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文明社会原理》第十三章 /戎小捷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演化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不管是逐渐衰亡（夭折），还是逐渐进化（成长），文明社会一直在演化，不像动物社会（如蚂蚁、蜜蜂）那样基本停滞不动，也不像原始社会那样缓慢地蠕动爬行，成千上万年才能看出一点点变化。衰亡我们就不去说它了，那么，文明社会的逐渐进化有没有一定的方向性呢？各个不同类型的文明社会的进化发展阶段有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趋势？文明社会的进化发展（社会分工度的不断提高）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究竟是利还是弊呢？更进一步，文明社会的演化发展是否有一个成熟的顶点，过了这个顶点之后，就像大自然中的任何生命个体一样，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正常终点？本章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前面，我们在分析理想的文明社会类型时，为了简化我们的分析，曾假设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展完善速度是相同的（即它们同时发展到自身的半完善状态及完善状态），并根据三大已完善的社会系统分别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权重而把某个文明社会划归为不同的文明类型和不同的文明形态。

但在实际上，这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育成熟速度，即使除去自然环境及外系统或外文明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在整个文明社会的规模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行政系统的结构相对简单，其发育成熟的起始速度相对较快，最终达到相对完善的状态也较早（达到绝对完善则有赖于外系统的辅助）。而市场系统相对复杂，其发育成长的速度在初起阶段十分缓慢（完全靠自发），尤其在文明社会的整体规模不大时，市场体系最终达到相对完善的状态（加速度发展的阶段）相对较晚。

而完善的、科学的理念系统的发展则相对最慢，它除了要依赖于出现天才人物之外（人类社会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天才出现的机会就越多；早期文明社会的规模较小，天才出现机会也小），更要靠人类社会长时间的经验（试错）和知识的积累，这其中尤其包括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在各自的长期发展中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另外，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理念系统分别认识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各自规律的难度相对要小，而真正认识本系统自身的规律性则要难得多。因此，一般来说，理念系统的发展最缓慢，发展到较完善的阶段也最晚。（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个局部领域中，由于天才人物的作用而出现知识早熟的现象，例如古希腊时期平面几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一般来说，这类知识对整个文明社会的指导校正作用不大。）

由上所述就产生一种现象，即，当某一个社会系统或某两个社会系统已经相对发展完善、而另两个社会系统或另一个社会系统还未充分发育时，那么先发育成熟的社会系统就会理所当然地暂时“代管”一些本该由外系统来承担的工作，从而使其在整个社会中暂时占据了一个“超常”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把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独立的发育成熟曲线重合起来，那么，从宏观的、理想的（完全排除自然环境及其它文明社会的影响等外部因素）发展模式来看，文明社会的长期演化就会大致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演化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发育较快的行政系统在社会中占超常地位；在第二个阶段，发育较慢的市场系统在社会中占据超常地位（因市场系统对科技的促进作用要远远强于行政系统）；在第三个阶段，则是发育最慢的理念系统在整个社会中占据超常地位。

若更具体地从每个社会系统自身在上述三大历史发展阶段中对其它社会系统的依赖的角度来考察，则每个社会系统又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从行政系统来看，其第一历史阶段中的发展完善主要靠自身经验的积累；第二历史阶段的发展完善主要靠市场系统的辅助、干预；第三历史阶段中的发展完善则主要靠理念系统的指导了。从市场系统来看，其第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主要靠自身的缓慢发育及政治环境的宽松；第二历史阶段的发展主要靠行政系统的辅助、干预；第三历史阶段的发展则也要靠理念系统的指导了。从理念系统的发展来看，其第一历史阶段主要靠政治环境的宽松；第二历史阶段主要靠市场系统的帮助、推动；而第三历史阶段的发展则主要靠自身及另两个社会系统的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了。

可以看出，在第一历史阶段中，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发展均需要行政系统的帮助；在第二历史阶段中，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发展均需要市场系统的帮助；而在第三历史阶段，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最终完善发展，均需靠理念系统的帮助了。总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在第一历史阶段行政系统容易占据超常地位，第二历史阶段市场系统容易占据超常地位，而在第三历史阶段则是理念系统容易占据超常地位。（当然，以上只是我们所假想的理想状态，实际上的发展决不如此单纯。例如，市场系统第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就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强烈影响；行政系统第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就受到周边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理念系统第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就受到现存文明类型是否多元化的强烈影响，等等。）

