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文化决定论启蒙和洗脑/余东海

换言之，启蒙是建立、健全人格，让人自立自达，成德成圣，成就良知光明；洗脑是败坏、摧残人格，让人异化、恶化、非人化。

启蒙的工具是真理，正知见，即正确、正常、正义的文化道德知识；洗脑的工具是邪说，邪知见，即非正确、非正常、非正义的文化道德知识。

判断一种学说之高低优劣和真伪正邪，有三种方法：一看理论，是否经得起异议和辩论，各种观念尤其是三观正确性如何；二看实践，学说品质与个体实践和社会实践结果正相关。

第三种方法就是看启蒙的结果。如果越启越蒙，启蒙的结果是让人民更加蒙昧，毫无疑问，用来启蒙的学说必有问题。例如清末以来所谓的启蒙派，借以启蒙的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都是邪说。马列主义更是邪中之邪，其启蒙的结果是让人变得特别愚蠢欺诈，邪恶暴力。但是流行的学说中，三民主义较好，但也很有限，介乎正邪之间。

或问：“为什么受过民国教育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而没有跟着蒋公去台湾？”这个问题很简单：三民主义品质不高，民国教育相当失败。

五四反孔反儒，导致民族丧魂失魄。三民主义作为立党立国思想，对于集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大成的马学，根本无力批判和抵御。多数知识分子成了马学的认同者和马帮的支持者。他们自以为是启蒙派，其实无意中已被马学洗脑，沦为蒙启派和洗脑者。2019-3-15

权为谁所授，就为谁所用，“因为权力来自上级，所以只对上级负责。”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如此；对于极权主义、物质主义分子，必然如此。但对于儒家来说，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

在家天下时代，官员权力基本来自君主，但官员不仅对君主和上级负责，更对治下之民负责。权位为君所授，为民所用，是传统儒家政治常态。所谓得君行道，得君，意谓受到君主的高度信任和重用；行道，意谓实践以民为本的王道。

以民为本是儒家原则要求，民为重君为轻，民为主君为客，君权也为民所用。如果君主有违此原则，臣下有责任劝谏，三谏不从，可以辞职。如果君主沦为独夫民贼，臣民甚至可以起来诛一夫和革命。家天下时代尚有民贵君轻之原则，其君其臣尚须权为民所用，未来儒家宪政，更无疑义矣。

如果说尧舜禅让是古典公天下，儒家宪政就是现代和未来公天下，当实行中华特色的三权分立：主权归民，治权归君，教权归儒。

未来君主（天子）的产生，先由文化群体荐举，次由政治群体考察同意，通过一定期限的摄政，最后全民票决。这是禅让与民主两种制度长处的结合，既保障了主权在民原则的落实，又体现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王道精神。具体制度框架，详见东海《中华宪政纲要》和《儒家特区构想》。2019-3-16

马学原教旨是没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并且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持反对态度。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列宁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马帮兴旺之时，必然高举国际主义旗帜。

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只是马帮衰弱之后为了保党而欺世盗名的口号。真的国家主义，不会把党放在国家前面。在党国体制下，只有党主义，没有真正的国家主义。所谓爱国，实为爱党的一种装饰。

有名企业家说：“先对国家负责，再对消费者负责。”凭这句话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任何企业，都应该把对消费者负责放在第一位。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

在党国体制下，对国家负责的表态，无非是对党对极权主义的公开谄媚。盖党国体制是典型的现代极权主义，对人民和国家危害深重。真对国家负责的人，是不可能认同这种体制的。在党国体制下，先对国家负责，意味着对消费者对国家都不负责。

现代极权主义的欺骗性特别大，大处有二，一是特别巧言令色，对国民愚弄之、利用之、谄媚之、逢迎之，既逢君之恶，也逢民之恶；二是擅于冒充，无数的罪恶，假民族、国家和社会之名以行。

注意，马帮爱国主义口号的虚伪，并不意味着真国家主义就好。党主义更非正义，国家主义亦非正义。民族、种族、社会和国家，都是集体性质，都不能主义化。种族主义害种族，民族主义害民族，社会主义害社会，国家主义害国家。总之，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都是该集体的毒药。作为政治哲学，个人主义才是正义的，才能导出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民主制私有制。2019-3-16

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应并行不悖。对宗教的批评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会构成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但西方一些国家，对宗教自由维护过度，对宗教极端主义纵容过度，导致宗教极端主义“自由”过度泛滥成灾，以宗教自由的名义侵犯他人的自由，以暴力手段解决言论问题，俨然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

