到这些母题上来。大而言之，无论是柏拉图的同代人，还是以后的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都是以此批判作为政治原理的出发点。虽然，以后，他们在宗教建设，国家设计，政治契约，道德准则，法律意识，文化倾向诸方面，做出了更加完备的继承和发展，但是，这些元则和原则，则是世纪之前，或者世纪之初开始出现和制定的，其精神和文化的指向已经产生。

人们不需要改变什么，只待你顺此路径继续前行，且百折不挠，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政治牛顿和政治爱因斯坦不具备任何新本质，新诉求，只是其发展导致政治民主，政治设计，在内容和形式上变得更加繁复和丰厚。

这里，不存在任何因为革命带来的，类似原创的新思维——只要人们阅读过基本的希腊罗马政治理论，他们就会回到老范式中并对现代民主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补充。那么，超越这个源自老柏拉图们的思维的火星思维者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因为中国特色的出现而出现了呢？不，人类的这个时刻没有到来，也不会到来——这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呓语；中国特色，虽然被一些欧洲政客和学术流氓说，成是人类新模式和"经济发展火车头"，但是，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无论是倡导科学革命的H.库恩，还是倡导开放社会的K.波普，起码认同一个前提，就是

——民主自由，无论其是否全称判断和单称判断，也无论其在逻辑层面，是不是可以证实，证伪，甚至无论他们属于科学领域中的合理性，还是非合理性，老规范，抑或新规范，他们在政治观念上做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他们的分歧点，也许，只涵盖于逻辑实证和认识方法。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一个基本的描述。

这个描述是温习其"突变"理论的全部基础。范式的特点和（传统）理论的特点是不同的。它首先确立了科学研究的"常规"和"非常规"领域。而范式的理论规定，则倾向于确立常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有限内容，而非无限可能性。这个有限可能性，对于确立传统研究者的传统前提和出发点，是持有肯定态度的；而对于超越这个传统的非常规可能性，则持有否定的态度。

也就是说，对范式（PARADIGME)而言，他在通过非常规方式获得科学新观点的时候，这些范式往往呈现的是落日景象。

沃尔夫刚.施太格缪勒阐述库恩的看法说，"规范化和公理化是一种后来的现象，在库恩看来这常常是一种衰亡的征召。"（『当代哲学主流/上，下』施太格缪勒，除特别注名外，下同）

他说，每每一种或者多种"精确"的表达方式，是科学面临危机时刻的表现。而范式的观察者并非是中立的观察者，他们就像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观察不同的现象和想象领域中的课题——亚氏观察"一块挂在绳子上摆动的石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种受到阻碍的情况，而伽利略则将同一种情况看作一种摆动。"

范式的出现和经验主义拉开距离，是因为范式参与现象的观察，而非处于所谓"中立"状态。

而库恩和波普的分歧点何在，完全取决于他们针对范式理论的歧见。也就是库恩派所言，范式对于经验反驳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带来的第一种看法是，库恩对于波普的，在经验领域中的证伪存在，持有反对的态度。他认为，这种相反的经验和反例是确乎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矛盾所打击的不是理论而是使用这种理论的人。"

施太格缪勒继续介绍说——"他们把反例作为反例，即作为对人们迄今相信的的论据的驳斥；他们相信这些理论已经被证伪，并且想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他们最终又用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这一新理论已经得到反复的经验证明，而赢得了其余的研究者。"

不，不是这样！"库恩认为，真正的进程同这类胡扯从来是不一致的，它有完全不同的本质。"这些完全不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接下来的说明：——由于研究中"特例"的积累，范式受到了其前所未有的挑战，常规科学陷入危机。于是，抱残守缺者和怀疑旧事务者产生区别，他们的"信念"产生区别——对于旧范式失去信念者，开始尝试进行新的抛开范式的选择——这里，范式几乎就是旧范式的等意词。——于是，出现常规和非常规科研的对峙。库恩拒绝了抱残守缺者的殚精竭虑的突破，如中国人说的亡羊补牢；他也否认新旧范式的转换，即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他只是相信"突如其来"的一夜转变，这种灵感式，非合理化转变。

他说，牛顿力学不是相对论的临界点，因为他们使用的概念完全不同。——新，旧各派之间的讨论时有发生，却是各说各话，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所持范式没有通融性。

