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从马时代到儒时代/余东海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句话揭示了儒家政治最大义：以民为本。这是王道政治第一原则，四书五经共同证成。根据民本原则，国本位、党本位、君本位、神本位、社会本位的思想和政治，都是反民本、反人权、非正义的。

其中君本位直接等于极权主义，其它本位都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最方便暴君暴政。而极权暴政是人民和人类最大的敌人。坚持民本原则、反对极权暴政是政治最大义，是正人君子的天赋使命和正义力量的首要责任。

因此，在极权主义框架内鼓吹忠君爱国反分裂，就违反、背弃了民本原则，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会沦为三帮分子。立足民本，汤武革命应天顺人高度正义。但是，如果站到国本、君本的立场上，汤武就成了逆臣叛贼和分裂分子。相对于反极权，反分裂是次要义。反分裂的前提是政治有道，制度良好。相对于爱民，爱国第二，忠君第三，爱国忠君的前提是国家和君王以民为本。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言行，自有其思想、道德、政治逻辑的一致性。外网有文章题曰《川普70岁老人讲话像7岁小孩，中国已掌握要领》。如果当局真如此认为，无异盲人瞎马，完全不得要领。

文章提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贸学院教授姚新超说：“你老是称呼习…为老朋友及伟大领导人，但又增加关税，这是为什麽？他是个70多岁的老傢伙，讲话却像七岁小孩一样，不能只是听其言，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体认到这点。”

这话才真像七岁小孩一样。称习老友和伟大，又增加关税，敌视马帮，对待习与马帮有所区别，或许不乏谈判技巧的考量，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毫无矛盾。就像东海，是坚定的反马派，批判马学马政马制马官不遗余力，但对习帮主有限容儒、局部扭转百年反儒恶潮的作为有所肯定，把他与那些完全反儒、以儒为敌的马官有所区别。

这不是幼稚和谄媚而是实事求是，完全符合东海思想逻辑和儒家文化原则。当然，习毕竟是马帮之主，容儒尊儒非常有限，我的肯定度数也非常有限，范围明确，不会象特朗普那样过于抬举。谁爱儒家我爱谁，谁尊儒一分则受一分尊敬，不会少一毫，不会多一厘，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马帮三界、体制内外绝大多数人对特朗普、美国和西方错看错判，讲话像七岁小孩一样，理所当然。这是东海“恶必愚”的道德定律在起作用，越恶越愚，越老越蠢。很多人恶毒超过狼外婆老妖婆，智力却像瘟猪一样。马美之争，不论道义和实力，仅论智力，马帮亦必败无疑。2019-8-29

上联后一句取自孟子语。三贵即儒家三本：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宇宙万物以人为本。详见东海《三本论》（收入《儒门狮子吼》一书）。下联前两句出自《书经》，后一句为后人所加，亦合儒理。儒家强调为政要有父母之心，以亲民为三纲领之一。这幅对联是东海特为未来中华元首准备的。只要能够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实行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就有元首中华的资格。体制内外有志者盍勉诸。2019、8、29

1．20年清廉指数全球第178位。2、卫生医疗公平全球倒数第四。大学收费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税负全球第二。矿难死人数占全球80％。7．行政成本最高国家。8．全球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10万在中国，占70%。9．每年制造世界豆腐渣工程的90%以上。10、有8亿人口游离社保之外。每年三公消费上万亿，是全球其他的国家全部之和。这些才是真正的国耻。

顾炎武和陈忠林所说都对。陈忠林例举的恶性现象，都是极权暴政造成的。极权暴政的维持离不开三界精英的坚持。极权主义是最大的国耻，三界精英的无耻是国耻的重心。2019、8、29

君子人必是自由人，环境不自由，意志自由，良知自由。世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东海则曰，人在江湖，笑傲自由。但我能理解那些“身不由己”、随波逐流的人。只希望他们有一定底线，在随波逐流的时候保持一定的底线自由。

孔子说仲由与冉求“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这是具臣的底线，虽然备位充数，不能谏主之过，正君之心，但也不从其大恶。季羡林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在真话危险的环境中不说假话，不愧为正人矣。

不说假话，不助大恶。这是我希望今时今世的儒生能够守住的两条底线。在自由社会，这两条要求常人都可以做到。但在马家社会，要真正守住这两条线，大不易。盖马家现代极权主义，纯靠无数假话和罪恶支撑、维持着，诈力并用而且并重。置身其中而能够保持沉默、不助大恶，已经很了不起，不愧正义之士。

无论体制内外、底层高层，若能做到不说假话、不助大恶，就取得了儒门的入门资格。如果有人能够坚持说真话，完全不助恶，其人必是大自由人，非圣贤即豪杰，请受我三拜，为之喜为之贺，可与立可与权，可以直入东海内室矣。2019、8、30

或问儒家为什么反对民主、平等。答曰：这是个伪问题。儒家于西方民主平等，既不认同也不反对，而是超越，以王道德治超越之。王道政治充满民主平等之精神。反对民主平等、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极权主义。某些儒家学者反对民主平等，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能代表儒家。

反对和超越，性质大不同。反对是与之相反，与之作对，甚至以之为敌，势不两立，以打败之、消灭之而后快。超越的态度则具有开放性和友善性，是取其精华，择善而从，与人为善，争取共赢。

王洪春《前半生教马列，后半生传儒学——钱穆之子钱逊逝世》说：“外界将其与盛名在外的父亲相比较，甚至认为他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有些‘可怜’”云云。我觉得钱逊确实有可怜的一面，其可怜不在于“一辈子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下”，而是一辈子都无法进入父亲的光明心。

钱穆先生对马学颇有研究，坚决反对批判之。而钱逊曾是马列教员，后来学习传播儒学，却始终未能认识到马学的根本性反常反动，未能认识到儒马两家正邪不相容的原则性矛盾。王文说：

“钱逊将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学马列，教马列；后段学习、传播中华文化。对于所走两段道路，钱逊自称有不少不足和遗憾，但没有后悔。如果可以套用正、反、合的公式的话，经过学和教马列的第一阶段和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阶段，经过了“正”和“反”的阶段，未来将是向更高的“合”的阶段发展：“将是向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发展。成就未可期，可为的只是不懈努力而已。”

如此主张儒马结合、正邪合流，至老无悔，严格地讲，是不配为儒家的。一定要称儒，只能说是半个儒家。这样的学者，与反儒派和正宗马列派相比，自有可敬之处，但是，与历代真儒和其父亲相比，又是可悲可怜的，不太肖的。2019、8、30

儒马都讲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但语同义异，意义、形态和性质截然不同。儒家的天下为公，指主权在民，天下归天下人所有；大公无私，指为政公正无私，权为民所用。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无私，包括制度公道，法律公正，官员廉洁奉公，人民机会公平等等。保障民有恒产，维护民产安全，是公天下和三无私题中应有之义。

马家的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意谓消灭私有制，追求和实行公有制。在党主制之下，财产公有，必然异化为国有党有，最后变成权力所有和按权分配。这样的天下为公，其实是天下为党，天下为权，财富和权力一起都集中于一小撮特权阶级。这样的大公无私，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极权主义、特权阶级之大私为天下之公。2019、8、31

这是中土马帮成功较易、维持较易、延续最久的重要乃至根本原因，也是中土精英命运特别悲惨、弱势苦难最为深重的根本原因。对于极权暴政的支持拥护歌颂，代价极其沉重，无数精英饱受政治迫害，无数弱势饱受经济掠夺，最后还有不少人为之陪葬。每念及此，我心忧伤。

支持拥护歌颂极权主义，是最大的助恶帮凶，最为三无三可三绝。三无者，无知无畏无聊也；三可者，可悲可怜可耻也；三绝者，自绝后福、自绝前途、自绝于良知正道也。助恶的利益是表层性、现象性、暂时性的，危害则是深层次、根本性和持久性的。利益越大，后患越深，恶果越大，恶报越重。

二十几年来，东海甘冒大险哓哓不休，实属救世意诚，老婆心切。其实，只要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和历史常识，对于东海一些常识性言论，应该不难理解。有所理解，就应该下决心进行道德自救。纵不为自己考虑，也应为子孙后代考虑。自救的第一步就是戒绝助恶。即使不敢、不能批判反对极权主义，至少保持沉默，坚决不支持不拥护不歌颂，不与之同流合污。2019、9、1

论利益，反马无一利而有百弊，且有危险。当然，东海所求是天下之利，万世之名，非个人一时之名利也。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对我来说，曾唯恐拒之不免。此不足为外人道也。既要做君子豪杰，又不愿牺牲一些利益冒一点危险，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论情感，东海与马帮并无私仇。且真言直发二十多年，一直逢凶化吉，马帮也算手下留情。二十多年来，前求民主自由，后倡儒家宪政，始终反马不辍。论激烈深刻程度，自负天下无双，不仅儒门反马第一人而已。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心忧，忧神州沉沦，天下无道，忧此生未能成德成圣，成就良知万古光明。2019、9、1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把君臣关系置换为政权、政府、官员与人民的关系，此言照样成立。这是正常反应，符合人道之正，人性之常。

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以民为奴，防民如贼，与民为敌，造下了累累罪孽，种下了无数仇恨。欺诈、蒙骗和暴力恐吓之类手段，或能对仇恨产生表层而暂时的抑制作用，但不可能消除。随着人性逐步恢复，深扎人心深处、深潜社会意识的仇恨，将急遽发芽破土开花结果。仇官仇富、憎毛恨马现象越来越严重，就是这种仇恨在发芽。

易经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把家字改为党、国和社会，照样成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一切才刚刚开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分子，为它们自己和父辈的罪恶还债。而且有些债是要用生命去偿还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君子法眼无蔽，透过风云变幻，正观宇宙生命，允执性与天道，洞察善恶因果，为那个骄狂于天怒人怨之中、享受于火山之上、冰山之侧的阶级一叹！古今中西从来没有那一股邪恶势力能够摆脱因果律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19、9、1

