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也谈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朱振和

读了梵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北京之春》2016年9月号）一文，颇有同感。的确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正确思想的逻辑规则，不懂得何为逻辑思维，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

希腊哲学家创立（发现）了形式逻辑体系，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因和原动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科学，导致了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虚度了几千年光阴却产生不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中没有逻辑学，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和民主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是崎岖不平、障碍重重的，中国至今未能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也远未深入人心。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中国人尚未形成逻辑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

中共统治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了，前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后期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思想。毛和邓有大量的言论是不合逻辑的，毛和邓的这些不合逻辑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中共培养的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学者及其他御用文人是不合逻辑的毛式和邓式思维方式的吹鼓手，经过他们几十年的大力吹鼓，很多中国人习惯了这种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至今还有不少人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毛曾经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很明显，这两句话完全不合逻辑。高贵和卑贱，聪明与愚蠢，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命题，怎么能生拉硬扯在一起呢？可是偏偏有人津津乐道地引用毛的这两句话，还引经据典地加以解释。

在小红书风行全国的时期，人们经常引用的毛语录之一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也是明显地不合逻辑，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按这条语录来思考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这种毛式逻辑在思考问题。

例如，在当前的民运内斗中，有人在辩论中说出这样的怪论：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中共反对民运队伍中的某人，我们就要拥护他（她），不管他（她）做什么，我们都要拥护。谁反对他（她），谁就是中共的特线或五毛。

邓小平不合逻辑的言论就更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他还说过：“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这两句话完全不合逻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贫富、发展速度的快慢毫无关系。在完成了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穷国，这都是毫无异议的。怎么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难道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吗？依照此理，美国十分富裕，美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多么荒唐啊！

邓小平为了标榜自己的改革措施是姓“社”的，提出所谓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诡辩论。邓小平预先设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从而得出姓“社”的结论。如果把预先设定去掉，那么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毫不相干。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毫不相干。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难道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不合逻辑。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定义完全不同，两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用“是”来表示。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这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科学技术要转化以后才成为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就不是生产力。

邓小平最重要最主要的名言是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不能充当任何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在中国，邓小平的“猫论”被奉为办一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这句话也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判定一只猫的好坏有多方面的标准，不能把能否抓住老鼠作为唯一的标准。人们普遍地把“猫论”解读为：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把GDP搞上去、能赚钱就是好办法。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邓小平“猫论”的指导下，这句话变成了：“君子爱财，取之不论道。”邓小平的“猫论”导致了“唯GDP主义”；导致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诚信缺失；导致产生了“中国式病毒”，这种病毒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详细论述请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9月号《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一文）。

很多中国人不善于逻辑推理，思维方式不合逻辑。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乱比喻；二是在思考问题时思考的对象、命题、术语、概念等往往没有严格的定义、含混不清或是任意地变动。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之。

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乱比喻的两个例子。摸着石头能过的河一定是小河沟，所以“摸论”实际上是用过小河沟来比喻改革。而“猫论”则是以猫捉老鼠来比喻挣钱和各种经济活动。两者都是比喻不当。

中国自古至今流行阴阳五行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土是物质的四种类别；火是释放出热量的化学反应，姑且认为它代表能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用阴阳五行来比喻、表示自然、人类及社会的一切事和物，完全是乱比喻。在中医理论中，“金”代表肺、大肠，“木”代表肝、胆，“水”代表肾、骨、膀胱，“火”代表心、小肠，“土”代表脾、胃；心、肺、肝、脾、肾属“阴”，胃、胆、大肠、小肠、膀胱属“阳”。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只反对用五行比作内脏器官的理论，并不全面否定中医）。

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是研究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全息摄影是一种颇为深奥的新技术。“量子”和“全息”这两个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真正懂得其科学涵义的术语。可是有些人在没有搞懂“量子”或“全息”的真正科学涵义的情况下，就用它们来比喻、表示生命现象、社会现象、宗教、风水、宇宙等等。这是现代的乱比喻。