有趣的是，"更多的合理性不是在新范式一方，而是在旧范式一方。"——（施太格缪勒在以下句子中加上重点圈号）"并非新的理论消除了旧理论的问题，而其自身暂时尚且未面临任何问题。倒是新的理论最初总是困难成堆，这些困难要比已经陷入危机的传统范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之和还大得多。"所有这些讨论涉及的经验和科学领域，如果横向类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事情对于我们，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这些启示说明，新，旧范式也好，新，旧理论也好，其间的转换是各自制定一种前提，而非承前启后，和平演变，循序渐进。

突变，是其临界的关节和关键。

在另一方面，新的理论或者范式可以容纳旧理论，旧范式，但是，反之无望。逻辑上的说法，就是核心内容的扩大，涵盖了老式思维的对象，是新的涵盖旧的，产生融和，而非相反。我们看到，在宗教和哲学论战里，总是新的上帝宽待旧的上帝，而非相反。民主制度，对于寡头和独裁，其宽容度来得更大，是不争的事实。反之，亦无望。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在后面还要重复之，就是在社会科学（姑且说这里存在科学；其实，人类是无法认识人类的）中，和在科学中，新，旧范式的出现总是很不一样的。人类在20世纪出现了相对论，但是，民主老范式，却滥觞于古代希腊。于是，在我们讨论无论是波普的证明和证伪理论，还是在讨论库恩对之的反驳之中，我们只好先行限制他们的讨论，不建立社科领域中事的任何前提。如果硬要强行类比和附会，那么，我们还是同意后者的，对于经验反例和殊例的证伪，无法说明对于民主的证伪，是否定民主的有效理论——从而在原则上取缔这个看似不正确的民主范式。不，事情不那么简单。因为，当民主之敌似乎提供了新的范式的时候，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毛主义等等新范式开始质疑和否定民主的时候——虽然，我们可以像对于民主一样，对此加以证伪——但是，事情的本质是，我们要否认对于民主的证伪之可行。这个对于民主绝对正确之否认，带来的是一种似是而非和伪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和科学发现呈现相反的轨迹，科学涵盖了对于新范式对于旧范式的弃旧图新，而政治范式，却呈现不同的诠释——我们只能对于民主进行现代化更新，而非弃旧图新。

在此意义上，民主与其说是追求某种正确和真理，不如说是制造可以宽容的，一种讨论相对真理的健康场所，而非建立文革式的真理屠场。

在另一方面，解构哲学涵盖了库恩新涵于旧，而非旧涵于新的更加深刻的判断。一个也许是不相对称的类比是，所有返回元初民主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是一定要反向行进对于专制和极权的有限认可之上，并论证从那里出发之路，必然经过循序渐进和和平演变式路径，而非选择库恩所言之突变。

这里存在许多难点。从文化继承的角度而言，民主本身，本是雅典文化的一种继承，一种选项——如果我们排除了对于中华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继承和选项的话，也就是说，国人面临一个选择西方老范式，老民主的基本态度。而这个态度对于国人而言，是既老又新的选择——对于中国政治制度而言，是一种新事物；而选择选择民主本身，在绝对意义上而言，是选择一种老事务。于是，如果一定要区别国人是在规定新范式抑或认同老范式方面，我们面临一个也许是非排中律运用的可能。在这个极为复杂的判断面前，只有依据历史文化的根据，才能做出较为合理——或者按照库恩的说法，较为不合理的，也就是突变和革命的选择。

细而言之，在我们认同老范式的时候，应该关注继承和汲取中国文化里近似民主的那些孔孟因素，而非科层制度的孔孟异化因素；在凸现新范式的时候，是继承古代和现代西方的民主因素，且融和于中国特色——而不是在反对民主方面，加以融和。这样，回到库恩突变理论的基础得以呈现：如果我们在运用孔孟理论的时候，判断朝向其为老范式，那么，我们的选项，则必须是抛弃之；同理，对于新旧专制规范，专制制度，如果他本身带有不可更变的"免疫力"，那么，同理，我们也只好视之为老范式，而预突变之。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困惑。

社会哲学的真理永远是似是而非的，相对而言的，甚至是错误百出的，如民主，自由，甚至法制——它不像数学或者物理学的"精确"理论——但是，在争取近似值的方面，人们有理由持有对于老社会范式——中国政治学传统范式的抛弃和否定之态度。舍此，回到西方文化的民主元初性上就会遭遇障碍。这是国人思考此一课题的最大难度。