“五四以后，胡适亦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渐生亲社会主义的左翼倾向。1926年是胡适思想生涯中最激进的时段，此时其思想“左”倾由于莫斯科之旅而达到顶点。1926年7月，胡适赴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取道西伯利亚铁路，中途抵莫斯科游历三日。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令胡适激赏不已，他盛赞苏俄新政为“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在给北大友人张慰慈的信中，胡适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苏俄政治的理想主义和计划性：‘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这段话足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胡适思想混杂，思维混乱，自由主义立场观点大不正。东海曾称之为自由主义杂家，名副其实。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亲美派自由主义的代表，尚且如此糊涂，遑论其它学者。胡适后来对苏俄有所警惕，但对社会主义的邪恶始终缺乏必要的认知和批判。

其二、马教初兴之时，不少人颇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颇有信仰和理想的真诚。这股势力曾经笼罩大半个地球，能够拖延大半个世纪，其力量的源泉在此。单纯的欺诈不可怕，单纯的暴力也不可怕，欺诈暴力结合可怕，但也有限，欺诈暴力的邪恶与信仰理想的真诚相结合，那才是最可怕的，危害不可限量，灾难不可限量。2019、9、1

《一个穆斯林的醒悟:伊斯兰教是荒谬的骗局》一文作者是一个穆斯林，从小对伊斯兰教耳濡目染，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对曾经的信仰产生了疑惑，进而放弃了导致迷茫的信仰，感觉如同新生，遂写下了本文。文章开头写道：“我总是希望享受个人自由，希望看到人人平等，希望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做些事情。然而，孩提时代所受的伊斯兰教育总是试图将这些理念挤出我的头脑。”这三点希望和理念，就是良知的作用。只是开始时力量微弱，让作者“在我的思想和伊斯兰教义之间我不知道如何做出选择”。好在作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希望越来越多的伊教马教中人，有机会像作者那样获得觉醒和新生。2019、9、1

或说，人民不爱国，是因为国家不可爱。同样道理，官员不爱民，也是因为人民不可爱。答：非也。人民不爱国是因为国家不可爱，成立；官员不爱民是因为人民不可爱，不成立。仁者爱人，仁政爱民，爱民是官员群体和领导阶层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无论人民是否可爱，官员和领导都必须爱民。

爱民以仁政王道，人民必然可爱起来。孔子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认为，春秋的民众与夏商周三代的民众都是一样的人，三代人君行以直道，民皆向善，春秋民众也可用直道引导教化他们。汉儒陆贾说得好：“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新语·无为》）

小人与君子大人相对，非君子、非大人即小人。小人容易变坏，但小人不一定坏。小人只是小，胆小量小心眼小。盖人格未能建立，四心未能扩充，心为身役，身为物役，为物欲和利益的奴隶。《孟子告子上》记载：

公都子问曰：“均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均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起到道德识别和价值判断的作用，是为大体；眼睛耳朵嘴巴等器官，能感知外物却不能思考，是为小体。立乎其大者，就是让良知成为主宰，建立人格的健美，避免身为物役，心灵物化。

小人可下可上，下堕无底线，上升不封顶。下堕则为盗为贼，放辟邪侈，为非作歹，无不为已，不知伊于胡底。小人若能立志，可以为士，学而时习，不断上升，成德成圣，成就不可限量。2019-9-26

五四至今最需要启蒙的是三界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百年来知识精英是古今最为无知无畏无耻的群体，综而言之，大罪有二。其一是蒙启，包括反孔反儒和崇马崇毛，包括推崇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蒙启，混乱思想，颠倒价值，茅塞人心，败坏社会。

其二是逢恶，包括逢民之恶和逢君之恶。民国时期侧重逢民，蛊惑愚民，煽动刁民，迎合暴民，让他们造反作乱，为自己火中取栗；马列时期侧重逢君，唯党唯权，颂盗颂贼，奴性十足，恬不知耻！

四九之后，三界中非毛左、非马家、非极权主义奴才者几希。毛氏对三界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的迫害，空前残酷血腥，但本质上属于内讧，是暴君对恶奴充分利用之后的精神鄙弃和肉体毁灭，是精英群体为自己的罪恶所应付的代价。信魔拜魔着魔而遭魔害，自作自受，充分体现了天道和因果的公道。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2019-9-27

极权主义的壮大、成功和维持，需要有相应的邪说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需要有信奉或伪装信奉其邪说、并为之宣传鼓吹的知识群体，还需要一定数量的愚民刁民暴民，作为其群众基础和社会底盘。

这两个群体是极权主义得以成功和维持的基础，相比政治群体，它们获益最少，却受害至深。当然，极权主义没有赢家，政治群体同样要为它们的罪恶付出惨重的代价。有一个定律般的历史现象：暴君恶吏，大多无后。纵然有后，人丁单薄，或质劣身残为废物，或心盲智弱如蠢猪，或灾多祸重，厄运缠身，传之不远也。

暴君与暴民，恶主与恶奴，相辅相成，两面一体，同归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社会是典型的恶社会，大争大乱大恶大黑，上上下下强人弱者都具有极权主义人格。很多受苦受难受尽压迫剥削的弱势群体同样心怀大恶，甚于盗贼。它们只要有机会，很容易变成暴君恶主，甚至变本加厉。

毛左最典型，堪称六可牌：可怜可悲可笑可耻可恶可怖。鳏寡孤独可怜可悲，精神乞丐更可悲。夷狄可耻，还有人味，毛左是彻底非人化、禽兽化、豺狼化和恐怖主义化。论可怖，唯有宗教恐怖主义分子差堪仿佛。

极权主义是政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宗教极权主义。两者都是邪恶之大者，很容易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同恶共济，相互利用。当然，邪恶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尊重和团结，只是为了各自的权力和利益暂时勾结，抱团取暖。一旦没有必要，它们就会狗咬狗、鬼打鬼一样地相互敌视相互危害，以消灭对方而后快。2019-9-27余东海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如今中美需要谈的，需要管控的，并不是协议。任何国际协议都是可以违反的，所谓契约精神在过去几千年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理想状态，这是因为一国之内的协议有国家政府可以公证监督，而国际契约则没有公证监督方，联合国、国际法庭等没有执行力的组织，在如今这个世道，还只能是强权的工具。”（《多新网》）

这是典型的丛林逻辑、野蛮心态和极权主义思维。没错，任何国际协议都可以违反，但是，对任何协议包括国际协议的违反，是有代价的。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立。无论国内国际，无信无义无契约精神，纵占一时便宜，必贻无穷后患。

联合国、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虽然没有执行力，却有一定的道义性。违反联合国协议或被国际法庭审判，都会对国家品格、道义形象造成严重伤害，轻则失信于各国，在外交上自造种种麻烦和困难；重则树敌于天下，沦为国际小丑和天下公敌！2019-9-28

1981年马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此后，官方和民间都称文革为十年浩劫。

但是，由于《决议》对毛氏避重就轻，为文革翻案之风常常刮起，并且愈刮愈烈。近日，新华社发表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重申《决议》的定论，但对毛氏的责任依然是蜻蜓点水。

文革是由毛氏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氏与文革血肉交融，两位一体。文革是灾难，毛氏就是灾难制造者；文革是浩劫，毛氏就是带来浩劫的恶魔。要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毛氏。毛魂不灭，文革就无法完全否定，并且存在还魂的可能。2019-9-28

薛烛是春秋第一相剑师。越王句践请其相剑。先取毫曹，薛烛说：“毫曹，非宝剑也。夫宝剑，五色并见，莫能相胜。毫曹已擅名矣，非宝剑也。”又取巨阙，亦“非宝剑”，再取纯钧，薛烛色动神惊，赞叹不绝。事见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纯钧，春秋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号称十大名剑之首，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

中华文化三大统，就像纯钧、毫曹、巨阙三剑。佛道已擅名矣，与其它文化体系相比，也很优秀，然与儒家相比，则各有瑕疵大为逊色。唯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洵为至正至圆天下无双之学。东海对佛道，既相当肯定，又有所批评，原因在此。2019-9-29

眼光到了薛烛的水平，毫曹、巨阙皆非宝剑，只有纯钧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宝剑，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眼光到了那水平，优点缺陷都看的清清楚楚，不可能再违心乱赞！至于在勾践眼里皆以宝剑视之，这也是水平未到，看不出好坏的自然表现。薛烛说毫曹巨阙非宝剑，乃是与纯钩这样的绝世珍品相比，而勾践视二剑为宝剑乃是与一般的庸品相比。同样视纯钧为宝剑，但勾践的认识与重视又如何能及得薛烛之万一！吾曾言：“任何领域的高手，必然能对其研究的对明察细辨，你好、我好、都很好，看似“雅量”，实际上一听就知道其不过是看热闹的外行”！对于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崇那也拜的，充其量爱好者水平而已！

有公众号文章《哪些国家大力援助过中国？中国大力援助过哪些国家？》指出两点。其一、多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其中，年均援助额居于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位居第六。其二、中国大力援助过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等国家，目前中国以非洲国家为援助重点。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深究：一、对中国的援助有多少落实到了国民身上？二、怎样的援助才是对中国人民最有力和最有利的？三、各国援中和中国援外有何区别？四、接受中国大力援助的各国，受惠者是谁，受援国人民是受惠还是受害？2019-9-29

任何群体，小到同学群老乡群，大到国家、民族、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共识，包括思想、观念、政治、道德、文化、制度等等共识。其中价值观又特别重要。一个价值观各异和撕裂的群体，纵然勉强维持，也无和谐、友好、团结可言。

现中国的思想混乱和价值撕裂，根源在马学。马学集极权主义、民粹主义邪说之大成，所提供的三观，与儒学西学和一切良好的学说都格格不入。正邪混杂，混乱和撕裂就是逻辑的必然。

或以为，只要消灭儒学西学其它杂学，由马学一统天下，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完全一致，就可以和谐友好团结了。这是白日梦。邪说一统天下，人类普遍邪恶化豺狼化，社会只能变成人吃人的地狱。毛鉴不远，毛时代就是马学毛思一统之下的地狱！2019-9-29

凡持“文化无高低”之说者，都是文化盲，都不配谈文化，不配为文化人。不同的文化体系，就有不同的思想观念、道德追求、价值标准及政治理念，其文化品格因之而异，不仅有高低之异，而且有正邪善恶之别。

