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尽责任保平安/余东海

这种社会，言论问题政治解决，言论、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甚至流氓手段解决，很正常。正人君子置身于这种社会，既要尽文化责任，又要保自身平安，大不易。唯一的办法就是郭秋莉同道所说：“要想不被栽赃陷害方式灭掉，那得做的绝对正，才没有一点儿空子让对方可钻，而且人们还得清醒，才行。”2019-3-29

唯智勇双全之仁者，可与图贤人之业，同筑中华之梦，不必刻意团结而自然同心。然智勇双全，岂易言哉。自由群敢言敢怒但缺智，普遍昧于中华文化，甚至传承五四反孔反儒的劣精邪神；儒群尊孔尊儒但无勇，大多缺乏说真话、反极权勇气，甚至以儒家的名义为极权主义补苴罅漏涂脂抹粉。两种缺陷同归于仁德不足。

论智，自由派不如儒家；论勇，儒群不如自由门，这是大半辈子出入两派的感觉和体会，未必准确，并不针对任何个人，也并非鼓励和要求儒生们都冲上辟邪说、反极权的第一线。某些人没必要因此气愤，更没必要解释什么。一个人仁不仁，智不智，勇不勇，是勇士还是懦夫，是英雄还是帮凶，有自己平时的言行在。

真的君子和勇士，不必在乎世俗的诋毁和误会。若是懦夫和帮凶，怎么装饰辩解，终究是徒劳的。历史自有公论，天道自有公道。如果说我对儒生群体有什么要求和期望，只有一点，望能守住两不底线：不助恶，不扬邪。那就不愧为儒字矣。2019-3-29

今日某儒家群有人说：“我舅舅张祥平先生认为东海某些观点简直是脑残”云。张祥平先生德高望重，当不至于信口开河。非常好奇，张先生认为那些观点如此不堪，理据何在，正见又该如何。其外甥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也一再欢迎具体批评，可惜始终没有下文。或许其外甥表达能力有限，无力转述张先生的高见吧。看来只好期待将来有机会当面向张先生讨教了。

落网二十余年，发文数百万字。在朝野反儒如狂的时候，东海就开始辟马辟毛尊孔尊儒了，大量思想观点当时堪称异议可怪之论，曾被克立先生在暗上高层的密函中定性为铁杆反马派，让东海引以为荣。当年的东海思想，有的现今已成为文化常识和朝野常谈，不少大腕小碗口中笔下振振有词的，其实是东海原创。甚至有当年严厉批判我的人，现在也开始偷吃我的残羹了。当然，东海毕竟是江湖老枭出身，不少观点至今依然生猛火辣，令人恐怖。期待前辈晚辈们赐教。2019-3-29

祥平先生的外甥终于具体提及祥平先生对东海的三点批评。他说：“祥平先生批评东海的几个观点，第一是看不清马毛在当时特殊情况对工业化的作用，第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崇拜，第三是不懂复杂科学，没认识到环境与人的互动造就了制度与文化，对历史三周期无知。”

谨答：第一，有两种政治性质、制度模式截然不同的工业化：一是西式的自由主义工业化，一是马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者不无可取，后者一无可取。第二，东海的仁本主义信仰和立场非常坚定，并自成体系，虽对西方自由主义有所肯定，何谈崇拜。第三，制度与文化都有优劣正邪之别，又有实然和应然之别。批判劣邪和追求优正，面向实然和追求应然，承认历史的局限和肩起历史的责任，两不相碍也。2019-3-30

现代化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包括国家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化等等。无论什么化，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增强人民的福祉为宗旨。

毛时代的工业化，即马式工业化，不仅是过程有问题，而是工业化本身的问题，其本质、性质、宗旨、模式和指导思想统统不堪，其中完全没有人没有民，没有丝毫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关怀。所谓的工业化，让人民和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人民奴隶化，国家监狱化，社会地狱化。

因为有人本、人道的原则在，西式工业化相对正常。但也是相对而已，弊端也很深重。我相信，若是以儒立国以儒治国，在现代化方面一定会比西方做得更好。例如，一、可以更好地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不会为了现代化而牺牲传统；二、可以更好地处理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关系，不会为了工业化而影响农业和其它；三、可以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提供更好的文化引导、道德关怀和制度规范。

吉人天相，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说，但多数人白说了、白白浪费了这句话。他们不知道这是实实在在的道德定律，有天理和因果依据在，有大量历史事实的支持。圣贤君子得乎天道，拥有天爵，是人世间最高贵、最吉祥的人，最大的吉人，大吉大利的人。因此，君子的文化、社会责任也特别重大。天相吉人，就是要他们负起觉后知、觉后觉的重任来。

说真话说真理，辟邪说反极权，一破一立，大破大立，破立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都是觉后、尽责的必要。君子而不能尽此责任，无异于自暴自弃，白白浪费生命，终将丧失上天的厚意，也就不配为君子、无吉祥可言矣。2019-3-29

或问：民国后，为什么不选择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思想呢？那时可是一个选择的时代。答：清末民初，三重原因导致儒家边缘化：

