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哲学及社会学原理分析

董晔

自今年1月以来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传播到全世界，截止目前，疫情依然在欧美国家持续爆发，似有越演越烈之势。由于我本人目前正在进行哲学认识论思想方面的研究，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是与此次疫情的情形较为接近，分析出来希望为目前的疫情控制和以后的防疫工作带来帮助。

    根据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原则——“知亦行，行亦知”；就是说，一个有意义的思想认识一定是要与一种明确的行为表现相对应。由于我们目前对新冠病毒肺炎并没有形成一种很明确的治疗方案，因此，核酸检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言。简单的讲，核酸检测确诊后，也仅仅是采用隔离养护的治疗方法，那么，隔离养护是不是就一定需要核酸检测的确诊结果呢？

此外，新冠病毒肺炎的核酸检测确诊及其确诊数量，由于这样的检测认识过于滞后，不能及时、真实地反映疫情状况，对防疫工作的指导有限，过于依赖核酸检测就有可能误导防疫。当然，核酸检测对医学研究来说很重要。

中国武汉市于2020年1月23日开始封城，这涉及到近1千万人口的居家隔离。武汉市政府作出封城决策时，新冠病毒肺炎的核酸检测确诊人数仅为400余例。很显然，封城决策并不是取决于核酸检测的确诊认识。应该说，这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结果。

其一，2020年1月25日就是中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在春节期间，中国人都会进行比较密集的亲友聚会，而且，社会公共的聚会活动也很多。很明显，病毒将会由此得到极大限度的广泛传播。

其二，春节期间法定假期为7天，但是很多加工类企业通常会有20天的假期。这就是说，封城将不会对这类企业造成很大损失。

其三，春节前期，商家都会准备比平时多出几倍的各类商品，尤其是食品，每家每户都会进行大量采购和储备，像食品，大约要满足十多天的需要。

上述三点给武汉市政府造成一种“不上天堂就下地狱”式的决策选择，没有中间回旋的余地。而由上述三点也可以看出，中国式的全民居家隔离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具有复制和效仿的条件。

武汉市政府决策封城，除了考虑上述三点外，最重要最直接的认识依然是对疫情的判断，这种判断并不是核酸检验的确诊结果，在当时，核酸检验受到严格管控，每天提供的试剂盒数量非常有限且检验也需要花去2到3天时间，不难想象，核酸检测的确诊人数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疫情状况。

在武汉疫情初期，我一直没有从媒体上获知武汉市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的信息，只是后来根据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在媒体上的讲述得知：早在1月10日武汉市各大医院发热门诊就已经人满为患了，就诊等待时间长达五小时，到了1月20日，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就诊等待时间长达十二小时，很多患者彻夜等候在医院。由此不难看出，就诊人数的持续增加已经导致对武汉市医疗资源的挤兑。

武汉市政府决策封城，对疫情的判断应该就是：就诊人数的持续增加已经导致对武汉市医疗资源的挤兑。

只是，人们普遍的一种社会共识就是：对传染病疫情的判断要依据核酸检测的确诊结果。尤其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欧美国家的人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但是，核酸检测也仅仅是感染后的结果认识，防疫工作需要的是预见性的将要感染的认识。

在中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时期，采取了如下三种防疫措施：

1. 居家隔离：中国式的居家隔离是一种全民居家隔离，比较严格，人们出入居住小区都要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禁止各种社交往来，一些严格的地区则完全禁止人员出入。除医院、商场、药店外，几乎所有的商铺全部关停。省际、市际交通都进行了严格管控。在武汉，市内公交和出租全部停运。中国式的居家隔离也造成一些问题，一些其它病体的人由于无处寻医而身亡；2月中旬以来武汉市也出现食品短缺现象，尽管政府竭尽全力保障供应，但是，再完美的计划安排也远远比不上市场自组织化的资源分配更加及时更加全面。

2. 集中隔离收治：“一床难求”早在武汉疫情初期就已经出现，为了解决众多感染患者的治疗问题，政府建立方舱医院，收治患者。随着疫情的发展，武汉市有很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中国各地也都派出医疗队给予支持。中国是以举国之力化解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地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医疗资源的不足。

3. 病毒追踪：当确诊一例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追溯病毒来源以及对与这名感染者所有接触者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这种方法只是属于医学研究的范畴，在疫情初期和疫情末期可以起到防疫的目的，但并不是一个主流性的防疫措施。

上述三种防疫措施其实在其他国家的防疫中也都被采用过，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别，文化习惯上的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导致防疫效果差距很大。