据我所知，有两个文化名家同持“文化无高低”之说。一个是秦晖，说“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后一句对；一个是葛兆光，说“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全错。民族也是有贵贱的，文化高优则民族高贵，文化低劣则民族下贱。

秦晖批判暴秦，反对恶制，倡导民主，人品不错，但论及文化问题和儒家思想，终究隔靴搔痒。对葛兆光人品不了解，略览过他的《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是个轻浮浅薄而自以为是的老糊涂。2019-9-29

季羡林写过一篇文章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要义有三：一、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二、坏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并不知道自己是毒物一样。三、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他说：

“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

用在马家社会，季羡林这些判断确实没错。马家社会坏人特别多，而且特别坏，很多人乐于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这些坏人大多不会改好，甚至越老越坏。它们大多不自知是坏人，甚至自以为是好人。

马帮表彰的英雄模范和道德偶像，大多数特别坏，是极权主义分子，助纣为虐的三帮分子，欺世盗名的伪人奸佞，反中华反民族反人民的乱臣贼子卖国贼。但它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坏人，都自以为有功有德有贡献。因为马家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是颠倒的，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一切颠倒。

信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坚持和支持党主制公有制者，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分子，统统都是坏人。要让这些坏人变好，必须去马尊儒。去马就是消除它们身上的坏人基因，尊儒则可以帮助它们祛邪去恶、恢复正常、改良德智和重建人格。2019-9-30

“说真话本应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最底线的品质，但在当今中国，却成了一种不易企及的道德高标。由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政治的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的高压摧残，国人普通缺乏说真话的愿望和能力，真诚成了稀缺品质，真话成了稀罕珍品，真人成了傻冒的同义词。无数知识分子陷身于造假传假圆假的事业中不克自拔。”

“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发表思想、观点和有关公共事务的言论时，只要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不论是批评还是赞美，是指斥弊谬、抨击错误、反对邪恶还是宣传弘扬真善美，我们将尽力做到用真名说真话。面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假，我们誓言说真话、署真名、做真人。”

三真运动仍有现实意义，唯有必要予以深化和升华。兹特提出新三真：真心、真理、真相。真相，包括政治真相、社会真相和历史真相；真理，正确的道理，包括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真心，指真情真爱，爱人爱家爱国。

政治社会真相在有关当事人及知情者心中，历史真相在历代正史中。真理在儒学，内圣学阐述道德真理，外王学阐述政治真理。真心在仁人义士。秉持真心，揭示真相，宣说真理，向一切假丑邪恶扔下挑战的白手套，这是仁人义士当仁不让的文化责任和天赋使命。启蒙吾民拯救吾国，重建中华道援天下，从新三真运动开始。2019-10-1余东海于南宁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他预言：未来最有资格、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华文明必将成为世界主流并一统世界，中国将成为世界政府的核心。

汤因比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推崇及预言，常被一些学者窃用来为马家涂脂抹粉。殊不知，马家文化与中华文化，马家政治、制度和中华文明不仅格格不入，而且相反相悖，背道而驰。马家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是中国文化复兴、文明重建最大的拦路虎。只要马学在宪、马帮当道，中国就无文明可言，遑论一统世界。2019-10-1

看透现中国，需要四只眼：现实眼、文化眼、历史眼和全球眼。有了现实眼光，就会看见成群结队的灰犀牛和黑天鹅已经现身和正在急赶而来，某帮内忧外患深重空前。有了文化眼光，就能看到中国种种问题、种种灾难的根源所在，并为之准备标本兼治的医疗方案。有了历史眼光，就能回顾纳粹、东德、苏联及其它古今中西极权势力在崩溃之前阅兵式的威武雄壮声势煊赫，看清中国现在的位置和未来的趋向。有了全球眼光，就能看到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知道谁没有未来，未来属于谁。有了这四种眼光，就不会被某些东西虚张的声势和热闹的表象所迷惑，就会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压城欲摧的黑暗里看到晨光熹微。2019-10-1

古今中西关于宗教的定义很多。我比较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吕大吉先生的定义：“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也是当前我国宗教界认同度较高的一种定义。我以为可以还优化一下：

论文化、政治基本立场，毛、邓、习无异，都是马家。论路线，习非毛非邓，非左非右，介乎毛邓和左右之间，故我曾称之为马中---马家中道。习若有闻，当亦不能不首肯东海此判也。

马家当然非中道，就像佛家、道家、耶教、伊教都自称中道而皆非中道一样。马中试图融会马家左右、儒学西学于一体，特别混杂，故最合适的称谓是马门杂家。

国内外不少人担心政治左转，重走毛路，多位朋友也有此虑。多虑了。有所左转确然，重走毛路则不可能，察以上上下下人心和国内国际环境，都不可能，习思想也不允许。习思想允许偏儒偏西偏右偏左，但若欲真正儒化西化或完全返左，则不可能。这就是马门杂家的特征，客观上相对比较适合这个杂时代。

杂时代的特点是，思想空前混乱，共识空前匮乏，在任何文化政治问题和话题上，官与民、民与民、官与官之间都难以取得共识。尊孔反孔，崇马反马，拜毛反毛，制度好坏，道路正邪，国庆国殇，盛世乱世，无不各说各话。也唯有习的杂家思想，才有望勉强绥靖各方而稳住局面。

当然，这样的稳，具有表层性、暂时性，脆而不坚，坚而不久，欲再维持三十年，绝无可能。摆在中国面前有三条道路：一条是马路。马左马右各实践了三十多年，虽然势同水火，同样遗祸深重，不得人心。马中维持艰难，欲回马左马右，只有更加艰难。三条马路都行不得也哥哥，行不通也哥哥。

另外两条都是生路：西路即自由主义道路，也是正道，远逊王道。唯仁本主义王道，最为中正美好，是真正的中国特色道路。儒家最有资格主导中国，中国终将实现王道文明。无论当局作出怎样的选择，无改于这一历史大势也。2019-10-2

在习时代，尊孔尊儒成为政治正确，儒群自由度略高于其他群体。说真话有危险也有限。儒家学者尤其是那些有机会接触高层和习氏的名儒，若能多多仁言义语，力辟马学毛思，当局即使听不进去，也不至于政治迫害。但是，他们却纷纷主张儒马会通，或以儒学缘饰马学，辜负了天赐良机辜负了孔孟和儒家。

仅“公开辟马反毛者屈指可数”这一点，足以说明今时儒门整体品质低下，君子屈指可数。盖儒马不两立，真儒必辟马。能言距马毛者，圣人之徒也，否则不配入圣人门下，不配以君子自居。

我说习时代对儒群相对宽容，自有个人体会。在江湖时代，我处处受到严控，一直不能出境，常常受邀喝茶。在习时代，辟马反毛只有更加嚣张，言论仍然处处受限，但监控撤销，不再喝茶，并有了行动自由包括出境自由---虽然目前尚无缘利用这一自由。就儒群而言，据我了解，几年来有儒网儒群被封，但没有儒生被喝茶，遑论剥夺自由和以言入罪。月饼以后就不好说了。2019-10-2

有文章说：“2018中国移民海外富豪总人数1.5万，比前一年的1万增长50%。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排名第一，比位居第二的俄罗斯高出一倍，俨然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富豪移出国。”文章指出：“中国富豪对移民目标国的价值判断：良好的生存环境、健全的法律体系、安全的资产管理。”

这是富豪们认为财富在中国没有安全保障的外因。这是富豪们在用脚投票。同时，他们财富来源有问题，害怕受到中国法律或权力的追究，应是重要原因。这个现象也为这个东海律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人才和财富都向文明的高处流动。2019-10-2

或称自己无名小卒，人微言轻，说真话于世毫无裨益，于己则有危险。所以不如沉默是金。这种态度很没出息。谁又是天生的名家呢？只要是真话，无论出自何人之口，都是于人于世有益。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才是说真话意义最大、功德最大的时候。成君子必须说真话，真君子必能说真话。

《周易系辞上》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言论和行为都是君子处世的关键，言行一动，就像枢机之发，决定着人生的荣辱。君子的言行影响巨大，岂可不谨慎。

这里强调了言行的重要，并将言置于行之前。人生要追求光荣、扩大影响和成德成名，都必须坚持不懈地说真话说真理。注意，慎言不是不言，而是强调言论要真正。真是真实、真诚，正是正确、正义。君子的言论，必须真正而高质。2019-10-2

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闻“君为臣隐，臣为君隐。”亦不闻“师为生隐，生为师隐。”父子是天伦，重在亲情；君臣以义合，师生以道合，君臣师生，重在道义和道理。论道则惟道是从，论理则道理最大，故事君事师同乎“无隐”。君上和老师有过失错误，臣下和学生都应该真言实说，不可遮掩和隐瞒。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李二曲先生认为孟子这句话也适用于师友之间。他说：“责难陈善，不特事君宜尔，即事师交友亦然。”然哉，这也是东海对诸友诸生的希望。发现我有过错，不可隐瞒不言，更不可遮掩粉饰，责难陈善是最好的尊重。2019-10-3

哈耶克的许多思想，东海高度认同。例如，计划体制不可持续，复杂科学不可理性设计，生命本身才是目的等等。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观念塑造世界，学者的使命是纠正错误观念。这与我一贯主张不谋而合。我一再强调，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只有真理才能战胜邪说，儒者的重大使命是传播真理、批判邪说。

然亦不尽相同。哈耶克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东海曰，仁义高于自由。哈耶克认为，任何改造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乌托邦幻想，都是狂妄和致命的。东海以为，在王道政治、礼乐制度框架中，通过持之以恒的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人性可以优化，社会可以改造，大同理想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是乌托邦，未来大同理想则是建立在人类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水到渠成。

或认为东海把自己与哈耶克相提并论是一种自我抬举的傲慢。恰恰相反，这表现了儒家的谦下和对哈耶克的尊重。论现世影响，东海不及哈耶克十万分之一。论思想品质，则东海不敢妄自菲薄，自信以五观为核心的仁本主义体系，可以代表未来，可以为王道政治、礼乐制度和人类文明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2019-10-3

