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好时代”论证的逻辑陷阱

陀先润

很多政治宣传并不依赖复杂理论，它依赖的是一种让人“无法反驳”的叙述框架：把问题拉到足够长的时间尺度，选择足够模糊的评价指标，再把因果关系偷换成结论，于是制度评价被替换成命题背诵。近年最常见的一组说法，是把“鸦片战争以来最好时代”作为基础事实，再进一步推出“共产党领导道路正确”“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符合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成就奠定了今日成就”等一连串结论。它看似在谈历史与现实，实则在做一件更关键的事情：为当下权力结构提供一种无需检验的法理论证。要识别它并不难，关键是把它的论证拆回可检验的尺度，把被拉长的时间、被偷换的概念、被遮蔽的比较关系重新放回同一张桌面上讨论。

“鸦片战争以来最好时代”的第一层问题，是时间尺度的选择。把起点定在1840年，意味着把一百八十余年的剧烈波动压扁成一个“现在比过去好”的常识句。技术进步、公共卫生改善、平均寿命延长、基础设施扩张几乎是全球性的结构趋势，任何国家只要没有陷入长期内战或灾难性崩溃，都可以在这个尺度上宣称“现在是最好”。这种表述之所以难以反驳，恰恰因为它把政治制度的可证伪问题，变成了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趋势；把制度绩效的比较，变成了时间流逝带来的统计必然。更重要的是，它有意回避了一个常识性的追问：1840年以来并非一直由同一政权、同一路线、同一制度连续统治，既然历史被拉长到两个世纪，政治责任与制度评价就必须切割成可识别的时期，否则所谓“最好时代”就只能是一句无法归责的空话。

当时间尺度被切回可检验的单位，结论就不再自明。以1949年以后为界，仍然存在清晰的阶段差异：政策选择、制度安排与社会代价并非连续上升线，而是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复与灾难性的治理失误。宣传叙事倾向于把这些反复作为“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轻轻带过，或者把它们归入“历史探索”的成本，从而避免讨论制度本身是否具有纠错机制，以及为何纠错往往不是由社会权利推动，而是由权力内部的再分配触发。只要这一点不被讨论，“最好时代”就永远可以被用来覆盖“曾经最坏”的责任，并把制度评估从“可问责”变成“可叙事”。

第二层问题，是比较对象被人为取消，即所谓“只与自身比，不与他人比”。如果一个学生把40分提高到50分，当然可以说“进步了”；但若同样起点的同学在相近环境下达到80分，“进步”就不足以证明“方法正确”，更不足以证明“制度最优”。对国家而言，自我比较可以证明社会从低水平走向较高水平，却无法证明这种上升来自哪一种制度安排，更无法证明权力结构具有道德或法理上的必然正当性。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尤其容易被用于这种叙事，因为增长本身能够提供直观的生活改善感受，但增长的来源可能是更复杂的组合：全球化分工、人口结构红利、市场化引入、外部技术转移、制度松绑与地方竞争等。把这套组合简化为“某党领导的正确性”，本质上是在用结果替代机制，用阶段性红利替代制度能力。

这也解释了宣传叙事为何偏爱极长的历史尺度：时间越长，现代化的普遍趋势越强；比较越被稀释，制度问责越难落地；阶段性失误越能被“历史长河”冲淡。更直接的说法是，它不是在证明制度优越，而是在选择一种最不容易被证伪的说法，为权力提供“无需讨论的结论”。一旦讨论被迫回到具体时期、具体政策、具体约束条件与具体社会成本，所谓“基本事实”就必须面对反例，面对责任归属，面对制度性纠错的缺席，而这些正是宣传叙事试图绕开的部分。

与“最好时代”配套的第二个说法，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描述为“创造最好时代的民主形式”，并进一步推论：如果这种民主形式不适应国情，经济文化民生各方面早就会表现出矛盾并导致其消亡；既然它没有消亡，就说明它具备社会基础与国情适配性。这个论证的关键仍然是概念偷换：把“制度能维持存在”偷换成“制度具备民主性”，再把“适合统治结构”偷换成“符合人民利益”。事实上，一个政治形态能长期存在，常常并不依赖社会授权，而依赖组织能力、资源垄断、信息控制与强制能力。稳定不等于合法，存续不等于代表，持续不等于民主。这些区别在民主制度史中是基本常识：代议制度之所以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不是因为它“有一个会议形式”，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权力来源、竞争机制、问责渠道与公开辩论的制度化路径。

如果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个代议制度来检验，它最突出的特征并非“形式”，而是“决定性缺席”：代表并不对选民负责，选民无法以公开竞争的方式更换关键权力，代表无法自由表达与投票，重大决策不在公开辩论与表决中形成，制度缺少对行政权的独立制衡。于是它更像是对代议形式的挪用：保留了“会议”“代表”“投票”这些可展示的外壳，却抽走了代议制的核心功能，使其成为对既定决定的确认程序。这种结构的可笑之处不在于“有会议”，而在于会议无法产生政治结果，无法形成责任链条，更无法把社会意志转化为政策约束。

这时，“符合国情”便成为一种双重含义的遮羞布。若所谓国情指向的是权力高度集中、政治竞争被排除、社会组织被严密管控，那么一种“举手机器”当然“适配”这种结构。但适配统治结构，不等于适配社会利益；适配管控需要，不等于适配公民权利。宣传把“适配极权结构”描述为“适配中国国情”，再把“适配国情”描述为“对人民有利”，就完成了第二次偷换。它要求人们把制度存在的原因理解为社会授权，而不是权力垄断；把政治服从理解为社会共识，而不是表达成本；把沉默理解为支持，而不是恐惧或无效感。

因此，“失去社会基础的政治形态会在矛盾中消亡”这句话在抽象层面并不错误，但它在中国语境下被误用。党国体制并非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组织渗透、资源控制与话语垄断的基础上；社会矛盾并不会自然转化为制度更替，因为矛盾的表达渠道、组织方式与政治竞争都被制度化阻断。制度的存续更多依赖“能否压制矛盾的可见性”而非“能否解决矛盾的根源”。当言论被删除、账号被封禁、公共讨论被切断时，恰恰说明社会基础不是通过公开表达来形成，而是通过被动接受来维持。若一个制度自称代表人民，却无法提供人民可使用的反馈、监督与更替机制，那么所谓“社会基础”只是宣传意义上的修辞，并不构成政治意义上的授权。

把这两套说法放在一起看，它们构成一条完整的合法性生产链条：先用极长历史尺度制造“不可反驳的最好”，再用自我比较取消横向对照，最后用制度存续替代民主内涵，把“存在”当作“正当”，把“适配统治”当作“符合人民”。这套链条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解释历史，而是回答权力的法理来源；它不是要让人理解制度如何运行，而是要让人停止追问制度凭什么运行。正因如此，它偏爱宏大叙事，回避机制分析；偏爱概念口号，回避制度细节；偏爱时间拉长，回避阶段问责。

对这种叙事的回应不必情绪化，更不必诉诸口号。只要把讨论还原到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缩短时间片段、引入横向比较、区分“发展趋势”与“制度贡献”、区分“适配统治结构”与“符合公共利益”、区分“形式存在”与“功能实现”，宣传的论证就会失去它赖以成立的迷雾。一个政治共同体当然可以在现代化潮流中改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自动生成权力的正当性；一个制度当然可以长期存续，但这并不自动证明它具有民主内涵。历史进步从来不是某种叙事的专利，制度优劣也从来不是靠一句“最好的时代”就能盖棺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