对宗教的批评，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批判，不仅是言论自由的应然，也是社会健康的必要。因为，即使是正教，正义性也有限，也有非理性、非礼性和不良影响，需要优秀文化的纠正和澄清，遑论宗教极端主义。

有没有神，有神论、无神论孰是孰非姑不论，但赋予神以创世造人的大能的神本论，绝对是错误的，而这是西方宗教的共性。儒家是有神论，但不是神本论。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性与天道”才是第一性的，鬼神只是一种“阴阳之灵”和“造化之迹”，一种特殊的迹象，可以置而不论。

对宗教尤其是极端宗教开展如理如实的批判，有助于世人包括教徒认清宗教的不足和宗教极端的危害，这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关怀和拯救。

所谓宗教自由，其实是信仰自由。只有以权力或暴力禁止信仰，才是侵犯宗教自由。另复须知，政府禁止官员和教师信仰宗教，并不构成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因为官员和人文类教师，属于特殊和特别高等的职业，负有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和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对文化道德素质要求较高，非宗教徒所能胜任也。2019-3-16

政治正确的前提是道德正确，道德正确的前提是道德标准、道德知识正确。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其实非正确。因为道德知识和标准有误。它们对各种罪恶的过度宽容和以德报怨的倡导呼吁，非正常，非正义，更非高尚。

搜狐有一篇题为《美国女高官的演讲：当西方文明遭遇伊斯兰为什么会失败？》的文章，介绍了伊斯兰的发展史。文章不错，标题有误。西方文明并没有失败，只是被所谓的“政治正确”缚了手脚，一味“温良恭让”，不愿、不敢、不忍下重手而已。所谓的“政治正确”恰恰是一大政治错误，错就错在以德报怨。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这里仁字，可以训为民或人，仁与人二字，古通用。郑玄注:“仁亦当言民，声之误。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怒，非礼之正也。”孔颖达疏：“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

以德报怨比以怨报德好，但也很有限，不是真正的好，不是君子的好，而是庶民爱惜自己生命、希望苟息祸患的不合礼行为。

以德报怨这个观点见于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表示明确反对：“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皇侃认为以德报怨是“取怨之道”：“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朱熹认为以德报怨实质上是私欲作祟，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指出，“以德报怨亦是私。”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原则，这才是报德、报怨的正法、常道和王道，才是正常、正义的表现。《礼记·表记》：“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以德报德，人民就会得到劝勉；以怨报怨，人民就会有所惩戒。善恶各得其平，就能产生明显的社会作用，有利于天下。

对于各种罪恶分子恐怖势力，就应该以直报怨，以善制恶，以正止邪，以杀止杀，以正义的刑法严惩不贷，以正义的战争吊民伐罪！这才是道德政治双正确。2019-3-16

《尚书-泰誓》说：“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此言揭示了决定胜负输赢之关键。孔传：“力钧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义者强。”双方力量差不多，德者胜；双方道德差不多，义者胜。义者宜也，掌握时中原则，一切恰恰好，这也是一种智慧。

在两股和两股以上势力相争中，《尚书》强调了德和义的根本性。注意，儒家并非不重视武力，只是主张德义挂帅，以德导力。同力度德，反过来也成立，同德度力：双方德义差不多，力大者胜。

例如，战国七雄，秦国力大，遂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不少现代人以为六国败于秦国，是文明败于野蛮，是误解。论德论义，各国纵有差异，并不悬殊，都无重大优势。秦国固然极野蛮，六国也早已野蛮化。七国相争是野蛮竞争，大家德性差不多，胜负取决于力量。

文明必真，真实，真诚；文明必正，文化正确，道德正义。真文明必有真力量，即使一时微弱，也充满希望，百折不挠，不难强大起来。斗不过、打不过野蛮势力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

有两种强大：文明正义的强大和野蛮邪恶的强大。西周的强大是王道的强大，当然是前一种；齐桓晋文的强大是霸道的强大，偏离了王道，远逊于王道，但能够尊王攘夷，也有一定的文明正义性。古代暴秦和现当代纳粹、苏联都属于后一种，是典型的野蛮邪恶的强大。野恶的强大有三种特征：

其一，难以持续。持而不坚，坚而不久，无论怎样强大一时，很容易衰败灭亡。所谓大恶无后，无后续、无后福乃至无后嗣。孔夫子团队和秦始皇集团的对比最为鲜明：前者多寿多福后福绵绵子孙万代；后者多灾多祸厄运连连普遍绝后。

