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地狱里的光明/余东海

儒家不承认人格之天。天即《易经》的太极、礼经的太一，没有人格。《诗经》《尚书》中的上帝，为孔子删诗编书时所保留，但不再作人格化理解。人有意识，天无意识；人有人格，天无人格。人格之天是一种“人为”，即人类意识所造，是人类莫须有的想当然。

天道确非人类理智所能全知，但也不是“靠宗教式的诚敬去感觉”。并非只有宗教才有诚敬。吾儒之诚敬，非任何宗教所能相比也。

说天道没有人格，其实很危险，易滋误解。如果天道不含藏人格的信息，又怎能生生不息地“生”出人类来？孟子又怎么会说“万物皆备于我”？“性与天道”万物皆备，唯独不备人格？所以，说天道没有人格，必须加“本身”的定语，还要予以解释。天道本身没有人格，就像种子，本身没有芳香，但可以生长开花、散发芳香。

或问：人之本性即是天命之性。既然人有天性，说天有人格，又何尝不可？答：说果能开花，花能结果，都真实；说果有华香，则是幻觉。这就是道及高处的精微。其中细微差异，不可不明辨也。

如果承认人格之天，肯定天有人格，儒家与佛道和宗教就混淆难分、根本无别矣。佛道论性论道，自有高明之处，唯不够中正耳。唯我儒家，得天之全，自有天命，中道而立，为千秋万代负责。何必去高附低枉尺直寻，与诸教争一日之长。

注意，说“天理没有人格”，并不意味着承认“天理等于义理”。义理纷繁，天理唯一；义理易明，天理难明。将天理说为“义理之天”，也有狭隘化肤浅化之嫌。详见东海《天理的超越性》一文。2019-4-19

【谈天】儒学有宗教性而非宗教，超宗教，就像儒学有科学性而非科学、超科学一样；天无人格、无人的意识，却能生生不息“生”出有人格和意识的生命来。此中深意，唯中华圣人明知，非西人所能理解。所以，西人要树立对天的信仰，非宗教化不可，西方无宗教则无信仰。现代多数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它们既不承认唯物信仰（正确），也不知道儒家自有天道信仰，更不知道儒家的信仰才是真正的，真实不虚，正确无误。

【谈天】天有没有人格和人的意识，兹事体大，必须如理思辨，如实解悟，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里来不得丝毫功利性考虑。无论为了什么，比如为了迎合庸众或者西人，为了更好地兴儒弘道，都不能“姑且”。真正二字是儒家的生命，阐发天道的真实，就是最好的兴儒弘道。

【谈天】说人有天性天心，成立。天命之谓性，人之本性本心即天性天心。说天有人性人心，不成立。人性包括本性习性，人心包括本心习心（意识心）。而天是没有人的习性习心的。天性非习性，天心非习心。天人可以合一，是因为人之本性本心即天性天心。但天非现象，天无人之习性习心，自无人格可言。

【谈天】天是宇宙生命一切现象的本质本源，但天本身非现象。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系辞》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必有器，器不离道，道器不二，但道是本质，器是现象，不可夷道为器，将道体与现象划等号。认为天有人格，将“天”人格化，就是将“天”现象化、形下化、器化，就是夷道为器、夷天为人了，乌乎可？

【谈天】说儒家非宗教，并非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同样道理，说天无人格，并非否定天的健动性、创生性和主宰性。只是强调天道非知识所行境界、非人格所能比拟耳。熊十力先生讲到体用不二时说道体：

“夫体至寂而善动也，寂者，寂静离染，无嚣动相。寂，非与动为对待之词，此体恒寂故。善字，赞词也。此言动者，亦非与寂为对待之词，此体恒寂亦恒动故。至无而妙有也。无有方所，无有时分，无有形相，无有作意，故曰至无。动而不已，诈现相状，故曰妙有。”

这里的体即道体，即天。至寂而善动，恒寂亦恒动，动静不二，超越动静；至无而妙有，超越有无。这就是非知识所行境界。注意天的“四无”特征。无有方所，即无所不在；无有时分，即无时不在；无有形相，即非现象；无有作意，即非意识，不会起心动念。如此至无，何来人格。说天有人格，纯属以人测天。