我们再从人类自身需求的角度来看一下。根据人类需求满足的一般顺序，在第一历史阶段，主要是人类最重要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在第二历史阶段，主要是次重要的人类生理需求得到满足；而在第三历史阶段，则主要是人类最高的（内在）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三大社会系统的功能角度来看：在第一历史阶段，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的主要任务是辅助行政系统以确保文明社会整体的安全。拿中华文明来说，在古代，是否允许民间自由贸易、是否和其它文明社会开展贸易，是否允许理念系统（例如佛教）发展，均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安全稳定；在第二历史阶段，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保证安全的作用渐渐变弱，而服务市场系统的功能渐渐加强。例如当代中国，行政上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理念上对市场进行指导。在第三历史阶段中，理念系统对行政弊病和市场弊病的消极补偿作用（辅助作用）渐渐消失，而对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正面的、比过去有力得多的预测指导、从而使整个文明社会日趋完善的作用则渐渐加强。当今的中国，我们在报刊上常见到的，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都要咨询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就是理念系统指导作用增强的征兆。

如果上述我们对文明社会的演化历程的分析是对的，那么，结合以前对文明社会理想均衡结构的讨论，人类社会的最理想的发展模式（除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偶然因素）应该是这样的：从行政433型文明社会发展到市场433型文明社会，再最终发展到理念433型的文明社会。如果结合一下实际，那么，从目前角度看，欧美文明正处于第二历史发展阶段，并开始向第三历史阶段迈进；中华文明目前正处于从第一历史阶段向第二历史阶段过渡的途中（由此可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晚熟的文明社会，它迟迟不能进入文明演化的第二历史阶段）；而阿拉伯文明及印度文明则是两个畸形的文明，它们的一部分（宗教中的理念成分）过早地进入了第三历史发展阶段，而另一部分（宗教中的风俗成分）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目前正在回过头来渐渐补上第一和第二历史阶段落下的课程。过犹不及，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都脱离了人类文明正常的、理想的发展轨道（原因详后），从而在历史上远远地落到了欧美文明的后面，当今正在迎头赶上。

上节我们假设了一个抽象的理想文明社会的存在，并从三大社会工具自身内在的发展要求的角度，讨论了理想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当然，在现实人类历史当中，这种假设的抽象的理想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存在的概率非常之低。本节，我们就再来考察一下实际人类历史当中各种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知道，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是在同一纬度线上，各地的自然环境也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是平原，有的是高山，还有的是群岛或沙漠。我们还知道，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由自然环境所强烈影响着的生产方式均对三大社会工具的萌芽、成长产生着很大影响，并或加快或减慢其发展成熟的速度。其次，在地球上的某个较大的范围内，往往同时存在着若干文明社会，这些文明社会的类型及形态往往各不相同，彼此间交往的方式也不同；而我们同时知道，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交往以及外文明社会存在的事实本身，均会对某个文明社会内部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就是说，或加快或减慢着它们各自的成长发育速度。最后，我们还知道，所有的人类文明社会均是从原始社会当中生发出来的，从而也就必然使每个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身上都带着原始社会风俗的烙印。而各个原始社会的风俗差异是极其巨大的，会对三大系统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或加快或减缓它们各自的发育成长速度。

总之，由于以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自身旧风俗习惯的影响，再加上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现实历史生活中的文明社会，几乎没有一个是按照上节我们所分析的理想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阶段来进行着自身的演化。或者打个比方，假设人类发明出了汽车并使之普及到了世界各地之后，那么，各个地方的汽车演化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高山深谷地区的汽车会向刹车好、方向盘灵活方向发展，而沼泽或沙漠地区的汽车会向底盘高、轮胎宽大方向发展，而平原地区的汽车会向低底盘、窄轮胎、流线型方向，发展。总之，正像不同的路面状况导致了不同类型汽车的各自的演化发展一样，不同的历史地理条件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文明社会的不同演化发展道路。

那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各个文明社会之中，从长期的、宏观的历史发展来看，有没有任何共同的发展趋势或发展阶段呢？有没有“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规律呢？答案是肯定的，即，在这些不同的文明社会之中，还是呈现出了一种大致的、共同的发展趋势及发展阶段。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普世”的发展规律，那就是，无论由何种原因所产生来出的何种类型的文明社会，也无论其最初产生时具体的文明形态如何，只要其一旦产生，它就会或慢或快地、遵循着社会工具内部的均衡原理及文明社会内部结构的均衡原理，向着相对完善的433式文明社会形态演化。即：如果某个文明社会刚诞生时其文明形态是811式的，那么它就会从811式向622式再向433式演化；而如果它一诞生就是622式的，那么它就会从622式向433式演化；如果其一产生就是433式，那么它将在433式形态的基础上，继续自己的实际发展，并不断完善，例如由松散型社会向紧密有机型社会转化，而大致保持文明形态的稳定。

当然，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演化趋势时常会被一些偶然的因素所打断，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还是遵循上述的发展趋势。下面我们就把历史上几个主要文明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化发展趋势，用图形表示如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总的来说，所有的文明社会的内部结构，都有向图中中心点所示的最佳结构点○靠近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明社会，不论其初产生时有多么大的差异，也不论这个差异是由自然环境造成的、还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抑或是纯偶然的风俗因素造成的，最终，这些文明社会都有着一个不断趋向中心点——理想的文明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把它和生物界的发展演化趋势相比较，那么，这个不断趋同的发展特点将更加明显。