其二，自相残杀。内斗是所有恶势力难以摆脱的宿命，越强大越容易发生内讧内战。无道之至，亲戚畔之，此之谓也。恶势力必是极权主义和极端利益主义、利己主义集团，不可能互敬互爱真正团结。利益有限，人欲无限，因为利益而苟合，也很容易因为利益而冲突而决裂而你死我活。

其三，代价惨重。野恶势力是人世间最大的灾难源，越强大，对社会和自己的危害性就越大。野恶的强大，是人民、民族、国家、社会的灾难，也是野恶势力自身的灾难。东海早就指出，恶没有赢家，恶势力就是邪恶最大的受害者。

Isis就是殷鉴。或说：“普通穆斯林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激进穆斯林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大的受害者。纵看历史，横看世界，所有伊斯兰地区和国家，无不人祸连绵，普通穆斯林固然苦难深重，激进极端群体更是命运悲惨下场凄惨，动辄被群体灭绝！2019-3-17

白人种族主义恐怖分子，这是对新西兰枪击屠杀案的凶手最恰当的定义。其性质与宗教恐怖主义同样恶劣，同样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对宗教恐怖主义的惩罚和复仇都应有针对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必须“还”给犯罪分子及其团队，不能迁怒滥杀一般信众和平民。

或谓：“这是西方社会长年渲染伊斯兰教威胁，煽动反穆反伊在某些群体中产生的恶果。”归因错误。相反，这是宗教极端主义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伤害无辜平民的恶果，也是西方社会长年纵容极端主义的恶果。极端主义反人道、反人类的恶行，导致穆斯林群体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恐惧、厌恶、排斥、仇恨和敌视。

新西兰恐怖袭击事件，就是这种仇恨和敌视的异常表达。都是罪恶。两者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白人恐怖行径是宗教极端主义刺激、催生出来的。

新西兰事件遭到世界性谴责，但也伴随和夹杂着不少喝彩之声。喝彩固然冷酷，但可以从中窥探舆情民意之一斑。不难逆料，随着仇恨的泛滥，不仅宗教恐怖主义受到的打击会越来越重，整个伊教群体面对的形势也会日趋严峻。新西兰屠杀案只是刚刚开始。釜水已沸而游鱼不知，哀哉。

伊教群体的苦难有其自找性和自造性。或者说，这种苦难根植于经典。伊教群体要摆脱苦难的命运，有两个办法：一，中国化即儒家化，对伊经进行儒化的诠释；二，进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改造。两个办法都必须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脱钩。对于伊教来说，要采取这两个办法，大不易，几乎不可能。

顺便附上为《我们因何而恐惧？—伊斯兰教一千四百年扩展的秘密》一文所写的荐语。该文是美国的物理学家比尔·华纳的演讲，发表于《中世纪史实资料》公众号，非常值得一读。

比尔·华纳一直致力于对宗教和历史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他创立了“政治伊斯兰研究中心”，写作、出版了十余本有关伊斯兰的著作。正如编者所按，华纳博士以他科学家的修养和习惯，用数据和大量事实向我们展示，在伊斯兰教一千四百多年的血腥历史上，它毁灭了哪些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清除了哪些宗教，屠杀了一亿多卡菲尔（非伊斯兰教徒），强奸并贩买了无数异教妇女和孩童。华纳博士最后指出：

“伊斯兰圣战针对犹太人、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自身，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 伊斯兰不仅对卡菲尔有害，也对穆斯林有害，这是数据告诉我们的，好的，现代的圣战是残酷无情的，无论是对卡菲尔，还是对穆斯林本身，他们也自相残杀，他们在叙利亚残杀穆斯林的原因是他们不是真的穆斯林，OK？”

华纳博士的研究，为东海的两个观点提供了最好的证明，那就是：恶必苦。邪恶与苦难成正比，邪恶制造他人的苦难，更制造自身的苦难，邪恶势力是邪恶最大的受害者。9·11以后，西方流行为伊教辩护的一句话：“伊斯兰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从“伊斯兰对穆斯林本身也有害”这个意义上看，此言确实没错。无数无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内战，无数无量宗教难民，堪称伊斯兰的两大产品。

弄虚作假撒谎造谣可耻。即使造恶势力的谣、撒反动派的谎也不行，也是可耻的。那不是什么权道、谋略和“斗争的艺术”，而是自困自残的手段，自困手足，自残道义，自毁形象，自取其咎，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论说理说事，都必须实实在在。理要如理，事要如实，来不得一点点浮夸虚妄，遑论造谣栽赃。这是对听众、对社会、对历史负责，更是对良知负责。不实之言皆属妄语，谎谣诬陷罪业尤重，为君子之大忌，儒家所严禁。佛教对此认识也很深刻，《大智度论》说妄语有十种罪，并将其列为地狱罪之一。

