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原理》第十二章
戎小捷
文明社会的发展机制
无论思想家们在试图解释人类文明社会时持有多么不同的观点，但在一个基本点上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什么类型和形态的文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演化之中。或者向前演化（社会分工度不断提高），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向后演化（社会分工度不断降低），逐渐衰落，最终灭亡。只存在发展的速度或衰亡的速度不同的文明社会，而完全停滞不动、百分之百静止的文明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文明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演化，这种演化有没有一种大致的趋势，或者说有没有一种“合目的性”，决定向前演化和向后演化的基本原因又是什么，则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
第一节 文明演化的根源
那么,文明社会为什么会演化,它演化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呢？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自诞生那天起，就不断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尤其是在社会生存环境中遇到巨大的压力，而在不断的成功应战的过程中，社会就向前发展了。具体来说，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演化源自人类科技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不断丰富。例如，拿运输工具来说，人类从徒步行走，到骑马、乘畜力车行走，再到火车、汽车的发明，最后又坐飞机上了天，正是这些物质工具（手段）的不断进步，带动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包括人类的社会分工组织也是如此，例如，由科学发明导致的不同的技术手段要求有不同的分工协作的方式，因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促进了人类分工协作方式的不断进步；或者，人们在组织社会分工协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好的方式方法，等等。
还有一种理论猜想的角度有所不同，它主要从文明社会的内部着眼，认为文明社会之所以发展演化，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无论是做为个体的单独一个人，还是做为全体的整个社会，都有一种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的需求和欲望，而正是这种不断产生的（或者说不断增长着的）需要和欲望，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演化。而发展演化的具体途径，则是通过人类社会中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的社会阶级、等级之间的相互斗争（不同阶级、等级之间的需求和欲望是不同的）。先进的阶级不断战胜落后的阶级，因此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或者落后的阶级战胜了先进的阶级，社会就因此停滞甚至倒退、灭亡。这种理论猜想不是把目光局限于外部环境，而是扩展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具体来说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技术上的进步往往很快，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进步往往较慢，由此就会产生矛盾。而这个矛盾就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我认为，上述的理论猜想（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做的猜想）都有其自身的道理，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而在本书中，我们是从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去考察促使文明社会发展演化的机制的。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科学技术的较大发展离不开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这两大“脚手架”的帮助；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中所阐述过的，不同的社会等级、不同的社会阶级、不同的社会宗派的产生，正是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理念系统这三大社会工具自身正常运行的必然结果。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的演化与否上，那么，假如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系统的自身有其必然的发展演化动力，则与之相应地，文明社会整体也就有了其发展演化的动力；反之，假如三大系统自身没有演化的可能，那么文明社会整体也就失去了演化的可能。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架有三个零部件的机器，如果它所由构成的三大零部件一经产生就不再产生变化，那么整个机器也就永远不再产生变化；如果这三大零部件自身处于不断更新发展之中，那么整个机器也就相应地处于不断的更新发展之中；而假如这个机器的三大零部件自产生后就处于不断的衰亡（磨损、锈蚀）之中，那么，所由构成的整个机器也就必然地处于不断衰亡之中。实际上，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还是不同阶级或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都是由于三大社会系统各自内部的竞争或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所引起的。
第二节 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竞争
那么，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是否存在着不断演化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首先从可能性方面来看，由于实际操纵和应用三大社会工具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由于自身的局限，不可能一下子就对这三个工具的运行规律“洞若观火”，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对三大工具“运用自如”，因此，这就产生出一个三大工具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问题，也就是都有一个不断地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演化问题。但这还只是三大系统发展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转化成实际的现实性，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三大社会系统的内部，各自均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压力。而正是这种竞争的压力，会导致三大系统各自实际发生或快或慢的演化。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的竞争压力。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类文明社会中，有能力并且也有愿望承担“最高共同意志”角色的人，虽然其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对的少数，但其自身的绝对数量是相当大的（例如，在古代中国，有能力也有愿望担任皇帝的人恐怕不止成百上千）。而整个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最高意志只是一个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竞争。