我们知道，生物的进化发展图是不断分枝的树状的（如图）：

可以看出，生物的演化趋势是，大家都是从同一个原始点出发的，然后在竞争及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发展演化出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而文明社会则是从许多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最终，在竞争和人为选择的作用下，这些不同的千姿百态的文明社会都不断向着一个相同的、最佳的结构模式发展，渐渐会构成大同小异的同一种文明社会结构模式（参见下图）。

各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关系	松散或畸形结合时　　期	冲突或磨合时　　期	互补或合作时　　期

各文明社会实际演化的基本路径


影响社会工具成长的主要因素	自然环境和社会生存环　　境	其它社会工具系统的影　　响	长期试错经验的积　　累

另外，从文明社会和生物界的不同演化路径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点明显的不同。在生物界中，生物的演化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或者叫不可逆的特征。也就是说，你一旦走上了某一条发展支路，你就只能顺着这条支路不断发展、并继续不断再分支、再发展下去，而不可能走回头路。换句话说，你一旦走上了植物发展这条路，那么你越往前发展，你就越不可能再反悔、回过头来再挑动物支路那条路线走。而且即使在小范围内重新选择，例如从一种植物的路径变为另一种植物的路径，也是不可能的。

而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则不同，它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可变化的，可逆、可重新选择的。当某个文明社会选择了某一条发展路径之后，一旦发现此路不通或不佳，那么，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可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可以反过头来重新选择一条新的发展演化路径的。我们从图中标示出的几个文明社会的实际演化历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比较典型的，例如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当然，在历史现实中，选错路的文明社会很难重新回到原起点（成本太高），但它们可以另辟蹊径，抄小路跨到另一条发展支路上去。或者，虽然它很难完全模仿外文明去选择一条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发展路径（成本太高），但它完全可以选择一条“同样可以通向罗马”的另一条新的、同性质的发展路径。

例如，在图中，如果某个文明社会从行政622式的发展路径出发，当途中发现此路不佳时，它不必非要返回原始社会的出发点，然后再重新选择433式的发展路径，而是可以抄小路直接跳到433式的发展路径上去（图中，从A 到B）。同样，如果某个文明社会从行政811式的路径出发，当途中发现另一个从市场622式路径出发的文明比自己先进时，它也不必返回原始起点，然后再模仿着也从市场622式的路径出发，或者干脆硬性地跳到市场622式的发展路径上去（图中从C 到E点），而是可以低成本地跳到与市场622式同样先进的行政622式的发展路径上去（图中从C 到D）继续前进。当然，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文明社会从行政811式的发展路径上跳到了更好的622式发展路径上之后，突然遇到了剧烈的环境变化或强大的生存危机，这时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它会暂时重新跳回到行政811的路径上去。等危机过去之后，它再跳到行政622式、以至将来更进一步跳到更好的433式的发展路径上去，就像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某一类型的文明社会大跨度地突然变成另一类型的文明社会，也就是从图中的C点一下跳跃到E点，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3）所显示的那样（当然，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罕见，而且往往是短时期的）。

综上所述，由于各个文明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学习模仿，以及最根本的社会工具内部和文明社会内部以及文明社会群体中三个均衡原理的作用，最终在地球上只会剩下三种模式的文明社会，即：或者是行政型433式文明社会，或者是市场型433式文明社会，或者是理念型433式文明社会。只有到了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如果这三大类的文明社会还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这种概率非常之大，参见各文明社会相互交往的难易程度表格），那么，根据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的论述，这三种文明社会最终都会演化成理念433式的文明社会。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文明社会实际的、典型的发展途径共有三种类型：

此时的全世界的人类文明社会，将依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色彩。不过，这个多元的色彩不是来自各文明社会的不同的类型，更不是来自各文明社会的不同的形态，也不是来自各文明社会中残存下来的不同的风俗习惯，而是主要来自于各个文明社会所信奉的主流社会理念（理论体系）的差异，以及来自于理念系统通过何种方式发挥其作用的差异（即，理念系统主要是通过影响行政系统还是通过影响市场系统，或影响风俗系统、抑或主要通过其自身来对社会产生实际作用）。当然，这种解决社会具体问题方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各个文明社会对自己社会内部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各个文明社会的优劣好坏。打个比方，这就像数学中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你可以用代数方法去证明，也可以用几何方法去证明，还可以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去证明，各个证明方法各有自己的特点、而没有绝对的好坏一样。

前面两节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文明社会的演化发展阶段，这一节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历史中实际发生的几个例证。因为很少有一个不受任何外来文明影响的孤立的文明社会存在。所以，即使以相对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来看，虽然由于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导致了这个文明相对隔绝，但它往往是还未发展成熟起来，还未完整地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就衰亡毁灭掉了（改朝换代）。于是新建立的王朝一切又从头开始，从第一个发展阶段再次重新起步。而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近现代的欧美文明更是如此，更缺乏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发展环境，当然也就更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文明演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了。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从非常宏观的角度、同时也是非常近似粗略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历史中显示出来的文明社会的演化阶段。