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不成立，因为它本身就昧于宇宙生命本质，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真能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探求和认识宇宙生命的本质，就不会错把物质当成第一性，就不会唯物和物主义。

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是赞扬河间王刘德的话，意谓刘德研究学问爱好古道，以事实为依据寻求正确的结论。

真能实事求是，就能深入格物致知，努力诚意正心。物格到深处，意诚到极致，心正入中道，就知道物质只是现象而非本质，只是派生而非本原。世界统一于太极，物质和意识都是太极所现之象、所生之物。意诚到极致，心正入中道，就能上达性与天道，分辨道器、体用之别，欲不弃马归儒，归本于仁，不可得也。

唯物主义最不利于格物穷理、开物成务、备物致用、利用厚生，最不利于物质开发、科技发展、科学进步和物质文明。让物质窃据主义和第一性地位，就从根本上截断了信仰和道德之根。缺德必缺正智，一切不可收拾。

习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根源归结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不错，但远远不够，没有抓住根本。中华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和支柱，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原因在于他至高无上的三性，即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儒学即仁学，是上达天道而立足人道的圆学，堪称最为中正圆满的人格主义、人道主义哲学。他一旦见龙在田，就永远焚坑不尽、消灭不了。只要人类不亡，儒家就在；只要儒家不亡，人类就在。2006年6月东海有一首诗曰《无题》，其中的“我”，用来喻儒颇为合适。诗曰：

荀子最崇孔子，最重礼，也常讲仁义和天道。然其学术无本，不得孔学之正，不知礼之精神，不明仁义和天道之真谛。《荀子·性恶篇》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仅此一句，足证其昧于仁性和天道。故荀子讲天讲仁讲礼讲学，貌似花繁叶茂，其实无根无蒂。

孟荀并尊，尊重了荀子，却贬低了孟子和儒家，无异夷五岳为丘陵，贬大道为小径。关于孟荀，儒家主流早有定评和共识。标新立异，毫无意义，徒然添乱，徒然暴露了某些学者的狂妄和浅陋。2019-10-4

汉娜·阿伦特，国际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作者，被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阿伦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阿伦特认为，由于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应被视为政治理论家。阿伦特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其政治理论高明在此，不足亦在此。孔子说仁者爱人，阿伦特爱人，颇有仁者风范。但她将个人与集体、民族、社会和国家割裂开来，难免对集体精神、国家精神和民族意识造成伤害。个体的人固然必须爱，优秀的集体、正善的民族、和谐的社会、文明的国家同样值得爱。集体民族社会国家都是由“单个的人”组成，让集体民族社会和国家可爱起来，正是“爱人”的重要方式和表现。2019-10-4

不少人分不清楚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例如，我曾说过，习思想最适合这个杂时代。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但一些人以为我认同习思。这个判断，全面的表述可见我去年春的一段话：

“为什么说习思想颇适合大转型期之社会？道理很简单：马家思想极坏，支持者不少，不能完全弃马；儒家思想最好，反对者太多，不能过于尊儒。习思想立足马学而有所取舍，吸收儒学西学及佛道营养，让各门各派人士多少有所认同，很适合这个杂家占据主流的杂时代。”

这段话中，说马家思想极坏，儒家思想最好，属于价值判断，儒家立场坚定，辟马旗帜鲜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主要区别在于：事实判断陈述的内容是基于对陈述对象本身的了解，多为描述性判断；价值判断所表达的是作者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多为规范性和道德性判断。2019-10-4

于野曰：“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很难，成型的思想有时终身难改，唯有与肉体俱灭；社会的思潮却又往往如冬去春来冰雪消融，一点一滴，忽然一朝冰河破裂，摧枯拉朽，奔涌而去，历史发生大转弯。对当下的现实不可太乐观，对历史的进程不必太悲现。”

这段话两个观点，皆得吾心所之同然。社会大转型，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累不足，改变千难万难；条件成熟，忽然虎变不测。一个人思想和改变也是如此。

量变，即《易经》所说的“积”和“渐”的过程。《坤文言》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百年来积不善已久，罪孽的消除、余殃的消失和道德的提升，也非一朝一夕可成。从履霜到坚冰至有一个过程，从坚冰的消化到春花的烂漫，也有一个彼消此长、阴消阳长的过程。

儒家的复兴，王道的实现，也有赖于有志之士持之以恒、积健为雄的努力，即量变的努力，有志之士也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逐步成长和团结起来。所追求的政治质变和追求者个人的道德质变，相辅相成。

或说：“国军败退台湾，是地缘政治之结果。吾土不幸而有东方日本，吾土尤为不幸而有北鄙俄苏。蒋公于艰苦卓绝中领导吾土吾民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当此机遇，而有俄苏与英美之较量，中国不幸，陷于浩劫。然昔少康有田一成，卒能复禹之业；文王岐山百里，终能翦商立国；蒋公勿忘在莒，未来还在演绎中。”

将国军败退台湾的原因归结为“地缘政治之结果”，狭隘肤浅之极。国军军事失败，是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全方位的失败，其中文化最为根本。三民主义品质有限，作为立国立党的主体文化，不能敬天保民建设王道。对内，不能强健国格党魂，提升官德民智；对外，既无力批判马列主义，又无力抗御军国主义。

少康有田一成能复故业，文王岐山百里能平天下，而蒋君相反，短暂统一天下，终究偏安一隅，恢复无望，良有以也，根本的“以”就在文化。三民主义连台湾都搞不定，遑论当时内忧外患空前深重的大陆。

蒋君领导抗日，自有功勋，然也要为国党衰败、国君败退负领导责任。试想，若是少康和文王居于总统之位，其内政外交及军事当如何？蒋君若有其崇敬的王阳明、曾国藩两位先生的水平，又当如何？

坤文言说：“履霜，坚冰至。”日寇的入侵，毛帮的壮大和成功，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系辞上》又说：“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外寇内贼联翩而来，蒋君和国党如果没有责任，《周易》就不配为经，易理就不能成立了。2019-10-5余东海

邵晟东先生曰：“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并据此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提出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理论过于强调生产力因素，忽略了政治、文化、信仰等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遇到许多问题。”

这个批评过于轻淡。决定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根本原因，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水平。是意识形态决定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同时，生产力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这是东海根据唯仁史观推导出来的结论，也符合现实和历史。2019-10-6

邵晟东先生认为：“经济方面，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特征的私有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共产主义之我见》）理由有三：一、股份制经济的大发展；二、高税收和高福利；三、出现国有经济成分。另外，“以上三个方面之外，社会观念的进步，以及大量各种非营利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因素。”

这是误判。西方是否资本主义姑不论，但经济私有制则确凿无疑，至今并无实质性变化。私有制相对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要旨有二：其一、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人们对个人合法财产拥有所有权，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租借投资权、交换其它物品权等等；其二、这种所有权获得法律的严格保护，即“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股份制经济的大发展，高税收和高福利，出现国有经济成分，大量各种非营利机构的出现和发展，等等，都没有影响私有制的上述原则，也没有影响私有制在发达国家的主体地位。所有发达国家，无不实行两制：政治上民主制，经济上私有制。

同时，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经济、国有经济、非营利机构和福利制度，才能健康顺利发展。只有在私有制下，国家收税才有合理性，高福利才不乏持续性。2019-10-6

儒学无漏，是指圣言圣经无漏，基本原则和重大义理无漏。形上形下，内圣外王，五伦八德，五常八目，极天道之高明，道人道之中正，全体大用，用大体全，何漏之有？

有漏的是人。人在养就圣德、抵达圣境之前，都难免有漏。有漏，意谓有缺陷，有过失，有种种问题。历代儒家个体群体的思想和实践，包括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出现种种差错，都是难免的。但不能将这些差错归结或追溯到圣人圣经上去。

注意，无漏指原则没有缺陷，并非拒绝开放和发展。恰恰相反，孔孟的“义”，《易经》的“变易”，《中庸》的“时中”等等，都为儒学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原则支持。儒家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与时偕宜、礼以义起的时代性，无不植根于原则之中。

儒学无漏，就像种子圆具根须树木枝叶种种信息，就像仁性圆具万德，太极圆具万物，“万物皆备于我”。如果身体德性不能不断成长，宇宙万物不能不断发展，说明太极和仁性有漏。同样，如果儒学没有开放性发展性，说明根本处有漏。

方君曰：“系统和根本的正确和某一方面的先进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此言极是。之所以说儒学无漏，就在于系统和根本特别正确全面。儒学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具有无必无固的开放性、与时偕宜的发展性、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根本原因在此。

伟大的文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元首，伟大的文化，相辅相成，一荣俱荣。其中文化又最为重要、关键和根本。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华圣王之所以最伟大，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伟大。这是真正的中华魂，天下第一文化，人类第一福星。2019-10-8

“兄漏见乎？其一、汉初黄老之学大获成功，丝毫不让儒学独尊有获时期；佛门制君王之强权于信仰之超越的《君规教言论》，其善巧方便让君主自作检点善于用人”云。

第二、黄帝非道家。黄帝败炎帝，杀蚩尤，一华夏，在位期间，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等，是个大有为的天下共主，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功文治，卓然无匹。于此可见，黄老并称，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

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五帝政治及其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

第三、人道政为大。儒家对政治的重视和关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现于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制度建设各个方面，制度建设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春秋》《尚书》及“三礼”都是外王经典，尤其是《春秋》，关于政治的大义微言，至广大而尽精微，既无所不包又无微不至，精义入神。《诗经》《易经》和四书也都大量阐述王道政治的要义和大义。佛学对政治不无关怀，但都诉诸于文化道德层面，即使“制君王之强权”，也并无制度考虑。

当然，佛学作为出世法，“漏了外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佛学也像儒学那样，有建设王道的雄心和措施，有自成体系的政治理论，三纲八目俱全，五常五伦并重，那就不成其为佛教了。2019-10-8