简而言之，我们一，要回到源自西方的老范式民主；二，要产生国人追求民主于中国的新范式——这个悖论的结局何在？

我们的课题是：采纳这种欲新还旧的选择，究竟是同意波普，还是同意库恩？核心问题是，只有采纳库恩的精神，也就是他的全新思维的精神，革命和突变的精神，才能够在哪怕是继承性上，也持有革命性判断，才能达到现实和逻辑的统一。

这个思想的内涵是，无论你面对中国传统思维，还是西方民主思维，如果你择优而从，只好弃旧图新，并且在涵盖民主之无论新，旧的价值内涵中，做到某种坚持。舍此无他。

进而言之，毛氏专制主义者的路径，对于东西方文化精粹而言，是取反其道而行之的选择，是负面筛选。从他们制造的文化中，无法通过"继承"和"积累"，达到民主自由。这是我们的基本估计。

其中关键的看法是，采纳库恩的新范式理论，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尝新，大于继承。换言之，依靠毛氏栅栏之内的所谓"积累"，渐进和演变，只能沦落为普朗士所说的那些不放弃者，抱残守缺者。

我们看到，实质上的，对于渐进方式的笃信者，往往不具备追逐新思维，新范式者之精神。

那些出身于老旧思维中人，虽然，他们也许满腔正义甚至义愤填膺，但是，他们属于革命和党，这个历史范式的身分定位，是很难改变的。这是我们回顾库恩哲学和波普哲学的内在原因。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研讨超越爱因斯坦的新新真理。下面，我们就波普对于其证伪理论带来的库恩式反驳，做出回顾。目的，同样是为了回到政治判断上来。只是在此之前，我们要设法温习和明辨这些已经混乱的议题，无论它涉及哲学，还是涉及政治学。

从逻辑考量上说，库恩和波普的分歧，根植于所谓常规科学和逻辑判断。这些分歧的主要逻辑特征是，波普认为，只要有一个单称判断可以指出逻辑涵项的否定方面，且实现和全称判断一致的证伪或者证明，那么，构成证伪的逻辑判断就可以成立。

或者说，对于某一个全程判断的证明，也需要每一个单称判断的支撑。

于是，这个判断，只有排除了那个可以证伪的涵项，才能够证明为正确，云云。否则，这个涵项，就处在不能证明，或者证伪的结局中。他举例，关于天鹅都是白天鹅——但是出现了黑天鹅这个被证伪这个有名的例子。但是，这样的证伪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引用施太格缪勒，这位维也纳学派后期学者的书中语。他引用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说，"因为如果人们宣布反例为证伪事例，并要求摒弃被证伪的东西，那么一切时代的理论就都受到了驳斥并且必须被摒弃；因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没有反例的理论。"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民主。

如果人们试图证明民主和证伪民主，在抽象逻辑判断上都是可以轻易成立的。因为，如果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且包涵全称判断的意思——因为他本身，就是内涵普世这个全称谓主词的。那么，人们否定和肯定之，全都有理。

换言之，在民主这个"白天鹅群众"中找出一只或者一些"黑天鹅"，当然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民主始作俑者之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对民主本身有过强烈的批评和抨击。近现代哲学家和政客们，在举凡议论民主的时候，至少，也是限制其无穷正确性的。那么，何以人类在轻易证伪民主以后，不但不会抛弃之，反而愈益形成民主大潮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民主涵项，比起专制和极权涵项来，有天地之别；乌托邦主义者们，法西斯和毛主义思维，之所以否定民主，证伪之，诋毁之，是因为据说，他们制造了超越民主的，更加新式的理想或者空想，如人种至上，共产主义。

他们用这个空洞逻辑全称，代替民主此有限度全称，给出一个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否定限制词，从而偷换他们渺小的毛氏政治思维"大限"词。这样一来，整个20世纪，国人在这个民主比毛氏思维要小，要错的伪证（而非证伪）中，度过了他们缺乏逻辑思维的"新社会"。

