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文化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余东海

日人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

此言没错。但何以改变人心，方法如何，关键何在？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和明确，所谓改变人心，就是空想和空话。改变人心的方法和关键，一词以蔽之：文化。

这里的文化，指一个国家的主体文化、意识形态和立国治国思想。好文化在上，人心可以向好，道德可以上升，可以开出好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良性发展。文化不行则一切不行，一切都靠不住。马邦的问题，包括道德、制度、法律、教育、科技乃至企业等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于马家文化。

马家官员之腐恶龌龊，马邦产品之假冒伪劣，早已天下驰名。质量低劣倒也罢了，更可怕的是很多东西有毒，教育有毒，书籍有毒，食品药品有毒，手机也有毒。有文章介绍：“国产手机老大被曝在2600万台自家手机中植入病毒盗取用户数据，谋取暴利。其实专业人士说金立只是冰山一角，魅族手机最近也被曝出了同样的手机病毒窃取用户信息事件。可想而知其他还没有暴雷的国产手机公司！”

马家文化不行，根源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性观不行。马学不去，中国无救！就拿人性观来说，马家文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云，这个定义足见马家不识人的本质。

盖“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是习性。把人的社会属性当成本质属性，把社会性当成本性，固非性善论，也非性恶论，但比较而言更接近性恶论。马家认为，在阶级社会，社会意识形式都有阶级性，人性就是阶级性，不承认人性中存在超越阶级的普遍之善，更不知道人人都有先天性的良知本性。

三观不行则哲学不行，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统统不行，科学社会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统统都是邪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二十四字说成社会主义价值观，把社会福利和共同富裕说成社会主义两个基本要素，都是特权阶级的误导和弱势群体的误会。

社会一旦主义化，就滑向了社会的反面，就与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共同富裕绝缘，也最少社会福利。不明社会主义反社会之理者，不知社会主义道路即极权主义邪路者，都是政治外行和文化盲人。

相比社会主义，建基于个人主义哲学的自由主义道路就好多了，正常多了。自由社会，做好人好事不用担心被敲诈，说真相真理不用担心有风险，批政府政党不用担心被打压。只要勤奋努力，有真才实学，站着就可以把事业做了，把成就挣来。即使疏懒怠惰，不求上进，没有真才实学，照样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人格尊重，照样可以舒舒畅畅堂堂正正地活着。

但是，自由主义道路正而不中，问题也很多很大。这次美国大选，就深刻地暴露了自由政治、民主制度的种种不足重重弊端，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王道礼制才是最佳制度选择。

同时，美国也是一个极好的警示，一面极佳的镜子。可以让我们在建设中国新礼制的时候，更好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李世民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特补充曰，以民主为镜，有利于完善礼制；以美国为镜，有助于重建中华。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大意）东海曰：皮肤之见，大错有三：

其一、意识形态是文化的要素和支柱，两者常常可以划等号。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根源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文明模式有文明和野蛮之别。意识形态之正邪决定着文明模式之性质。意识形态的邪恶是最根本的邪恶。

其二、基督教文明是西方传统，神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是人本主义文明，与儒家仁本主义文明没有冲突。

其三、主宰全球的主要是人本主义文明与伊斯兰神本主义、人本主义文明与马家物本主义、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冲突，与儒家文明毫无关系。清亡之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中华文明，取而代之的是马家党本主义模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错误的。文明之间纵有冲突，也是良性而容易和平解决的；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野蛮与邪恶之间的冲突则是恶性冲突。西方文明与“伊教文明”的冲突就是恶性的。儒家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没有冲突。

亨廷顿的错误不能反证哈拉尔德米勒的正确。哈拉尔德米勒的文明共存论同样是错误的。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不可能共存共荣。作者主张西方世界纠正自身的偏见，达成和伊斯兰世界的和解，对以色列的行为给与限制，并主张消除对俄罗斯的敌意等等，无异于纵容邪恶、支助野蛮、障碍正义、自戕文明！

盖儒家道德原则已经封顶，再无比圣德更圆满的德，再无比中道和王道更中正的道。最伟大高明的道德和政治，都无法逾越中道和王道的范畴。道德作用永无止境，圣德王道都无止境，都可以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其次，儒家道德新新不已，每个时代的道德有每个时代的作用和特征。

在中国，儒家与国家、儒家与人民都是生死相依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儒家盛则中国强，人民幸福；儒家衰则中国弱，人民苦厄；儒家灭则中国亡，天下亡，民不聊生。只有让儒家重新站起来，国家和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只有让儒家道统站到宪位上去，王道政治才能实现。

注意，正邪善恶之间，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折中的余地，也没有沉默的余地。折中和沉默就意味着帮邪助恶。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仁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是当代最大的正邪善恶之争。正人君子坚定不移地坚持或支持仁本主义，反对和批判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庸之道，这才是中道之士和中国之人。202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