【谈天】所谓以人测天，是依靠意识心和思辨力窥测天道。要明天道，当然离不开意识和思辨。但不能局限于此，还需要向上一机。天道有超越意识和思辨的一面，通过意识和思辨到达百尺竿头，还需要更进一步，才能圆觉天道之全体，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本性与天道完全默契圆合。如是则从心所欲，无不中节，无不合乎天理。此境界唯儒家圣贤能够，非外道所能及也。佛道某些法门，或亦有助于觉悟，但远远不够且易出偏。例如静坐入定法，纵然功夫深入，能有所悟，非圆觉也。欲圆觉天道，必须学吾学循吾道，让理义学习和道德实践不断深入而成熟，功夫到一定时候，自然不知不觉而圆觉彻悟，天道在握，性光朗现。

【谈天】宗教必须有人格神，必须将神人格化，佛道两家也不例外，也得赋予佛性道心以人格乃至类人的形象。西方宗教等而下之，必须有一个创世造人、君临万物而“离自心外在”的人格神。对于无迹象、无方所、无作意、无人格的“性与天道”，唯儒门圣贤才能彻解实证，从而明辨人有天性、天无人性之理的微妙。

【谈天】仁者必有勇，成仁须有勇。成仁就要知天明道，要明道就必须不断进行道德实践，惟道是从，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应该上就要顶硬上，虽千万人吾往矣。无勇之人，经不起天道的考验，纵然有智，不能成仁也。故儒生有时候必须有避险保身的明哲，有时候又必须有奋不顾身的勇气，放得下，拿得起，豁得出去。有时候一豁出去，纵然黑云压城，心境和思想豁然开朗。

【谈天】或说：“宇宙的主宰是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句经文讲得很明白，德是主，天是辅。德是超越天的，更何况天下万物。德是有人格的，不是无人格的。”这是对经文的误解、曲解。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意谓皇天公道无私，唯辅助、庇护有德之人。孔传：“天之于人无有亲疏，唯有德者则辅佑之。”唐卢藏用《析滞论》：“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为善者天降之福就是惟德是辅的表现。皇天指天道，德指人有得乎道。黄天唯德是辅，可不是放弃自己的道位，退居辅助性地位。2019-4-20

天无人格，也非义理，天理不是理，或者说这个理不是义理的理。将天理理解为义理之天，不符合天理这个概念的经典义和宋儒的定义。

天理指本性。《礼记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处，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孔颖达疏：“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灭绝矣。”天理，指天之所生本性，即天命之性，天性。

天理指天道。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者也，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形而上之道即天道，生物之本即宇宙万物生长的根本。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二程粹言》）

易、理、道、性、神，异名同指，同指向那“一种东西”。“其理则谓之道”天理就是天道，非义理所能限。“其用无穷则谓之神”，神是形容作用之大无穷无尽，并非人格神，也无人格可言。

这个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具有以下诸性：超越万物的超越性，内在万物的潜在性，生物不测的创生性，为物不贰的唯一性，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万劫不易的永恒性。当然，规律和义理也是天理的一种表现，一个面向。故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

可见天理也包括规律性和义理性。但天理是万理、众理之父，一切规律、法则和义理之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义理。对于天理来说，一切义理包括规律、秩序、准则、道理、自然万物之理和人生社会之理等等，都属于儿孙辈和下位法。

人有天性，天无人格；天生义理，天非义理。此处不得有丝毫差池，然非一般学者所能解悟。古今儒佛道学者，最易犯的毛病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大象一部分就自以为抓住了整头大象。

要抓住整头大象，离不开深入思考，依理而解，更有赖于超越理性思维的妙悟神解，觉悟性的通达，最后获得实践性的上达，即生命的实证。2019-4-21

天有自然之天，德性之天，道体之天。三种天，其实只有两种。天在人类曰德性之天，即生命本性、道心；天在宇宙曰道体之天，即宇宙本体、道体，侧重不同，其实一也，可统称道德之天。道德之天是宇宙生命之本质，又可称为本质之天；自然之天是现象，道德之天所现之象，又可称为现象之天。

《易经乾卦》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一句话就将两种天说明白了，也就将儒家的世界观说明白了。乾元即天道、道体、本质之天，“统天”的天则指自然之天，现象之天，即宇宙。伟大的乾元，是万物借资以生长的最高依据，即原始资本。同时乾元又是宇宙的统帅，宇宙万物统一于乾元。

