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共产主义令人错愕尴尬

袁 刚

    最近国內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议很有些意思，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报章和人们口中的热门口号”。但近来中共最高层频频发声，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官方报章随即也发文鼓吹，却招来民间一阵调侃。《环球时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说“网上有些大V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

    共产主义如果仅仅只是个“理想”，是与现实相去遥远的“远景”、是“高远追求”，那调侃一番也好，激励一番也罢，都无妨大局。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马、恩、列、斯、毛及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导师”、“领袖”那里，共产主义是现实中的既定革命目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造社会的行动方案，由此而进行的一百多年切切实实的试验，采用“血与火”的形式，曾搞得轰轰烈烈，死人无算，其结果大家也都知晓：是失败了！中国改革开放是另寻出路，不搞“一大二公”，不向“天堂”迈步，而以“四个现代化”切实目标，取代当年“穷过渡”虚幻愿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搞市场经济提供了依据，却与共产主义相去渐远。本来邓小平以“不争论”来搪塞，现在搪塞不过去，“第五代核心” 最新破题：“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 重提共产主义令人错愕百味难解，然将其讲个明白道个清楚，则显然是有意义的。

     一、用社会主义概念取代共产主义是偷梁换柱

    众所周知，马、恩《共产党宣言》所讲“游荡的幽灵”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不仅不讲社会主义，而且，《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概念，还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马克思所说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入党宣誓说的都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革命的既定目标，用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不管其具有什么“特色”，都是概念混淆，偷梁换柱，而绝非马、恩本意。

    马克思认定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被视为邪恶，穷人可通过暴力革命专制手段剥夺富人，建立公有制“平等”社会。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绝非遥远，因现实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达到，后来才有了作为短暂过渡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虽有所延迟，但马、恩从未改换目标，列宁更论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即最后阶段，已经垂死且即将灭亡，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实践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并非遥远而就在眼前。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四处演讲，常对其时的青年人说：共产主义对于你们将及身而见。他说共产主义社会自己虽看不到，但在场听讲的年轻人是能见到的！一次他还具体把脉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不能打算见到共产主义社会，但15岁左右的人，能见到并将自己建设共产主义”。按列宁的推测，最晚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社会将降临人间，并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马、恩所论共产主义是要在全球实现，首先应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英、法、德、美同时实现。为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目标，列宁一手筹办了共产国际，指导各国的工人运动。由苏联一手操办并完全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虽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却也是以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最初党纲虽有“最低”、“最高”先后之分，但所谓“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遥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向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公开声言：不出20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蒋介石“清党”的口实。

    中共虽也参加国民革命，后毛泽东亦有“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但对共产主义革命一直是当仁不让，凡反对者或有所迟疑的都是反动派，共产革命前的所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都只是铺垫，因而是短暂的，凡跟不上步伐的也可能堕为反革命。申请加入共产党者多是憧憬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新民主主义。二十年代初邓小平在苏联填写个人简历，满怀激情地写着要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党组织，为共产主义贡献一生。赵紫阳回忆：“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 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长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当了三十多年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 虽遭文革残酷迫害，平反后见到老战友李雪峰时，他仍表白：“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这一切都说明：共产党革命的眼前目标，都是尽快建立共产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二、苏联共产主义乌托邦实践的失败

    既然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是共产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出了巨大努力，理论上也不断“创新”、“修正”，并有所论争。

    斯大林掌权后，断言共产主义可在一国首先实现，而非马、恩所说在英、法、德、美带领下，全球同步进入。随着工业化完成和苏联宪法公布，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国家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可见苏联一开始就是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即时目标，对此并没有丝毫的含糊。然此时的苏联，虽初步实现工业化，农业却因集体化饿死人千万而一团糟，“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政治上也正在进行毫无法纪可言的“肃反”，被处死的马列主义大理论家、《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遗言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延误”了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进程。1953年斯大林死，赫鲁晓夫掌权后，也按既定目标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口号。1961年联共（布）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被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党纲”，宣布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比列宁的预测已延迟了二十年。但此时共产主义理想早已失去了严肃性，百万意识形态工作者象祭司一样鼓噪，宣传苏联正在建设和步入共产主义，似乎人间天堂就在眼前，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还提出了种种指标，如社会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的才能，并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职业；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大家庭”将取代私人家庭，人们将转向集体生活，住进“公社宫”，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会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这番美好图景说起来动听，实际上却办不到，人们是左边耳朵进，右也耳朵出，对之冷嘲热讽嗤之以鼻。