虽然新出现的竞争者的力量与既存的有组织的“共同意志”代表的力量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但只要现存的行政系统自身存在着不完善或弊端（不论这种不完善或弊端是由“共同意志”的决策失误引起的，还是自身的人格缺陷导致的，或者是由整个行政系统的体制缺陷造成的），那么新的竞争者就必然会利用这些弊端寻找机会，或者公开地从既存的、因为弊端而腐败或运转失灵了的行政系统外部，把所有受弊端之苦或受腐败之苦的人们组织团结起来，发展起一股新的相对更完善一些的行政系统力量，来把整个原有的行政系统全部推翻，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自己当上“最高共同意志”的行政系统；或者是进入现存行政系统内部，用自身的表现证明自己比现有的“共同意志”更加优秀、或提出一种更完善的制度构想，从而导致直接废弃旧的最高意志而自己取而代之。
而面对这种始终存在的竞争威胁，无论是做为既存的行政系统自身，还是其最高的共同意志的代表，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就必然会想方设法不断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以使新的异己力量无机可乘。但我们知道，现实中只存在相对较好的制度和相对较差的制度，而并无一种十全十美、绝对没有丝毫弊端的制度。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任何一个可以医治旧的弊端的措施在去除旧弊端的同时，都会带来新的弊端，而且，这个新的弊端的危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于是，就逼迫着这个行政系统自身又要去想出更新的措施来防止这新产生的弊端。如此反复推进，就促成了行政系统自身不断的演化，而且，这种演化没有穷期。
同样，在市场系统内部，这种由不同的“中介”代理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压力更是直观而明显。将来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只要商品种类的数量远远小于整个人口中有能力也有愿望充当“交换中介”代表的人们的数量，也就是说，只要同一种商品会有许多不同的“中介”来组织生产，并且，任何一种商品或服务都不会十全十美，都有可能被另一种更好的或更便宜的商品或服务所取代，那么，大量的中介之间相互竞争的现象就永远无法消除，从而市场系统自身的发展演化也就永远无法消除。更具体地来说，那些后来的“中介”们总会想法设法改进产品的生产，或更重要的是，会想方设法找出更好的中介服务方式，或改进现有的中介服务方式，从而推动整个市场系统向更高级更复杂的路径上发展。但新的中介方式往往连带来新的或明显或隐蔽的另一种风险（例如美国创新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所引发的2007年的房地产次贷危机及最终导致的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于是，又逼迫人们去发明出更新更复杂的中介方式……如此反复推进演化，同样没有穷期。总之，市场系统中始终存在着“不进则退”的竞争。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理念系统的演化情况。同样，类似于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在社会总人口中，能够创建一个理论体系来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解释的人（天才），虽然在某一时代的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很少，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但全体人类自身历朝历代累积起来的理论天才的绝对数量却很大。而我们知道，一旦某个特定时代的某个人率先创造出了一个理论体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那么，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天才及在他之后出生的理论天才们就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这个理论体系消灭，也不可能取而代之（说这个理论体系是我创建的），或再把这个理论体系重新创建一遍，从而把这个荣誉夺为己有。这样就仅剩下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其他或后来的天才们去想方设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来和旧的既存的理论体系相抗衡。而在大自然及社会中，同一种现象往往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解释，同一件事情也往往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且，更多的、新出现的历史经验往往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优越的分析条件，所有这些都为新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另一种可能是，后来的天才们努力找出旧理论的缺陷从而对其加以修正、完善，因为任何人的天赋能力均有限，再加上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就为修正该理论的后来人提供了前提条件。总之，无论这两条道路何者能更有利于同时代的另一个天才人物或后来时代的天才人物，它们都会造成理念系统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上说的是理念系统自身演化的可能性。当然，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从理念系统自身的社会校正功能的角度来看，随着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演化，它们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困难，要求理念系统来解答，来提出应对的方案。因此，理念系统相对应地也必须不断发展演化，才能跟上社会的变化、行政系统的变化、市场系统的变化对它的要求。
以上我们讨论了一下三大系统内部所存在的竞争压力和其所导致的发展演化的现实动力，下面我们再来简单地考察一下人类历史，看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拿行政系统来说，无论是古罗马行政系统较明显的演化（从“共和”到“帝国”再到衰亡），还是中华文明行政系统不太明显的演化（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逐渐增强），都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自身的演化（即：和各自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基本不相关的演化）。而近当代欧美各国相继出现的主权、多党制、代议制、总统制则又是行政系统在另外两大社会系统的强烈影响下所发生的自身演化。至于市场系统由竞争机制所带来的演化更是人所共知，例如欧美的市场系统越来越发达，行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运行机制越来越健全，以及从第一产业占优发展到第二产业占优，又发展到第三产业占优，从单一的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资源品市场、资本品（金融）市场的不断出现和完善，再如当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级金融衍生品的次递出现，等等。