这两种天才是真实的存在。至于义理之天和人格之天，那是知识所行境界，是学者和宗教家意识的产物，是假设、虚构、空想、模拟的天，概念的天，非真实存在也。2019-4-21

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有大问题。天、元、天元是形而上的本体，元气则是气，属于形而下。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天、元、天元即是理，是形而上之道；元气则是气，是形而下之器。上下之别，不可不辨。

如果天指天道，元指乾元坤元，都是形而上。天地之道分而言之，乾元为天道，坤元为地道。天地之道统而言之，即太极，乾坤二元统一于太极。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体是阴阳的统一。一阴一阳的一，是统一之义，阴阳未分是道。道现而为阴阳，就形而上为气了。

“人元在天前”，非圣人圣经之说。乾元为天元，坤元为地元，汉儒发明人元之说，以对应天地人三才。乾元坤元，虽名二元，实非二元，因为乾元可以代表坤元。乾主坤辅，统于太极。太极在天为天性天心，在人为本性本心，也就是人元。“人元在天前”，可以有两种理解：一、天若指自然之天，人元当然比天大；二、天若指道德之天，人元即是天。然儒家立足于人道，故把人放在第一位。2019-4-21

《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根据易理，可以增加三句话：

太极和礼义堪称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核心要义，两大中华特色。太极和礼义又是体用、本末关系，礼本于义，礼义本于太极。若能明太极，自能立人极，建立君子人格的美好，目中再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人格神存在的余地，遑论极权主义、极端主义。若能立人极，自有建皇极的追求，皇极者，王道政治也，落实为礼乐制度。

当然，人极不是说立就可以立起来的。孔子都是三十而立，遑论一般人。要立人极，就要学而时习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坚持博文约礼，克己复礼，礼门义路，功夫熟练到一定程度，方能大本确立，乾坤稳定。

立人极之后，自有明辨功夫，包括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对于种种学术的优劣，观点的对错，人物的高低，无不洞若观火，也自然知道中华文化和文明何以高明，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乾坤并建的太极信仰，是一切信仰中最为真正的信仰，优于中西一切信仰，包括佛道信仰；礼法并重的礼乐制度，是所有制度中最为高明的制度，高于古今所有制度，包括民主制度。2019-4-22

对于小人和庶民来说，现代极权主义思想和话语，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欺骗性、煽动性、诱惑性和吸引力。盖极权主义最善于巧言令色足恭。足恭是对民众表现出一副极端恭敬的样子，令色是脸色装得很和善或很庄严，巧言是言辞巧妙，好话说尽，或许下大量美好的承诺，或描述无比辉煌的空想，或理不直而气特壮，义不正而词极严，把强盗逻辑装饰得生动活泼，把邪知邪见阐述得冠冕堂皇。

但欺诈有效也有限，现代极权主义终究是经不起思想争论、文化批判和实践检验的，所以绝不可能允许言论自由。古今中西任何模式的极权主义，都承受不起“异议”之重，都会不约而同地防民之口和以言治罪。2019-4-20

在语言文字所能表达、所能及的境界，我能够把“性与天道”讲明白讲透彻，把他的全体和每一个面相呈现出来。但是，语言终究是有限的。借之以明道，就像通过晚辈的介绍了解先辈，有用又有限也。

例如这段话：“超越万物的超越性，内在万物的潜在性，生物不测的创生性，为物不贰的唯一性，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万劫不易的永恒性。”超越和潜在、唯一和普遍如何统一，那样的统一体如何可能？估计多数读者乃至儒家学者读之，难免茫如坠烟雾。甚至可能认为东海自相矛盾而心生反感。

道及高处，明白者自然明白，天下后世当有闻我之言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者；不明白者无论我怎么说，无用无用耳，而且可能导致种种曲解误解。不仅谈天，谈论世出世间所有问题也一样，我明明讲得正确，别人却作出错误的理解和发挥。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所以孔子才会发出“予欲无言”的感叹。2019-4-21

论理论道，替天传道，儒者本分，畅所欲言，百无禁忌。面对极权势力，或许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极权主义对真话、真理具有先天性的恐惧。但在学术思想界尤其在儒学圈，不需要什么勇气，没有哪个正人君子会敌视异议而搞学术霸权的。这一点，我对所有儒家学者都有基本的信心和信任。邪术才需要搞霸权，如法术马术古今中西各种极权之术。儒术最不需要也最不可能搞霸权。退一万步讲，民间儒家也没有霸权的能力。相反，民间儒家是对抗邪术霸权的重要乃至核心力量。