    赫鲁晓夫在兜售“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尝试进行改革，对工人农民搞“物质刺激”， 取消了一些干部特权，得罪了苏联党政既得利益官僚。对外他提出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被中共领袖毛泽东批为“现代修正主义”。极左的毛想夺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中苏由此进行了意识形态大论战。1964年赫鲁晓夫在内外交逼下“退休”，7月14日中共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之九)，此文毛曾动笔修改，亲自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以说明苏联根本就没有资格宣布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列宁的预测及苏共党纲迈入共产主义的许诺，在苏联是人所共知。时不我待，需快马加鞭！到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 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离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掌管意识形态的“大祭司”苏斯洛夫对“发达社会主义”作了全面论证，认为苏联新社会成熟已达到如此程度：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及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等。据说，这些就是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苏共宣传部门还鼓吹：苏联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已形成新的牢不可破的历史共同体，即“苏维埃人”。现在我们都知道，上述耗费巨额经费编织的官话套话，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假话。1977年苏联新宪法也写上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东欧各国则紧随其后，说是“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然而，此时的苏联东欧各国，政治专制、经济迟滞、思想僵化，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内部危机不断加重，共产主义不仅成为神话，更成了笑话。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透露：“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实践实际上失败了！

    到1980年，苏联不但不敢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而且1982年时，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还令人沮丧地提出：苏联社会仅仅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共产主义在苏联已遥不可及，成了彻头彻尾的骗人鬼话！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干脆以社会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目标，而不再是短暂的“过渡”，最后认定“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戈氏又推行“公开性”讲真话，让民众更知晓马列主义的荒谬，共产革命的罪孽祸害，使欺骗性高调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庞大虚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东欧卫星国社会主义“阵营”，再也混不下去了，虽有少许政治局委员发动政变，想奋起一博挽救列宁开创的事业，但广大民众不听从，当1991年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

                 三、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代价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共的建政立国，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可能前提。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既定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其时苏联“老大哥”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小兄弟的中国跟进也不能落后太远，《共同纲领》虽讲的是新民主主义，但中共不出数年就违背承诺，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进而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赵紫阳说：“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19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上海的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颂扬绝对平均主义，大获毛泽东激赏。薄一波回忆毛当时说：“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建政之初的中共党人上上下下充满了激情，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共产主义充满企盼憧憬。所谓大跃进，就是要一“跃”而入共产主义，超英赶美，心比天高，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鲤鱼跳龙门穷折腾。具体作法是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破私为公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砸锅大炼钢铁等，实际上都是吹牛搞假一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结果造成滔天人祸，1959年庐山会议被彭德怀元帅讥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狂热”绝非偶然，也并非取决于毛泽东个人的好大喜功，因为马克思早已“科学地”断言：资本主义灭亡不可避免，列宁预测1950-60年代，世界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革命者对共产、公有大干快上，连朝鲜也推行了“千里马运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若要等待千年万年，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天堂，那还要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干什么呢？那不是背离了信仰初衷吗？所以，革命容不得等待！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否则，马列主义还算不算数？

    当时，苏联也正酝酿建设共产主义，中国党暗中在与苏联党较劲，来了个“穷过渡”比赛。毛泽东在内部作报告称：即使我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也要让“老大哥”先宣布。毛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说资本主义世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甚至发出战争叫嚣，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为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不惜一战！“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狂热的中共领袖多次声言，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957年11月7日毛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公然在各国共产党峰会上重申：“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都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听者无不怵股震惊，毛则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毛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共产主义的几次讲话，均集中在五十年代中期，这绝非偶然。因为列宁预测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限已到，“天地转，光阴迫”，时间不等人，所以对内搞大跃进“穷过渡”，对外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迫不及待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毛诗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豪情：“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对内）；“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对外）。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时也说：2000年全世界建成共产主义。这较之列宁的预测，已推迟了二十年又二十年，是四十年啦。“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人已渐老，不斗行吗？“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然而，毛的共产主义壮志豪情，却被残酷的现实击了个粉碎！中国非但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反而饿殍遍野，闹了个“万户萧疏鬼唱歌”。对外也碰了个头破血流，帝国主义垂而不死，其时美、日、欧正酝酿新的微电子科技革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繁荣，西风压倒了东风。毛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豪言壮语，被邓拓讥为“伟大的空话”。中国连台湾也解放不了，谈何解放全人类？毛也的确向金门岛开了炮，想试探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却被赫鲁晓夫斥为“好斗的公鸡”，是“冒险主义”。中苏开始分道扬镳，毛陷于空前孤立。毛诗反映当时的处境为：“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世界革命连影子也不见，共产主义试验彻底失败了！

    但毛“冷眼向洋看世界”不服输，自后打肿脸充胖子，更加大力度支援世界革命，到处扇风点火搞反帝反殖武装斗争。1960年11月同情毛主义的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访华，不久即消失于南美丛林打游击去了。毛将其“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扩大为世界范围的亚、非、拉包围欧、美、日，所谓“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此说且不论符不符合马列主义，却绝对是背离了当时的世界发展大势。