最后再看一下理念系统的自身实际演化情况。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就不去讨论了，我们这里只简单考察一下两个似乎最不具有发展演化动力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儒教理论体系。先看一下佛教。佛教主张与世无争，根绝欲望，听凭命运轮回的安排，且和另外两个社会系统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暂不考虑，例如类似中国历史上因佛教徒的激增导致的行政系统税源减少所带来的冲突，只考虑佛教理念本身），但我们只要稍一考察佛教思想史，就可看出其内部自身理念的不断发展演化，以致不断出现新的思想流派。这里我们也不去仔细考察佛教的众多的流派，而仅简略考察一下佛教流派中的一支——藏传佛教的自身发展演化情况。（见下表）
注：资料来源——据《佛教史》（任继俞主编）中《藏传佛教》一节整理。
我们知道，西藏地处偏僻、封闭、人口稀少，按道理理念系统自身内部的竞争压力也应相对较弱，但即使这样，藏传佛教仍然发展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流派，理念系统的自身实际演化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儒教。由于中华文明中的行政系统过于强大，理念系统先天发育条件不足，再加上科举制度对理念系统的强大禁锢作用，似乎儒教自身已完全丧失了发展演化的可能。但只要一查历史，就可看出，儒教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化之中。从孔孟早期的儒教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宋代程朱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儒教自身也总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虽然这种变化由于“独尊儒术”的原因（缺乏外部的竞争机制）而有些缓慢。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儒教自身的演化，主要并不是由于行政系统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基本上是其自身的内部竞争压力而产生的。而且，往往在儒教内部产生出一种新的“修正”理论之后，行政系统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不承认，先宣布其为伪学，直到后来看到“伪学”渐渐成势，且最终发现这个新的伪学确实对自身无害（甚至有利）时，才予以正式承认。也就是说，儒教的发展演化主要不是行政系统（更不是市场系统）的功劳。
总之一句话，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系统各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导致了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展演化；而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展演化动力合起来，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又从根本上构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动力。当然，以上我们是从最根本的原因上来考察文明社会不断发展演化的动力，也就是说，假设整个世界上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自身也会发生演化的（例如一直相对独立的中华文明），尽管这种发展演化相对来说会比较缓慢。实际上，促使文明社会发生演化的，还有外部的原因，即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竞争。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外部的竞争机制对演化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很大，因为它大大加强了文明社会内部的竞争机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内部竞争压力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行政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弱：因为，一个新生行政力量的成功，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正确，另一方面更要取决于对方的重大失误。但在市场系统中则不然，新生的市场力量只要做到自身正确就行，对方失不失误并不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市场内部的竞争压力相对要大得多。而理念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则时大时小，竞争的领域也时宽时窄，这经常要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如果同时代的天才稍多了一些，则竞争明显加大；或整个社会一元化的程度加强了，则不同领域间的竞争会减弱，而在同一领域内的派别之争会明显加强，等等。
第三节 文明的衰亡
我们上面讨论了文明社会任何一社会系统中由于有竞争压力的存在，从而使该社会系统产生了发展演化的动力，进而使整个文明社会有了发展演化的动力。但这个动力究竟会导致该社会系统向哪个方向发展演化，进而又会导致整个文明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演化，是逐步成长壮大还是逐步衰落灭亡，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条件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正像本书第一章中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明了伟大的社会工具系统，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迅速的变化。但这种“可变化性”既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断进化，分工度不断提高），也可以导致人类的分工协作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不断衰落，分工度不断降低）。下面我就来尝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侧重讨论一下文明社会的衰落情形。
一般来说，在某个社会工具系统中新生的竞争力量，为了谋求自己的胜利，它必然要提出一种新的、更有利于本系统和谐发展的“纲领”。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系统并不必然地保证自己只产生出不仅对本系统有利，而且对整个文明社会都有利的新生因素；而更可能的是，它也会（甚至可以说更易于）产生出只对本系统短期有利，而对其它的社会系统、进而对整个文明社会有长期不良作用的负性因素（请读者回想一下本书开头我们所讨论过的“阶序选择原理”）。而且，正像我们在前面分别分析各个社会工具系统时所指出的，只要某个社会系统中所产生出的这种对全社会有害的负性因素没有损害该系统本身的特殊利益，甚至对该系统本身暂时有利，那么，该系统自身就会缺乏遏制这个负性因素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另外两个社会系统的力量（一般来说，它们会同时是这个负面因素的受害者）来对其进行遏制。当然，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另外两个社会系统自身相对强大,有一定的力量才行。