让我们先以近代以来的欧美文明为例。大致来看，从中世纪（在这里我们可以近似地把中世纪看作一个准文明社会）走出来的欧洲文明，首先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行政系统在整个社会中起着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就是英国革命，以及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这时，市场系统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在社会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就是上述的第二历史阶段）。再往后，以美国的诞生和崛起为标志，理念系统逐渐在欧美文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间又经过法国大革命（由启蒙思想所引起）和苏联的崛起（一个完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诞生的国家），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上述的第三历史阶段）。当然，在西方文明的理念系统中，指导市场系统的理论体系要远远多于、也重要于指导行政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无论如何，指导理念系统本身的理论体系，已经开始重于指导市场系统的理论体系了。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这些理念系统的规则，其影响要强于市场系统的私有权的规则。美国的宪法中，已可看出这样的苗头。而且当代欧美国家在和其它国家相互驳难时，攻击的往往也主要是对方国家中的言论思想不自由，而公有制倒在其次。

我们再以当代（1949年之后）中华文明为例来看一下。从1949年到1978年，无疑是行政系统占据着绝对的压倒优势。从1978年到21世纪初，市场系统也开始在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资外商本质上也是市场系统的一部分），当然其重要性还赶不上行政系统。而从21世纪初开始，理念系统的重要性也开始逐渐（尽管幅度很小）上升了。其初步的表现就是，每当行政系统要做出重大决策时，总要咨询倾听一下民主党派及党外专业人士的意见。甚至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们已经开始定期地请一些理论界的专家们到中南海上课。所有这些都标示着一种趋势，即：理念系统的地位开始上升了。当然，目前，无论是市场系统还是理念系统，它们的重要性还远远低于行政系统，但我们已经可以隐约观察出当代中华文明如下发展阶段的征兆了，即：从行政811式文明发展到行政622式文明，最终将发展到行政433式文明。

除了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大致观察出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间接的证据来考察文明社会的演化阶段。例如，世界各文明社会中的民间故事中都有着王子和公主的传说，我们就可以间接地推知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都是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某个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史或者伦理道德的发展史中看出一些演化阶段的端倪来。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理念的规则越来越多，在人类伦理道德中占的权重越来越大。这一点在欧洲历史上表现最明显。中国由于长期行政系统占绝对优势，伦理道德基本没有变化。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市场系统的伦理越来越多，行政系统的伦理越来越弱，理念系统的伦理也在逐渐萌芽发展。下面，我们再主要从外部，从不同文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的演化发展角度，来考察一下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阶段。

先看一下不同文明社会间相互关系的演化发展。首先，归根结底，人类毕竟起源于动物界，在人类的身上，也就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保留着动物的本性。或更准确的说，保留着动物界的规则习惯。动物界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呢？我们讲过是弱肉强食。因此，当两个原始部落相遇、或两个文明社会相遇、或一个原始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相遇，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那么，强大的一方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动物的本性、也就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同时也是成本最小的方式）行事，强迫弱小的一方就范。例如，假设强者自身所信奉的是行政规则，弱者主要信奉的是市场规则，那么，双方相遇后，相互之间的交往规则就必然要以弱肉强食的规则或强者的风俗习惯规则或行政规则为准（视双方实力相差的程度而定，例如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交往）。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强者信奉的主要是市场规则，而弱者主要信奉的是行政规则，则两方的交往规则就必然要以弱肉强食的规则或强者的风俗习惯规则或市场规则为主（例如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的交往）。

对于这一点，强者的一方往往也是直言不讳的。早期的例子如，强大的雅典出兵弱小的弥罗斯，雅典的使者对弥罗斯人直言：“大家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1978，414页）晚一点的例子如，19世纪末，强大的日本欺负衰弱的满清，日本的伊滕首相（时已退休）就直言不讳地对与他讨论的满清官员说（大意）：按照日本的观念，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有权力和别人平等地商谈一切。

当然，早期人类文明社会相互之间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还是和动物界有区别的，强者往往并非是一定要从肉体上把弱小的一方完全消灭掉，而是只要你接受我的行为准则，服从我的命令或服从（被强加的）约定就可以了。而且，和生物界中的“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规律不同，人类与动物的最大一个区别就是，他可以向其它的人类社会学习。（动物之间无法相互学习，如一只羊不能像狼学习长出利爪，也不能向大象学习长成庞大的身躯。）弱小的原始社会可以向其它强大的原始社会学习制造自然工具，而弱小的文明社会也可以向其它强大的文明社会学习制造社会工具，从而或慢或快地追赶上来。