一、受西方的冲击。西方文明挟制度、科技、军事优势而来，让清朝相形见绌，让国人惊慌失措，在归罪清朝的同时也迁怒于儒家，不知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是汲取了儒家精华的成果。二、受清朝的连累。清朝的衰败倾覆被归罪于儒家，不知这恰是清朝始而偏离、终而违背王道原则的结果。三、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三民主义政党的上位，自然让儒家丧失了道统地位和政治影响。2019-3-30

贾谊《新书大政篇》讲得透彻：“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用现代话语说，国家、政党、领袖、官员都必须以民为本。

以此为标准，可以对古今中西各种政治模式的品格高低作出很好的衡量。西方人本主义导出来的民主政治，马家物本主义导出来的党本政治，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以民为本，经济、科技、军事当然都要把国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绝不允许为了发展经济、科技、军事而牺牲人民的正当权利，更不允许草菅人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犯罪。

其次，通过牺牲人权、草菅人命发展起来的经济，不可能普惠于广大人民；那样发展起来的科技和军事，恰恰会成为奴役人民、维护极权的强有力工具，导致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更难翻身，更加无救！2019-3-30

中华王朝，正统偏统，皆有天命在。只是天命不常，会因政治道德之变化而转移。元明清皆中华偏统。南宋末年，南宋退为赵家小朝廷，天命转移归于元；元朝末年，退为蒙古族的小朝廷，天命归明；明朝末年，丧失代表中华的资格，天命归清。

夏商周皆中华正统，天命亦陆续逐代而改。夏桀之时，天命去夏归商，故商汤革命，顺天应人；商纣之时，天命去商归周，故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关于商纣之时天命之改，《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文王受命之年，即天命转移之时。

《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于是更为受命元年，始称王矣。”《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义曰：“言受命作周，是创初改制，非天命则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从这一年开始，商朝退为殷商一家一族之小朝廷，天命归周，周朝从此代表中华的资格。2019-3-30

现中国的思想、道德、政治、社会种种问题空前严重，根源在哪里？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是归罪于儒家和传统，认为是沉滓泛起，封建复辟；二是归罪于西方，认为是自由主义或耶教的影响侵蚀。都是诬赖。

若是真君子，真爱国，真有正义感责任感，就必须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地承认和指出，马学马制是现中国一切问题、一切罪恶、一切灾难的根源！2019-3-30

圣贤和圣王都是受命者，然侧重点不同。受命之君如周文王，意味着政统的传承，侧重于道之政治性，是替天行道；天纵之圣如孔夫子代表着道统的传承，侧重于道之文化性，是替天传道。孔子自称：“文王即丧，文不在滋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自任，就是以道统托命之人自任。仪封人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形容中道文化的传播者。2019-3-30

“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易经系辞上》）

这段话用于国民党，恰如其分，天衣无缝。国民党之所以不能保起天下，根本原因在此，在于“负且乘，致寇至。”先致外寇，后致内贼。“上慢下暴”四字正是对民国社会状况最恰当的形容。而孟子有一段话又是对这四个字最好的注脚：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

国民党之于大陆，旋得旋失，都怪盗寇太凶恶，不知都是自己招来和培养起来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易理，苦难的降临有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内因又是更加根本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国家的苦难，都可以在自身找到根源。2019-3-31

儒家强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尊道就要传道行道。行道有两个层面。其一，行之于个人，信仰之，践履之，礼门义路，追求仁宅；其二，若有权位，就要行之于政治，以之立国治国，指导其政治社会，将其落实制度法律。

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天子、元首、皇帝、总统亦如此，其身能行道,可行之于天下；其身不行道,不能行道于家庭。对此墨子说法类似：“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焉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墨子·公孟》）

当然，从用人的角度讲，身不能行，口能言之也是有其用。故荀子说：“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荀子·大略》）注意，这是从给治国者的建议。如果治国者身不能行,那就毫无用处而大有后患。

对于道统，孙氏就是能言而不能行，身不能行，政不能行，言行割裂。其个人信仰耶教，其指导思想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其政制经制学制军制中，皆无儒家精神，更无道统位置。而且，其能言也非常有限，只是浮皮潦草地说过“中國有一個道統”那么一句话而已。2019-3-31

梦中有人提醒东海小心。大意是，某帮原来可能对儒家有误会，误以为儒家文化有专制极权的倾向，儒门中人会倾向和维护它，至少不会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但东海和一些儒者的言行，让某帮有所觉察，儒家与马家不仅不是一家人，而且敌意颇深。儒家负作用和危害性很大，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大大不利。

东海曰：有命在，吾何畏彼哉。言罢忽醒来，天将亮了。得一自勉联曰：做真君子，亮真面目；得大自在，放大光明。亮真面目，即致良知、明明德的意思。因下联已有明字，为免重复，故用亮。真面目，指良知本性。2019-3-31

何为人世间最大的善和最大的功德，何为最大的罪恶和最严重的助恶？与多位前辈晚辈谈过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靠谱的答案。今发于“知乎”和“崇儒学会群”，答案多比较靠谱。这个问题，唯儒明白也。择要如下：

孟子曰：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成人之恶，包括鼓吹性恶，自己作恶，逢人之恶。君子与人为善，并不代表着可以任意欺蒙。因为君子与人为善的前提是立于正道，基于正理，只是对人不作恶意揣测而己，但是对事却是明察秋毫。故可欺以其道而罔以非其方。与人为善是以人性本善为根底，给人以善意的对待，特别是不作恶意的揣测，如子产对校人，大舜对弟象。