兵不厌诈。在军事斗争中，诈术是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它领域则“厌诈”，不许欺诈。涉及政治和公共事务，更不允许。即使面对的是诈力集团，也不允许那样做。诈力集团侵犯人权，背天逆理，恶迹累累，如实揭露批判既可，从功效上考虑，也完全没有添油加醋伪造事实的必要。

或说：只有比对方更恶，以恶制恶，才有望战胜邪恶。答：大错特错，大谬不然。秉持这种歪理，别说战胜了，与恶同归于尽都难，倒很容易为恶所制，白白牺牲，并且助长邪恶。以水治水，以火制火，此之谓也。

只有真仁义，才能真正地战胜邪恶；只有大光明，不能根本上驱逐黑暗！牟宗三的教导值得重温：对于恶势力，若不能在道德上超过它，就不能战胜它！

向极权主义开火，与贪官恶吏抗争，与一切假恶丑现象作斗争，为弱势群体为自己维权，都要真枪实弹，正大光明，出之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要做到五不要：

不要撒谎造谣，不要阴谋诡计，不要栽赃诬陷，不要歪理邪说，不要比邪斗恶。2019-3-18

“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依法治国是“刀治”还是“水治”。既如此，我们要推进法治，就不能在法治自身这个狭小的圈子里原地打转，而是要积极推动政治制度改革。今日中国之所以有法而无法治，制定了大量立法却难以落实，根本原因在于民主严重滞后。没有配套的民主政治制度，法治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梦想。”

张教授知道法治的后面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保障，比一般法学家和学者深刻，但他仍有所不知。其不知者有二：

一不知制度背后还有相应的文化保障。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人本主义政治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指导，就没有民主制度；二不知儒家礼制之下，法律同样具有严肃性和道德性，不是法治，胜于法治。

要建设民主法治，除了要积极推动政治制度改革，更要把自由主义推上宪位；要建设新王道礼制，则要把仁本主义文化推上宪位。其它极权主义、极端主义学说之下，既无民主法治，也无王道礼制，只有伪宪、恶制和恶法。

“如果时空倒转，把霍姆斯放到秦国，他就成了韩非；把韩非放到十九、二十世纪美国，也难保不会成为霍姆斯。把战国法家的基本思想植入自由民主的土壤，长出的将是现代法治的果实；让单纯的西方法治学说在秦制下施展手脚，也免不了为暴政助纣为虐。法制与法治仅一字之差，本来就没有学者过度解读所赋予的本质差别。”

霍姆斯作为美国大法官，崇奉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韩非作为秦法家集大成者，是君本主义和极权主义者。两人的文化立场、政治观念和道德标准截然不同。法家的法制与现代西方的法治，确实存在本质和原则的差别。

论文化立场，礼制是儒家，法治是自由主义，法制是秦法家；论政治立场，礼制以民为本，法治以人为本，法制以君为本；论制度品质，礼制属于王道，法治近乎霸道，法制纯属暴政；论人性依据，礼制是性善论，法治是准性善论，法制是性恶论；论价值标准，礼制是仁义礼智信五常道，法治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等西方五常道，法制以忠君为最高政治道德和价值。2019-3-18

将欲望和私心划归为恶，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错误。欲望非善非恶，超越善恶，只有发而不中节才会恶化；自私自利亦非恶，只有为了利己而损人，才是恶。

自爱自利与爱人利人，都是人的本能，良知良能。而且，对于人生来说，自爱自利是更加根本的，是爱人利人的基本前提和内在基础。不知自爱自利，焉能爱人利人？若断绝食欲色欲，那是自害自绝，生命的维持和延续都成问题。

因此利己利他都没错，都值得肯定和鼓励。既能尽力自爱自利，又能尽量爱人利人，才是人性之常，人格之全。利己利他又都不能主义化。利己主义会伤害利他之心，利他主义会伤害利己之心，都会导致人性异常和人格缺失。

杨墨都是错误的，都会导出禽兽世界。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比较而言，墨学更异常。故古人有“杨近墨远”之说，意谓杨朱离儒学较近，墨学离儒学更远。

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尽心下》）赵歧注：“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不敢毁伤之义。”（《孟子注疏》）故论学术品质，杨朱派略高于墨家。如果说杨朱导出来的是禽兽，墨家导出来的是就是豺狼。