在人与病毒之间的躲猫猫游戏上，采用围追堵截的方式抓住病毒，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尤其是对于新冠病毒。我们很难带有预见的确定性的知道病毒究竟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一片范围是否会存在病毒，甚至可以做出对某时某地可能出现病毒的概率性预测。比如：纽约市现在有很多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意味着纽约市存在很多病毒，医院、商场、教堂、地铁、咖啡厅等等，它们都会具有一定概率性的病毒存在，分布性概率计算对一名数学家来说不是难事。这种概率性的预测是要比逐一逐个进行的核酸检测的筛选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可以为人们出行提供一个病毒感染风险的评估，可以为政府的防疫工作提供更加合理的安排，避免一刀切。

二战时期，美国军方订购大量军用物资，如何检验它们是否合格，成为问题，逐一逐个检验，费时费力且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军方请来数学家进行质量缺陷的分布性概率计算，最终提出一个抽样检验标准。这一抽样检验标准一直以来都成为现代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的最重要的管理措施。量子物理学家经常采用分布性概率计算来处理一些不确定性问题。

防疫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病毒传染，并不是为了抓获病毒。病毒传染取决于两大条件，一是病毒的存在，二是适宜宿体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只要病毒和适宜宿体共同存在，可以预见到的一个事件就是：病毒传染的发生。之所以选择“适宜宿体”的概念，是说病毒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具有一样的传染风险。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很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体质好、免疫力强的人不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

有着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市，在校大学生120万人，占比10%，众所周知，大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处于高度密集状态，但是大学生们普遍体质好、免疫力强。在武汉最初的疫情爆发时（1月7日至1月20日），武汉的大学生们还处在在校状态（一般是在1月16、17日离校返家），媒体没有报道过大学生们受到病毒感染，尤其是集体性的病毒感染。由此可见，新冠病毒对体质好、免疫力强的人传染风险很低。

人与人的这种差别，正是我们实施有效防疫的关键所在。

早在去年年底，有一位新冠病毒感染者由于其它病体原因，做手术，很短时间内就造成八位医生受到病毒感染。由此可以看出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繁殖速度很快。

有关新冠病毒的繁殖速度，很多医学专家都在研究，一位香港专家通过实验室测定，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繁殖速度是48小时复制100次，通常这种复制在数量上呈现倍率的增长，新冠病毒的繁殖率是萨斯病毒的3.2倍。

对于繁殖速度低的病毒，我们可以采用快速诊断快速治疗的办法，但是，对于新冠病毒这样繁殖速度很快的病毒，快速诊断快速治疗就会显得捉衿见肘、应接不暇了，尤其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最有疗效的药物。当然，采用疫苗让人体不感染病毒，这是最好的手段，只是疫苗尚处于研发阶段无法大规模接种。因此，就目前来说，最佳的防疫策略就是：隔离。隔离使得病毒无法接触到宿体，无法得到大量繁殖。

病毒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据媒体报道，一些中国的医学专家宣称，新冠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5到6小时。我对此表示怀疑。

疫情高峰期，大型医院都会聚集有几千名中、重度病毒感染者，病毒会从他们的呼吸道传出来，且新冠病毒繁殖率高，如果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5到6个小时，就会形成积累式的病毒聚集，造成整个医院处于极重度的病毒污染，病人处于这样的环境进行养护治疗，无法想象。如果病毒向外扩散，人的步行速度每小时5公里，病毒若以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扩散，也会造成直径十公里范围的病毒污染。这也太夸张了。

事实就是，医院治愈的患者远远大于死亡的患者，这说明医院的环境不是很糟糕。指标数据还是真实准确一些的好。

我本人不是一名医学研究者，无法进行量化的检测分析，但是深深懂得指标数据真实可靠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防疫工作指导的重要价值。像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就可以以此推算出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

还是有必要谈一下研究思想上的一些问题，毕竟在以往出现过很多次误解，尤其是一些人习惯于以所谓的科学标准、科学规范来看待问题。我所采用的研究思想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也不是我独自匠心的结果，毕竟一种成熟的思想都是由很多很多优秀的人点点滴滴、孜孜不倦地探索的结果，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早在一百多年前，科学家们在微观领域里的研究中，一些无法分割、具有独立完整结构，且具有一定稳定存在，被称之为“量子”的粒子，映入眼帘。最初引起科学家关注的就是，量子的存在具有不连续性，与传统科学思想中连续的无断缝的思想理念不一致。科学家们便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有科学家对量子的存在状态进行测定，发现测试时的量子存在状态与测试后的存在状态明显不同，导致不同的原因就是：检测行为干扰了量子的存在状态。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是干扰的程度各不相同。由此便产生非常深刻的思想问题。一是，检测行为干扰了量子的存在状态，使得我们无法通过最真实、最准确的观察，获得最真实的认识。二是，检测行为干扰了量子，表明人的存在与量子的存在处于对应关系上，形象的讲就是：你动它也动，反过来，它咬你一口你会感到疼。量子的存在现象不仅仅体现在微观领域，在宏观世界同样广泛存在，量子论的思想也是一个普遍的一般性原则。我有幸早在30年前就接触到量子论思想。