2013年9月6日，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引用“牛顿力学三定律”来谈论中德关系。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搞懂牛顿力学三定律，他只是听说了“惯性”、“加速度”、“反作用力”等词，完全不懂这些词的科学意义，就胡乱用这些词来比喻中德关系，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3月号，《柴静谈PM2.5 PK 习近平谈PM二百五》一文）。习近平还把沙子、沙尘比作PM二百五，这也是乱比喻。

近年来，“正能量”这个新名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了，在各种媒体、书、报、杂志中到处都在谈论“正能量”。“正能量”的反义词当然就是“负能量”。人们是在用物理学中能量这个概念来比喻某些事物。可是在物理学中，电荷有正负之分，而能量和质量是不分正负的，根本不存在负能量和负质量。所以在物理学中能量就是能量，绝不能在能量前面加一个“正”字说成“正能量”。无论用“正能量”来比喻什么，都是乱比喻。

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相应地邓小平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新概念。至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喊了三十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解释过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概念，随便邓小平们把中国搞成什么鬼样子，都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不但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没有定义的、莫名其妙的概念，而且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模糊化、谬化了。本来在马列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很明确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可是邓小平却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避而不谈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何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件事，并非社会主义的特征，不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何况在事实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形成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美国的生产力比中国的生产力高得多，美国岂不是处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了？

邓小平虽然也说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但那只是摆摆样子的。邓小平还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邓小平的改革、对他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实现了，权贵们都富得流油了。但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全国人民的剥削越来越厉害了，共同富裕是根本不会兑现的空话。

邓小平的改革在摸了十年“石头”以后，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块大“石头”，于是大肆宣传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概念。还有些学者把“社会市场经济”曲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中国人把“社会”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把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共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详细的论述请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12月号，《“社会”与“社会主义”辨》一文）。

中共用毛、邓的言论忽悠中国人民，忽悠了几十年。在此期间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忽悠大师。忽悠的基本手法之一就是模糊概念、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上面谈了一些重大的概念混淆，下面再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有些中共理论家把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这是中共忽悠中国老百姓的谬论。乍一看，股份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多人所有，似乎都可以归入公有制，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深入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该企业员工集体所有，这种集体所有权是不可分的，不能区分每个员工个人各占有多少份额。个人无权因产权而要求分配利润、获取报酬。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人私有的产权。所以这是一种公有制。

股份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多个股东所有，每个股东各占有多少份额是很明确的，就是他拥有的股份数。每个股东按照拥有的股份数参与分配企业的利润。每个股东个人的产权是很明确的。所以这是一种私有制。

中共把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目的是为了给所谓的“股份制改造”盖上一块遮羞布。中共大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结果是把国有企业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

“权利”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中文里两者的书面文字不同，但它们的读音是一样的，于是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把“权利”和“权力”混为一谈。“法制”和“法治”的涵义是不同的，它们也只是书面文字不同，它们的读音是相同的，于是又有很多中国人把“法制”和“法治”混为一谈。每当我读到那些专家学者的高论大作时，读到他们把“权利”和“权力”混为一谈，或把“法制”和“法治”混为一谈的论述，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知识”和“智慧”、“智力”、“智能”本来是不容易混淆的。但是中国人把intellectual翻译为知识分子，把intellectual property翻译为知识产权（在台湾，翻译为智慧产权，这是更恰当的译法）。于是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就把“知识”和“智慧”、“智力”混为一谈了。

上面提到了“正能量”这个新名词，“正能量”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我读了很多谈到“正能量”的文章、评论、博客等等，发现“正能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涵义。“正能量”究竟是什么？实在是稀里糊涂。所以“正能量”也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含混不清的概念。

以上举出大量例子证明了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正确思想的逻辑规则，不懂得何为逻辑思维，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为了使中国顺利地走上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开展一场逻辑启蒙。建议在大学的文、理、工各科都把逻辑学作为一门必修课，在高中也应该开设逻辑学基本常识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