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之根源

作者：文鸣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表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其根源就是不信正义的上帝以及不知求真的方法与逻辑。反过来说，信仰正义的上帝与学会逻辑科学方法是中国人彻底走出丛林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文化的残暴性、欺诈性和愚民性集中体现兵家身上

中国一直是个丛林国家，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举世罕见。黄帝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为了警告作乱者，黄帝竟把蚩尤的皮剥下来，做成箭靶；把他的头发剪下来，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来，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烂，做成肉酱（马王堆帛书《经.正乱》）。这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并不是什么“早熟”，而是经过彩绘包装了的“吃人”文化；而且在祖先崇拜的孝文化的鼓励下无法纠偏甚至变本加厉。北宋开宝二年（969）大将王彦升生吃战俘数百人。两宋时期，军中吃战俘是普遍的现象，连岳飞也不例外，所有才有野蛮千古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1斗米要数十千钱，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15千钱；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吃人风潮席卷全社会，以至于流行用“两脚羊”来称呼人肉。齐鲁一带的汉人从山东逃到杭州，甚至把人肉做成肉干来吃，而且中医还鼓吹吃人可以延年益寿。文革时期，吃人风潮席卷广西等地。

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历朝历代，都有“峰火连天”、“白骨蔽野”的记述。正是正义之神和宪政的缺乏，才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准战争状态。所谓“止战”、“胜残”、“去杀”、“慎刑”一类主张，不过是缺啥吆喝啥，对好战滥杀力图矫正罢了。但吆喝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滥杀战俘吃战俘人肉终难止住。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时，袁绍兵有八万人投降，曹操一个不留，把这八万人统统杀了。后人评价说，曹操的做法对自己有利。虽说是八万降兵，但管理成本高昂，要给他们吃喝，还要防他们造反。释放是人道的办法，但这些士兵都是袁绍的人，他们回去后，会被袁绍重新组成军队再打回来。也就是说，为了胜利是不需要人道正义，唯有屠杀屠杀再屠杀。

在西方，战争目的不是杀人吃人，只要投降就行了。战俘或交换或者卖为奴隶。公元前147年罗马摧毁迦太基，城破时迦太基人战死8.5万人，残存的5万人悉卖为奴。不杀降卒是西方的通则，而在中国杀降卒却是司空见惯。秦将白起就坑杀赵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李鸿章就经常杀降卒数万，李的外国军事顾问骂李鸿章是野蛮人。

中国兵家谋略——兵不厌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已成国际显学。“兵者，诡道也”（语出《孙子》，是说要勇于装孙子）、“兵以诈立”等诡计思想，中国人奉为圭臬，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他鄙视诡计、不愿偷袭。老子装弱装孙子像水一样柔弱以迷惑对手的阴谋思想就是来源兵家。中国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国的狡智之祖。鬼谷子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就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当今中小学课本中的“五千年文明”智慧代表之一“田忌赛马”对我们民族“不讲诚信”的野蛮国民性的影响是极大的，贻害也是深远的。

兵家多征战撕杀，残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驯服万民，为君王卖命，自己在这过程中谋取功名利禄。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蛮和残酷的。

“尚同”的残暴专制源于兵家。孙子说：“使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威”（《孙子兵法.始计篇》）。中国古代的兵家驯服民众的办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们以此绑架民众，只能跟谁他们走到底，否则就会死的很惨。孙子在练兵时只因吴王的两个爱妃2次没号令排好队，孙子就杀了2人，连吴王的求情也被否决。他以恐怖手段达到了威使众人的目的（杀人立威）。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却为当代的中国人所肯定。

中国的愚民思想起源于兵家。孙子曰：“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九地》)。此后，诸子百家都强调愚民。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云：“将德（将者，于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将德”仅仅是一种手段：“将德”的目的，只在于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样使用，才有一将功成万骨枯！