长期以来，人类热衷于追根溯源式的探索宇宙世界，但这种探索始终受制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也使得我们对自然宇宙的认识极其有限。

人的存在与量子的存在处于对应关系，人对量子的认识是以人的存在作为参照系进行的，时间、空间都只是人的存在属性而已，并不是自然的属性。量子的存在是现实性的，区别于历史的过程型的特征。量子的稳定存在表现为可逆可重复性，因而是可知的，这种可知性并不是可以准确、真实的检测观察，而是体现在：量子的存在能够映射到人的逻辑思想中的表现。当人对量子获得相对完备的逻辑认识以后，便能产生与量子相对应的行为表现，这包括准确、真实的检测观察。量子跃迁在微观领域里表现很明显，其实在宏观方面也很显著，只是常常不被人们所留意甚至被忽略了。

传统科学研究者采用准确、真实的检测观察来研究各种问题，对量子论者来说，其实并不排斥这种做法，而是认为：通过这样的方法并不能够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传统的、严谨的科学研究，由于恪守真实性原则，十分排斥实用主义。

我的研究方法是：依据量子论的原则，收集、甄选、排除、补充各种知识，使之纳入到可判断、可操作的逻辑秩序中的表现，这很有用，很有意义。它把你咬疼了，你就可以扇它耳光了。

对武汉市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数量的分析中，67%的感染者来自于家庭感染。其实这不难解释，当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不幸受到病毒感染，回到家中，与自己的配偶、父母、孩子都会保持毫无防护的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病毒传染的概率很高。据媒体报道，一位武汉市副市长就提议，要求夫妻分食、分床生活，这也引起一些网友的嘲笑。家庭生活是属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生活形态，社会管理不应过多干涉，尤其是过度防疫导致家庭纠纷，也是得不偿失。而且，新冠病毒感染者最初的状态是无症状和轻微症状，一般人不会认为自己受到病毒感染，事实是，病毒已经在传染他人了。值得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家庭感染是属于二级感染，社会活动的感染是一级感染，二者存在关联性，就是说，没有发生社会活动的一级感染，就不可能发生二级的家庭感染。因此，防疫工作没有必要过多考虑家庭感染，尽管家庭感染人数多、占比很高。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突发事件对社会系统结构产生冲击，造成结构断裂，引发系统塌陷，最终造成社会整体动荡。

武汉市医疗机构由于受到感染人数增加的挤兑和冲击，武汉市政府于1月23日实行封城，一周后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开始陆续进驻武汉，武汉很多医疗机构被整体接管。不难看出武汉市的医疗机构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了。倘若没有各地医疗机构的支援，势必导致武汉市医疗机构的全面崩溃，众多感染患者无医可治，继而造成社会动荡。

不难理解，短时间内感染人数的剧增造成了对医疗资源的挤兑。短时间内感染人数的剧增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正如前面所述，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体质差、免疫力低的人很容易受到病毒感染，把这类群体简称为易感者。病毒的存在，易感者的聚集，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集体性的病毒感染。

只是一对一的传染，再加上家庭感染，其数量有限不足以构成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当然，病毒如果大面积的扩散也就另当别论了。

由此看来，防疫工作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是：当明确了病毒的存在，持续性的关注于易感者的聚集。

病毒的存在，易感者的聚集，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这种集体性病毒感染的发生，却在此次新冠病毒的疫情时期，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了。

早在去年12月初，武汉市出现不明病毒感染者，随后又发生几起小规模的感染，其中就有八位医生受到感染。这理应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也仅仅体现在对病毒追踪和抓病毒的游戏上了。

养老院、监狱、学校、幼儿园、老年活动场所、教堂、医院等等，其中，医院是重中之重的，医院出现病毒的概率最高。

在中国，除了北京各大医院推行预约挂号看病外，其它城市均未实行，预约挂号可以有效减少病人看病的排队等候，避免病人过度集中聚集。平日里，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四线城市，稍大点的医院总是人很多，不次于商场超市，这不正常。这其中有很多病人，他们的体质，他们的免疫力，自然比不上正常人。当病毒出现时，武汉疫情爆发了，而且，越是感染爆发越是病人聚集，形成了恶性循环。很多人仅仅是去了一趟医院打个照面，就被感染了，这是因为医院病毒的浓度很高。那些等候在医院里的病人，恐怕用不着核酸检测就能确诊。