现在看来，这个愚蠢的反民主，在证伪民主方面，是不能成立和极其荒谬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毛氏远离维也纳学派的简陋哲学中，这些意识形态"哲学王"呈现出极为无知和武断的思维逻辑。其最为明显的思维特点是，他们从来不知道满足一个假大空的全称判断，在那个时代的哲学语言中是非常可笑的。他们杜撰的，符合全称判断的，那些著名的空洞句式结构，说明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比如，他们设定"人民"，"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科学"，"历史规律"。。。。。。等等一些无法和具体的单称判断吻合的大词；且掏空这些辞藻。他们把每一个敌人，定罪为"这个人"，不符合"人民"的内涵，从而可以打倒之——他们也无法说出是谁，赋予人民可以这样或者那样，或者根本不可以的种种非人性的命运和遭遇；人民，如何在句法转换上，变得像卡尔纳普认定的那样，成为有限的，可以理解的全称判断——即可以加入人民中的人员，个人和非"类别"存在。他们既不知道布拉德雷，是如何否定特殊和一般的:

——"所有这些集合和群体都是纯粹的神话，根本不是实在。""一个国家的观念，其内容果然不及一个公民的观念来得丰富吗？。。。。。。"（见『逻辑原理』 布拉德雷）——也不知道维特根斯坦说过，意识形态的指涉往往是虚妄的——"任何一个追求事务本质的人，都是在追逐一个幻影。"（『笔记本』）。。。。。。。

事情是这样，如果人们，尤其是国人，如果他们像知道自由主义原理那样，知道现代逻辑学的基本思考，毛氏思维的丑陋和原始，就会成为一种笑柄，所有以后发生的野蛮行为和荒诞思维，也就会被常识性的，逻辑思维的常识所阻遏——虽然，逻辑学者往往以为日常语言误导了人们；只有人工或者逻辑语言的正确性，值得期待。

我们饶有兴致地说明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观念：毛在试错；文革是试验，试错——等于证伪。

这个说法和毛氏马克思主义一样，和原教旨毫无关系。按照上述说法，毛氏陷入革命理论和实践，不是新范式追求。他们在哲学和政治层面上的"新发现"，既不证明任何理论，也不证伪任何理论。他们的政治学，是类似"地心学说"的老式政治学，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尚学的话。第二，他们的文革，也是如此。其内涵，已然被西方反对寡头和僭主政治的学说揭示和批评，只是他们在效果上遮蔽有术，歪曲有理，致使真相和哲理被掏空和涂炭。依次推断，他们这些伪学者和伪革命者，在创新新学方面的性质，本来就是虚妄和伪善的——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任何证伪和证明的实质表现。

再是，他们更不是科学家，在面对新范式的时候，产生证伪冲动。科学和科学家才需要证伪或者证明——但是，按照库恩的理论，在面对新范式，新事物，新科学的时候，人们其实不是运用老理论穷追孟证新发现，而是转向"一夜突变"；他们的新思维对应于新方法，新证明和新实验，是采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态度，而非原地寻探。当然，这种证伪，其实仅限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至于社会学领域，人类尚无新的政治原创进入他们的所谓政治"爱因斯坦系列"。在此意义上，毛氏文革，根本不存在任何证伪性需求，其"试错性"，也属子虚乌有——他是在毁弃人类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的道德底线；那种封闭思想的训兽计，不是什么新招法，在古代，西塞罗已经揭示过，批判过。只是毛氏训兽计的规模空前，残暴绝后。于是，我们说，文革试错的证伪不是证伪，而是伪证。我们愿意在较为深层的向度上，说明证伪问题的似是而非。

库恩，卡尔纳普和对所谓证伪理论进行解释，揭示的施太格缪勒，他们一致倾向于否定波普而认可库恩之观点，就是否定有什么证伪。原因是——波普面对的，是简单的，举世皆知的："全称命题不能证实"这个基础性原理——所有单称判断面对于全称判断的时候，其同一性，只能面对其不可能性。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证明之，还是证伪之，都是不可实现的——在这个普世公认之原则下，卡尔纳普设法补救波普的证明/证伪说之不可能性——他设置了"可检验"和"可体验"说，以图挽救卡尔的不可能性。

其主要原理是：只有把一种类似M性质的全称判断，改为小写的d——这个相对性质的全程判断，才可以把每每是单称和全称判断对应的证明，加以实现。我们不得不援引施太格的原书段落——也就是卡尔纳普对于波普证伪说的补充，或者简直就可以说，是反对——"当且仅当存在离a比所有其余事务离a都远的某一个事务时，性质M才应属于a。"