总之，人类社会早期的那种一方过强，一方过弱的现象早晚会逐渐消失，而被若干个同样强大的文明社会并列的现象所代替。而且，随着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相互竞争发展，人类终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相互都掌握了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大家谁也活不了的核武器。此时，不同的文明社会之间的交往原则显然就不能以弱肉强食为准则了。无论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弱肉强食，还是要求对方完全按自己所信奉的规则办事的弱肉强食，都行不通了。当然也不能以彼此过去所习惯（风俗）的交往规则行事，因为彼此的风俗不同。此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规则会来自何方呢？当然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战争为手段反复试错试出来，而只能从每个文明社会都具有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规则体系中（这是不同文明社会都具有的唯一共同点）逐渐组合搭配生发出来。

例如，在第十一章我们中曾讨论过，在国际关系中（各文明相处的关系中）大家所遵从的各项基本公律，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其和原始社会的基本公律及和文明社会中三大工具系统的基本规则之间的渊源、派生关系。当然，这些基本关系准则也不是一下就实行的，它也有着一个逐渐演化的发展趋势。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是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规则为主，随后是以原始社会的基本公律为主，而以三大系统的规则为辅，最终发展到以三大系统基本规则为主，而以原始规则、动物规则为辅了。而在逐渐展开的以三大系统规则为主的历史时期又大致呈现出一种先略微以行政规则为主，后又略微以市场规则为主，最终又略微以理念规则为主的三大系统规则的综合运用的发展演化脉络。总之一句话，我们在国际关系（这里我们以比较典型的欧美文明为例）的演变过程中，也能隐约看出文明社会三个发展阶段影子。（见下表）

年代	国际关系准则	来源
“30年战争” （1618--1648）之前	弱肉强食；遵循先例；罗马教皇神权统治的世界主权论。	动物界第一定律；原始社会公律；行政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1793）	以会议方式解决争端；国际条约必须遵守； ③各独立国家主权平等；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否定罗马教皇的世界主权体系）。	市场系统协商交换规则；市场系统第一定律；市场系统、理念系统独立平等规则；否定最高统一行政规则。
维也纳体系（1815--1928）	互不侵犯、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原则；补偿原则；协调一致规则。	①理念多元并存规则； ②原始社会遵循先例公律； ③市场规则； ④市场规则。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20-1945）	不干涉内政；公开外交；民族自决。	市场和理念规则；市场第一定律、理念的公开性规则；理念规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规则系列在国际关系中的综合调配运用，是以相互交往的各个文明社会中每个文明社会各自的三大社会系统都大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为前提的。只有各个文明社会内部的三大系统基本上是均衡的，每个文明社会在同其它文明社会打交道时，才能实施并接受一种以三大规则系列调配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准则。换句话说，如果在各个文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都是失衡的，那么在它们相互交往的国际关系中，也就不能以三大工具规则的均衡调配来做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说，正像在一个文明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均衡，是每个社会工具内部两大定律、两大法则之间保持均衡的有利条件一样，不同文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之间的均衡，也是文明社会群体国际关系准则中三大规则系列保持调配均衡的有利条件。当然反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正像前面论述第三文明均衡原理时所曾指出的，在国际关系准则中，三大规则系列的均衡调配，也是进一步促使各个文明社会中三大工具系统保持均衡的重要因素。比如，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行政811式的文明形态就和当时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有关；反过来，中国811式的行政形态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气氛。两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与之相对应，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从811式文明形态向622式转化，就和国际局势的缓和有关。反过来，中国的转化又进一步加速了国际上的缓和局势。

在上面第一节和第二节中，我们曾分析了文明社会的理想演化阶段以及实际可能的演化阶段，而在第三节的实际演化实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文明社会并没有如所分析的那样一帆风顺地沿着我们所分析的路径进行演化，而是有着许多次的反复掉头、迂回曲折，甚至是经常走向毁灭而又从头开始。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把它完全归因于人们对文明演化规律的认识不清，似乎也不能完全说通。举例来说，人们应该在两个极端事物中、两种极端作法中取其中，走中庸之道，这个道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至少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充分认识到了。但人类为何在经历了多少苦难之后依然迟迟不能完全应用这个“均衡原理”呢？其实，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我们在前面曾反复指出过、其力量至少是与三大文明均衡原理同样强大的“阶序选择原理”。正是由于的本性、或者说由于三大社会工具所具有的“活的”本性，才导致了当人们遇到问题时、遇到困难冲突时，并不能完全遵从三大文明均衡原理的要求来采取行动，而必须同时遵从阶序选择原理来采取行动。也可以说，人们是依照三大均衡原理和阶序选择原理的合力所指明的方向来采取行动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我们可以说，文明社会的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阶序选择原理和文明均衡原理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而在现实生活中，阶序选择原理所指明的方向和均衡原理所指出的方向，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是不同的，因此，文明社会的实际演化方向只能是两大原理之间的角平分线所指出的方向，如下图所示（图中我们以均衡原理所指的方向为数轴的正方向，也就是理想状态下文明社会应该演化的方向）。