举例来说，在古埃及社会中，行政系统绝对强大，而这个行政系统又或由于本系统内部竞争的压力、或由于纯粹的失误而把增强现存最高共同意志的权威的法则发挥得过了头（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法则），例如修建越来越大的金字塔，结果就使得行政管理的额外成本过于沉重，远远大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因而造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停滞和衰弱。（这就类似于在一个鹿群之中，公鹿们为了竞争配偶而不断长出越来越巨大、越来越沉重的犄角，这个巨大无比的犄角虽然有助于公鹿们彼此之间的竞争，但却妨碍了整个鹿群在整个大自然中的生存竞争能力，因为维持巨大的犄角要付出沉重的能量成本代价）。而与此同时，古埃及社会中的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均过于弱小，无法对强大的行政系统产生的这个负面因素进行干预和校正。
与之相比较，如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初期时，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同样都想采取损害其它社会系统的办法（多征税）来解决自身行政系统的财政问题。但其它的两个社会系统都较强大，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自然站出来想办法对行政系统的这种负面因素予以制止。当然，也可以说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获得了一个对行政系统进行干预的机会。说白了就是，让我多交税是可以的，但你必须进行改革，去除行政系统中存在的许多对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不利的负面因素。最终的结果是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克服了行政系统的负面因素，促进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
但假如某个社会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因素，既没有损害本系统的利益，也没有直接损害或马上损害其它社会系统的利益，或者它对其它社会系统进行了收买（例如官商勾结），在这种情况下，其它社会系统就会缺乏挺身而出对这种负面因素进行遏制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由最终受到损害的最底层的（三大社会系统核心领导阶层之外的）基本群众起来对这种负面因素加以遏制。但我们知道，无组织的底层群众一般来说是无法和有组织的上层社会系统相抗衡的，于是这种负面因素就会无克制地发展下去，直到有一天由于这个负面因素的长期作用，使整个文明社会归于衰落，最终灭亡。
至于具体的衰亡方式，则主要有两种。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衰落的文明社会周边存在着其它的文明社会，当这个文明社会极度衰落时，周边其它的文明社会（未衰落的文明社会）就会入侵这个濒临灭亡的文明社会，给它最后致命的一击，就像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外族入侵一样。甚至周边的原始社会或半文明社会也会发起入侵，就像西方历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一样。另一种情况是，在无外来文明入侵的情况下，原本无比强大的有组织的社会系统自身也终于由于负面因素的长期作用而变得十分衰弱了，不堪一击了；此时底层的人民被这个负面因素折腾得实在活不下去了，逼得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同归于尽的方式进行反抗。这时，整个社会系统就会被底层人民所推翻，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的农民起义那样。此时整个文明社会都遭到巨大的毁灭，一切都重新开始，在旧文明社会的废墟上，又重新组建起一个新的文明社会。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改朝换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旧文明社会（旧朝代）的衰亡和新文明社会（新朝代）的产生。只不过由于流传下来的风俗中包含了旧文明中的许多规则系列，使得新产生的文明社会和已衰亡的文明社会十分相似（属于同一个文明类型和同一种文明形态）。
另外，历史上也会出现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形，即，某个系统内部产生出的负面因素，既没有损害其它社会系统的利益（或虽然侵害了其它社会系统的利益，但它却用某种方式进行了补偿），也没有损害本文明社会底层基本群众的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周边其它弱小原始社会或弱小文明社会的利益。（例如明治维新后到二战时的日本，以及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时的德国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本文明内部就会永远缺乏对这种负面因素进行遏制的机制和动力，而只能由外文明社会中的力量来对其进行遏制了。
在这时，会出现两种可能，一个情况是外文明较强，足以和该文明相抗衡，甚至进而摧毁该文明（当然同时也就消灭了该文明中的负面因素）。另一种情况是，外文明或外原始社会过于弱小，不足以和该文明相抗衡，甚至进而被其吞并，这样，该文明社会中的负面因素就永远也得不到遏制。在西方的历史上，庞大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就大致属于这种情形。由于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带来了几乎无穷尽的俘虏，这些俘虏奴隶们的无偿劳动大大降低了罗马社会内部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生存成本，从而使得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不仅其内部对立的双方不需要靠牺牲对方来给自己谋利，而且整个社会系统也都不需要牺牲其它社会系统的利益来增进本系统的利益。当然，这样一来，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弊端也都不需要其它社会系统的帮助来克服，因为这些弊端都被大量的无偿奴隶劳动给弥补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三大社会系统的内部竞争压力也都丧失掉或无法起作用了，于是，罗马社会的三大社会系统全都逐渐“八旗子弟”化，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完全任其发展，最终变得不堪一击。
最后，从理论上来分析，还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假设有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社会工具系统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并没有损害其它社会系统的利益（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没有损害三大系统底层基本群众的利益，并且也没有损害周边其它文明社会的利益（或者其周边干脆就没有其它文明社会），而仅只损害了周边自然环境的利益，或者说，该文明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例如丰富的、近乎取之不尽的某种宝贵的自然资源）对其文明内部的负面因素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统统进行了补偿，在这时，该负面因素就会持续存在，导致整个文明社会的停滞不前。直到最终有一天，该社会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堪重负，最终把整个带有严重负面因素的文明社会带向衰亡。
