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动力----《中华历史精神》之五
余东海著
（一）恶动力论批判
六经是最好的书，对道德的理解和阐说最为到位；圣雄是最好的人，对道德的领悟和实践最为中正；六经皆史，六经创史，圣雄造史，文明是道德的光明。这就可以逻辑地推出一条定律：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善动力论或者称为道德动力论。
善，只有善，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是我在批判马恩“恶动力论”时提出来的。马恩高度赞美罪恶，强调罪恶是生产力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此说完全颠倒，极其荒谬。事实恰恰相反，罪恶对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完全负面，是负动力、反动力，只有破坏性毫无建设性。关此，我有《马恩，给罪恶披上了华丽的外衣》一文予以深入批判。
当然，负动力反动力也是一种力，只是不能予以正面肯定。癌症促使了抗癌药的产生，病毒推动了杀毒软件的开发，防火墙触发了自由门的诞生，但如果得出结论说，癌症、病毒和防火墙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对癌症、病毒和防火墙予以正面肯定，那就荒唐了，本末倒置了。恶动力论就是如此本末倒置。
如此，功罪善恶不分乃至颠倒就是逻辑的必然。如此一来，任何坏事都能说成好事，最大的罪恶也能说成功勋。同时，任何好事都能说成坏事，最大的功勋都能说成罪恶。这就是马家辩证法的威力，特别便于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其根源就在于马恩的恶动力论。所以，马学在上，必然天翻地覆，一切反常，一切颠倒。
毛氏的“革命”、专政和历次运动包括文革，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符合马恩的历史唯物论和“恶动力论”。马恩正面肯定恶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恶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所必要和必须。这样的善恶观完全颠倒，不仅是一般混淆而已。
恶动力论是彻头彻尾的邪说，对于恶念恶意的滋生、恶习恶性培养和恶行罪行激发，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具有决定性。很多人信奉邪说走上邪路之后，就再也放不下屠刀回不了头。孟子将淫辞邪说等同于洪水猛兽，原因在此。其实，邪说之害岂水兽所能望尘。
邪说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为各种罪恶提供了逻辑支持和义理依据，让罪恶分子作起恶、害起人来仿佛理直气壮，占尽便宜还可以卖乖，当了婊子还可以立牌坊。例如，伤害、杀害无辜本来是大恶，可一旦打起革命的旗号，喊起“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类口号，就俨然具有了正义性。腐败推动经济发展论，亦与马克思的恶动力论一脉相承。
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朋党问题时说：“小人蛊君以害善类，所患无辞，而为之名曰朋党，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同样，小人要谋取私利和作恶犯罪，也是所患无辞。而不良的思想体系和宗教教义，可为它们提供“正当”、“正义”的理由，让它们振振有词。“推动历史的发展”这个理由就非常冠冕堂皇。
注意，发展本身也不是硬道理。发展有良性恶性之别，剜肉补疮、饮鸩止渴、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是负发展和倒退，利少弊多后患深重，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道德才是硬道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事业，都不能违反道德原则，有道德为基础的文明、和谐、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值得追求的。
没错，存在即合理，恶的存在也有其因果、逻辑和气运的合理性。王夫之说：“恶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气数之常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恶当成好的、正面的东西来肯定，更不能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功于罪恶。
（二）善动力论
只有良知才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与恶、正与邪、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历史拉锯战中，前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前发展；后者占上风，社会历史就向后倒退。当然，倒退往往意味着一次更大的进步。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善恶斗争的历史，在善与恶的拉锯战中，恶占上风则历史倒退，善占上风则历史进步。社会和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取决于正邪善恶力量的对比。因此，道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道德高度与是历史发展速度成正比。人类文明就是道德展现的光明。