在上面4个小图中（图中假设阶序原理和均衡原理的力量一样大），C图中的实际演化方向最接近于文明社会的正常演化路径，而A图中的实际演化方向则次之，而B图又次之，而D图所显示的是原地不动了。如果再考虑到两个原理的力量并非一致，例如，在文明社会的早期，人们对均衡原理还认识不清，而阶序选择原理又异常强大，那么，就会在B图和D图中出现文明社会的实际演化方向为负（衰亡）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当然，随着人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累积，随着人们预期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理念系统的不断成熟，人们对三大均衡原理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对阶序选择原理的有意限制也会越来越强，并最终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最终会发展到文明均衡原理所要求的理想的社会系统状态和理想的文明形态（433式）以及理想的文明多样性环境上来。

最后，关于阶序选择原理和三大均衡原理的力量谁强谁弱，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当某个文明社会的结构处于失衡的状态时，例如处于811式文明形态下时，阶序选择原理强大的概率就要大于文明均衡原理强大的概率（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我们这里就不再展开论述了），此时，文明社会向正常方向演化就往往要靠一些偶然性了，正像类人猿最终变为原始人要靠大量偶然性一样。

本书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可以，也应该来讨论一下文明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文明社会的产生、三大社会工具的产生，以及它们的不断发展演化，到底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比原始社会的人更幸福一些了呢，还是更不幸了？或者，有的地方比原始人更幸福了，有的地方比原始人更不幸了？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所谓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正像人类从动物界进入原始社会是被迫的一样，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也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区别只在于，人类从动物界进入原始社会主要是为自然环境所迫，而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则主要是为社会环境所迫。无论是动物还是原始人，他们都不会突然有一天脑袋发热，想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去努力追求。同样，文明人也不会忽然脑袋发热，在平静安适的生活中突然想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从而大家一起去追求，进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原始人发明出伟大的三个社会工具系统，还是文明人对这三个工具系统的不断完善和改进，都是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按旧的生活方式已无法解决这些困难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去从事新的尝试的。而且这些新的尝试往往错误百出，不得不一试再试。但我们知道，三大社会系统是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规则体系的。正像汽车一旦发明出来，那么一系列复杂的交通规则体系迟早会建立起来一样，三大社会工具一旦发明出来，那么，与其内在的逻辑规则相一致的人类的一系列规章、法律、制度也或迟或早要发明出来。总之，人类的文明社会一旦产生，它就会按照自身固有的逻辑向着一定的目标前进，一直到各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和整个文明社会内部、以致最终在整个文明社会群体内部都达到均衡的状态为止。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合目的性”、“合逻辑性”，只不过这个合目的性、合逻辑性中的“目的”和“逻辑”，既不是来自于上帝那里，也不是来自人类的本性（天性），而是来源于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的内在逻辑。

在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之后，我们就可以以一种坦然的心态，心平气和地来计算一下这个“命运”所带给我们的得失、好坏了。首先，好坏、得失都是相对的，。既然我们人类文明是来源于动物界、来源于原始社会的，晚期的文明社会又是来源于早期的文明社会的，因此，我们就只能以动物界和原始社会作为评价文明社会好坏的标准，或者，以早期的文明社会来做为晚期的文明社会的参照来进行评价。这是从宏观的、整体的方面来说。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每个具体的文明个人都是有着自己的安全、生理、外在心理和内在心理这四大基本需求的。这些基本需求，尤其是其中的心理需求、以及满足心理需求的条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心理需求的内容或形式可以消失，新的心理需求的内容及形式可以产生），因此，每个人的幸福感（四大需求的满足程度）的判断标准也是经常变化着的。例如，如果说动物幸福感的来源主要是安全需求及生理需求满足的程度，原始人的幸福感来源还要加上外在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那么，我们知道，文明人的幸福感来源还要再加上内在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而每个文明人的内在心理需求又是不断增加及变化着的，而且是有差异的，因此其幸福感的判断标准也就不断变化着，而且也是有差异的。

判断的标准大体明确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文明社会的利弊得失了。首先从宏观方面，从与动物界和原始社会的比较角度，来判断一下。显然，从宏观的、以及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文明社会由于可以更好地组织和完善社会分工协作，效率大大提高，因此，在满足人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方面，文明社会要比动物社会及原始社会优越得多。但也正是因为有效地组织社会分工的原因，在文明社会中出现了等级、出现了阶级。（这里暂不考虑在组织社会分工方面不可避免的失误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显然，等级制和阶级制破坏了原始社会的风俗，也无法满足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所形成的人人平等的心理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文明社会，尤其是早期的文明社会中，人们大量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在这方面，它不如原始社会优越。换句话说，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相对更重要的安全需求和生理需求，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些重要的心理需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文明社会这个与生俱来的“缺陷”，导致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回归原始社会的念头（例如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卢梭）。但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由于经验的积累，在组织社会分工方面的失误逐渐趋于减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灌输，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等级制和阶级制的不可避免性及合理性的一面，因而调整了自身的心理，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人们的心理开始逐渐平衡，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程度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此时，文明社会已经开始全面地优于原始社会了。