二，中国文化残暴性和欺诈性的原因是不信正义的上帝

中国文化的残暴性和欺诈性在顶层的表现。中国一旦改朝换代，最高统治者绝无例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大杀功臣、忠臣，为剿除竞争对手和皇权世袭开辟道路；二是迫害知识分子，尤其不愿为其所用、有独立政见者；三是在政权的驱动下，大造个人迷信的欺诈性说教，使人民诚惶诚恐接受“君命授于天”的个人崇拜。

专制社会充斥着统治阶级散布的谎言以掩饰其残暴。统治者都会散布两类谎言：第一类，此厮该死，那贼该杀，以此来证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类，吾皇英明神武，泽被苍生，德播四海，真龙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好让人民接受专制特权的合理合法。

古希腊神话说，宙斯赐予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有平等权利。宙斯说，“凡是不讲尊敬和正义的人，一概处死。”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须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这表明：政治和人们的良知、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治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普罗泰戈拉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

吴思鼓吹暴力至上，根本不佩称人。那么多人喝彩，说明中国处在丛林社会。吴思批判腐败潜规则等，那和民主无关。吴思鼓吹“血酬”暴力决定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就是暴力至上。吴思到处演讲暴力，还跑到香港讲。这是共党支持他，他本人在文革时期就是共党，而且是共党后代。他宣传中国自古暴力决定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面在说历史，实质就是告诉香港人，北京的暴力决定你们香港人的一切，港人别争了，你们斗不过北京。吴思宣扬社会无正义，只有弱肉强食的暴力，还宣扬打不赢就逆来顺受，就忍，就做奴隶。吴思宣传暴力，对正义的民主事业危害巨大。

越宣传暴力，当局就越要亮剑屠杀，而士兵们心中充满了残暴的杀气。两派打起来，必然血战。没有真妥协，民主不可能。中华民国就是没有真妥协，各派军阀总是想吃掉对手，结果让共党坐大。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宪政才有可能。这是宪政发生在西方的原因。基督教的非暴力的博爱思想深入士兵心中，使共产党屠杀令作废。这是苏联东欧共产党灭亡的文化原因。叶利钦就呼吁东政教发动信徒反对“8.19”政变。在西方，人们经常通过教堂来传播思想信息。中东的伊斯兰教更是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朝拜圣地麦加常发生踩死人的事件也依然毫不畏惧）。唯有中国教会随时在当局监控下，时刻面临着坐牢的危险，因此小心翼翼，对国人影响有限。

儒家文化重亲情最终导致社会混乱。当你在家庭里强调孝亲价值的时候，讲爱屋及乌并兼顾别人的感受，但是毕竟是从私开始，强调的是亲疏远近，到社会以后就有了裙带风，也有非常多的与血缘有关的腐败状况。每个中国人崇拜的是自己的祖宗，他没有共同的神，除了在家族之内有一定约束外，在家族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成一个利益纷争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血亲关系，没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去管他。这时，中国礼教就要求人克己，做圣人君子，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每个人的圣人君子标准不一样，社会缺乏基本的正义共识，乱的一塌糊涂。

而欧洲美国没有儒家文化，但它有宗教，都信上帝，上帝是他们共同的保护人。这样一来就他们就不会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血缘关系、亲疏影响就变得小了。他们走出家庭来到社会，就会一视同仁的平等相处。而且西方的法治是做人的最低标准，你不按这个标准做，马上就要受制裁，所以容易做到。由此可见，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的普世价值观——法治、信仰上帝——人就会克制自己，不愿意进地狱，要进天堂，这就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体制。


中国情况正相反。首先，人群的划分是从家族开始，然后才是社会，先顾自己，然后再心系天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这“私”悄悄隐藏。其次，中国人一进社会，就是一个竞争关系，你有了我就没有，人人都为小家利益拼搏，每个人身后都以家族为支撑，斗起来就没有底线，弱肉强食或者同归于尽，没有正义，残暴无比。