    马列预言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胜利，在现实中无法兑现，国际共运内部也分崩离析。怎么办？毛泽东不是反思其理论基点的错误，还要缠斗，于是在理论上适时进行“创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断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对于这个无比尴尬的新说法，林彪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张春桥则缜密地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话题留下的资料极为稀少，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中仅73字的一段话，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专政更只能是短暂权宜之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掌握了权力的领袖，为保政权与马克思考虑问题的角度就很不同，历史的反差很大，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于是由短时间演化为“无限期”，这谈不上是“天才地创造”，反而引发更大的错误和灾难。毛思想和所行革命，并不合符共产主义原旨，毛无奈将原来预设的短暂过渡期，无限扩大为“相当长”，到底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共产主义何时实现？更是天晓得！伟大领袖自后挥舞阶级斗争大捧压制不同意见，不顾人民死活坚持“一大二公”，“走社会主义道路”左得不能再左，直到发动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我们应该用真实的世界现象来思考理论

    而不必用过时的理论来思考现实世界

    文革狂热是共产革命失败后的垂死挣扎，是意识形态癫狂，也是其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国际共运由“高潮”转为“低潮”，共产主义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实现不了，牛皮吹破了，令人丧气也致人怀疑，但中共不允许反思清算，反而对思想言论进行更严厉的管控，“政治挂帅”加强了洗脑愚民灌输，并搞起了个人崇拜。文革发动就是建立在长年洗脑灌输基础上，其本质上讲是一场愚民运动。

    按照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虽实现不了，但绝对不能放弃，要继续革命，更要斗争要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将斗争矛头引向了党内，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的拿手好戏是操弄意识形态，文革的性质就是意识形态革命，所谓“文化”，指的就是高调意识形态。毛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毛式造反口号：“破旧立新”、“兴无灭资”、“反修防修”、“ 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都是从马列意识形态“纯洁性”出发，以教执鞭，以教杀人！虐杀少奇，逼杀林彪，共产主义理想完全异化了。

    文革癫狂也让世人看清了圣教意识形态的丑陋，作为反面教材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资源。毛死后邓小平主导改革，所谓拨乱反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唱高调讲求实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搞市场经济。但意识形态这道关还是很是难过！打天下的老干部官僚群体在文革虽遭毛整肃，复职后却仍顽固坚守马列共产主义原教旨，对于取缔人民公社，取消计划经济，一些老干部如丧考妣痛心疾首，唉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人搬出《资本论》雇七个工人即形成“资本剥削”，来指责搞活经济，有人说破除公有制就是叫共产党下台，对改革者层层围攻。对此，邓小平等中共改革派，在理论上也得有个说法加以安抚，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事敷衍。邓小平还倡导“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发展是硬道理”，使市场经济改革能冲破意识形态重围，“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理论上的固有缺陷，既经不起右派的攻击，也经不起左派的拷问，改革左冲右突一路走来委实不易。中共以马列意识形态立党建国，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话语权，才能占居政治权力制高点，这是苏联模式“政教合一”政体的最重要特征。“教”垮了，“政”也“站不住”，所以习近平一上台就重提“意识形态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反对和平演变，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旧体制下中国政治环境十分险恶。试问：一个国家从文革前毛时代至今，半个多世纪都在提心吊胆警惕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是何种心态？能谈得上是自信吗？而一到重要历史关口，就有人出来打意识形态牌，如野心勃勃的簿希来被外放重庆，就搞起了“唱红打黑”，企图以红色记忆争当法老，以致一时红潮涌动，连习近平也要屈尊到重庆捧场。现在习总又表态：“不能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其到底是形势所迫，还是发自内心，颇费思量。

    神化意识形态不是好事，因其传达的只是主观而非客观的观念，由于人类知识理性能力的局限，作为抽象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虽宣称能解释和改造世界，实际上往往是对世界的歪曲！马克思晚年曾郑重声明他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革命理论，适用性仅“限于西欧各国”，而非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也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对马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作了最后修正。戈尔巴乔夫反思“俄罗斯的悲剧”，即在于“马克思晚年就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马列主义经百年实践被证伪，因严重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已被世界各国人民抛弃，也被中国政府束之高阁。中共十六大党章就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表述悄然删除，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遵循马列毛原理，改革对象其实就是苏联制度摸式马列毛教条。我们应坚定地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真实的世界现象来思考理论，而不必用过时的理论来思考现实世界，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并不容易，且已无回头路可走，我们应脚踏实际多干实事，没有必要在虚玄的理论上再多废口舌，要让思想冲破意识形态牢笼。试问：连马克思自己晚年都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耗费无用功，去“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编织谎言，如“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达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初级阶段”理论等，都偷梁换柱不着边际地只谈社会主义如何如何，而不敢或无法讲即时实现共产主义，犹如掩耳盗铃。共产主义的仙山琼阁既渺不可及，“初级阶段”理论等于说革命要重新起跑，除用以掩盖马列主义失败，为搞资本主义粉饰外，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具任何理论张力。邓小平所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除了重复毛社会主义“相当长”之外，其实是婉转承认共产革命失败了！所谓“几十代人”，是什么时间概念？孔子后裔两千多年至今才繁衍至八十几代，这等于说中华文明史要从头开始，而共产主义仍实现不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呢？

