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如何消灭逻辑的？

关敏

人类要正确思考，就必须遵循一套思维规则，这就是逻辑规则。不遵守逻辑规则，头脑中的各种模糊概念就会纷至沓来，思考的时候就会概念混淆，语境不清；表达的时候就会偷换概念，转移命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讲清道理的。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国人笨，而是因为不讲逻辑的儒家大一统的教化，将中国逻辑学萌芽扼杀于了萌芽之中。

一，孔子以杀戮、灌输的“宽猛相济”法扼杀逻辑思维

孔子（前551-前479）的核心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不得僭越。孔子把个人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看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社会。这与民主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世界性的事务当中，提出他自己的思考与议案。

孔子认为：人天生就不平等，有些人天生就是圣人，命中注定就该是享受荣华富贵的，这是他们有德的结果。德配天地，富有四海，永享祭祀。这是天命，民众只应该服从，听从圣人的道德教化，而不能冒犯圣人的威严，不能议论圣人的言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孔子的政治目标是独裁：“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国政）”。连议论权都不给百姓，儒家怎么能知道民意，怎么会重视民意？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孔子从心灵上奴役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一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里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被暗杀；白居易上书坚请捕捉刺客，权贵以其越职言事为由，贬他为江州司马，从此，白居易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而苏轼也是因“越位”议论“王安石变法”开始倒霉的。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孔子强调以礼教民，“齐之以礼。”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礼制；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

你要求思想言论自由，那咋么行？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人们只需要盲目地服从周礼，重复着老一套的陈旧模式。

对那些不听话的人，孔子还准备了一件大杀器——《礼记.四诛》：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对帮助人们打官司搞维权的律师杀无赦，邓析就是乱解法律被杀的。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就从是直接干涉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令人民的生活自由经常性地受到威胁。同时也扼杀了科学理念、科技创新。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言论自由的可能性，取消了社会舆论监督，同时也扼杀了逻辑思辨。而逻辑与科学则是所有文明进步的动力，这就是儒家历史内衰外辱的主因——愚民弱民。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就直接粗暴地摧残了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这是连“裁判”都省略了的对异端的迫害。

由于儒家不讲逻辑，所以儒家必然不善于讲理。为了避免辩论不过其他思想，就只好一杀了之了。儒家要是真有本事，早就将以疑众的言论驳倒，何必冒巨大的政治风险杀人呢？逻辑学有两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巧言令色”（哲学思辨），“奇淫技巧”（科学技术）。孔子以“文武之道”来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把“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甚至把反对者赶尽杀绝。

公元前496年，孔丘任鲁国代理宰相（摄相事），一上任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杀了。少正卯聚众讲学，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少正卯宣传的是反周礼的一套，虚仁假义的儒家受到了打击，少正卯声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颜回不受诱惑外都跑去听了，于是孔司寇拿起了刀，二话不说就杀了少正卯。杀了之后，还下令暴尸示众三日。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大意是：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还不算在内。一是内心自由放达而好冒险；二是行为怪僻而一意孤行；三是言语虚伪却善于狡辩；四是广泛记录并散布丑恶的新闻；五是赞同错误的观点且说得有声有色。这五条罪，只要人有一条，都难免要被君子诛杀，何况少正卯五罪并发。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他足以纠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蛊惑人心，他的意志足以使之成为反抗当局的领袖，他显然是小人中的枭雄啊，不可不杀。

孔夫子上面所说的“五条罪”中，只有第二条涉及行为，而且还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行为，至于其余四条，全都只涉及思想、言论。这样的判决，没有一件有人证、有物证的具体犯罪事实，只是几句抽象的形容词，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量刑轻重，并无客观标准。

少正卯要求以有点平等的“法”来取代不平等的“礼”就被孔子一人“专制”的擅杀。这证明孔子继承了中国以言定罪的恶劣传统，没有容人的雅量，只能听歌功颂德的谀词而已，对于那个质疑三年之丧的宰予。孔子骂他是朽木粪土，极其侮辱人格。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现代翻译——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颜回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在孔子面前始终是服服贴贴、毕恭毕敬的，对于孔子的学说深信不疑、全面接受，对孔子反对的少正卯异端邪说坚决拒斥，是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正能量典型，所以，孔子多次赞扬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 可见，孔子提倡就是愚忠——雷锋对红宝书心悦诚服，甘愿做螺丝钉啊！

诛少正卯的事记载于《荀子》、《史记》、《汉书》、《孔子家语》等书。为了尊孔，朱熹怀疑这个事实，清代的学者干脆否认这个事实。中国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虚伪文化。