做坏事恶事的人只是恶人魔鬼，发明魔说邪说建立魔制恶制是恶人魔鬼的导师。个人以致一群人的坏是有限的，魔说邪说魔制邪制的坏是无限的。邪说的恶高明在于让人们不以为恶，而是进步、先进，是现代化，是与时俱进！

郭秋莉: 为人类福祉做事儿是人世间最大的善和最大的功德。败坏人类毁灭人类是人世间最大的恶，与之为伍是最大的助恶。

就现在而言，做恢复传统文化的事儿，是最大的善。复兴道统，恢复人性，是在根本上为人类福祉做事儿。而屏蔽天理天道，不让人们认知“天道”、“人德”，讲斗争哲学、唯物论（否认人来源于天之心之性）。就是在泯灭人性，在败坏人类毁灭人类。为了权力利益与邪恶为伍，就是在给其提供生存能量，为其害人打基础，是最大助恶。

东海曰：人世间最大的善和功德是弘儒，包括信仰、传播、实践儒学；最大的恶是反儒和弘邪。弘邪即弘扬邪说，包括对邪说信仰、传播和实践。

或驳道：“还有比反儒和弘邪更大的罪，那就是灭天理、灭人伦、反人类。孔子说大罪有五，第一条就是‘逆天地’，第二条才是‘诬文武’”。

答：说得好，孤立地看确实如此。然就恶业恶果而言，综合而言，最大的恶依然反儒和弘邪。若无邪说支持，虽难免出现“逆天地”的恶人恶势力，难成大气候。反掉儒家必然导致邪说泛滥，邪说泛滥必然成灾，导致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相食，导致灭天理、灭人伦、反人类的罪恶和灾祸的普遍性持久性。君不见，暴秦、长毛、纳粹、前苏联、isis的背后分别是法家、拜上帝教、民族社会主义、马学。

韩愈称赞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自况，强调邪说的危害性和辟邪说的重要性。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反儒和弘邪，恰恰与孔子作春秋和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的努力相反。反儒等于为邪说恶行扫除文化道德障碍，弘邪则等于制造人道主义灾难！2019-4-1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纯属自欺欺人。孔家店如果指儒家政治和礼教，清亡，儒家政治和礼教就已不存；如果指某些传统的恶风恶俗，根本与孔子和儒家无关，恰恰是儒化不足或不到之处。孔家店与孔夫子，血肉交融，一体同仁。打倒孔家店，必然打倒孔夫子，打倒一切正常，包括正经正义正人常情常理常道。主张“打倒孔家店”者，罪甚于“诬文武者”。

关于清朝，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不能将清朝与儒家捆绑在一起，就像不能将桀纣与禹汤和王道捆绑在一起一样；二，只有儒家或高度尊儒的政治势力，才有打倒和取代清朝的资格，国民党不具备那样的资格。国民党虽能应人借势，不能顺天敬天，不能保民，不能庶之富之教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2019-4-1

或问如何成为仁者和君子。答：唯学儒耳。圣贤君子，皆为仁者。仁者，仁本主义者，仁性彰明、良知光明者。学儒不一定成仁，不学儒基本不能成仁，反儒一定不能成仁，只能成大不仁。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斯道者，中道也，圣道王道也，君子之道也，周孔之道、孔孟之道也，历代圣贤传承之，四书五经承载之。

《论语》开篇就强调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并且把学放最前面。“学而时习之”，学的内容即文行忠信，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即学儒。孔子自叙一生道德进境曰：“我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云。有志于学即学儒，三十而立即道德人格挺立，成就良知光明，即成仁。

或谓成仁法门万千，何必学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没学儒，不也成仁了吗？答：孔子之前，没有儒学之名，但有儒学之实。十六字心传曰“允执厥中”，中道之学即儒学。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六经集中道学说之大成。故孔子之后，儒学即孔学、仁学、中道之学、圣贤君子之学。故曰不学儒便不知仁，基本不能成仁。之所以加基本二字，是不能绝对化，虽然生而知之寡，未必绝对没有也。

或说：“成仁要学儒”太宽泛空洞了，请详示成仁的具体路径、心法、要门。答：何以成仁，唯学儒耳；如何学儒，唯读经耳。能通一经，便是大儒。能通一经，亦必能通达诸经理义。一通百通，一通儒经无不通，下通人道上通天。如何读经？可以先读四书；四书中可以先读《大学》、《论语》，再读《孟子》《中庸》。四书五经，篇篇章章句句无非成德成仁的路径心法指示，无不归结于仁。句句圣言，无非义路，条条教义，皆通仁宅。法门万千，不必拘于一格也。2019-4-1

“儒家修身法门非常高妙，一般根器者根本摸不着门道。这也是为什么数千年来，许多人从识字到死，天天读儒家经典，结果还是凡夫一个，一点君子人格都没有，更别说圣贤气象了。因此，笼笼统统地说“读经”，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成圣来说是没有用的。故此，还得学习其它生命学之智慧和法门，开发三根普被的多种成圣法门。”