施太格解释说，证实所有的，来确定这个M的性质是第一不可能；第二，他说，"而由于出现了"有"（ES GIBT)所以证伪也是不可能的。"期间当然还有很多必须的条件设置，我们陷于篇幅只好节去。他于是帮着引用了卡尔纳普的两可（可检验，可体验说）。他们的简单改造是——"d离a比所有其余的对象离a都远。"这个改造以后的命题和前面那个命题的区别是显见的。他们称之为"不完全还原"。

也就是说，虽然"它既不是证明的，也不是证伪的"，但是，其间接验证的可能有。换言之，我们看到，M是绝对全称，而d是相对的。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对于所有事务的证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在看见卡尔那个著名的关于天鹅不是都是白天鹅这个判断里，就已经发现一个逻辑设置的误区。

波普说，此判断因为发现了黑天鹅而得以从证明发展到证伪。但是，这个推断的无论是直言还是假言判断都是武断的，误断的。因为，同理类比，我们无法得知卡尔的"所有"是不是涵盖了所有项目，还是那个"有"，一开始就是误植。

这个类比在前述M和D的可比性问题上被施太格们，卡尔纳普们证实了，或者说，企图"还原"。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改换为某些，才"对"。"所有"的天鹅，只有改造为我们可以看到和在某种人类视野中断定为天鹅的那些鸟。。。。。。等等，我们才可以发现或者证实之。如果我们说，"所有"的天鹅这个断定的时候，出现证伪的可能性——黑天鹅——也只是我们缩小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缩小了我们定义主词的范围。因为，如果有人对于句式两边的同一性和直言判断产生现在所说的"选边"选择，他们定义天鹅的前提，背景，时间等因素发生改变，一切命题，就成为同语反复。（更不要说"天鹅"是什么，类似"玫瑰"是什么，是无解的，在能指的意义上。）

以上，是关于卡尔纳普的一可——可检验。以下，是可验证。而这个可验证和上述的可检验的比较是顺乎逻辑的。他们还是分成完全和并非完全。这个设置其实还是说明，"只有那些不包涵一般的全称判断和存在论断的语言陈述才能达到完全的可检验性。"而"要求非完全检验性的那种检验性，远远超出了可证伪性原则，"因为其允许间接验证。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关怀——因为我们诉诸的对象依然是政治课题——我们只能采纳卡尔纳普的意见，对可以涵盖"所有"，"有"。。。。。。等等相对完全的句式和事务时，可以举证。我们的推论是，民主原则如果没有办法规定其全称正确，只能规定其相对全称正确——而援引波普者，往往要求民主，第一，要求是涵盖一切正确；再是，民主，不可以产生不民主的个案和"黑天鹅"，否则，民主，就要被证伪——这个证伪，其实是一个误用——因为，证伪不是证错，而是对于证明的一个反向证明——我们的意思是，民主，无法涵盖一切正确的那个M性质。

但是，民主依旧是一个正确，就像d;因为民主也同样是一种错误——因为，主导方向是，民主可以检验和体验，而专制不可以（我们说过，时间检验是毛氏和邓氏检验，不是通常的检验，等等——；民主可以容忍错误——而极权否认错误，导致的是，杀死犯错误的人（他们其实是正确的。等等）。（很有意思的是，当库恩面对老理论不适合新理论的局面，或者对之进行描述时，他不是怪罪老理论，而是怪罪那些抱残守缺者；对待新理论也是如此。是一批抛弃老理论者组成的群体，在运用新方法开凿道路，而非使用旧工具对老理论施行"全称"全面修补。这个已经被历史证明根本不存在的方式，也就是后面普朗克说过的"抛弃方式"。）虽然，柏拉图说过，民主社会，是自由主义犯罪的一种社会(见『理想国』）——但是，证明民主所有选项的正确和证伪民主所有选项的错误，都是错置民主这个主词。

因为，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真理，不如说是一种场合，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辩论平台。

人们在契约和公德的制约下，施行"人性之恶，造就公共之善 "的悖论证明，而非像极权主义那般，来一个乌托邦高度完善和彻底邪恶的理想主义。在民主社会里，证伪的习惯往往让位于容忍和与错误共处，且采纳我们已经被告知的消极自由。民主不是正确或者不正确，它，不是非黑即白。