第四节 文明社会的内部发展机制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鸡蛋中有了授过精的胚胎，那么，它就具有了内在的发展演化的动力。但如果光有发展动力，而缺乏一个具体合适的发展机制，例如长达21天的母鸡的孵化，那么它仍旧发展不起来。人类文明也是这样，它也需要一些具体的发展机制。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欧洲文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经济上的分工度还是科研上的分工度都不断提高）。与之相对照，古老的埃及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虽然都比欧洲文明先产生，但却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早期的欧洲文明——先是克里特岛文明，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均先后遭到了一次大的毁灭，以致中断了一段时期（几百上千年），但当它再次复兴的时候，又以其快速的发展速度而后来居上，再次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必然性的原因，否则欧洲文明决不可能先后两三次重复性地后来居上。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机制促成了某些文明社会的快速发展呢？
我们先从理论上来探讨一下文明社会内部的发展机制。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所谓的文明社会，就是在社会中发展出了行政、市场及理念这三大系统的社会；我们又已经知道，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三大系统所占的功能份额并不一样。在有些社会中，是某一种社会系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处于附属的地位（仆从）。而在另一些文明社会中，这三大系统却能保持一个大致均衡的比例。实际上，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种不同的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结构形态给其各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力量基本均衡时的情况，也就是当文明社会的结构处于433式形态时的情况。在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当某一个社会系统中产生出了新生的、虽弱小但有发展前途的正面因素时（所谓“正面因素”，即指它不仅对本系统长期有利，而且对另外的两个社会系统也长期有利），显然，它必将受到本系统中传统的、强大的旧力量的压制；但由于在整个社会中还存在着另外两个有力量的系统，于是，这个新生力量就会必然地去寻求另两个有力量的系统的帮助，以抗衡本系统中旧力量对它的压制。而另两个社会系统出于本身利益的考虑、或出于和产生出了新的正面因素的那个社会系统相抗衡的考虑，也愿意支持这个新的正面因素。于是，这个新生力量，就会由于得到两股外系统力量的帮助而变得强大起来，以致有可能和自身系统中的强大的旧力量相抗衡，并具有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从而最后战胜本系统中旧的传统力量、并取而代之的机会。
当然，这个基本机制适用于文明社会中所有的三个社会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三大社会系统之间的这种外部的相互抗衡，造成了各个系统内部由于竞争压力而产生的正面的新生力量，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不断新陈代谢，从而推动了三大社会系统分别地不断向正面方向发展演化；而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各自不断的发展进步，自然就促成了由其所构成的整个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且，这种进步会不断加速。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七章中曾经说过，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不断完善，都有赖于另外两个社会系统的不断完善。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例如，某一个社会的行政系统弊病的更有效的克服，需要另两个系统提供更有效的物质手段和更有效的理论指导；同理，另两个系统的不断完善，也有赖于行政系统的更好的宏观管理和更合理的协调安排。
而与此相反的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如果某一个社会系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另两个社会系统的力量过于弱小（例如其文明形态为622式或811式），则上述的发展原理或发展机制就不会出现。因为当那个极强大的社会系统中出现了正面的弱小的新生力量时，由于其它两大社会系统的力量过于弱小，它们对这个新生力量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几近于零，因此这个弱小的新生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强大的传统旧力量抗衡，以致它必然会走上夭折的道路。至于另外两个弱小的社会系统中所出现的更加弱小的新生力量，也不会得到那个强大的社会系统的帮助。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样做会使这两个相对弱小的社会系统强大起来，不符合那个强势社会系统本身的利益（有损于强系统的霸主地位），且不会给这个已经很强大的社会系统带来任何暂时的、马上就能看得见的好处（正面因素往往带来长期利益，负面因素往往带来短期好处）。
总之一句话，我的猜想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系统的力量是否大致相等，或至少其中某两个相对较弱的社会系统的联合力量是否足以和那个较强大社会系统的力量相抗衡，是该文明社会能否不断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要想让这三大系统之间发生相互抗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它们相互之间必须发生紧密的利害关系。前述的古罗马文明的三大社会系统之间没有紧密利害关系，各自分别靠无偿奴隶劳动来供养，因此衰亡了。）
让我们再来具体看一看历史上的有关事实。例如，拿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来说，从整个欧洲的范围来看，当旧的罗马天主教会（理俗系统）内部分化产生出了新生力量——新教之后，它得到了部分想借新教的力量来和罗马教会势力相抗衡的一些世俗国家政权（行政系统）的大力支持（如德国的腓特烈、英国及北欧诸国以及最后的法王等），因而得以发展壮大起来。不仅从全欧洲的角度来看及理念系统内部竞争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即使是从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内部来看，从理念系统内部和行政系统内部竞争的角度来看，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在英国，清教运动在和英王的斗争中，就得到了苏格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者说，苏格兰地方政府在和英王的斗争中得到了清教运动的支持）。再比如法国境内的胡格诺教派，在其发展壮大期间也得到了地方大贵族纳瓦尔王亨利的有力支持。