让人不敢和不能自爱自利的学说和政治，特别反常。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将“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视为政治大恶，良有以也。儒家的天下为公，不是要求人民大公无私，而是要求政府尊重和维护人民之主权、人权、财产权，维护人民合情合理合法的私欲。

在自他问题上，比“摩顶至踵以利天下”的墨学更反常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极端利他主义的典型。墨家虽然反常，却颇为真诚，有一定的践行功夫，极端利他主义口号却只是口号而已，是用来号召和要求他人的。利他主义即使真诚的也不行，遑论虚假的。2019-3-18余东海

马家之病，不仅病在政治、经济制度，更病在文化即马学。马学之病又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三大根本上，都具有不可修正性无可救药性。这三大理论版块如果作了原则性修改，就非马学了。

在马学马制框架内，任何改革都不值得期待。改恶容易改良难，纵有所改良，也是局部性、表层性和一时性的，极易反弹回去。所谓的修正主义和“改革开放”，只是从左道转向右道，唯物论、党主制、公有制之本质依旧。左道右道，皆非正道；左派右派，都是邪派，都是拜物教。

拜物教是一切文化、一切人类之敌，也是它们自己之敌。也就是说，拜物教敌视儒学敌视神学敌视一切，也敌视自己。拜物教的自我敌视、自我迫害、自我杀戮情节与生俱来，深入骨髓。自我鄙弃、自我毁灭是所有邪恶势力的共性，拜物教表现得特别严厉。变本加厉，此之谓也。

《薄熙来的奶奶为什么晚上会听见鬼哭狼嚎》一文提到，薄一波在他晚年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亲眼见到的延安整风抢救的惨状。那些投奔延安而遭到“抢救”的知识分子，令人想起前不久纷纷投奔isis的女子。不过，论互整互斗、自相残杀的惨烈程度，延安应该是难以超越的，isis也不能超越之。

《薄谷开来— 从绚丽走向凋零的悲催人生》一文介绍了薄谷开来作为开国将军谷景生之五女的过往和作为杀人犯的今来。从美好变成丑恶，从喜剧变成悲剧，从美梦走向噩梦，从绚丽走向凋零，这在马帮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薄谷开来命运，与江青、叶群们一脉相承。百余年来，无数女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悲催的过程，即自我毁灭的过程。

虽然儒家一阳来复，但今天中国仍是马国，道路仍是马路，因为马经仍然高踞宪位，仍是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仍是第一学科，马家的道德病政治病社会病仍然病在膏肓。

要疗治其病，要拯救马家的道德政治社会，并把马帮从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泥沼里拯救出来，唯一的办法是彻底去马，自我革命，革去马学之命，改掉马制之根。改换门庭。只有让儒家上升为主体文化，儒经上升为第一学科，马帮才能洗心革面，中国才能名实合一。2018-11-21

有一个极具马家特色的现象：遇到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其实这是马家政治的必然，只要马学在宪，这个特色就无法消除。

马学在宪，路是马路，政是马政，制是马制，党是马帮，国是马邦，官是马官……这一切东西都属于马家。马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追根溯源，很多问题都会追溯到马家身上。真要解决问题，就会把矛头指向马家。

要维持马家的极权稳定和特权享受，就必然出现问责倒置，放弃坏人坏事不究，而去追究揭露、批判坏人坏事的正义人士。正义行为受到围追堵截或诋毁抹黑，正义言论受到严防密锁，一切正义言行都被诬蔑为负能量。

马家政治框架下和势力范围内，一切都是颠倒的，正负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美丑颠倒，真伪颠倒，正邪颠倒，善恶颠倒，华夷颠倒，人禽颠倒，圣贼颠倒，乾坤颠倒。

颠倒则逆淘，逆淘汰无所不在。民德民智虽然空前低下，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正人和正常人。自下而上，一层比一层坏，一层比一层渣，一层比一层无底线无人味。也只有极端无知无耻无畏的集团，才能建设、维护和坚持马路。坚持马路，就是坚持极权主义和特权利益，坚持反中华、反文明、反人民、反人道的立场！2019-3-18

有文章题为：《董卿：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不知标题这句话是否董卿所说，观点错误，不明三观的重要性也。

人与人之间，三观差距太大，是很难和平相处和正常交流的。仁本主义与物本主义者、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者、伊教徒与耶教徒在一起，焉能不争。三观正邪善恶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欲幸福是不可能的；欲不争，除非一方完全放弃自己，或者改了，或者死了。