很多人谈王道往往悬空而谈，不知王道有其具体内容、要求和标准。王道政治，道是中道，允执厥中，道统高于政统；政是仁政，仁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治是德治，德主刑辅，尊五美屏四恶；制度是礼制，礼乐刑政俱全，包括经济民有制（井田制崩溃之后）和教育科举制（科举制出现之后）。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的基础问题。王道政治兼具道统、传统、民意三重合法性。道统合法性来自于以儒立国和治国，传统合法性来自于政统传承或历史传承，民意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对于王道政治来说，道统合法性最重要，可以涵盖民意合法性。民意合法性最基础。

王道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爱民是国家的第一责任。对于人民合理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只有维护、保全的责任，没有侵犯、剥夺的权力。人民的奉献牺牲必须是自愿的，是源于自我道德驱动而非外力强制强迫。人民不爱国，国家不可爱，罪在政府和领导阶层。

真正的中国是中道之国，建设王道，实行礼制。新礼制汲取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经济上以私有制为基础，教育上实行新科举制。未来中国将从制度上落实“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的原则。详见《中华宪政纲要》。《儒家文化特区构想》也描绘了未来中国的雏形。

东海儒宪主张，中华元首的产生，选举权归三界精英，以便更好地选贤与能；否决权归全体人民，以有效保障人民主权。但这只是儒宪初期的“临时约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儒化的深入和民众德智的提升，选举权可以逐步扩大，直到全体人民。

王道善善恶恶恰到好处。这是民主政治望尘莫及的。民主政府往往恶恶不足，对于邪恶，一则认识不清，二则惩罚不力，常常纵容姑息，流于妇人之仁。废除死刑、绥靖两极就是“恶恶不足”的典型症状，都是仁爱不足的表现。有的政府甚至沦为《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中的主人公，充当两极势力帮凶。

并非对政治有所关怀和介入就是外王。古今中外很多学派宗派，都很关怀政治并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西学马学更是全心全意投入政治。但是，拥有王道学术和追求者，唯有儒家。所谓王道，在儒一方。

外王学是儒家特有的政治学，有一系列的大义微言，有一系列仁民新民、敬天保民的政治要求，有特定的理论指导、道德规范、政治模式、制度架构、法律体系和社会理想。王道政治，上有道统，旁有学统，自有政统，制为礼制，礼乐刑政兼备；政为仁政，辅之以义刑义杀义战。

外王建基于内圣，内圣扩充为外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缺一不可，同归于仁。人道政为大。儒家既立足于人道，最关怀政治，又通达地道天道，执太极之大象。

《說文解字》解王字说：“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王道能够三通，政治最为文明，自然近悦远来，终将天下归往。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政治，西学正而不中，弊端深重；佛道从理论到实践，亦蜻蜓点水。佛道对政治的关怀堪称旁观式、贵客式和远距离的，相比儒家切实深入无微不至的、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的关怀，焉能相提并论？两家学说虽然高明，立足点不在人道，不足以建设王道政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如理如实的判断，非门户之见也。2019-10-8余东海于南宁

马云在浙商总会年会演讲中提到，中国还有三次巨大机会，分别是进一步市场化、拥有巨大潜力的内需和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的经济全面数据化。东海认为，儒家化才是中国最大的机会。

儒家化是正人君子的机会。儒化的深入意味着民德民智和社会正气的提升，逆淘汰逐渐转变为顺淘汰，正人君子为政为师、成功成名的机会将大幅度上升。儒家化更是吾民吾族吾国的机会。仁者在高位，君子居上位，儒家宪政顺理成章，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民族新生、国家兴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儒家化于市场化无一弊而有百利。于野说得好：“市场的本质是价值的自由交换，己利利人，这和己达达人的精神是一致的。价值的自由交换必须以诚信为本，这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不仅此也，从《易经》、《孟子》和《盐铁论》中相关阐述和古代儒家政治实践可知，儒家经济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亦精神相通。

反孔反儒会反掉一切良制良法。不仅与王道礼制绝缘，也让自由民主再不可能。五四以来，自由民主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就在于反掉了儒家，反掉了一切常情常理常道，导致天翻地覆一切颠倒，古今中西任何好东西，在这个社会都丧失了立足之地。能够成长成功或接轨的，只能是最坏的东西。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反孔反儒导致一切反常，就必须尊孔尊儒让一切恢复正常。2019-10-9

或说：“道的特点机制是生生、为他。天理就是生生之理、为他之理。”此言不够准确。天道的第一性征是生生，只是生生。为他为己则是一体同道、不可分割的。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为他，包括利己利他、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成己成人，都是天理良知、天命之性的作用。

或说：“天地精神是纯善，就是为他。”这是误把为他为己、利他利己当成区别善不善的标准。殊不知，自他不二，利他利己，都是仁性之常。《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七情六欲都是弗学而能的仁性之本然，无有不善。假设人没有了七情六欲，不知为己利己，那就不成其为人了，人类生命也就无法延续和生存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此之谓也。

区别七情六欲善不善的标准在礼。发而中节、发而合礼就是善。《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括而言之，七情六欲善不善，关键都在中不中节、合不合礼。

或将孔子的“三无私”说理解为“利他”，是误解。“三无私”出自《礼记·孔子闲居》，原文：“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意谓治理天下，要像天那样无私地覆盖万物，像地那样无私地承载万物，像日月那样无私地照耀万物。

这里体现的是王道精神，重在公平无偏，公正无私。如《洪范》所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王道精神可以涵盖利他精神，倡导利他，但并不倡导利他主义，并不反对为己利己，不会将为他为己割裂开来。

反对精英群体和精英政治，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反对精英政治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民粹口号，对人民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操纵等等。因此，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往往一体两面或双胞胎。

广义而言，凡具有上述特征或近似的政治思想，都可以纳入民粹主义范畴。平均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三民主义和各种集体主义，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等，都充满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一、把平民理想化，把各种美德装饰到平民和所偏爱的群体身上；二、把人民抽象化偶像化，蔑视具体的人，蔑视个人自由、人权和尊严，崇拜整体而抽象的人民；三、把民主平等扩大化，在不宜民主平等的领域倡导民主平等。同时，在应该民主平等的地方虚化之。例如，在司法、教育领域搞民主，在权力产生的时候反民主。

四、富有易变性。极端强调平民的理想和价值但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毫无原则性；五极端狭隘性。民粹主义极端反对传统和权威但不容反对，毫无宽容性。俄国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注意，主权在民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共同的政治原则，但这个原则不能简单地说成“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政治上，主权、治权、教权有别，不能混为一谈。儒家主张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人民只有主权，没有治权教权。主权不能侵犯治权教权。2019-10-9

或责东海对儒佛道强分高下。分高下固然，非强也，如理如实而判别。其实，对三家真正无别无异、完全平等看待的学者，古今罕见。主张三教合一者，大多有各有立场，各有所高所主。

例如佛教的憨山和尚，对儒佛研究颇为深入，态度最为重视。他有一句名言：“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说：“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后世学佛之徒，若不知老，则直管往虚空里看将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碍，事事不得解脱；若不知孔子，单单将佛法去涉世，决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说玄妙，如卖死猫头，一毫没用处。”

但是，憨山认为三家“体用皆同，但有浅深小大之不同耳。”其实就是三家境界高低有别。他将孔子、老子分别判为人乘之圣、天乘之圣，释迦为最上之佛乘，能人能天之圣。他说：“孔助于戒，以其严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二圣之学与佛相须而为用。执孔者涉因缘，执老者堕自然，要皆未离识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则离心意识。”

他认为，孔子能破前六识分别邪妄之思，却执着于七识生计之体；老子能破七识，却又执着于八识精明之体。两者皆未离识性，不能究竟一心。唯佛离心意识，为三教究竟。（详见憨山《观老庄影响论》《老子道德经憨山注》）

这都是立足于佛教、以佛法为标准的批评。老子如何姑不论，孔子体“性与天道”之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吾道一以贯之”，思想究竟，德行圆满，不心意识而究竟一心。非佛门杂家所能知也。

憨山说：“孔圣若不知老子，决不快活；若不知佛，决不奈烦。老子若不知孔，决不口口说无为而治；若不知佛，决不能以慈悲为宝。佛若不经世，决不在世间教化众生。”

东海曰：这是强作孔圣之解人。我肯定，孔子若不知老子，照样快活，有孔颜之乐可证。孔子不知佛，照样奈烦。孔子生平何尝不耐烦？他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佛徒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妄测圣心，可博君子一笑。2019-10-9

廣毅曰：“马儒西结合，大体是当前的主导思想。当然三者不是并列的，方老头的马魂中体西用的具体体现。以马为主，儒西为辅。”然哉，这就是习杂时期的特色，古今中西杂交，正邪善恶同炉。然以马为主，中必非体，西亦无用，中体西用就成自欺欺人的空话虚谈。邪说而在主位，比“不仁而在高位”更可怕。

这个时期，思想界各路杂家杂物、乡愿乡讪、半吊子老油子层出不穷且容易吃香。相对于全民信邪、学说纯邪、邪说定于一尊的时期，不啻为一种社会进步。在极权政治向王道政治、邪恶社会向正善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些两面人、多面人无意中充当了桥梁的构件，不少负面作用，不无正面意义，正负混杂，一笔糊涂账。

不少人可以利用孔子当官或升官，并非坏事。在马杂时期，纯马不吃香，真儒行不通，唯儒马兼并的杂家最吃香。这种杂家在文化道德层面固然浮萍，不配为儒，但比起反儒派和纯马派，却不无正面意义。

“亦儒亦马”的杂家成为“儒家代言人”，难免对儒家思想和形象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但这是有限而暂时的。只要有煌煌儒经在，现实中任何代言人思想之高低优劣对错，自有公论正评。杂家终究代言不了儒家，代表不了未来。随着儒家影响的不断扩大提升，他们的不良影响就会不断减缩。

对于这些杂家，对于以儒家的名义附和马家和当局者，理当批评。但我认为，这不是当前儒家工作的重心。儒家当务之急应该把“批评的武器”对准马---这才是儒家和中国之心腹大患。

习杂时期之后，接着而来的将是自由时期，马学丧失意识形态地位，传统派、民主派、三民派、民粹派、马家残余势力及某些宗教势力自由竞争。开始马家残余当颇占优势，继而民主派会独领风骚，儒党则将后来居上，为中华文明起航。