理念系统或理俗系统中产生出的新生力量不仅易得到行政系统的帮助，更易得到市场系统的支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当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新思潮、新艺术的代表人物们常常得到大商人及大银行家们的资助，从而不仅能使自己生存下去，还能更专心致致地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当然，市场系统对新理念的支持方式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分析理念系统的影响力时，曾讨论过传播手段的巨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而市场系统往往就是靠提供传播新思维和新观念的手段来起到这个决定性的支持作用的。例如法国18世纪下半叶的启蒙思想运动，就是靠市场系统的图书发行机制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的。具体例子如《百科全书》的发行，正是在市场系统自身逐利性的努力下，才使各种档次、各种开本的《百科全书》扩散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仅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会出于自己不同的目的而支持理念系统中的新生力量，反过来，比如，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也会支持市场系统中有前途的新生力量。这种现象尤以当代最为常见。例如当代各国中的绿色能源、绿色食品、绿色环保产业，均不仅得到行政系统的财政补贴，而且得到理念系统在宣传媒体上的大力宣传推广。这就使得这些不仅仅开发成本高，而且初期产品的成本同样高昂，从而使其无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却有着可持续发展前途的新生产业们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不断积蓄力量，直至最终对旧的产业力量战而胜之。
同样，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也会支持行政系统中的新生力量。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上世纪初我国的辛亥革命，当旧的全国性的行政系统已大大衰弱，不再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此时，新生的行政力量——独立的南方诸省就大多得到了本地商会的支持，以及当地舆论界的大力声援，从而具有了和旧的行政系统进行抗衡的起码力量。而20年代，中国国民党更是在东南沿海市场系统的财力支持下，在理念系统（包括共产党）的极力支持声援下，占胜了旧的北洋军阀行政系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总之，综合以上两节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初步结论，即，就单一的一个文明社会来考察（假设没有外部其它文明社会的影响），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形态是811式的，那么这个文明社会逐渐衰亡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其逐步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是433式的，那么这个文明社会不断发展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其逐渐衰亡的可能性；而如果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态是622式的，那么这个文明社会最大的可能或是停滞或是发展极其缓慢。
为了对文明社会的演化有一个更形象、更直观的了解，下面我们仍然尝试用坐标示意图的方式来描绘一下单一文明社会（不存在其它文明社会的影响）的衰亡和发展曲线。我们这里把一个文明社会分工度的不断下降视为一个衰亡过程，而把一个文明社会分工度的不断上升视为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811式结构形态的文明社会的情况。为了使讨论尽可能简单明了，这里我们只关注那个非常强势的社会系统的运行状况，而忽略那两个非常弱的社会系统的运行状况。下面分别是行政811式文明和市场811式文明的发展、衰亡坐标图：
 
（c）：行政811式文明的衰亡 （d）：市场811式文明的衰亡
从坐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811式的行政文明还是811式的市场文明，它们都有可能不断向前发展，也有可能不断向下衰亡（如果那个强势系统中产生了负面因素而又不能得到有效校正），虽然两者的衰亡过程大不一样：行政强势文明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下跌落，而市场强势文明是逐渐扩散式地向下蔓延。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433式文明的情况。这里，我们同样出于简明的原因，先完全忽略掉理念系统，并忽略掉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间不大的差距，假设在整个文明社会中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是相等的，并进一步假设两者之间相对独立（比如假设，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只有10个工厂，其中5个是国营的，5 个是民营的。5个国营工厂彼此间有着上下游之类的经济联系，5个民营工厂彼此间也有紧密的经济联系；但5个国营工厂和5个民营工厂之间并没有一损俱损式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实际完全存在）。由于相对独立的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各有两种可能的演化趋势，于是，就会出现以下四种可能的相互组合的情形：
从上面的坐标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文明社会处于（e）的状态时，会高速发展。而当文明社会处于（f）的状态时，虽然市场系统出问题了，但由于行政系统此时是健康的，那么整个文明社会虽然暂时停止了发展，但还不至于跌入衰亡的命运（就像上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本世纪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虽然市场系统崩溃了，但由于有行政系统的救市，整个文明社会不会一下崩溃）。当文明社会处于（g）的状态时，虽然行政系统出问题了，但由于市场系统是健康的，因此整个文明社会也不至于全面崩溃（例如中国的晚明时期行政系统腐朽了，面对极少数倭寇的入侵竟然束手无策。但好在市场系统还基本健康，在地方商界的大力协调帮助下，戚继光终于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而仅仅当文明社会处于（h）的状态时，也就是当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同时出了大毛病时，整个文明社会就会跌入衰亡的过程。这就好比当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中，如果美国政府也同时腐败透顶了，就像晚清政府那样，那么，美国政府将不仅不能救市，反而会趁机捞一票，从而加速市场系统的崩溃，进而整个美国社会跌入衰亡过程。
现在，让我们来一般性地假设任何一个社会工具出现故障（内部完全失衡）的可能性都是50%，那么，通过上面对811式文明和433式文明坐标图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更精确些的（当然只在理论上相对而言）结论：1、811式文明衰亡的可能性约占50%；2、433式文明衰亡的可能性仅占1/4，也就是25%（e、f、g、h四种可能中的h）。也就是说，不仅从过去我们所讨论过的维持文明社会内部和谐的角度，而仅从避免衰亡的角度来看，433式文明也要优于811式的文明。而实际上，我们在上面讨论433式文明时还有意忽略了力量与市场、行政系统不相上下的理念系统。而如果理念系统是健康的，那么，即使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同时出了毛病，在理念系统的号召下，人民也会起来造反，用极端的手法来校正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这就好比在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假设政府腐败无能，那么在舆论媒体的号召下，美国人民也会“起义”，从而挽救整个美国的命运，避免最终的大崩溃。总之，如果考虑上理念系统，并考虑到理念系统自身健康的可能性也是50%，那么，433式文明真正跌入不可挽救的衰亡过程的可能性就只占12.5%了（25%×50%=12.5%）。