虽然孔子讲过“焉用杀”（《论语.颜渊》）一类话，但他更主张“君子怀刑”（《论语.里仁》）。孔子称赞子产的“宽猛相济”时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就是让步，猛就是严刑酷法甚至是暴力屠杀。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隶起义，在萑苻劫杀了贵族，奴隶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义者全部被杀死。孔子听说后，拍手叫好地说：杀得好！然后是一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仁者爱人。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灾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顾准说：孔子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对芸芸众生的要求；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

二，“有教无类” 反逻辑的愚民教学法

“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后世注家对此存在着二种观点，一是教育方法，另一则是对求学者不分贵贱，对所有的人都平等地加以教育。在孔子之前，郑国的邓析办过私学；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的少正卯也办私学，没有任何资料体现出他们录取学生是以贵贱为标准的。因此，“有教无类”是不分贵贱录取学生的观点，是毫无实践意义。孔子录取学生的标准是以“束修”。“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孔子收的学费是10条干肉。广大奴隶们连生命自由都没有，哪来的10条干肉作为私产？这事例说明，孔子录取学生不讲贵贱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有教无类”不是指录取学生的方法，而是孔子的“教育大法”。而教育大法关系着复辟周礼的大事业，重在灌输“教化”，树立颜回似的样板，“无类”就是不讲逻辑思辨方法，实质上就是反对逻辑教育和科学教育。依据如下。

1.“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个逻辑术语。

在《辞海.类条》里，“类”的含义有“种类”、“相似”、“类推”和“法式”等。“在我国古代逻辑学中，类是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在《墨子》一书里，涉及到“类”的记载不计其数。《辞海.类条》归纳了“类”在《墨子》一书里的逻辑用途，认为“类”与“故”，是“ 中国古代逻辑学中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原理和方法的基本概念。”同时在“故和类”条中一并指出：“‘故’指事物的原因、条件；‘类’指事物的相似或相同。在逻辑上即指理由和关系。墨子最先提出了‘明故’和‘察类’的逻辑原理。后期墨家具体地把‘故’分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必要条件，关敏注释）和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充要条件，关敏注释），还提出了‘（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和‘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的逻辑思维的原则和方法，认为推理或论证，都必须依据种类关系，按照一定的理由来进行。他们对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原理作了很好的总结”。

可见，“类”就是代表了思维的逻辑规则。由此推定，“有教无类”中的“无类”，所指当是不予种类的比较或鉴别，也就是主张“教化”上不讲逻辑。

2.“无类”是孔子愚民的教育大法

“无类”一词在其他儒书也使用过。如《礼记.缁衣》记称：“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郑玄注：“类谓比式。”孔颖达疏：“言行之无恒，不可比类也。”可见，“无类”在这里是当作“行为的法式比较”或“行为的法式鉴别”来解读，而不是当作所谓“不分贵贱”来解读。

孔子对“类”代表着逻辑思维是清楚的。如《礼记.学记》记称：“知类通达。”郑玄注：“知事义之比也。”可见，“类”即类比；“知类”即是对事物种类的比较或鉴别，通过比较或鉴别来获得广博的知识。可见，“类”在这里是“逻辑推理上的一种类比关系”。在古代，“无”通“毋”，“毋”即禁止、不得。

所以，“有教无类”的“无类”，指当是在“教化”中，不得讲授一般的逻辑关系。而不讲逻辑关系的“教化”，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们思维僵化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就大大有利于家天下的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有教无类”是孔子有关愚民的教育大法。

孔子提倡的灌输教育——背经书就是“有教”而反对逻辑思辨就是”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即理念不同不得相互商议，也不必思辨清晰。子曰：“辞达而已矣。” 把这些话连接起来就是：“有教无类，道不同不相为谋，辞达而已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只能是我教的，你就得背，而不能思考辩驳，理念不同也不得思辨清晰。总而言之，背经书、当状元、无敌于天下……这还可以从树立颜回榜样、“礼记四诛”、“孔子诛少正卯”等扼杀思辨的事例来辅证！

3.“无类”的愚民教育大法与孔子政治上的愚民主张完全相一致

“有教无类” 作为孔子愚民教育思想中的愚民教育大法，与孔子政治上的愚民主张完全相一致。专制政治的预设前提是：一边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巫王，一边是生性愚昧顽劣的黎民。“上智（诈）下愚”，“上智”就该统治“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管制小人，哪能让愚民来选统治者？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理性能力即智商并无重大差别。虽然人有智愚之别，但笨鸟先飞，愚人可以赶上来齐头并进。正是人类理性的平等促成了自由平等的思潮，成为埋葬专制的先导。但独裁政治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惜夸大人类的智商差距，并以信息封锁的愚民政策扩大人们之间的智商差距。老子主张将臣民的理智禁锢在婴儿阶段（复归于婴儿），并且视民为无理性“刍狗”。“上诈下愚”之社会，人生而不平等。孔子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大意是说，要保证“上人”即统治者的高度智慧性，与“下人”即平民大众的愚蠢性，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得变化、转移。所以，要实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强化等级森严的“礼”制。然而，要如何实施“愚民”呢？最简单而明确的答案，即是“有教无类”。不难看出，孔子的愚民主张，是何等地扼杀逻辑理性和人权啊。