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一下。我们知道，实际上，不存在两个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人，每个人类个体，实际上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生理和心理差异。但在原始社会中，由于条件所限，大家都受到同等的对待。比如，无论你的饭量是两个馒头还是三个馒头，也无论你愿意每天玩三个小时还是愿意每天玩两个小时，大家都只能每天“平等”地吃一个馒头，玩一个小时。而且，就业余时间的玩耍内容来说，无论你是喜欢唱歌跳舞，还是喜欢涂鸦绘画，大家都只能“平等”地去雕塑（制作陶器）。总之一句话，在原始社会中，无论人的生理差异还是心理差异，都是受到压抑的。而到了发达了的、成熟了的文明社会，人们已经有条件了，你想吃几个馒头就吃几个馒头，业余时间，你想唱歌跳舞就唱歌跳舞，想涂鸦绘画就涂鸦绘画。总之，每个人的差异性需求也开始能得到满足了。

另外，也许更重要的是，由于文明社会导致的社会分工效率的极大提高（直接后果就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自由的时间越来越多。如果说在工作中我必须遵守等级制的话，那么在自由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完全不受等级制和阶级制的约束了。同时，由于挣的钱越来越多，即使是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其收入也足够自身的生活所需了，因此，巨大的等级差异和阶级差异越来越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其所导致的对满足个人基本需求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可以说，文明社会的弊端也越来越小了。而且，许多在原始社会中或多或少被压抑掉了的人的生物性的本能，例如好胜心和好奇心，文明社会也能在不破坏社会和谐的情况下提供许多手段来满足它们。例如，竞技体育和球类比赛就满足了人们的好胜心，科教器材、科普读物和可靠的休闲探险装备就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好奇心及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总之，虽然，正像人类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中历尽磨难一样，人类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也是历尽磨难。但是，也正像一个成熟了的原始社会远胜于动物界一样，一个成熟了的文明社会也远胜于一个成熟了的原始社会。这也可以看做是仍在进化中的人类的一个发展演化趋势吧。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的诞生，以及它在内外竞争压力下的发展演化。那么，文明社会是否会永远这么高速地发展下去呢？它的未来前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本节我们就来试着讨论一下这个多少带有一点臆测的问题。