答：《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三句话讲君子之德，也可以用于君子之道和儒家文化。说儒家修身法门非常高妙，没错，但也非常平常、平易、简易、容易。所以《周易系辞上》说：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乾至健而易，乾卦的特性是平易，故容易了解；坤至顺而简，坤卦的特性是简易，故容易遵守。易知即容易知晓，易从是容易遵循。容易了解就让人亲近，容易遵守就易有功效；让人亲近就可以持久，易有功效就能够伟大；可以持久是贤人的德行，能够伟大是贤人的事业。

简易是《易经》三原则之一。《系辞下传》也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程颢说：“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顺乎天道，自然简易。

儒家功夫彻上彻下，彻里彻外，非常广泛，概乎言之又无非《大学》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归结于修身，都是修身功夫。古来儒门中圣贤众多，君子无数无量。

儒家修身法门广大精微高明中正又简易，是真正的三根普被，最好的生命学之智慧和法门。“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这是孟子的话，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东海曾经泛滥中西诸子，沉浸佛道两家，皈儒之后，其它智慧和法门便再也难入仁眼矣。儒门一入深如海，从此释老是路人。2019-4-1

东海说：“一通百通，一通儒经无不通，下通人道上通天。”或认为：“此论值得商榷。自然科学之知识绝对不是通过读儒家经典就能通达的，其自有门路，自有内涵。”

答：那是当然。一通儒经无不通，指通人道和天道。道与器、道与术、道与艺有别，自然科学及艺术之类知识需另学，两不相碍。而且格物致知也是儒家修身功夫之一。这个物，包括宇宙万物一切现象包括生命和意识。一切现象都值得格，一切现象的知识都值得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从人类大历史的高度看，儒家将格遍宇宙生命的一切，掌握世出世间一切知识。

另外，得乎中道者，格物致知的能力也会大大提高，求知学艺仿佛居高临下一般。得道者通达天理易理道理性理心理，于物理亦容易明瞭贯通也。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是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本质，是人生和社会最高端、最高段、纲领性的存在。志道据德依仁，就是抓纲，可以更好地齐家治国兼济天下，可以更好地格致诚正独善其身，还可以更好地游于艺，让艺术多快好省地成熟起来。抓住了这个纲，治国治物治器治艺，无不事半功倍。2019-4-1

尊王可有三解：一尊王道，二尊圣王，三尊君王。三义相通。尊君旨在尊国家和秩序。正常的君王是国家的代表和良好秩序的象征，故值得尊重，应予尊重。正常的君王指坚持正道、遵循常道的君王。君者群也，能够团结人民者。王者天下归往，得到天下拥戴者。这样的君王当然是正常的。

尊王并非方便，而是外王学的一大原则。儒家至尊必信之信仰，统而言之为一，性与天道，一以贯之；分而言之为三：于宇宙为太极，于人类为人极，于政治为皇极。皇极者，王道也；为民立极者，圣王也；遵循圣王之道者，王者也。王者与父师同尊。《乾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首，于宇宙指乾元，于人类指圣王。圣王新出，新王道成，王者递代，天下太平。2019-4-1

中华偏统是对清朝最恰当的定位，四字二词，缺一不可。清朝严重偏离儒家之中正，不配为正统之中华。然而不能不承认其中华性。以儒立国以儒治国，三统皆儒，政治制度为礼制，经济制度为民有制，教育制度为科举制，这是中华政权的文化制度特征。一些儒生误以清朝为夷狄，是受了汉族主义的不良影响。

或问：儒式现代化过去称“礼，时为大”“与时俱进”“参赞化育”“苟日新，日日新”“非天子不礼仪不制度不考文”“至于礼乐，以待君子”。请问，为什么清朝没有继承、落实这种精神？

答：都是儒生，德智因人而异，或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或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或可与立未可与权。同样道理，都是儒家王朝，品格因其人其族而异，有的正统，有的偏统。清朝就属于偏统，在继承、落实王道思想和精神方面有限。清朝之所以偏，根源在于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这两种倾向未能被儒家文化化解，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儒家文化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落实。也就是说，清朝的政治和制度，儒化得很不够。2019-4-1

中华民族王道政治，讲的是春秋大义。明瞭春秋大义，自能深沉而正确地爱我民族，兴我民族，民族大义自在其中矣。民族主义者把民族放在第一位，往往是非不分、正邪混淆并自缚手脚。

国党起事时以民族主义相号召，颇得其一时之利，却终受其大害。面对盗匪猖獗，既不能防范于前，又不能澄清于后，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统统软弱无力，一筹莫展，一大原因就是被民族主义所蒙蔽。民族主义无法想象，反孔反儒而信奉邪说的汉人，会比异族更坏，比夷狄、盗贼、魔鬼更坏！对于此辈只讲民族大义，恰恰陷吾民吾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真正爱民族，首先要爱人爱民，唯仁者爱人最深沉，唯王道敬天保民最到位。故真正爱民族，就要成为仁本主义者，就要在政治上实践王道，从制度上落实仁爱和民本之原则。而这就必须批判民族主义的错误，划清民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即民本位与民族本位的界限。

有民族主义者问：“民族和儒家，哪个更重要？”言下之意是民族更重要，所以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其实这是个伪问题。论及华夷之辨和民族主义，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好不好、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民族和儒家有你没我二选一的问题。正确的问法是，对于民族来说，什么最重要；民族主义和儒家，哪个最正确，哪个才是汉族的立族之本、民族之魂。2019-4-1