答：要救马党，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若有大儒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自上而下对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革命性的改建，一年可有小成,三年必有大成。三年时间，足以把马党改造成儒党。那样一来，中国固然得以重建，马党也能获得新生，从而顺利实现代价最小、各方多赢的政治大转型。

难的不是救民救国救马党，而是大儒何以拥有大权。儒之最大者，孔孟两大圣，周游列国，奔波一生，终归不遇。何况现中国，文化气候、政治环境、社会土壤更恶劣，大儒不可能上位，马党终究无可救药！2019-10-9余东海于南宁

没有道德就没有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内外两种，即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前者有赖于相当的道德修养，后者有赖于一定的的道德基础。自由主义有德而不足，ml主义、民粹主义完全缺德。故马列主义的自由是监狱化的伪自由，民粹主义的自由是丛林化的恶自由。

没有自由就没有文明。没有自由的社会必然野蛮化，或丛林化，或监狱化。同时，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尊严，国民文化道德素质低下，创新创造能力低下，普遍丧失建设文明的内驱力。道德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都会越来越落后。

没有和谐就没有幸福。身心不和谐，多愁多病多内斗；家庭、社会、国家不和谐，充满矛盾、冲突、争斗、斗争和战争，都会导致幸福的稀缺。人与自然不和谐，自然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恶化，也会严重破坏人类的幸福感。

道德、自由、文明、和谐、幸福为人道五元素和仁政五要素，相辅相成，道德最根本。对道德的理解把握，又以儒家最准。故儒家开出来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在同样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自由、文明、和谐、幸福之度数最高。2019-10-9

“俗言“佛”字从“弗”从“人”，盖弗人也。以其弃国无君，辞亲无父，不娶无子，洁其身而乱大伦，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国，此讹也。弗人则诚弗人，而所以“弗”者，非子之云也。断人所不能断之惑，证人所不能证之智，行人所不能行之行。是故尧、舜、周、孔者，人之圣。佛也者，圣之圣也。圣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谓之人乎？日、月、四王乃至无色者，对人而称天。佛也者，对天而称天者也。天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谓之人乎？“佛”为“弗人”，其义如是。尝统论三教，“儒”从“需”从“人”，不躁妄之谓“需”，儒盖从容乎礼法人也；“仙”从“山”从“人”，离市井之谓“山”，仙盖逍遥乎物外人也。不可之谓“弗”。二教虽高，犹可名人。佛者出四生、超三界，不可以人名也。以上姑就子问。实则“佛”是梵语，此云“觉”，奚取于“弗人”？”（云栖袾宏《正讹集》）

但我更认同被莲池大师所否定的俗言，即“佛字从弗从人，盖弗人也。以其弃国无君，辞亲无父，不娶无子，洁其身而乱大伦，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国”云。从根本上说，佛教不强调五常，不重视五伦，不得人道之常，不妨自由信奉，不宜施之政治。这是佛教作为出世法的特质所决定的，不以某些佛徒的意志为转移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原是《论语》中子路批评隐士荷蓧丈人之语，用于佛教，也颇恰切。

“佛者弗人也”可以有两层义。一、非人道。佛教以出离人间、出离三界为追求，立足点不在人道；二、有反人生倾向。这是熊十力先生的观点。熊先生的《体用论》根据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儒理，指出宇宙万象和人生都是真实不虚、生生活跃的，批评了佛家毁宇宙、反人生之理路。

熊先生《新唯识论》认为，佛教终不离宗教反人生之倾向，由其道，人类决不能对自家生命有正常的体认，人类生活力，对现实世界创造的兴趣与毅力，都得不到正常发展。（大意）我与熊先生。以上两层义，相辅相成，同归于“弗人”。这两层义从莲池大师对“佛者弗人也”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来。2019-10-10

或说：“国难当头之际，谁都在思考救国之路，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列主义，都是国人从外国引进的救国之路。三民主义有英美的借鉴，ml主义有苏俄的案例。不管成功与否，引进者都有着为民为国的赤胆忠心！”

答：古人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东海学舌曰：孝道论心不论迹，仁政论迹不论心。政治好不好，文不文明，不能论心，不能论动机、意愿和出发点。否则，任何暴君屠夫，都可以振振有词地自辩。

政治只能论迹，论迹就是看表现，看政治文明度、制度适宜度、司法公正度、社会和谐度、人民幸福度。五度俱低，纵然自夸初心好，不足信也；五度俱高，纵有人骂动机不良，无所谓也。2019-10-10

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文化体系，都可称为异端，异乎仁义之道故。立足于儒家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种异端进行剖析类别，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谓之判教。是是肯定，非是否定，善是赞扬，恶是批判。肯定赞扬统称收，否定批判统称破。

东海判教的原则是四个字：如理如实。如理是符合儒理易理天理，道理最大，不论其它，如实是符合所判之教的事实，既不虚美苟誉，随意附和，曲意逢迎；也不妄批苟毁，刻意标新立异、矜奇创异、恶意攻击。

韩愈说：“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不苟誉毁是古之道，即君子之道，亦东海的自我要求。曾有一联自勉曰：君子于言无所苟，大人处世要全真。这是对良知、对真理、对孔孟、对天下后世负责，也是希天希圣的必须。希望自己成德成圣，就必须一言不苟，没有丝毫的客气、俗气和苟且。

判教方式有四：其一、亦破亦收，这是对待良性异端的方法，对佛道和自由主义便是如此；其二、有破无收，这是对待恶性异端的方法，对秦法家、拜上帝会、马学毛思便是如此；其三、不破不收，这是对待已经死亡或影响微弱的学派宗派之法。

东海生平弘儒辟邪，并广判古今中西各门各派。始终要求自己，不符合中道立场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思想观点不说，不了解真相的事情不说。会尽量深入浅出，但不会考虑别人理不理解认不认同，多少人理解认同。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知我罪我，付诸天下后世公论。2019-10-12

野蛮程度越高的地方，邪恶越容易滋生壮大，正善越难以成长和成功，容易被淘汰---这就是逆淘汰现象。这是东海律之一。然逆淘汰有违于天理良知，有违于人道之常，具有表层性、局部性和短暂性。邪不胜正才是具有根本性和永久性的历史常态。

邪恶势力只能得势于一时，兔子尾巴长不了，这是逆淘汰的短暂性。我早就指出，建立和维持在无尽的人道灾难、人民苦难之上的政权，脆而不坚、坚而不久是必然的，这是因果的必然，易理的必然，天理的必然，无药可救，无可挽救。苏鉴不远。苏联的崩溃，根本因在自身。也不仅仅是什么战略错误的问题，而是文化性、道德性、制度性的反常，是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反常。

邪恶势力只能得势于一地一国，不能得天下，这是逆淘汰的局部性。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或认为后来暴秦统一天下，证伪了孟子这个观点，说明不仁也可以得天下。其实秦始皇统一的是六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姑不论全球，当时面对北方匈奴，暴秦就只能采取守势。如果将天下等于全球，孟子此言任何时候都成立，任何时候，天下都不可能归于极权暴政。天下只能归仁，只能同仁，那就是大同理想实现之时。

邪恶势力的成长、成功和维持，每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包括社会、民族、国家的代价和它们自身的代价。即使在逆淘汰时期，邪恶之徒也在不断被淘汰的行列，被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和内讧恶斗所淘汰。相反，真正的正人君子，即使受到种种压制打击，自有相应的安全度和幸福度。这是逆淘汰的表层性。表层的逆淘汰，无碍于邪不胜正这一历史定律，无碍于“天道福善祸淫”的因果铁律。

因果律犹如天罗地网，宇宙生命无不在此罗网之中。不少学派宗派皆论因果，各有所见，唯儒家因果论，立足现世，最为真切。不信因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见理不明，不辨正邪善恶，不辨利害苦乐；二是见事不明，被各种眼前、表层和局部现象特别是逆淘汰现象所迷惑，不见远处、深处和全局。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特此提醒现在未来的一切人物和势力，不要与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对抗，无论个体、组织、国家都一样。与正人正义相抗，即使原非邪恶，也会迅速邪恶化。与正人正义相抗，无论输赢胜败，都是要吃大亏的。输败了不用说，即使行险侥幸，后患更深，恶果更重，吃亏更大，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归于败灭！2019-10-12余东海

或说：“佛教解决的是生老病死的个体问题，儒家解决的是修齐治平的家国问题。产生的地理历史环境不同，出发点、路径、目的地亦不同。站在儒家角度看，佛教必然有缺；站在佛教角度看，儒家难免不足。然立足华夏，非儒不可。外来药治不了自家病。”

东海曰，这段话不无道理，然不准确，问题有二。其一、儒家外王学可以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五福普及的最佳道路，内圣学可以为个体指引成德成圣、超越生死的最佳法门。内圣外王，归本修身。约之以礼，穷理尽性，立足人道，上达天道，如此内外兼修，可以将个体生活、生命的品质提到最高程度。对任何家国问题和个体问题，儒学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其二、儒学之好，并非因为他是传统文化、本地之药，而是因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和普适性，是真正的中道文化，最有利于人类的个体、群体和全体，是建设个体最美人格和政治最佳文明的必须之法，也通往大同理想必由之路。孔子早就断言：“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篇》）个体要成就圣德，社会要走上王道，都非由此道而行不可。2019-10-12

世人最易犯两种错误：一是过卑，见坏不上，逃避怯退，知退而不知进；一是过亢，见好不收，激进主义，知进而不知退。要做到“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大不易。正如《乾文言》所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关键在于对“好”的判断。怎样才好，何时才好，如何才能收得恰恰好，这才是对智慧最大的考验。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上则上，该收则收，知进退上收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君子乎!2019-10-13

梁启超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与夫子大人书》）

这段话有对有错。错在对中国历史和古人评价过低，对数千年中国，只见腐败，不见文明健康往往是主流；只见奴性，不见正人君子常常占上风。但对于奴性之病，选药颇为对症。自由确实是疗治奴性的两副妙药之一。梁启超对自由的理解也颇正确：“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新民说》）

