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说话要说老实话，做人要做文化人/余东海

要做文化人，不要做文人；要做儒者，不要做学者。学者包括儒家学者，大多仍属于文人的范畴。儒家学者或高于一般学者，仍然有限。儒者必须是学者、信者和行者。学而不能信仰和践行，玩物丧志也。

文人和文化人，一字之差，天地悬殊。文化人者，以文化人者也。文化人贵在一个化字，内化自己的不良习气，变化气质；外化他人和环境，所过者化。文化包括感化、教化、道德化、文明化之义，躬行于上，風動于下，謂之化。在家则化行于家，为国则化行于国，得天下则化行于天下。

孟子说“君子所过者化”，化是教化、感化、以文化人、以德化民、转变人心之义。《康熙字典》：“化，敎行也。凡以道業誨人謂之敎。躬行于上，風動于下，謂之化。又以德化民曰化。”这里的君子指君王，德位相称者，王者。

孟子原文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君子无位，不能行道，无妨论道。常有人讥笑文化人只会坐而论道。殊不知，理不说不清，道不论不明。坐而论道是文化人的主要工作，是传道的必要和行道的前提。坐而论道者，只嫌其少，不怕其多。

倒有三怕：一怕论利者众论道者寡，二怕论道者无力将道理说清楚论明白，三怕精英群体不信正道信邪道，热衷于传蚂䴕之道，授无明之业，增人民之惑。

文化人三大功德，弘正道，辟邪说，正人心。弘正道，以弘扬中道文化为最。辟邪说，以批判两极主义为主。正人心，以正君心最为重要，其次正官心，其次正民心。

文化人两大事，一赞肯，二批判。在文化道德领域，是是善善贤贤，赞肯也；非非恶恶贱不肖，辟邪说，批判也。批判有三贵，贵在有理，有据，恰如其分。

有理即合理，合乎中道义理，依据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据即有真凭实据，思想问题有对方的言论凭据，道德问题有对方的行为凭据，不要虚实靶子，不要凭动机论罪。恰如其分就是中肯。

赞肯和批判有赖于择法之眼和明辨功夫。古往今来政治性大恶和大恶性政治，都必须借助正善的名义，否则大不起来，成不了气候。故明辨正善之真伪，辨其正善是名义性还是实质性，就是文化人的天职。不辨或辨之不明，就是失职。若是颠倒正邪善恶，就是悖理逆天，不仅不配为文化人，而且不配为人！

欲以文化人，以德化人，有两个条件：必须高文化较高道德，必须受到相当尊重，拥有相应地位。例如，孔孟能化行千秋万代，是因为极受后世天下尊重，历史地位至高无上。但孔孟在春秋战国所受尊重不足，无权无位，故化不动当时的诸侯和天下。不仅国家天下，就是欲化一家，也须为一家之长或深受家人尊重。

论政治责任，权位和责任成正比，权位越大，责任越重；论文化责任，道德和责任成正比，道德越高，责任越大。政治人有其位须有其德，德不配位，有位无德，必有灾殃；文化人有其名须有其言，德不配名，有名无实，必有后患。其中三大恶最不可恕：一是逢君之恶，二是逢民之恶，三是逢两极主义之恶，其罪最大。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千金方·大医精诚篇》）

苍生大医就是中道大医，儒医。兹时兹世，文化人最需要具备这种儒医精神。儒医医人身之病，儒者则要努力医人心之病，包括思想、道德、政治和制度之病。

朱学勤说：“一个民族好谈文化，尤其好谈文化决定制度选择，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问题。”

东海曰，恰恰相反，一个民族避谈文化，不明主体文化对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甚至信奉落后文化，肯定是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出了大问题。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知识分子落后；知识分子的落后，又源于文化落后。文化不行，一切不行；文化邪恶，一切恶化无止境！

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文化人没文化，轻则不能承担文化责任，以文化人；重则反文化反文明，把文化当成逢凶助恶、殃民祸国的思想工具，以文害人。没文化的表现很多，慨乎言之有三：一、不明文化的真义和力量，思想上自轻自贱，德行上自暴自弃；二、反对三正文化，成了愚昧野蛮分子；三、信奉三非文化，沦为邪教徒和恶知识。

对于文化人来说，被特权阶级敌视和被正人君子信奉，同样光荣。文化人最可悲的是，既不受正人君子推崇，也不被邪恶势力封杀。那说明其人无足轻重，不配为文化人。这种人即使著作等身，小人而已。谁会在乎小人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