    我们是要奋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而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现在重提共产主义令人错愕，大抓意识形态是不得要领，其直接后果只能是使全社会伪君子充斥假话流行。如“红二代”薄熙来，在国内唱共产主义的红，却安排妻子到资本主义法国买别墅，送儿子到英国、美国留学不归，就是一个伪共产主义者，“唱红”是作秀撒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以其生花之笔，描述了当年的苏联官场社会说谎造假运动的情形，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假装他们没在撒谎”。当时苏联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大祭司”苏斯洛夫，正领导全苏数百万“理论工作者”，费时十多年耗资巨万亿编造“发达社会主义”假话空话，全国上下都“相信”苏联距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大家彼此靠谎言，而且互相都确知这是谎言来度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说，成了“皇帝的新衣”，大大小小的理论工作者，都以假装干活编织这件“新衣”来讨生活，索翁说：“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

    百年国际共运总体上看，其实就是一场谎言编织的荒诞滑稽剧。谎言治国，明知是撒谎仍趋之若鹜。“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理论，并不比苏共“高级阶段”理论更高明，国家豢养着几百万祭司，“党校姓党”，却要纳税人供养，全国大大小小几千所党校，各高校的马列学院，各行各业各层级的庞大政治思想工作者等，国库出巨资大搞“马列毛邓三科梦工程”，其实质如索翁所言是编织谎言的“产业”。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欺骗中国”，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说此话的人自己也知道这是谎言，体制却让他乐此不疲说得津津有味。正如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所揭示：“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就是政教合一意识形态国家的社会场景。但马列预言即将实现的共产主义，再费钱费功夫编织“假大空”，却还是永远实现不了。

    重申共产主义向左转，还有一个严重的消极后果，就是将“先富起来的人”吓跑。如今傻瓜都知道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实行“公有制”， 穷人可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富人，虽然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一百年不动摇”，但毕竟过了近四十年，颁布《物权法》也并非吃了“定心丸”。按其理论逻辑，还有六十年将进入“中级阶段”，人们不禁要问：到时还搞市场经济吗？或重新搞“社会主义改造”，没收富人财产？发了财的中国人于是乎个个心有余悸，捞足了就跑。国外媒体近来频频报道，中国富人用尽各种手段，大规模疯狂地跨境转移资金资产，其数额极其巨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房地产买家大部分是中国人，使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强势上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果真“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吗？若真如此，富人外逃并不傻。然我相信邓小平、习近平他们虽一时摆脱不了马列话语，共产主义作为“无限消费的口号”，还在相当多老人中时兴，但中国的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发展方向大局已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甚至将市场作用称之为“决定性”的。2014年中国首度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政府非但不再敌视资本，反而极为重视并在竭力做大资本市场，提出要让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力挺股市。由于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今年中国创立了亚洲投资银行，以资本输出来开拓海外市场，人民币纳入特币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些举措到底是“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还是大搞资本主义呢？其实大家都明白。

    中共说一套做一套，理论与现实相脱离，陷入意识形态危机，虽表面仍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实际上却早己不得不背离马列，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左灯，向右拐”的迂回曲折办法，陷自己于极其尴尬可笑之境地。这说明中国改革实已陷入僵局，处在应当突破而不敢突破，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历史关口。出现僵局的原因在于老旧意识形态牵制，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以教执鞭顽固抵制，马列毛教条成了改革开放最大的拦路虎。邓小平1986年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启动的前提，则在于先去其“教”，打破意识形态死结，不但在行动上，而且口头上也干净彻底地抛弃马列主义乌托邦，不给反改革势力留下任何凭藉，破除精神枷锁“与国际接轨”。吴敬琏最近指出：改革就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破除弊端丛生低效的公有制，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明晰产权进一步私有化，这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都不合拍。当前改革是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万丈深渊。旧体制旧观念虽能阻挡于一时，但终究阻止不了中国人民要求进步的决心与步伐，“先富起来的人”与期害怕而外逃，不如留下来与十三亿骨肉同胞一同奋斗，深化改革，把中国建成自由民主的乐土。（2015.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