仁者才能真正爱人包括爱家人，才懂得孝悌忠信和礼让不争，小人和邪教徒怎么可能不争呢。不仅正邪善恶不能和平相处，邪派人士即使三观相合，所组成的家庭也不可能不争。

比如毛左家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相残相争相斗相互出卖，乃是常态。物本主义即拜物教徒，可分为拜权、拜金两派，毛左即拜权派。拜权派多恶棍，拜金派皆小人。小人之家比毛左之家或好一点，非常有限，争吵、争斗也是家常便饭。

所有邪恶的集体，包括家庭、家族、种族、民族、政党、国家、社会等等，无不热衷于内斗内战自相残杀，这是邪教恶势力难以摆脱的宿命。要摆脱这种宿命，获得和谐幸福，去邪归正、改恶从善是唯一的办法。

因此，三观的正确性，与文明度、和谐度、幸福度正相关。所有幸福和谐文明的集体包括家庭，其中成员不仅要三观相合，还要三观正确。2019-3-19

最大的错误是三观的错误，其中世界观即意味着信仰。信仰有两种：正信和邪信。树立了错误的世界观，就是根本性的信邪。邪信又有两种：信仰邪教和信奉邪说。前者是宗教性的，如太平道、弥勒教、白莲教、拜上帝教和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后者是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最典型的是信仰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信邪比没有信仰更可怕。没有信仰只是庸人，信邪则成了邪人。平庸低俗未必恶，未必害人；邪最易恶，最会害人。庸人还是人，还有四端之心，只是未能扩充而已，故最坏也有底。邪人则非人化了，坏起来就没有底。有了信仰、理论和理想，作起恶来特别冠冕堂皇，甚至可以充当英雄道德模范。

有了相应的信仰、理论和理想的美好包装，邪恶的吸引力、号召力和煽动性就会倍增。邪恶之徒就会勾结成团，形成组织。这又会让越来越多的庸众上当受骗，轻则支持拥护，助恶为乐；重则加盟其中，成为同伙。

东海早就指出，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信仰邪说的民族都是可悲的，后一种更加可悲可耻，苦难深重。没有信仰是一盘散沙，物质主义，利益至上；信仰邪说则黑白颠倒，害人害己，自相残杀。

流行一句话：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没错，但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信仰什么。是信仰良知教、拜物教还是宗教，在宗教中，是信仰正教还是邪教。

注意，宗教即使是正教，其真理性、正义性也非常有限。邪教信仰固然绝对错误，正教信仰也只是相对正确，若信仰无度和偏执，也很危险。世界上唯有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儒家的中道信仰。信仰越坚定，德智越高大，言行越中正。

有民运前辈认为：“自由化民主化与信仰化成反比，与去信仰化成正比。政教分离，国家没有信仰，才能保证所有信仰的自由。”此言就忽略了信仰的品质区别，更不明儒家中道信仰的高优正善，故半对半错。在政治上，宗教化与自由化负相关。但儒家信仰不仅不会对自由构成障碍，更有提升和优化作用。2019-3-19

或认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竞争，没必要讲道德。大谬不然，任何竞争都必须讲道德。竞争不是战争，不能兵不厌诈，更不能诉诸武力。所谓讲道德，就是要守住道德底线，不能使用诈力。

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文化、道德、政治、制度、经济、科技、军事全方位的竞争，经济、科技、军事固然重要，道义更加重要，道义力量是一种具有潜在性和根本性的力量。不讲道德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文化荒芜、政治无道、制度不良，经济科技军事都会随之落后。

不讲道德，民族没有魂，国家没有格，没有道义力量和道义形象可言。对内无法取信于民，缺乏向心力号召力；对外无法取信于各族各国，缺乏凝聚力影响力。而且很容易化友为敌，八方树敌，招来种种外患外敌。怎么竞争？

民族和国家的道德度，取决于其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历史上，儒家开出来的是王道政治，道德最高；管晏派法家开出来的是霸道政治，道德次之。商韩派法家开出来的是君本主义极权，拜上帝会开出来的是神本主义极权，都极其无道缺德。

现代世界没有儒家政治。自由主义开出来的是民主政治，道德较高。西方的文明发达美国的持久强盛，有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和道义基础。马列主义开出来的是党本主义极权，伊教开出来的isis是神本主义极权，都极其无道缺德。

论经济科技军事力量，任何极权国家都与美西天地悬殊，完全不配成为美西的竞争对手。美西的问题不在力量，而在圣母心态和绥靖政策常常作祟。

当然，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欺诈暴力也可能不无效果，只是非常有限。纵然侥幸强盛一时，也是一锤子买卖，不可持续而后患无穷。君不见，有史以来昙花一现的邪恶政权数不胜数。古有暴秦，西有纳粹，近有苏联，都很典型，无不强大无比而转瞬即逝。2019-3-19