再是，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的反民主特例，不妨害民主本身。也许有人立即反比之，用专制比之。于是，我们只好说，我们规定了类似d的性质，而不是M的性质。另外，判断以上两个全称判断的性质是什么性质，是这样被分析的——只能说，个性和国家，集体在逻辑判断中吻合的前提，是他们的性质中结构性的吻合，如，一个大的数目可以涵盖小的数目，反之，非普遍性的专制少数，就面临以少治多一个基本悖论，他们既不是M,也不是d，甚至只是一个伪装的M,实质的c,单称判断里的一个宾词，而已。逻辑学证明，一一对应的全称和单称判断的"还原"过程里，民主自由这个迄今为止的真理性判断，和真理近似值判断中，就像丘吉尔所谓，民主这个选项是迄今为止人类无可争辩的相对性选择，他俱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失误甚至罪行。

在另一个意义上，民主自由的选项，不是非合理性和非常规革命，而是人类自古以来产生，并被证明为，几乎是唯一近似真理的选择。这里存在两个前推。一个前提是，证伪民主自由的可能性，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观察上（实践上）易如反掌，却都不能发现比民主更加普遍的真理近似值（见卡尔。波普『客观知识』），或者言，有限真理，人性真理——其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不是对于传统逻辑和以往规范之要求——要求颠覆老式范式，恰恰相反——这个追求民主的证明，并不带来对于民主的证伪（被错误理解为反驳）的特例——而是被证明，民主，在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需要更换的新模式，或者类似爱因斯坦相对于牛顿力学的新范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无法归纳或者演绎出对于民主的殊例和创新的革命方式，其只是，只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是人类的青年还是中年，抑或晚年，也许可以争论。

同样在此意义上说，非规范和非合理性创作思维，从来不是民主自由被证明或者被证伪的实例。

虽然，对于东方人类而言，其突破范式的种种迹象，在表面上，把人类推进到一种完全类似库恩革命和"突发奇想"的灵感演绎之中，但是，即便存在这样一种新范式，其终极内涵，依然不是爱因斯坦式的，超越民主自由之传统的，而是一种东方范式向着西方范式全球化认同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横向的移植中，新思维代替的老范式，不如说，西方老范式，更新东方专制主义。民主恒久历史内涵并未改变。因为，来自希腊和罗马的民主范式，一旦面世人类，需求更新之的一切努力，只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和和转换，而不是一个代替另一个——其转换的优异模式，就是印度（包涵文化模式的转换：佛教走向民主；和政治模式的转换，佛教宪政）。

这里不存在丝毫的弃旧图新。

民主存在着，并非像爱因斯坦发现牛顿有限性和老范式那样，可以被一个更新，更全，更好取代，其内容，只是复旧民主和结合东方民主因子的有限更新。在此意义上，"证伪"民主自由的反驳特例，无法取消民主，像过去毛和列宁批判的那样，亦无法取消民主的"正确"。

细言之，库恩对于波普的证伪学说的全面否定，和他们二位全面肯定民主学说，完全是两个"切割"的领域。但是，即便回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比较中去，逻辑实证论者，对于波普的证伪学说，也是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比如，施太格缪勒的简单理由是，如果单称判断面对全程判断，无法证明，那么，面对之，也无法和无须证伪。

任何被还原到全称判断中去的单程判断，也许，有条件符合全程判断，但是，"完全"的还原，还是是不可能的。这个前提一旦确立，任何偶然性，被证明和被证伪的元语言，都会还原为一个老的范式，没有任何新的范式会出现，会取代什么，革掉什么的命。所以，核心扩大的内涵，只要还是被包涵在老式范式中，即便出现任何特例和意外，或者，他被证伪或者证明，或者他被放弃，都几乎只是和老式范式保持联系，不涉及新范式，新思维和新事物。库恩的意思是——这也是施太格缪勒的意思：人们往往不是追究老式范式的缺陷和错误，并试图弥补和改造，而是干脆重起炉灶，在一个新的层面和角度上开始思考。他引用普朗克的话说——"新的科学认识经常不是以使反对者信服的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反对者的逐渐消失获得承认"。

原载https://blog.bnn.co/hero/2007/zilibk/15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