最后，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在文明社会发育成熟后，在三大社会系统彼此均衡之后，三大社会系统彼此互补并相互制约监督时（参见《文明的结构》一章），那么，各个工具系统的失衡、腐败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从而三大系统同时失衡、腐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也就是整个文明社会此时衰亡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为零，从而整个文明社会陷入长期停滞或发展缓慢的情况（出现（f）和（g）的状况）的可能性也几近微乎其微了。
第五节 文明社会的外部发展机制
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除了上面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根源于社会内部三大系统力量的大致均衡所导致的竞争发展机制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二种根源于外部环境的发展机制。而且在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这第二种机制往往比第一种机制更经常发生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二种发展机制称之为文明的外部发展机制。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
现在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个文明社会内部，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则绝对的弱小，根本无法和其抗衡。换句话说，也就是当某个文明社会处在811的结构形态中，显然，这时该文明社会内部的发展机制将基本丧失，从而使该社会或处于一种极缓慢的发展状态（超稳定状态）或处于一种不断毁灭又不断新生（但没有发展，在原地打转）的循环状态。但若在此时，在该文明社会周边的可联系的范围内，存在着另外一个或若干个与其力量相差不多的其它文明社会，则不论这些其它的文明社会的类型及形态是怎样的，它们的存在均将对这个超稳定的811式文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使这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部产生出发展的机制。
因为，一方面，当这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的新生力量（无论其是在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系统内部产生出的新生力量，还是另外两个弱小的社会系统中产生出的新生力量）出现时，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或主动或被迫地去寻求周边外文明社会的帮助，来和本文明社会中的强大的旧势力抗衡，从而就能使自己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孙中山同盟会，就寻求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帮助来反抗满清王朝；而共产党则努力寻求苏联的帮助来反抗国民党。而一旦因力量过于悬殊导致反抗失败，他们也能暂时跑到国外而继续生存下来，继续准备下一次的反抗。再比如在欧洲中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中，由于在大多数的时期内整个欧洲都存在着几个主要的、力量相差不多的独立民族国家，因此，就给了各个国家中的弱势系统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许多发展壮大的机会。当某个国家内的市场系统或理念系统的力量受到打压时，它们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寻求帮助，至少也可以在别的国家内得到生存喘息的机会。而别的国家出于和产生出新生力量的那个国家相抗衡的原因，一般也愿意提供这种帮助、或至少提供一个避难所。例如，拿理念系统中的新生力量来说，卢梭在法国受到迫害，就跑到瑞士去；马克思在德国受到打击，他就跑到英国去；列宁在俄国遭到通缉，他就跑到外国去，等等。而市场系统中资本的流动更是如此，商人们总是根据生存环境的优劣好坏而不断从一个国家跑向另一个国家。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外部竞争机制存在，才更造成了欧洲文明的迅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假若一个超稳定的文明社会内部根本就没有新生力量发芽出土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缓慢，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落伍时，该文明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系统中的旧势力，出于和周边其它文明社会竞争的需要，或者出于避免“落后挨打”的情形，也会被迫地、不情愿地改变自己，给自身系统内的新生力量及另外两个弱小的系统（尤其是给最具发展活力的市场系统）以一定的发展空间，以避免自己被周边其它迅速发展的文明社会远远甩在后面。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晚清王朝，在外来文明欺侮的强大压力下也被迫进行着一些极不情愿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因为方向不对或因整个行政机构已趋腐朽而没有成效或成效甚微。再比如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陷入了停滞状态，虽然在其内部不易产生强有力的新生力量，但出于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需要，苏联强大的行政系统也不得不尝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不仅是给本系统内部的新生因素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同时更给本文明社会内部的弱小的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提供了发展机会。而当代中国之所以自1978年起开始走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路，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社会内部已积累了重重矛盾，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恐怕就是因为周围其它文明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当然，不言自明的是，如果几个同为433式的文明社会相处，那么它们的发展速度也会由于相互竞争而更为提高。总之，一句话，如果（正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文明社会的产生是由于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演化，则主要是由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竞争所带来的。
附：民主进程的本质——文明均衡原理的表现形式
尽管不同的文明或不同的国家中的人对民主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也不管这种不同的理解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但在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不断“民主化”是大势所趋，“民主”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那么，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民主有没有不同的类型？人类社会的不断民主化的趋势到底意味或象征着什么呢？下面我们就从本书所建构的理论框架出发，对此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