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学者，平时讲儒论道，仿佛头头是道。一旦论及其它学说和当下现实，论及中西诸子百家和国内国际政治，便盲心瞎眼，蠢话连篇，甚至是非正邪善恶颠倒，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充当了邪教恶势力的思想帮凶。

以前总觉得，读过儒经、懂点儒学者，多少有点底线。现在看来，未必然也。不少名为儒家的人，居然完全否定自由主义，高度肯定马学毛思，表态拥护社会主义。令人想起《孟子》的话：“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而今对这句圣言体悟特别深。五谷不熟不可食用，仁德与五谷一样，贵在成熟。

学儒读经好于不学不读，普遍而言确然如此，但就个体而言，则因人而异。有些人虽然学儒读经，只是身上多了一层粉饰，或者手中多了一些砖头，甚至更加意必固我乃至巧伪奸险。这不就是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吗。

随着当局对儒学的表层性、局部性许可和利用，挂着儒名的三可牌、三无派的学者也多起来了。三可者，可笑可羞可悲；三无者，无知无畏无耻。

当然，无知与无耻。两种毛病性质不同。无耻是品质问题，妖为鬼蜮必成灾，无可救药；无知是思想见识不足的问题，僧是愚氓犹可训。只要不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掌握正知正见，深入古今中西，就有望改弊去病，启心开眼。

张居正讲评孟子时说过一句话，亦指出了古今学者的两大弊病。他说：“天下之理，不求于博，则识见浅陋而不能旁通；不反之于约，则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

“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是杂家的毛病，博而不精，杂乱无章，“万法不能归一”；“识见浅陋而不能旁通”，则是专家的毛病，“执一不通万法”。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这里的执一，是固执一端的意思。借以形容一些学者，不能旁搜远览广泛学习，不能通权达变因时制宜，不能将儒家义理贯通于人事、运用于现实中去。

治疗两种毛病的办法还在儒家。东海有集句联曰：“熟之而已矣，逝者如斯夫。”下联出自《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斯，指川,即河水。逝者如斯，可形容君子自强不息。只要奋发图强，使仁成熟，什么毛病都能烟消云散。2019-3-20 首发于民主中国

三观是一个文化体系的三支柱，其中世界观又是最根本的支柱。此观一错，全盘皆谬，整个体系皆误。马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皆似是而非，儒马两家理义格格不入，就是根源于马学世界观的错误，错把物质当成第一性了。

“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没错，但物质也是被决定的。乾坤二元才是决定者。“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开始和诞生需要借资乾坤二元。而坤元从属于乾元，二元统一于太极，故太极才是宇宙生命的本质。宇宙生命之所以能够现出万象来，就是因为有太极这个原始资本可以借。

这个宇宙生命的本质和原始资本，即第一性，即“一”。对此多数文化一无所知，或不予考虑，或假想虚构。唯佛道两家有所认知，唯儒家文化认知圆正。

至于马学，以物为本，不哲无学，对于“一”，只停留于“眼见为实”的层面，把物质当成“一”。这里大错，导致其人性观、政治观、国家观、历史观、辩证法无不错误。兹择要简说如下。

马学人性观错误，不识本性，不知“天地之性人为贵”，否认人性普遍抽象的一面，否认超阶级的人性，认为人性只有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学人生观错误。马学人生观又称为共产主义人生观或无产阶级人生观，是典型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人生哲学。都是错误的。两者结合，最方便极权主义政治。

马学国家观错误，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关。这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观。

民主观错误。马学所谓的民主，实为民主主义，恰恰是反民主的。巴黎公社普选法就是民主主义普选制。法官、审判官、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都交给普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可以随时撤换。这样由民意决定司法和教育，必然演化为工农兵办教育乃至“多数人的暴政”，与极权主义一拍即合。

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观，往往变成唯工具论、唯经济论、唯科技论、唯生产力论等等。尽管马家也会批判唯生产力，但这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就像马家教育批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一样，无效无效也。

马学辩证法错误，庸俗化，甚至沦为邪恶的辩护法，马恩就运用其辩证法把恶辩成历史发展的动力。

另外，马学的价值观、民族观、文化观、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统统大错特错，兹不详论。马学实践尸山血海，恶果累累，根源在于马学。马学虽然自成体系，貌似自圆其说，其实破绽百出，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争鸣。马家政治难以摆脱诈力依赖，实在是情非得已。