尧舜禹夏商周最为日本人崇拜。老三代新三代的强大和成功，归根结底是道德的成功，道统的成功，“十六字心传”的成功。尤其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禹时代，更是充满理想色彩。注意，天子无戏言，君子无妄言，圣经无妄言，孔子编书自尧始，说明尧舜和禅让的真实性。
除了秦法家，诸子百家都能尊重尧舜，承认禅让制。唯《竹书纪年》别出心裁，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这是以战国欺诈之心，度三代淳朴之腹。《竹书纪年》应是春秋末或战国初期的伪造，最可能出自于齐法家之手，韩非就有同样说法。
自汉武帝起，汉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它们的强大和成功同样得益于道德。有一个规律：凡是尊崇儒家道统、遵循儒家道路的时代，文明度就较高；凡是偏离儒家的时代，文明度就较低。违背儒家必野蛮化。这个历史规律就是善动力论的最好证明。
传统一词在传统中有特义。传统者，传道统也。或者说，道统是传统的核心。
道统即中道传承谱系，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授相传的最高法则。《书经》说“精一执中”、“建中建极”、“允执厥中”，《大戴礼记》说“执中而获天下”，都指这个中道。中华政权都必须遵循道统，执中用中，否则政统就不正统。
道，仁与不仁而已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史。几千年来，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较高；凡是礼崩乐坏和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黑暗必占上风。儒家兴国家旺，儒家旺文明盛；儒家衰国民弱，儒家灭天下亡，这个规律被历史反复证明。
反儒是通往暴政的捷径，暴政是扑向灭亡的滑梯---不论怎样强大，怎样防范严密，无论统治术怎样高明，都改变不了灭亡的命运。因为暴政违反人性之正、社会之常。暴政灭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概乎言之不外乎三种：外力打击，如桀纣；内部叛乱，如前苏联；内外合力---这是绝大多数暴政终结的原因。
实行暴政的恶势力，纵然强大，坚而不久，大势一去，不堪一击。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却经不起戍卒一叫，脆弱轻易得令人难以置信。从秦始皇到到萨达姆无不如此。似乎很突然，其实是必然。盖极权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暴政天怒人怨，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任何小事件都可成最后一根稻草。
古人云夷狄无百年之运；罗素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两种说法不谋而合。极权统治比一般夷狄更恶，寿命会更短。古今极权暴政无不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确实没有超过70大限的。“老大哥”于69岁时寿终，为罗素的论断提供了近在眼前的证明。
极权主义者都不懂权力的真谛，不懂得如何维护和延续权力。而且，它们都是剥夺和消灭自家权力的祸首。对此定律，杜牧有过古典表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旁宫赋》）某种意义上说，古今中外所有极权暴政都是极权主义自灭的，所谓自作孽也。
极权命不长，要因有五：极权必野蛮，内与民为敌，外与文明世界为敌，敌人越来越多，内忧外患兼备；野蛮必落后，经济科技军事统统落后；暴政必被背弃，外被正义人士厌弃，内有同志部属背叛；暴政必有内斗，而且特别残酷，动辄你死我活；暴政必导致道德、政治、社会、生态全方位崩溃……
不过，虽然恶势力命不长，从兴盛强大和衰败灭亡，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共业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在道德特别败坏、邪说拥有宪位的恶社会，恶势力如鱼得水，延续维持的时间相对较久，常常衰而不败，败而不亡。
另外，恶不积不足以丧尽人心，不足以亡身。要亡国亡身，不是那么容易的。桀纣不是一坏就垮的，它们在位都长达52年。在汤武革命之前，桀纣都有归正的可能，至少可以为自己争取相对好一点的下场。桀纣略有德智，汤武便无机会了。换言之，在恶贯满盈之前，命运始终掌握在桀纣自己手里。
反儒必恶，是因为儒学至善，所导出来的人和政治都很可观。然而，由于反孔倒儒的恶劣影响，学界普遍低估了中国历史的文明度，恶眼看史，把中华文明看得低了。有学者统计，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这种说法和算法完全错误，只知四大盛世，没有将所有盛世列入，例如北宋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都是盛世，岂能忽略？我简单数了一下，历史上可称盛世的时代至少十几个，例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明帝章帝的明章之治，唐朝太宗的贞观之治、玄宗的开元盛世，宋朝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庆历嘉佑之治，南宋孝宗的乾淳之治，明朝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康乾盛世。