三，贯彻“假逻辑”，使人愚昧难醒

逻辑本是人脑固有属性，用逻辑思考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单纯的禁止是不够的。因此，儒家又耍了一个小小的阴谋，那就是给出一种貌似逻辑推论的“假逻辑”，以使人们与真逻辑绝缘。

《论语》里的有子认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人，很少会冒犯尊长；而不会冒犯尊长的人，绝不会去造反。”显然，这是整体主义的巫术乱比思维推理，与事实不合。父兄并不等于尊长，尊长并不等于统治者。结论，孝悌的人，与忠于统治者毫无相干，甚至越是孝悌的人，越容易造反。事实上，华夏帝国的夺权者几乎都是自称孝悌的人如王莽。

（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笔刀侠以此为由说：儒家学说拒绝奴性、倡导独立判断。这是片面。儒教的核心思想是消灭臣民的造反的念头。儒家在忠君（目的性）问题上是不许自由思考的，在为君国服务的方法上可以自由发挥（譬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孔子提倡的“争臣”不过是要求提建设性的意见，属于方法问题！能提建设性的意见还得到君王赏识的都是高级奴才！孔子、诸葛亮、魏征都是高级奴才。孔子被历代帝王们推崇，是因为他对大王百分之百地践行五体投地的大礼，诸葛亮被推崇，是因为不篡位，守臣节，他们为皇帝服务的目的很明确。）

儒家的“连锁式推论”的实质就是“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的几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几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 每句用“而后”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几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就算勉强把后面的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论点之上。如何“格物”，“格物”之后如何“知至”，“知至”之后如何“意诚”……都没有展开和具体地交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礼记》中《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这种推理是错的。这个推论居然从“个人”层层放大到“天下”，连续不断的飞跃，使人有从人变仙升天的飘飘之感。修身了就能齐家？齐家了就能治国？治国了就能平天下？显然是没有分清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等假言判断问题。

遍观儒家典籍，如此“连锁式推论”格式比比皆是。由此，“不证而论”就成了“儒国人”的一大特色。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还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于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那些国外见不到的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么去过日子。

这种只有论点，没有论据的“连锁式推论”并不具备“讲理”的优势，所以就需要制造一神化”的“圣人”，之后利用圣人之言进行高姿态的“灌输”，也只有这样，儒学才有被推行的可能，而那些“代理圣权”的人也才有“窃取权力”的可能。这就是儒者们拼死也要保住“孔圣人”地位的根本原因。别说“诲圣谤贤”，你只要对圣人及圣人之言稍有微辞，就会受到“群起而攻”；再辅以“四诛”的威慑作用，以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对天然情感的利用和对“巧言令色”的舆论抨击。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围之下，儒家历史就只能是“应声虫”“精神复制品”的历史了。

看看历代的“儒家作品”，言必曰孔孟，说必引经典，以此作为思维之源，似乎离了“圣人”就不会写作。儒家崇古崇圣崇上的意识形态直接扼杀了国人的创新精神，致使“文字垃圾”遍地，“创新思想”极度萎缩。很多国人更是深陷“奴才意识”而难以自拔，整天企盼青天大老爷现世，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

“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思维，其实是“天人未分”的原始人的互渗思维。“天人合一”表明中国人不会思维，不会观察、分析具体的事物，当然不会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势力）来压服人。董仲舒将“天”抬高为帝王的祖宗，帝王成了天下的家长；朱熹将“三纲五常”当做天理之本，“君为臣纲”，臣子无条件服从帝王就是“天理”（父子、夫妻同理）；这还有什么约束可言？还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言？这深刻地反映出儒学根本没有民权思想，彻头彻尾的虚伪。《水浒传》的宋江建立等级制的时候。恐众人不服，便炮制出了一份“天书”，拿“天”来压服人……明清以来，君父们兴高采烈地将“天理”当做了维护权力的主要理论，以行“天理”而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轻轻松松地将“三纲五常”化做“三山五岳”，重重地压在了华夏民族身上，从而使华夏文化成了不讲逻辑不讲人权的酱缸文化。可见，防止人民大众觉醒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单纯的禁止人民大众思考，而是灌输给人们一套貌似真理的谬论——“假逻辑”教化。这种“假逻辑”教化还包括老子、中医、风水、算命先生的阴阳五行的辩证法思维和整体主义的巫术乱比法，从而使我们与逻辑思维彻底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