索尔仁尼琴曾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们依然在撒谎。”这就是欺诈依赖的无奈。至于暴力依赖，那就更加严重了。

另复须知，马学中的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思想等等，既非唯物主义导出，也与唯物主义不存在有机联系，属于剿袭粘贴物。它们都是儒理易理，西方哲学亦有类似思想。2019-3-21

权力意志，指追求、扩大、维持、保护权力的意志。任何政治组织和人物，都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意志。没有权力意志，就没有政治兴趣和追求。

然权力意志有强弱大小之别。例如，元明都是儒家王朝和中华偏统，元顺帝和崇祯皇帝都是末帝，但论权力意志，崇祯皇帝相当强大，元顺帝则颇为低弱。对邪教的泛滥过度纵容，镇压反抗的力度、抵抗明军的意志都很低弱，动辄妥协妥协或者不战而逃。

其次，权力意志有正义非正义之别。追求、维护王道政治或民主制度的权力意志，正义；坚持极权暴政的极权意志，维护特权利益的特权意志，非正义。这种权力意志越强烈，越会坚持恶制恶法和邪路，对国民防范就越森严，对抗争镇压就越残忍。

权力意志这个概念借自尼采。尼采以之指追求权力、要求统治一切事物、征服所有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的意志。他在《权力意志》一书中说：“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的意志和主子的意志。”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最高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弱肉强食就是道德，侵略掠夺就是生活，战争乃是权力意志的最高实现。其权力意志具有非正义性，近乎极权意志，所以受到希特勒的高度推崇，被称为纳粹主义的哲学导师和思想先驱。2019-3-21

张翠山在冰火岛娶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为妻。回到武当山，向师傅张三丰告罪。张三丰宽慰了张翠山一番，说道：“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此言甚是通脱，说与张翠山，针对殷素素，可谓恰到好处。然而，如果抽离具体话语环境泛泛而言，便有大病。

其一，正邪难不难分，不可一概而论。正邪之分，要在三观。三观不正，必非正派。原则上讲，儒家之正，秦法家、马家、宗教极端主义之邪，是非昭彰，黑白分明，对于正人和正常人来说，不难辨别。

其二，儒门中虽有心术不正之徒，但正人君子为主流；邪派中或有一心向善之人，但小人盗贼为主流。

其三，邪派中的善人，最好也有限，成不了君子。邪派中人若真的一心向善，善正度达到君子的高度，要么破门而出告别邪派，要么千方百计改良之，不会继续无所作为地留在邪派里。

正邪难分必须分，《大学》八条目，首列“格物致知”，就是要获得各种正确的知识，尤其是正确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明辨就是辨别是非正邪善恶的能力。正邪不分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走上邪路，沉沦邪恶，自误误人。

佛教有一种说法：“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亦邪。”这种这种说法很容易产生误导，不为儒家所可。邪法，邪恶的思想、方法和手段也。邪人说正法，言行悖反，必不到位；正人所说必正，说及邪法，只能是批判性的。

儒家允执厥中，强调思想、方法和手段的中正，必不会宣说、利用邪法。当然，某些方法、手段是中性的，说为邪法，不是误会，就是故意。2019-3-21

从儿女的角度说，弑父杀母，十恶不赦万死莫赎；从父母的角度说，被弑杀的父母，必有严重的问题，至少养而不教，未能尽父母之责。从社会的角度说，这种超级恶性案件的频发，凸显了道德败坏的空前严重，意味着文化、政治和教育出了大问题。

别说儒家社会和民主社会，就是黑社会和蛮夷国，就是畜生、饿鬼、地狱三道，也不至于涌现如此之多的枭獍。现中国不仅是大争之世，更是大恶之世，大黑暗之世。人伦之浩劫，莫以弑父之甚；人道之灾祸，莫以马邦之甚！要把社会恶化到这种程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非邪说恶制双管齐下不可。

对于恶化人性，邪说尤为重要。没有马学的洗脑，恶制纵然让人败坏，也不至于坏得那么普遍，官德民智堕到历史最低，上上下下坏成脓血一团；恶制纵然把人变坏，也不至于坏得那么全面彻底，坏到弑父杀母都习以为常的程度。

国民可以忍，外人不能忍；人情可以忍，天理不能容。一个社会恶化到这种程度，一些东西也应该快要恶贯满盈了。马帮若不能迅速洗心革面，其崩溃应该立马可待，纵然侥幸逃得过七十大限，绝不可能有百年之运。201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