其次，盛世前后的平常世和衰世，也有相当的文明度，并非“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例如北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除了太祖、真宗、仁宗，其它朝代也多不错，大多数时间里民众也能安享升平。
儒家的盛世标准很高，可以总结为四大标准：一是政治有道，表现为道统高于政统，道统政统学统，相互扶持；二是司法公正，没有冤假错案，或者一旦发现，可以得到及时纠正；三是君子在上，官德优良，清正廉洁；四是社会和谐，民德民智普遍较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很少各种恶性冲突和矛盾。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荣俱荣。
依照儒家高标准，中国历史上很多衰世或平常世，丝毫不逊于西方历史上的盛世。例如关于汉武时期，依据标准算不上盛世，其实颇为兴盛。对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本人，学界评价过低。
汉武之世，儒家的主流形态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其文化格局、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式，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建立平抑市场物价的平准制度，对后世都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荒诞迷信，残暴多疑，又造巫蛊之祸，故依儒家标准衡量，政治品德确实不太高。但是，他开创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开丝路，兴太学，晚年能罪己，都值得肯赞。尤其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承前启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综其生平，功大于过。对汉武褒之过度或贬之过低，都有失公允。
关于独尊儒术，很多人误解了“独尊”这个概念。不知独尊儒术就是表彰六经，以六经所阐述的中道为指导思想，就像西方在宪法层面独尊自由一样。
这里的术是道的意思。我已就此多次说明，仍常有人想当然地将这个术字理解为技术、统治术。百年来所知成障、自以为是的人特别多，不仅反儒派，多数儒家学者同样不懂训诂，不懂儒学常识。
王夫之说：“术之为言，路也；路者道也。《记》曰：审端径术。径与术则有辨，夹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径，其共由而正大者曰术。”《礼记》云：“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术道二字，同义并列。术字古体是術，有大路、大道之义。独尊儒术、不学无术的术，都应作道字理解。君子对于技术、权术之术，也并不忌讳和排斥，而是认真审正，统之于道。
独尊儒术，相当于说，坚定不移地走仁本主义道路。儒家政治必然独尊儒术，这是意识形态上的独尊。意识形态是不能多元化的，百家可以自由争鸣，不可能都上升到宪位，都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就像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不能多元化一样。一个人既是儒家又是佛徒又信仰基督教又要做穆斯林，那会精神分裂的。
我在“好皇帝十枚”中，将汉武帝列入。好皇帝十枚秦汉以后的好皇帝：汉高祖，汉武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元仁宗，明仁宗，清圣祖等。
秦汉以后无圣王，光武帝宋仁宗最好，离圣贤境界尚远。其它皇帝的好更是相对而言。汉高结束战乱首祭孔子，汉武驱逐匈奴独尊儒术，唐太宗平九州之乱开贞观之治，宋太祖元世祖结束战乱尊孔尊儒重造华夏，元仁宗尊贤重士重开科举，明仁宗宽厚开明与民休息，清圣祖内平战乱外抗沙俄，各有好处。
仁是儒学原则之原则，核心之核心，儒学即仁学。历代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都有相当的儒家风范，都是该王朝最好的皇帝。如宋仁宗赵祯，西辽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等。谥号或不乏溢美，但溢亦有度，自有相当的事实依据。而对这些皇帝评价，学界普遍太低。
（三）儒家促进科技
儒家文化可导出政治文明，也有助于科技文明，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
16世纪之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为什么近代数百年停滞不前？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我提供的答案是：自尧舜到宋元，中国人德智整体上保持较高水准，从明朝开始下降，清朝加速下降，民国至今降到谷底。随着德智降低，国人格物致知的热情和创造发明的能力随之下降。这就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因。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这个问题所承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说明“中华文明的辉煌”并非虚语。中华文明包括了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科技文明。这对反儒派堪称是来自西哲的致命一击。
据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有175项，占总数57%以上，其他各国占42%左右。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了儒学的滋润，国人道德较高，智慧自然水涨船高。夏商周汉唐宋是中华正统，德智都高。元朝虽是异族和偏统，但偏于松弛，社会有活力，对德智影响不太大。