民族主义有三大问题：其一、先天性地存在对异族的排斥、敌视、挑衅、侵犯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民族区分华夷、优劣、正邪和敌我，搞民族斗争，容易挑起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其二、对民族问题缺乏反思能力，惯于以民族的名义掩盖本族的问题甚至纵容本族的罪恶，惯于通过乾坤大挪移之法把内部矛盾转向外部，迁怒异族。其三、置民族于个人之上，以民族的名义压制人权。

所以，民族主义大不利于民族，大误人民和民族。凡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或者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政权和国家，往往因民族主义而衰败灭亡。雅利安主义、大日本主义就是典型。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也是导致元清灭亡和民国衰败的重要因素。2019-3-31

唯有儒家才有启蒙的资格，唯有儒家启蒙才能真正救亡，唯有儒家政治才能吸取民主自由的精华而超越之。民国时期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蒙昧之论也，不如说蒙启导致灭亡。其时流行之反孔反儒思潮，极反常反动反华之至。所谓的民主平等科学，实为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皆民粹主义邪说也，与集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之大成的马学一拍即合。所谓启蒙，实为蒙启，蒙蔽中华之心，断绝民族之魂。所谓救亡保种，实为造祸招亡，外寇内贼联翩至，国府夜遁天下亡。追根溯源，蒙启派难辞其咎、无可卸责也。2019-4-1

极权主义的成功和维持，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噩梦，也是一个社会遭受的最大恶报。极权主义思想能够泛滥开来，极权主义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成功上位，意味着这个社会文化荒芜，道德低下，共业恶劣，罪孽深重，能不灾难深重、恶报惨重乎。反孔反儒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为极权主义充当了文化道德清道夫。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反孔反儒的社会，同样罪及四代人。百余年来中国大陆人祸天灾尸山血海，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五四和蒙启派埋单！2019-4-1

或谓我们的国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管理、中华民族的文化”云。这是杂话，杂家的话，混杂的话，混账话，既不明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北方文化的本质，也不明意识形态的重要。

中华文化是仁本主义，西方文化是人本主义，北方文化是物本主义。仁本人本尚可相通，仁本人本与物本焉能兼容！名不正，一切不成，一切反常。物本主义哲学只能以人为物，化人为物，只能导出党本主义政治和制度。这种环境中，没有人，没有人民的福利和西式的管理；更没有仁，没有中华文化的立足之地。2019-4-2

包含一切优秀文化，涵盖一切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想非常好，但必须有一个主体和主导的文化。此非西方文化所能胜任。西方文化中神本主义甚劣，人本主义较优。然人本主义亦不足以胜任。至于最低端的北方文化，根本不能为其它优秀文化和文明所容纳，遑论“包含”“涵盖”。唯有儒家文化为主，成为人类主体文化和政治主导思想，才能将这个理想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人间。2019-4-2

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逝世于鸣条，是东夷之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逝世于毕郢，是西夷之人。地方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差一千余年，但他们在中土得志行道，如符节吻合一致。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相同。揆，衡量、标准的意思。朱熹《集注》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

孟子这段话，指明了儒家华夷之辨的标准是道而非族，明确了民族主义的非儒家性、非中华性。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使是汉族，若用夷狄之礼，就沦为夷狄；即使是夷狄，进入中国礼义，就视为中国。可见，以有道、有礼义为华，以无道、无礼义为夷，这是华夷之辨的根本标准，与族别无关，这也是春秋大义之一。

“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注意，儒家倡导民贵君轻，虽讲忠君爱国，前提是以民为本。故君臣大义之上，更有君民大义、春秋大义和革命精神。明清之所以为偏统，要因之一是有君本主义倾向，过度强调君臣之义，以之取代君民大义和春秋大义。至于民族主义，则是过度强调民族之义，以之取代君民大义和春秋大义。君本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大不义的。2019-4-2

一人虽汉族，却是反孔反儒反华反常的汉奸盗贼；一人虽异族，却是信仰中道爱我中华的正人君子。如何选择伴侣、朋友、同道和总统者，你会选择哪一位？我想，只要是正人正常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族类族别重要还是道类道别重要，一目了然。道类道别，指文化类型和道德立场的正邪善恶之别。当然，如果双方文化道德差不多，民族就是重要的参考因素。所谓异族度德，同德度族。民族不同，以道德为准，德高优先；道德相同，以民族为准，汉族优先。所以，在华夷之辨时，民族也不妨作为一个次要的、辅助性的标准。2019-4-2

或问：當年日本人入侵中國，也以華夏文化正統自居，假設日本人成功入主中土，並施行仁政。是不是國人也可以認爲是正統？我沒有抬槓的意思，對這個問題真是感到不解，所以虛心請教。”

答：首先必须明确，日军绝非仁义之师，而是入侵之寇。日寇以吊民伐罪、建设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为名，殊不知，王道乐土和东亚共荣圈不是靠武力建设的。所谓吊民伐罪，实为虐民犯罪。民国政府虽不好，也不坏，民心并未大失，假以时日，孺子可教，日寇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前来吊民伐罪。

中华文化、文明正統不是靠自居就有效的。日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始终不伦不类，在政治上始终若即若离，不伦不类，非礼制，非科举制。如果说清朝是偏统，日本更偏，尚非中华，只能说不无中华味耳。