疗治奴性的另一副药是仁义。这副药唯儒学能够提供。两者相辅相成，奴性药到病除。东海早就指出，儒学是最好的人道主义和人格主义学说。仁义落实于政治，秩序和自由圆满统一，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不封顶；仁义落实于个体，道德和智慧齐头并进，人格健美无止境。2019-10-14

相对“西学”而言，国学指“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章炳麟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这是国学概念的广义。

严格地说，国学应是立国之学和治国之学，即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指导思想。这也是国学概念的传统之义，国学即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是朱熹所建。在朱熹之前，此处是所学校，名“白鹿洞国学”。故国学与儒学可以划等号。

儒学普适于天下，可以平治天下，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认为，称儒学为国学，有狭隘化之嫌。可以毋忧。国学即中国之学，中道之学。以儒立国治国，即是王道之政、中道之国和中华之文明。中华文明发源于一国但不局限于一国，而是近悦远来，终将天下归往。任何国家只要以儒立国，便是中国。多数国家中国化了，大同理想就落地了。2019-10-14

《儒行》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这正是当今儒家的遭遇。当谗谄之民受到纵容鼓励的时候，往往比油管部门更下作而无忌惮。

然“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这是古今君子不约而同的意志和情怀。黑雪厉风枉自恶，人间自有不凋松！2019-10-12

关于共济会暗中操控全世界的传说由来已久。近年来，一些将共济会神秘化的作品的流行更是推波助澜，比如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何新的《统治世界》、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国家宝藏》、《木乃伊》、《夺宝奇兵》等等，让共济会的神秘色彩越来越厚。

但我一向不以为然。我更相信《高阳观史》在《“神秘历史”共济会》一文的结论：“真实的共济会，不过是西方的一个普通社团”云。关于共济会暗中操控全世界的阴谋论不可信，共济会应该不是什么关乎政治和世界的阴谋组织。

东海早就指出，绝大多数的阴谋论经不起推敲，阴谋有效也有限，最适合用于军事，最不适合用于政治。一个政治阴谋，只要略大，就很容易破裂。有句西方名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一个有一定规模的阴谋，特别是政治性阴谋，不是一小撮人、极短期内可以推动和完成的。随着知晓者增加和时间拉长，泄密的概率就会成倍翻番。那种背天逆理、危害极大的邪恶阴谋，即使由一小撮人、二三人严密掌握，也密不了多久。恶性内斗是所有邪恶势力无法摆脱的宿命。狼吃羊凶狠，狼互吃更凶狠。豺狼自相残杀的时候，最大的机密都会曝光。

同时，阴谋恶到一定程度，罪恶大到一定程度，真相终将曝光于天下。无论怎样遮掩封锁，终究遮不住封不了，文中子曰：“我未见谦而有怨，亢而无辱，恶而不彰者也。”（《中说》）大恶必彰，这也是一个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

或谓苏联们得天下，就是靠阴谋诡计。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苏联们除了武力、欺骗、恐吓和阴谋，更有充满诱惑性、煽动性和号召力的“主义”，为之吸引人民，凝聚人心。它们起初的队伍中，不少人拥有坚定的信仰和理想，充满奋斗革命的勇气和奉献牺牲的精神，其信仰、道理和理想都是赤裸裸坦荡荡的。苏联们的成功岂阴谋二字了得！而它们又有什么阴谋和秘密能够逃脱历史的法眼？2019-10-14

关于人民和政府，有两个观点针锋相对，又都言之成理。一个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到底哪一个观点正确？

东海曰，两说都有道理。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天下有道，制度良好，民德必然高优；天下无道，制度恶劣，民德必然低劣。故《尚书大传》说:“周人可比屋而封。”陆贾《新语无为》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

在道德上，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个国家样式的方方面面都隐含在它的人民中间。”国家和政府并非天生天降，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国家既内生于社会，社会由人民组成，故政府内生于人民。整体民德民智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品质和政府的性质。

然人民和政府之间，人民更加根本，民德民智对于政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根本上说，道德决定政治，人民决定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另复须知，人民素质和政府品质又取决于主体文化。要改良政治社会，提升民德民智，从文化入手是最佳乃至唯一的法门。2019-10-14

《春秋左氏传》记载了石碏大义灭亲的故事：鲁隐公四年，卫国大夫石碏的儿子石厚追随弑卫桓公自立的州吁，被石碏杀死，受到“君子”的高度赞扬。“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二程说：“赵襄子姊为代国夫人，襄子既杀代王，将夺其国，夫人距战，是也。身为代国夫人，社稷无主，独当其任，义不可弃社稷以与弟，则战而杀之，非姊杀弟也，代国夫人杀贼也。”（《二程集》）春秋时，赵襄子姊为代王夫人。襄子杀代王，代王夫人摩笄自刺而死。《战国策》、《史记·赵世家》都有记载。二程假设，赵襄子姊代王夫人如果奋起抗战，杀死弟弟赵襄子，是大义之所当然。

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更是大义灭亲的典型。但儒家的大义灭亲有两个特点：一、亲人犯下了十恶不赦、祸国殃民的大罪，灭之确是为国为民为了大义；二、灭亲限于父对子和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允许儿女灭父母。儿女对父母，任何时候都只适用亲亲相隐，子为父隐。注意，父母对儿女和兄弟姐妹之间，一般情况下也适用亲亲相隐。2019-10-15

或问：“亲亲相隐在此时代放诸中外，不属于包庇罪吗？瞽瞍杀人，桃应没有问孟子，要是皋陶一直追，难道舜要一直逃吗？如果儒家建立法律体系，是效法古代体贴伦理之心而赦免其无罪，还是遵循现代法律个体为自己负责的思想？”

东海答：亲亲相隐落实到政治上，形成了中华法系中一项容隐制度，即禁止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现代西方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亲亲相隐合情合理合法，与“现代法律个体为自己负责的思想”并无矛盾，更不属于包庇罪。

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王夫之说：“隐字切难体会。隐非诬也，但默而不言，非以无作有，以皂作白，故左其说以相欺罔也，则又何害于道哉！岂独父子为然乎！待天下人，论天下事，可不言者隐而不言，又何尝枉曲直邪！”

瞽瞍杀人，舜帝窃父而逃，皋陶依律追逃，两人各尽其责，一尽儿子之责，一尽法官之责，两不相碍。皋陶追不到则已，如果追到了，瞽瞍理当服法，不能赦免。若要从轻处理，亦须合乎礼法。如八议之类。至于舜窃负而逃的行为，原心定罪，可释其无罪。2019-10-1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某些时候确实成立，但适应性有限，并非普适价值。若是同文，即使异族，其心亦可相同；若是异文，即使同种，其心往往大异。所谓异文，即文化立场不同。东海曰：非我文化，其心必异---此言普适于天下万世。

文化立场不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双方都是良性文化，虽然道不同，心不同，可以并行不悖；二是双方文化一正一邪，那就必然矛盾重重。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影响“非我文化，其心必异”这个观点的正确。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于出自《左传·成公四年》。鲁成公去朝见晋国，晋景公会见的时候不恭敬。鲁成公回国后，就想与楚国友好而背叛晋国。鲁国正卿季文子劝谏说：

“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当时虽然晋楚都政治无道，夷狄化了，然晋国相对楚国，略胜一筹，而且国家广大，群臣和睦，诸侯还能听从晋国的命令，又靠近鲁国。鲁国当然不能有二心，不能背晋而亲楚。这时候季文子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古话劝谏鲁成公，自然没问题。但若后人抓住这句话不放，永远视楚人为“其心必异”的异类，那就冥顽荒唐了。2019-10-15余东海

【东海曰】“非我文化，其心必异”这个观点，与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不矛盾。不同的文化体系，必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就是心异。非我文化，只要是良性的美的，虽然有异，可以求同，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另复须知，大同理想，各种文化美美与共，但主体文化只能是儒家。也只有在儒家文化主导下，大同理想才有望实现。

有友人戏问：假设儒家为政，最要紧是做什么？东海也戏答：如果是我，会先做三件大事，再做三件小事。三件小事是：一开无遮大会，广邀各门各派绝顶高手与儒家对决；二建儒家大学，设九经博士；三设专门机构，以究卫巫之罪。这三件事，若我没有机会亲自动手，后继有人代做也是一样的。

三件大事，是指议礼、制度、考文。未来任何儒者，若有机会为政，都应该首先做好这三事。三事出自于《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当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若非德位相称的大德天子，没有资格议礼制度考文。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无德无位的人都自告奋勇来做这三件事，天下就乱套了。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书虽同文而邪毒泛滥成灾，行不同伦且纷纷乱伦。只要有机会。这三事便成了当务之急。

议礼制度考文，讨论礼乐文化，制定礼乐制度，考订语言文字。郑玄注：“礼，谓人所服行也。度，国家宫室及车舆也。文，书名也。”孔疏：“非天子不议礼者，此论礼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论议礼之是非；不制度，谓不敢制造法度，及国家宫室大小高下及车舆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朱熹注：“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度，品制。文，书名。”

都没错，唯嫌不够深入。《礼记》中有“礼本于天”、“礼本于太一”、“礼本于仁义”等等说法。礼的精神是仁义和天道。议礼，应该包括讨论礼乐制度、王道思想和中道精神，纠正偏颇，澄清错误。非中道君子，焉能议得中肯？制度是制礼作乐，建设符合中道文化、王道原则的制度和法律。非中道君子，焉能制得合宜？

关于三件小事第一件，有朋友认为可免，理由是：“儒家既已主政，径用政绩堵住群议即可，官方不必扩大口舌纷争。媒体开放言论，允许各派自由辩论就好。”答曰：言论自由是必须的，争取政绩优异更是必须的。但儒家若有机会，政治实践和理论弘扬，完全可以双管齐下相得益彰。政治大本一旦确立，文化人“口舌纷争”正是社会自由、富于活力的征象，有百利而无一弊。

儒家占据政治高地的同时，必须同时占领道义高地和理论高地。我以个人的名义与各门各派群雄群雌一辩高低，正是弘扬中道文化、占领理论高地的方式之一。我对仁本主义的理论优势充满自信。仁本无敌，岂虚言哉。2019-10-15