或说“儒家不重视自然科学不喜欢生产劳动”。答：这是一个普遍的误会。看《周礼考工记》可知儒家对自然科学和生产劳动的定位。儒家强调“开物”。“正德”之后就是“利用”--利物之用，属科技和生产范畴。《大学》以“格物”为八条目的基础课程。儒家经典中，开物成务、制器利用、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话语，都体现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易经系辞下》介绍了包牺氏、神农氏、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和后世圣人重视科技研究、物质开发以利益人民的事迹：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祜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段文字介绍了自离至夬十三卦的卦义与制器的对应关系，所言上古圣贤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当时的物质开发和科技研究吗？伏羲“始作八卦”又“作结绳而为网罟”；神农氏“断为耜，揉木为耒”，发明农具“以教天下”，还“日中为市”，建立市场以便交换；黄帝、尧、舜及后世圣人又发明了舟楫、车马、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超前的科技成就呀。
论实践，一直到元明，经济仍领先世界，科技亦颇有可观。有人认为宋代是历史上格物精神最发达的时代。其实元代整体上政治品格固然不如宋朝，但论格物精神之充沛，科技方面的发展，比起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食疗养生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等方面，元朝无不成就辉煌。朱元璋鉴于元政之失，开始偏严，但历史惯性还在，民智仍有可观。清朝继承明制而变本加厉，这才导致民智严重下降。
明朝开始，国人格物致知热情的降低和科技开发能力的收缩，与心学亦不无关系。《大学》八条目，格物的物指的是宇宙万物包括肉体精神一切现象之物，王阳明将“致知”解为“致良知”，将格物的物狭隘化为心性之物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科学技术精神和追求。
政治文明度、社会自由度和国民道德智慧水平成正比。政治越文明，社会越自由，民德民智就越高，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等方面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政治越野蛮，社会越禁锢，民智就越低。换言之，社会好坏取决于主体文化和基本制度，归根结底取决于道德。高道德社会由君子主导，最为文明美好和谐幸福，人民有耻且格；低道德社会以庸人为主体，善恶交织，鱼龙混杂，民免而无耻；负道德社会即恶人当道的恶社会，极权如监狱，无序如丛林，民无耻而不免。
现中国空前的落后，充分说明罪恶是破坏生产力、阻挡社会发展的反动力。百年来，论政治社会之罪和文化道德之恶，论矛盾之深广和斗争之激烈，吾国纵未独占世界鳌头，也已名列全球前茅。如果马家的“恶动力论”成立，现中国应该远远超越美国和西方才是。
现代中西文明的差距，归根结底的道德的差距，包括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道德匮乏，善的程度低，文明发展的动力就不足。
要提高道德和善的程度，就要好善；懂得了善动力论的真谛，就能好善。儒家特别好善，包括从善如流、与人为善和乐取人善。《孟子告子下》记载，鲁国想让乐正子管理国家政事。孟子听说后，喜而不寐。乐正子此人个人能力、智慧和学识都不怎么样，但“其为人也好善”， 孟子认为“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
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好善，一切都好说，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何况鲁国呢。因为，“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如果好善，天下之人都愿意不远千里地赶来，告之以善。各种善言何愁不能落实，各种善事何愁不能奉行，各种善制善法何愁不能建设？
好善是仁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和政治原则之一。孟子又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别人有善处长处和优点，就向人看齐向人学习，吸取过来为我所用，这就是“与人为善”，偕同别人一起致良知、致良制和制良器。
佛教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佛教属于出世法，不重制度建设，儒家的善则包括政治、制度、技术、民生之善，即仁政、良制、利用（利物之用）、厚生（厚民之生）。这是大善，更应该“善与人同”，更值得“乐取于人”。这种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态度和精神，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开放性，体现了儒家道德上升文明发展的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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