当公主号游轮驶离香港前往日本时，途中传来不幸消息，一位在香港从公主号游轮下船的高龄游客被确诊新冠病毒肺炎，这意味着在公主号游轮上可能存在有病毒。此时，游轮上有3700名游客其中14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高龄老人们普遍免疫力很差，游轮上的生活相对狭小封闭，他们急需上岸分散隔离。

日本政府也获知公主号游轮可能存在新冠病毒，于是下令禁止靠岸，海上隔离14天。

病毒的存在，易感者的聚集，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病毒就好这一口。

700多位新冠病毒肺炎患者被制造出来了。

韩国的疫情状况也是如此······

······

易感者的界定，对医学专家来说并不困难。我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老年人，他们普遍都有一些基础病，免疫力较差。在疫情时期，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限制其自由出行，如果不能通过法律限制，也是有必要告知他们谨慎前往病毒出现概率高的区域。另一类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糖尿病、艾滋病患者就属于明显免疫力很低的人，疫情时期最好不要出门。在病毒已经大规模扩散时，任何出现可疑症状者，如咳嗽、发烧等，都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出行。冬春季节也是流感高发时期，流感与新冠病毒肺炎同属于呼吸道疾病，流感是否与新冠病毒存在亲和力，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值得医学专家特别关注的。

据媒体报道，一位美籍华人在她登机前往中国的前两周就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在美国2次申请核酸检测没能申请到，后来，她所在的公司集体进行核酸检测，在结果出来前，她便与丈夫和孩子一起前往中国，登机前服用退烧药瞒过测温检查，登机2小时后才向空乘人员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随后被机上隔离。到达中国后经核酸检测被确诊，美国方面也已确诊，医生正在寻找她。

由于她恶意瞒报病情以及擅自前往中国，她所在公司将她开除，中国司法机关也将对她提起刑事诉讼。

当我看到这则报道很吃惊，吃惊的不是这位女士的恶意瞒报，而是当这位女士出现可疑症状，却依然保持正常的自由生活，去工作、去商场、去酒吧······，在当时美国的疫情早已经突破1万例确诊人数了，病毒已经大规模扩散。好像美国人都比较“较真”，大概欧洲人也这样，一定要等到核酸检测确诊后，才能够隔离治疗，这是错误的，致命的。用中国人的话讲：黄花菜凉了。

当这位女士出现可疑症状时，存在两种可能的状况：

1. 她已经受到病毒感染，她的自由出行将会极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他人。

2. 她没有受到病毒感染，但是，不明症状的出现，表明她的身体有病变，免疫力受损，可以看成易感者，就是说，她的自由出行是会比一个健康体质的人更容易受到病毒传染。

对这位女士来说，最优策略的选择就是：居家隔离养护。

对易感者的居家隔离，政府应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必要的医疗指导、医疗监护十分重要。

一个缺乏充分证据的看法就是：居家隔离是一种分散性的隔离，武汉疫情时期，政府建立了方舱医院，集中隔离收治轻症感染者和疑似患者，目的是更方便医护人员的监护治疗，很多国家也都采用类似的做法，包括美国。对于轻症感染者的集中隔离是否会造成二次感染加重病情呢？其实，居家隔离养护对轻症感染者来说更加安全更为适合，轻症感染者大多都能够生活自理，所缺乏的就是医疗监护，这一点可以借助于现代通信手段远程实现，比如：纽约的居家隔离者可以由北京的医生进行医疗监护。一个医生可以监护20名以上的居家隔离者，应该说效率不会比方舱医院差多少。但是，媒体并没有报道过方舱医院出现过大面积的病情加重现象。我想还是由医学专家们进一步解释更为妥当吧。轻症感染者数量众多，寻找一种更加安全更为稳妥的治疗方案意义重大。

防疫工作不仅仅是政府方面的积极作为，也需要民众积极的参与配合。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国家，人们文化素养不高，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常常带有情绪化的、偏见的、歧视的看法，以至于出现瞒报、夸大、虚构等现象，在发达国家，人们受教育程度高，这方面会好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配合会更加默契。当然也有例外，上面所提到的那位女士，据说是位博士，她的丈夫是位大学教授，但是，他们的所为显然不理性了，也许他们只是在表达他们对美国疫情防控的不满和失望吧。

2020/4/26   写于山东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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