“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禅让如凭君主个人之好恶，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禅让之说，后遂化为篡夺之假借。而永远之革命，亦不能立万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遂化为后来之群雄并起以打天下之局。但是从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

其一、儒家在历史上未能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并非儒学有缺，而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导致儒家公天下思想和民本思想未能落到制度的实处。关于民主法治，是不能苛责于古人的，西方古代同样无能为力也。

关于儒学，《宣言》也承认：“但儒家复推尊尧舜之禅让及汤武之革命，则是确定的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并认为政治之理想乃在于实现人民之好恶。此乃从孔孟到黄梨洲一贯相仍之思想。”

其二，误把民主当成了最高政治追求和制度标准当成了现代王道。不知儒家在新时代，完全可以依据“礼，时为大”和“礼以义起”的礼制精神，全面吸收历史上的禅让制、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开出与时偕宜的新礼制，既超越君主制，也超越民主制。夷王道礼制为自由民主，是《宣言》的整体问题，在民国诸儒中具有普遍性殊不知，有民主精神而非民主，正是儒家外王学的一大优势。2019-10-15

荀子崇周孔，尊王道，倡礼法，驳异端，有卫道之功，然有两大盲点：一盲于圣贤，妄批恶攻子思和孟子（《非十二子》）；二盲于本性，妄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这两大盲点严重降低了荀学的品格，让他自外于儒家。自以为将他定位为儒门外道，最合儒家之理，如荀学之实。

对于荀子，程颐两句话足以盖棺定论。他说：“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扬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二程集》）

荀子所说之伪，非诈伪义，是人为义。一些学者以此为荀子辩，无效无效也。礼之形式固然是人为，礼之精神和本质岂人为哉，性与天道之至善岂人为哉！以性为恶，以善为伪，以礼为伪，这就从根本割裂了礼之形式与本质的统一性，割裂了礼乐与天性、人道与天道内在的一致性。2019-10-16

大政治家须识大体。政治大体有三：一是文化，二是制度，三是人才。没有好文化，导不出好制度，培养不出好人才。而好文化的建立，好制度的建设，又有赖于好的领导集团和人才队伍。不明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不足以论政，遑论为政。

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好老师和好学校。如二程言：“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 一作善言人才者) ，不患器质之不美，而患师学之不明。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师学不明，虽有受道之质，孰与成之?” （《二程集》）2019-10-20

君子不可对人无礼，但要受得起别人的无理、无礼和忤逆之言。《二程集》记载：“先生每与司马君实说话，不曾放过。如范尧夫，十件只争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实只能受，尽人忤逆终无怒，便是好处。”（《二程集-伊川先生语五》）

为别人的无理、无礼和忤逆之言而怒，是很无聊的事，无异于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当然，弟子门生，另当别论。发现子弟、弟子和学生错误无理和忤逆无礼，应该进行相应的批评教育，导之以理，齐之以礼。这是师长的责任。2019-10-20

“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圣境，非常人所能及。常人从心所欲，只能被不良习气和欲望牵着鼻子走，走上歧途和邪路。即使正人君子，若是从心所欲，也难免行差踏错。《说苑》记载：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婿，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虽欲悔之，难哉!”（《说苑·建本》）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释古之学”即放弃儒学，“行由之意”即从子路之心所欲。用非为是、用是为非，意谓是非颠倒。此文中孔子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不学无术而行己之意，难免造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的严重后果，后悔莫及。2019-10-20

魏晓说王思聪：“过去几年靠运气赚的钱，今年凭实力亏光了。”妙语堪噱。王思聪们的运气是王健林们给的，王健林们的运气是特权阶级给的，特权阶级的运气是极权主义给的。极权主义的运气又是谁给的呢？反孔反儒的民众和社会给的。

五四以来，极权主义在中国好运不断，顺利扎根成长兴旺，轻松坚持至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反孔反儒。双反运动导致这个社会空前反常。文化形态的反常，导致道德形态、政治形态、制度形态一切反常。

反常的社会必然逆转和逆淘汰，最适宜于恶人恶势力成长和维持。换言之，一切恶人恶势力的运气都是反常社会给的。极权主义是最大的邪恶，反孔反儒是最大的反常。极权主义遇上反孔反儒的社会，自然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想不兴旺发达都难。

好在反常的东西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只要社会不灭，人类不亡，终要恢复正常。儒家一阳来复意味着社会正常化的开始。只要社会略微正常化，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就会厄运不断，迅速衰败，直到一命呜呼，万劫不复。2019-10-22

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揭晓。获奖者是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们都在研究反贫困，得奖的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有非凡贡献。他们基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的实验数据和在印度等地大量的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把一般性的贫困问题转变为细小的可在实验室运作的具体问题。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教授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是《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通过随机田野调查发现，连填饱肚子都有困难的穷人们，如果得到慈善机构的粮食补助，他们更可能拿补贴的钱去买电视机、收音机——这与人们的直觉正好相反。书中还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避险手段太落后；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认知水平的局限，对不懂的东西有太多偏见。

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因人而异，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内在原因指个人原因，缺乏正确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道德知识。这种原因引起的贫困为知识性贫困。注意，知属于智，智属于德，缺知缺智无非缺德。外在原因可分为自然原因和政治原因。因政治无道、制度不良、社会不公造成的贫困为政治性贫困。

政治无道、制度不良是政治缺德，最容易导致道德崩溃，导致民众缺知缺智缺德。故知识性贫困和政治性贫困的根本原因都是缺德。归根结底，贫困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对此儒家认识特别深刻。《二程集》记载：

“程子与客语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无行也！牛壮食其力，老则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犹得半牛之价，复称贷以买壮者，不尔则废耕矣。且安得刍粟养无用之牛乎？子曰：尔之言，知计利而不知义者也。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兴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灾，皆不善之致也。”（《二程集-伊川先生语三》）

“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这里的民俗，包括民风民气民智民德。这句话反过来，民俗不善则贫困多。根据德风德草之理，民俗不善源于官德不良，官德不良又源于制度及教育不行。

极权主义政治最无道、制度最缺德，故最容易制造贫困。极权主义社会的贫困必然是普遍的大面积的，不可解决的，富的只能是极少数一小撮。而这极少数一小撮的富人也极易返贫，并为它们短暂的暴富付出种种惨重代价。

同时，极权主义政府纵然通过各种不良手段暴富，也是一时性的，极易返贫。王通说：“多敛之国，其财必削。”（《中说》）极为有理。悖入悖出的定律，普适于个人和政府。2019-10-22

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杂志于2005年提出了125个世界前沿科学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有4个问题，其中第119个问题是：为什么改变撒哈拉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几乎全部失败？时至今日，该问题尚未得到解答。

其一是自然的。撒哈拉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原意即为大荒漠。该地区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但是，自然条件恶劣并非贫困的根本原因。君不见以色列乎？同样是非常著名的干旱沙漠地区，与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邻近，自然条件差不多，富裕文明程度却与周边各国天地悬殊。

其二是文化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等国的大部分领土都属于撒哈拉沙漠。伊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信仰。其中西撒哈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诸国全部信仰伊教，其它国家也只有少数人信仰基督教、犹太教、拜物教及原始部落宗教。

伊教与战乱和贫困结缘极深，可以说就是战乱和贫困之母。即使生存条件最好的国家和地区，一旦伊化，必然贫困，立竿见影，遑论撒哈拉地区本来条件恶劣。如果不能改变撒哈拉地区的宗教状态，大幅度提升其文化道德水平，其贫困状态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2019-2-15

最近东海微信动辄得咎，连续被封三次，一次比一次长。吾之不能自由发言，天也，臧氏之子焉能夺予自由哉？为了日常生活及与亲友联系方便，决定今后尽量少发言并暂停在客厅、微信群和朋友圈发表涉政言论。趁机养养气、写写诗、练练字或者访访名山胜友，探探高人香草。

敬请旧雨新朋放心，无论外在环境怎么变，东海还是那个东海，文化政治立场坚定一如既往，弘儒辟马旗帜鲜明一如既往。只是有言不信的时候，暂不在此多言而已。儒家之大兴，东海之大发，尚有待于天时人和也。小诗写怀曰：

有文章说：“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次课，主讲老师是一位体制内的名家，他面对台下的地方官员们说：我走遍了世界很多国家，也研读了全球很多国家的历史和时政，我想说的是，全世界再也没有比中国这么好的百姓。这个群体的百姓，是世世代代接受“温良恭谦让”的群体，经过几千年的儒家教育，已经把“温良恭谦让”写进了体内的基因。所以他们即使群体遭遇不公，也不会群体骚乱，他们即使个体遭受委屈，也多是委屈求全，息事宁人。”

这个老师太无知，双重无知。其一、无知于道德，分不清好坏。面对暴政逆来顺受、遭遇不公委屈求全的人，即使是好人，也非正人，而是猥琐自私、奴性深重、极端怯懦、欺善怕恶之辈。

其二、无知于社会，分不清儒马，不知道现中国是马家社会，广大官民都是马学马制培养熏陶出来。如果说儒家有关，那是负相关，它们大多是在反孔反儒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口头上是否反儒，它们的言行大多有悖于儒家。此辈无论为官为民，是强是弱，都有一个共性：作恶很行，为善不行；害人很行，救人不行，自救也不行。

顾克峻先生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人共国’”。（详见博讯《建议全世界支持民主的华人更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为“人共国”》一文）我完全赞同其更改理由。但我以为，称为马国或马邦，更为恰当。

四九以后，没有中国，没有中华。只有以儒立国的中道之国，才是中国；只有建立在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基础上的文明，才是中华。而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马立国和治国，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在文化、道德、政治、制度各个层面和领域，儒马都格格不入，互为天敌。

四九至今，虽然路线多变，政策常改，但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和主体文化地位，始终未变。称为马国或马邦，不亦宜乎。以此类推，马克思主义学说简称马学，马克思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简称马路，社会主义制度简称马制，中共简称马党或马帮。所有姓马的东西，统称马家。其社会为马家社会，其时代为马家时代。马家时代，是马主义殖民、马家帮僭华的时代。鸠占鹊巢，此之谓也。2019-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