苏格拉底追求真理被杀，其思想被发扬光大。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因此成了西方的神，耶稣是正义的化身，耶稣的思想成了西方人指路明灯。中国的少正卯讲学强调求真务实，不利于专制统治，而且追随少正卯的学生一度超过了孔子，孔子做官7日就杀少正卯，少正卯思想彻底失传，这就奠定中国文化虚伪欺诈的悲剧。儒家文化没有诚信，没有正义，只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生取义”，死的都是别人。每每遇到了困难与危局，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逃跑：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动辄“乘浮桴于海”，一种随时准备逃跑的投机姿态，毫无解决问题的责任、智慧与勇气，而这样的人竟然是整个民族的圣人圣事。这样的民族必然多灾多难。

当局刚刚枪毙杀村官的“义人”贾敬龙，2016年11月16日晚陕西延长县发生特大血案：村主任曹英海一家被人砍于血泊之中，3死6伤。所以，中国社会只有走非暴力的博爱路，民主宪政才有可能。可是一些人就是迷信暴力，他们不知道：非暴力思想并不是废除一切暴力，废除只是非正义的暴力，防御性的暴力就是正义的暴力。

三，中国欺诈性文化的原因是不会求真

在陕西临潼：村民病饿死8年后 村长长期冒领死者粮食直补款。这就是官僚欺诈弱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论文抄袭成风，校长申报院士的论文都是抄袭的；连医学论文都可以买卖，而且生意兴隆；2016年科学家韩春雨刚在英国发表1篇假文章，就利用它谋取了2个多亿民脂民膏。面对诸多科学家质疑，河北科大百般包庇。根本原因是儒家的父子相隐的骗子文化所致。

儒家之所以成为皇帝的帮凶，是因为它奴才似的狡“智”为皇帝所喜，可以用谎言来使老百姓愚昧化和工具化。“信”被儒家牺牲。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论语•子路》曾指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即：说出的事一定可信，说了就一定守信用，一定办到，这是个浅薄固执的小人呀。孟子说过：为了“义”可以不必说出真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哦！原来孔孟的诚信是针对百姓、小人说的，君子、大人是没必要遵守的，谁遵守，谁就成了“硁硁”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这种针对百姓、小人的诚信，是奴才的诚信。的确，如果百姓、小人们不诚信，不老实，统治起来不就太困难了吗？

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就是一个说谎话、假话、篡改历史的大师。周朝流传下来的《诗》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将其中绝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观点的诗都给删了，仅仅保留了一个零头——305首符合其教义的诗作为儒教的教材，成为儒教的“五经”之一。

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兑现。他没做过史官，居然就敢编辑史书《春秋》。在《春秋》所记载的240年中，孔子的“祖国”鲁国，有四个国君被杀，一个被打跑，还有一个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是一个字不提。这就是“为尊者讳”。连编纂史书这么严肃的事情，都可以说谎了，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可以说谎的呢？孔子编《春秋》的原则就是避讳，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避讳就是为别人隐瞒丑事，为别人说谎。避讳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由于儒家倡导避讳，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撒谎文化，且令国人神经兮兮，荒诞离奇。

到了宋朝，连“丘”字也要避讳。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画圈。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写作“邱”。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不单为圣人讳，还得为所谓尊者贤者讳。杨万里任监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不悦，说：“万里昨日到”。太守大惧，赶紧下令将歌妓收监。田登做太守，元宵节不许百姓说灯，下令把点灯三日说成放火三天，开创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奇迹。

一位中国老师给美国小学生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从地主家借了口大锅，完事还了一大一小两口锅，说小锅是大锅生的孩子，地主当然笑纳。过了几天，又管地主借锅，这次没还，说是锅死了。听了故事，美国小学生并未称赞阿凡提的智慧，而是质疑：他用小锅骗了地主的大锅！他为什么不靠劳动创造价值去赚钱买锅呢？

这就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孩子看待问题的不同，明明是欺骗，一方认为是智慧，另一方则认为是不齿。目前，中国许多金融借贷诈骗就是这样发生的（见许锡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中国人开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孟子还把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潜逃，称为大孝，号召人们学习。

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圣人的教导密切相关。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智慧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 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的高超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国家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许多大学的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弄虚作假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败坏了社会。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中国的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伤害了每个中国人。科学才是探求真相、真理、创造财富的正确之路。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