首先，让我们以欧美文明中的英国为例，来对民主化现象展开分析。我们知道，欧美文明是一种市场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而在所有的市场类型的文明中，政府最高领导者都是由“主人”（市场系统）选举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政府做为一种仆人，才能被主人所控制。那么，无论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他们都必须受哪些条件或规则的约束？显而易见，他们都必须受在社会中占强势地位的那个市场系统规则的限制（或说制约）。
我们知道，在市场系统中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以及从其派生出来的谁初始投资多谁最终获利就多（如果成功的话）的规则。也就是说，社会中谁拥有更多的财富、谁交纳了更多的赋税，那么，谁就应该拥有更多的权重。这也就是无论在古希腊社会还是在英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是规定财产越多的人就拥有更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根本原因。但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某个系统过于强势，就会导致社会失衡和灾难一样，如果在选举制度中纯市场系统的规则过于强势，也会导致灾难。于是，人们开始了争“民主”的不懈努力，即，在选举中，不能光考虑市场规则，还要考虑其它系统的规则。又由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过的市场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天然的亲和力，于是，人们在争民主的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要在选举规则中加入风俗系统的规则——无论财产多少都必须每人一票。这也就是在古希腊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中所出现的争取普选权的民主斗争。
换句话说，所谓的民主，其本质就是在事关社会全局的事情上，不能只考虑强势系统的规则，还要考虑弱势系统的规则。或者更进一步说，所谓的民主化趋势，其实质就是在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作用下，社会中各系统的力量倾向于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趋势。而普选权的实现，不过是文明均衡原理实现的一种具体形式。当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每人一票的普选权的最终确立，并不就意味着市场系统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风俗系统了。恰恰相反，市场系统仍然通过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竞选人所需的竞争资金的控制等等，仍然在选择政府领导人这件大事上占据着主导权，只是，这个主导权已不像过去那么大、那么绝对了，这个相对的主导权已经受到其它系统的制衡了。
下面我们再以东亚文明的中国为例，讲述民主的本质及另一种形式。首先，我们大家都承认，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而我们又知道，行政系统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功能特征（下级服从上级的指挥），决定了行政类文明的民主必然不能采取普选制的表现形式（因为那样就成了上级服从下级了，这将导致行政系统的迅速解体）。那么，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它的民主化趋势应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我们上面对民主的本质——占强势地位的系统采纳并吸收一部分弱势系统的规则——的分析，又根据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天然亲和性，就可以推断出行政类文明的民主化趋势必然会表现为在事关全局的大事情上，行政系统会采纳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理念系统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历史的现实也确实如此。例如，在当代中国，民主化的趋势并没有走上多党竞争、人民普选的道路，而是表现为不断采纳公开性、听证答疑等等这些与行政系统的保密性、权威性相对立的理念系统的基本规则。具体来说，就是新闻必须即时、全面公开，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的提案必须有回应，政府的部门预算也必须逐级公开，重大决策出台前要听取专家及公众的意见，各级政府执政一段时间后，都要向人民汇报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等等。
当然，政府采取了公开性的理念规则，并不表明中国就是理念系统占主导地位了，而只是表明行政系统的强势地位不再那么绝对了，它和其它系统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失衡了。也就是说，行政类文明中的民主化趋势，在本质上也仍然是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表现形式和市场类型文明中的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把市场类文明中的以普选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称为民主的第一种类型，那么，行政类文明中的以公开性原则为特征的民主就可称为民主的第二种类型了。
最后，我们再来稍微讨论一下理俗类文明中的民主类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理俗类文明中的民主化趋势肯定不会是以普选制为主要特征，也肯定不会是以公开性为特征。那么，理俗类文明的民主化应以什么为其主要特征呢？我们知道，理俗类文明不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文明类型，在这种非典型性的文明中，风俗系统的力量因与理念系统中某一流派的结合而占据了过强的优势。因此，同样根据第二文明均衡原理的要求，理俗类文明的民主化趋势就应该以在整个社会中的去风俗化、或者是说是以理念系统的完全独立化为其主要特征。更具体地来讲，就是在社会中就各个不同的教派来说，应该不断增强包容性和互不干涉性，就某个具体的教徒来说，应增加他（她）的多次选择的权利（改宗的权利）。当各个教派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致冲突之后，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行政系统或市场系统来进行裁判，并以完全非暴力的行政方式或市场方式来解决，而不能用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风俗来解决，等等。总之，理俗类型的文明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而试图以普选制式的民主或公开性式的民主来解决该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则将会是南辕北辙，甚至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灾难，就像21世纪初在伊拉克所发生的那样。当然，在理俗类文明中，无论是去风俗化还是理念系统的完全独立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种民主类型），都会是十分艰难的，这就像是一个疑难病例，需要人们付出比普通病例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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