清人入关与日寇入侵，中土情况大不一样。清朝入关之前，明廷早已道德败坏，人心丧尽，退为一家一姓小朝廷，苟延残喘而已。加之群盗穷凶极恶，人民水深火热。论德论智，清朝虽劣，但非残明和群盗所能望尘。其入关之前，对于儒家文化高度认同并落实于政治；在统一之前，就确定了以儒立国的方针大计。清朝取天下于盗贼之手，入主中土，势所必然。

历史不能假设，清朝能够入主中土，非侥幸也；日本人不能入主中土，非偶然也，都有人心天意相应。所有历史性的大成败，都有人心天道的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汉族主义者，喜欢将清人入关与日寇入侵相提并论，并认为认同清朝，就是支持日寇入侵，就是汉奸言论。这种汉族主义特色的伪逻辑，最要不得，而且对不认同汉族主义观点者，进行假设性的道德诬蔑，颇为下流。

其实还存在另一种逻辑的真实：斥元清为夷狄，恰是日本为自居中华正统和侵华制造历史合法性。正如安然无恙群友所说：

“日本从甲午战争以前，就开始从理论上建构自己替代中国代表东亚文明的一种野心了，这里面首推内藤湖南等一批历史学家。无非就是要把满清和蒙元，从中国文化版图里面剥离。从而为自己占领东北和内外蒙，提供历史上的合法性。这是很具有迷惑性的。这和侵华战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2019-4-2

真正的团结必然产生于正人君子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正人相遇，容易团结；君子相交，想不团结都不可能。真正的团结必须建立在一致的文化立场和道德底线之上，是在同德同心同道路基础上的水到渠成。立场三观冲突，思想无法共鸣，所谓团结必然低质，或者只是浅层次、一时性的苟合，没有什么正面意义。

有了一定数量的正人君子，才有望逐步形成君子集团，进而团结良性外道，形成泛儒集团。对待恶道邪道，儒者必须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除非它们明确表示改邪归正，必须疏远之或批判之，万万不可苟同之，万万不可乡愿化。正人与邪徒，圣贤与盗贼，无团结可言。君子对小人，只有在得势得位而对小人进行有效的文化导向和道德教化的前提下，才可以适当团结之。否则远之为宜，独善其身为宜。2019-4-2

有人缘，有书缘。人缘书缘如何，对一个人的品德、前途和命运的影响非同小可。儒家非常重视对朋友和书籍的选择，良有以也。处于“而立”之前的人，交坏友，读坏书，容易走上邪路，沦为坏人，丧失树立正确三观的机会。所以，多与好书结缘，至关重要。是好人就应该读好书，是好书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读，读好书的人多多益善。好人读好书，可以好上加好，坏人读好书，有可能有所触动，甚至洗心换脑。

何谓好书？简而言之，开卷无害而有益的书，有益于增长知识、开发智慧、提升德性、成德成圣的书，就是好书。儒经的真理性、正义性、普适性至高无上，无疑是人世间最好的书。注解准确，更是好上加好。

由华夏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元士《（孟子）中的那些事》一书，就是这样一本好书。“遍参群注，考诸正史，学习孟子，必备之书。”以此十六字评价此书，无虚也。我说过，唯真儒才配为儒经作注解，唯醇儒才能注得中肯，解得到位。元士品格之真，理义之正，在我生平所见识的儒友和儒家学者中，名列前茅。其人值得交游，其书值得藏读。彼虽拜我为师，我实视之如友。东海大半辈子阅书无数，阅人无数，自信法眼无差。读其书，友其人，当知吾言不谬也。2019-4-2

或问：如何看待《孝经》和《忠经》，忠孝冲突如何取择。答：儒经有正经、副经、辅经之别。《孝经》为副，《忠经》为辅。忠孝本乎中道，两德相得益彰。《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君宜忠，忠德也是孝道的要求，故忠孝二德，同归于仁，并无本质冲突。

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以孝为先，因为孝道更加根本，正如《忠经》序所说：“《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经》而敦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是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行，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经》焉。”

《忠经》并非只讲忠君，而是以中训忠。《天地神明章第一》：“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这样讲忠德，无违儒家中道原则。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喻帝王不谋私利，天下为公。故《忠经》之《圣君章第二》就讲君王之忠。2019-4-2

哈耶克有一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误导了无数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邪说铺就的。

信奉邪说的人，即使有善意，也非常有限，浅表短暂，微不足道；即使有善意，也非正人和善人。孟子将人分为善、信、美、大、圣五大类，对善人的解释是“可欲之谓善”。

赵岐注：“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为善。”朱熹说：“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宋儒张南轩说：“可欲者，动之端也。盖人具天地之性，仁义礼智之所存，其发见，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所谓可欲也。以其渊源纯粹，故谓之善。盖于此无恶之可萌也。”

“可欲”就是指四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人生和人类最可喜爱、最为需要的东西。信奉邪说的人，至少丧失了羞恶、是非之心，绝非善人可知。孟子又说，四端之心，人皆有之；无四端之心，非人也。按照这个标准，那些信奉、宣传、实践邪说的人，岂但非善人，都非人化了，连人都不是了。2019-4-2