首先，我们从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来看一下文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自然环境的因素。和原始人类所遭遇的突发的自然环境恶化不同，现在的文明人类遭遇到的是由自身的逐渐发展而造成的自然环境危机。单从这一点来看，各个文明社会也已经不可能倒退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规则时代去了。正像在一个文明社会内部，三个社会工具不仅要友好相处，还要互相合作一样，现在是只有一个地球村，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是整体的，所有现存的文明社会都必须不仅友好相处，还要通力合作，大家才能共同生存下去。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能够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核武器。如果说过去先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原始社会的产生、又是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导致了文明社会的产生，那么现在，恶化了的自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恶化了的社会环境（人口、核武器）加在一起，已经开始导致了地球上所有文明社会的生存危机。好在，人类在漫长的发展中，已经创造出了无比强大的自然工具，也已经创造、改进出了无比强大的三个社会工具系统；而且，这强大的自然工具和强大的社会工具相互促进、相互加强，产生了更加巨大的综合力量。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对这些强大的自然工具和社会工具的综合的、合理的运用。而社会工具的合理运用，更是自然工具合理运用的前提条件。我想，人类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至少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假设了人类文明社会不因外部条件而毁灭之后；我们再分别从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文明社会的未来。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会停止吗？如果三大社会系统都不可避免地停止了它们的发展演化，那么，不用说，整个文明社会也将终止它的发展演化了。那么，三大系统会停止演化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必然对行政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各个规律、各个原理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人们已经慢慢地不依赖那些人为的规则来确保行政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转了。比如，等级制的规则，在其刚产生时，是为了确保那些活生生的个人自觉地服从上级行政领导的指挥命令，而一旦广大的服从者们认识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是生存所必须的，那么，即使“共同意志”的代表在物质享受方面与自己是一样的，但只要他一天代表着“共同意志”，人们也就会一天服从他的指挥。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分析：在刚开始，人们为了确立权威，规定了下级遇见上级时要三跪九磕；再往后，人们不必用这么极端的措施了，只须最高领导坐在中央，其它下级坐在两边就行了。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发展到最后，最高领导与其各下级人员之间不仅在行为约束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小，而且在物质享受方面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甚至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而这一点并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因此时服从命令已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需求）。这样就会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后果，等级物质享受的消失，会使行政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大大减小，因为“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诱惑大大缩小了。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文明社会的长期发展，由于社会分工度的急剧提高，导致在所有的文明人身上那些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原本十分强大的攀比能力会逐渐减弱，以致最后不复存在了。正所谓“不挣那份钱，不操那份心”、“人人都能成功”、“做最好的自己”等等这些当代人的理念所显示的那样。总之，人们会去做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会千军万马去走那个等级制的独木桥了（更何况物质差别的诱惑力早就不那么大了）。这是一个方面。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同样是由于长期的发展，人们（包括指挥者们和广大的服从者们）对各个行政定律、行政法则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对两个行政定律和两个行政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这一点也越来越了解，并会自觉地去遵守，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行政系统内部的和谐稳定。也就是说，不同等级之间的冲突会大大减少。这也会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即使有许许多多想当“最高共同意志”的人（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面对着一个内部十分和谐的行政系统，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可乘之机”了。总之，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随着行政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其内部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小，也就是它的不断发展演化的动力越来越小，最终会趋于零（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是行政系统对社会演化发展的影响接近于零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首先，在市场系统初建立时，充当各种各样的“中介”的人们和充当最终消费者的人们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介们的收入要远远高于消费者们的收入。而在当时，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会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富商们的生活水准与一般消费者的生活水准之间会有巨大的天壤之别。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在市场第二法则（确保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长期作用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一直到有这么一天，消费者的收入和中介者的收入差距虽然依然巨大，但这种巨大的差距表现在人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方面却微乎其微。打个比方，就好比假设现在的消费者平均每月收入10万元，而中介们每月平均收入10亿元，但这种巨大的差别在双方的生活水准上却看不大出来（因为人的各种需求99%都可以用这10万元来满足了）。换句话说，这时中介们的巨额收入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或只具有满足其独特的心理需求的意义了（例如满足其投资欲、成就感等）。总之，引诱人们（不管自己适不适合当中介）去充当“中介”角色的诱惑力已大大减少了，也就是市场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社会信息交流的便捷（互联网），以及科技的发展总有到头的一天（见后面的论述），即使仍有一些想充当中介的人们（不管其动机为何），但市场系统中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充当中介的机会却不多了，甚至最终会趋于零。于是，市场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在上述两种条件下也越来越小，并最终趋于零了，也就是市场系统对社会发展演化的影响趋近于零了。

既然竞争压力趋于零，那么新的分工合作模式（更先进复杂的分工方式）出现的概率也就趋于零。用坐标图来表示的话，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在充分演化完善之后的发展模式如下：

理念系统也是一样，随着其对系统自身内部的发展定律、法则的认识的加深，一个完善的理念系统最终必将建立起来。而一旦一个完善的理念系统建立起来之后，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包藏着的各种各样的科学规律（就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总有一天会认识完毕；而可资人类利用的大自然中所能提供的材料以及被上述两者所制约着的技术，也就总有穷尽的一天。也就是说，理念系统内部的竞争总有消失的一天。这时，那些天才人物独特的内在心理需求的满足已不能靠发明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或新的技术来满足，而只能靠了解、欣赏众多前人所发明创造的不计其数的理论和技术来满足了。总之，从宏观角度讲，理念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也将渐趋于零了。也就是说，理念系统在自身的演化下终于转化为了一个风俗系统，当然，这个风俗系统是新的，它所遵从的不是“先例”，而是唯一的、无数先人所发明出的“科学”。

既然各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消失了，那么，整个文明社会内部的竞争压力也逐渐消失。从而，文明社会的演化发展的步伐也越来越慢了，社会分工度的变化也已近于停滞了。如果相比较来看，这有点像回到原始社会时的状态，整个社会的大的变化要经过成千上万年才能看出来了。当然，此时的社会，根据我们在第一章中所下的定义，它已不属于文明社会了（社会内部的剧烈冲突消灭，三大社会系统合并为一个新的“风俗系统”），我们姑且称之为“后文明社会”吧。请看下面的演化坐标图：

当然，以上讨论的都限于理想的状况，也就是说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实际生活中，事情要复杂得多。例如，一方面，世界上各文明社会发展的程度大不相同，已开始进入后文明时代的社会，其实际的发展还要受到其它后发展文明社会的制约。另一方面，很可能在进入后文明时代之前，大自然的环境急剧恶化，在这个新的外部的生存压力下，也会逼迫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从而引起分工合作方式及分工度的巨大变化（例如行政工具的作用也许会大大加强，而社会分工度有可能暂时下降，等等）。总之，正像原始社会一样，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又是和自然环境的交往了。当然，有所不同的是，人类已经掌握了两个极其强大的武器：在文明社会中发展完善起来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规律知识，以及在文明社会中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物质技术手段。不言而喻，后文明社会也必将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原理，但这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了，因此，我就在此向读者道别了：谢谢你们阅读本书，使我能与你们分享一些我对文明社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