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述评（之三）

胡 平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回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回市场经济。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卖，三是分。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搞共产，共了地主的土地，共了资本家的工厂，现在再把那些土地和工厂还给原先的地主资本家或者他们的后人。如果无法原物退还了，那就折合成钱退还。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卖”和“分”这两种办法。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卖”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但问题是，大家都找银行借钱，银行该借给谁不借给谁呢？要是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这种办法的困难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大企业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不成卖国了吗？

    既然“还”和“卖”这两种办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前共产国家在化公产为私产时，主要都采用第三种办法－－“分”。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非但不会增加，而且还会降低。

    以上的说明自然很简略，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卖、分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一步到位、大功告成了。

    那么，凭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这种做法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前，官员们已经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属于人民的公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但是在那时他们还只敢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道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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