或问儒家圣贤有哪几位？答：圣贤都是道统传人，道统传人就是圣贤。这里的贤指大贤，近圣，亚圣。关于道统谱系。孟子说：

“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篇》）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王；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都是贤臣。孔子为集大成之圣人和素王。韩愈提出的传道谱系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列入了孟子，但将孟子谱系中孔子以前的贤臣排除了，只列圣王。其中孟子为亚圣。

朱熹承继了孟子韩愈的传道谱系而加以检择，《中庸章句序》中，道统始于“上古圣神”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诸君和皋陶、伊、傅、周、召诸臣传之，然后是孔子、颜子、子思子、孟子、二程。这是朱熹认定的道统谱系。

东海认为，程朱之后是王阳明，阳明至於今五百年来，贤人不少，其中熊十力、蒋庆最贤，都有资格为道统传人，而蒋庆又更有优势。熊公已经去世，可以盖棺定论；蒋先生来日方长，道德学术还可以精益求精，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故我更看好蒋庆。我还看好其它几位儒者，其中有几位年轻人，文化道德前途不可限量，兹不详论。当然，我也看好自己。

另外，历史上大儒和一些名儒大儒，可称贤人，然未必是道统传人。例如董仲舒、周敦颐、张载、陆九渊、王船山、黄宗羲等等，兹不详论。2019-4-3

太平天国，洪杨帮也，俗称长毛，是神本极端主义、君本极权主义和汉族主义的统一，又是反清反孔反儒反华的统一。从本质和表现、理论和实践各个层面观察，其信奉的毫无疑问是邪教。《清史稿·洪秀全传》说：

“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或谓满清遗老站在满清立场，也没说天国是邪教。这不能证明长毛非邪教。《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虽然基本上立足于清朝立场来写，但成于辛亥革命以后，其时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清史稿》又成于众手，文化政治立场未能统一，故《洪秀全传》的观点不能代表清朝立场。即使成于清朝遗老，也只能说明这位遗老修养不足，眼光有误。上面短短一段话，大误有二：

一、以革命一词称洪秀全、洪杨帮逆天祸民的造反作乱，有眼无珠；二、“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这是极端功利主义的说法。长毛为寇，并非一时之是非，更非因其败而论定。这里自有儒家和中华标准在，自有万古是非在。

当然，当时是非或有混淆，正邪尚未颠倒。上面这段话也有正见在。“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确然，唯对“其所以败”和“人心不属”的原因总结太也轻淡了。纳粹亦种族主义，亦对犹太人以大开杀戒，一时之间，颇得人心。（曾国藩也有杀戮太过之嫌，却得天下万世之人心。）所以仅仅这两点还不是根本原因。

洪杨帮将神本位、君本位、汉族本位的政治之恶和反孔反儒的文化之恶圆满统一在一起，这才是其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2019-4-3

答：矛盾同一性有三种表现：其一，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其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三，你能变成我，我能变成你。

就名相而言，或可以说，有圣贤就有盗贼，有盗贼就有圣贤。就本质而言，可以说盗贼有圣贤的属性，因为盗贼本性与圣贤无异；不能说圣贤有盗贼的属性，因为盗贼之性是恶习，圣贤无恶习。就变化而言，可以说盗贼能变成圣贤，因为恶习可改；不能说圣贤会变成盗贼，因为圣德不退。2019-4-3

学生求道，老师传道，这应是书院的首务和宗旨，违者不配为书院。这个道，又应是中华中道，由儒家经典承载，儒家圣贤传承。学生应立圣贤子之志，老师应是圣贤之徒。而传道的方式手段，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大德之士，有道之师，其言其行都有道在，言传身教无不合宜。段炎平同仁说得好：

“真正的书院是求道传道的。道无处不在，大树下可以传道，朝堂上可以传道，茶桌旁可以传道，网络上可以传道。我们的书院不必在山水绝胜之处，完全可以在当下，在此处。”2019-4-3余东海

徐能源同道言: “學問一錯，輕則誤人子弟，重則殺人於無形。”然也。人世间最重要的道统政统学统三统中，学统占其一。学统者，学问、学术之谱系也。从来学术关国运，关乎人道之正邪，人民之吉凶，国家之盛衰。

学术的错误，既杀人无形，更杀人无限；既杀人之身体，更杀人之良知。邪说之可怕正在于此。邪说泛滥，必然成灾；邪说入宪，必有浩劫。此言放之中西而皆准，征诸古今而无疑。古今中西的邪说发明家、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实践家，命运大多恶劣，下场普遍凄惨，就是因为邪说最易杀人，最犯天道之忌。

学术杀人，其实是杀仁。杀仁者，毁良知、灭仁性、害慧命、敌文明也。诬文武是杀仁，反孔反儒是杀仁，发明、传播和实践邪说，更是杀仁，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杀人。将邪说推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落实于恶制恶法，培养着暴君暴民，人命如草就是逻辑的必然。杀仁这个词是乔立行同仁发明的，不敢掠美，特此注明。

邪说杀仁而杀人，正学弘仁又救人。传正道，辟邪说，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历代圣贤大儒无不双管齐下。2019-4-3

东海一向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凡提及他人观点，都会注明其人姓名。用“或曰”替代者，或为记忆不清，记不起何人所说，只能“或”之；或为一般提问，无关“知识产权”，没必要明说姓名；或者对方不愿意暴露姓名。

但有一点是东海大半辈子始终坚持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他人的思想观点据为己有，虽然自己的大量思想观点常被他人据为己有。

这种严谨慎重，其实是自爱自护自惜羽毛。一涉偷窃，便无足观，袭用他人思想观点，直涉人品问题，一旦被人发现，很容易身败名裂。那样做，无异于自绝于君子之道，贻人口实，后患无穷，得不偿失。当年余杰，名动天下，甚嚣尘上，后来被人抓住抄袭的把柄，名声大坏，一蹶不振，可谓名士一抄身名裂。类似事例很多，有志之士切勿重蹈覆辙。2019-4-3

欲救马帮先救人，把越来越多的马帮人和马邦人从马学的蒙蔽中唤醒，让它们重新做人，做正常人，做遵五常明五伦的光明正大的中华人。

嫂溺，可以授之以手；天下溺，必须援之以道。唯有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去马归儒，才能救民救国。在现行文化、制度框架内，无论怎样努力，意义都很有限。种种问题前仆后继，种种祸难此伏彼起。而且已经解决的问题，又会沉滓泛起，或者改头换面重来。

现行的马家文化和制度本身，就是问题之母，祸难之源。这种极权主义文化制度不改，任何人上去都没有用，任何人进入其中，都有可能物化恶化极权化。当然，圣贤君子例外。问题是君子不可能进入其中，更不可能在这个极端反常、颠倒、逆淘汰的系统中高升。2019-4-3

很喜欢一个泛蓝派的微信自署：“不管多难，天会再蓝。”曾造一联曰：“儒将复始心复活，日必再升天再蓝。”但我说的日必再升天再蓝，并非指三民主义还能重新统一中国，而是指儒家的来复与人心的复苏同步，意味着族魂的回归和中华的重建，就像太阳重新上升和天空重新变蓝一样。日必再生，特意以生代升，形容中华新时代、新文明的到来就像太阳新生一样。

三民主义思想品格太低，远逊于自由主义，更逊于仁本主义，也只能面对残清的孤儿寡母侥幸一时。大势一去不复返，永远没有机会再上位矣。马学虽然在宪，早已尸居余气；自由主义虽然不错，不配与儒家文化争雄。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中国的未来属于仁本主义。2019-4-3

习对传统和儒家有所肯定，故东海也对他有所肯定，肯定他对儒家的温情。这与儒家立场的坚定、对马家批判的严厉毫无矛盾。一般人外人对此不理解，可以理解，儒生应该都能理解。前不久有儒友电讯东海：“经过这几年特别是近期的观察，是否已经改变原来对习的看法。”这让我狠狠地忧伤了一下。

原来的看法，指《儒家网》专访余东海:《习近平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一文，自以为毫无问题，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文中指出：

“重视儒学并不意味着信奉。我说过，习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但是，要进这一步，在目前还不现实，不能奢求，主客观条件皆不允许。”

包括李陈毛邓胡赵胡温在内，在历代马帮帮主中（“执政党领导人”初稿就是“马帮帮主”，后来为了发表方便而改。）习是最有一定传统文化情怀的，故“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

但这种好是马帮的好，不是中华的好。这两种好，性质截然不同。要从马帮帮主上升为中华领导人，基本不可能，客观上缺乏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氛围，主观上习没有内在驱动力，因为习对儒学并非信奉，只是重视，是立足于马学而对儒学有所利用。

又有人列出东海一些文章的标题，证明东海曾谄媚习某。殊不知，以题取义比断章取义更恶劣。文章标题很难说明问题，有的作者会故意取文章的表层意乃至反面义以“哗众”。唯通过文章本身，才能了解其真实意。也有的标题，是编辑和转发者代拟，比如《儒家网》专访文章《某人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编辑曾题为《余东海：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如果不看内容，就很容易误会。关注和关心东海者，在读我文章的时候，请勿仅仅走马观题为荷。2019-4-4

乔力行说：“学理学问上醇儒不杂最好，现实操作应用上从马主儒辅到儒主，是必走的路”云，正是。马邦要成为儒国，只怕比盗贼成圣更难，根本不可能一步到位。依马向儒，儒马并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从马时代到儒时代，之间必有一个杂时代。这也是我对某人有所肯定的唯一原因。无论其主观意愿任何，其“有所尊儒”的言行，都为儒家归来提供了局部性、有限性的政治许可证。儒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争取自己的权利和未来。刚在海外发表随笔《我对某人的看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19-4-4

坚持极权主义，是作恶；支持极权主义，是助恶。支持极权主义，包括支持极权主义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例如，支持党主制公有制，支持唯物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都是对极权主义的支持。

儒家和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文化两大敌。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反对儒家文化和自由主义，客观上都为极权主义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维护。百年来不少反极权者，无意中充当了极权文化的帮助者，儒家中的反自由派、自由派中的反儒派堪称其中两大典型。好心干坏事，好心助大恶，世间可悲事，莫甚于此也。

儒家和自由派，又都有认同五四和鲁迅者。五四为极权主义文化的输入和兴盛扫清了障碍，鲁迅进一步让中华民族魂飞魄散脊梁断绝。认同五四和鲁迅，也是对极权主义文化的一种支持。五四派追求民主自由反极权，必然竹篮打水一场空；鲁迅派自许为国为民硬骨头，实质上只能祸国殃民，沦为极权之奴。20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