曾做有一联：“天无可唤常常唤，事有难言絮絮言。”道更难言，然又不可不言、不得不言，不得不借助于言。因为撇开语言文字，别无更好的传道方法。身教重于言传，然局限性更大。故于身教，不可不重视，又不可唯独。有德者必有其言，大德者必有论理论道的正大之言。休嫌絮叨不已，无非老婆心切。

颜回与迦叶分别是孔子和释尊的高徒。释尊拈花，迦叶微笑，其道就传过去了。然吾道则不可能如此传递。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对颜回，常常言终日。尧传舜，舜传禹，虽曰心传，有十六字在。历代圣贤中道相传，皆有赖于语言和经典。2019-4-21

“人世间最大悲剧是好人与好人的对立。”广毅一不小心说出了一个大真理，这句话可以成为格言了。这也是我极其不愿见者，故生平对此颇为警惕。只要对方是好人，是正人义士，怎么非礼我也不会得罪我，怎么生我的气我也尽量不生气。在对方消气之前，敬而远之就是了。对恶人恶势力行行如也，泰山岩岩，寸步不让；对好人怯怯如也，懦懦如也，弱弱如也，能让则让，不能让则悄悄躲开。

在抵达圣贤境界之前，任何好人（包括东海自己）都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病，甚至某些君子也可能会误会和伤害同仁，但他们无疑是这世间值得宝贵珍惜的人。故应多多体谅他们的不足和错误。可以先谏之，谏之不从则不妨任之。这也可以尽量避免“这人世间最大悲剧”的发生。也许一些好人将来一不小心成德成圣了。礼让圣贤的人，能不得天独厚乎。我就有做一个礼让好人和圣贤的人的野心，以便上天对我另眼相看。哈哈。2019-4-21

“三从”是关于祭礼、丧礼方面对女性的要求。“三从”语出《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又见于《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郊特牲》讲祭礼，《仪礼•丧服》讲丧礼。《丧服》对周代丧礼中关于服装、丧期、嫡庶、亲戚、社会各阶层等方面有关要求和规定进行了记录 “无专用之道”意谓在服丧方面对女性没有专门规定，“三从”既可，出嫁之前和父亲一样服丧，出嫁之后和丈夫一样服丧，丈夫去世和孩子一样服。祭祀方面也如是。

这个规定很科学、合理而人性化。不仅丧祭之礼，在其它重要政治、社会活动中，女性都没必要撇开父亲、丈夫或儿子另搞一套，至少在传统社会毫无必要。

或谓要母亲听从儿子有违孝道。无违。传统社会女主内、男主外，父亲不在了，儿子尊重母亲，尊从教诲；外事方面，母亲尊重儿子的意见和选择，听从儿子做主。内外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反“三从”而行之、一切反着来才是大问题。在家不从父，与父亲对着干；出嫁不从夫，与丈夫对着干；夫死不从子，与儿子对着干。这是大量马邦女性的常态。

“四德”语出《周礼•天官•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九嫔”是宫廷中较高职位的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女性各种礼仪和职责。可见“四德”本来是针对宫廷女性或上流社会女性的教育。然此“四德”对于女性来说具有相当的普适性，现代女性也应该讲究。

至于“三从”方面，现代女性如何对待，可以讨论。对于传统各种制度、道德规范，儒家从不主张死守，而是强调“礼以义起”和“礼时为大”，即礼的现代性和适宜性。一切古制古礼都可以重新考虑审核，宜守则守，宜该则改，宜弃则弃。

但儒家有五大原则，是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必须坚持不移、坚守不变的，那就是五常道。这是儒家纲领性原则，统摄、覆盖一切领域和一切规范。不尊崇五常，所谓尊儒，必然伪尊。反五常则是最根本的反儒，也是最根本的反华反常和反动！

刚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文章，将《弟子规》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视为“伪国学班的标配”，恰恰暴露了作者反儒的真面目，且作者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借着“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和反“伪国学班”的名义，又一波反儒思潮颇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逆流逆贼休猖獗，倒春抗拒不了夏天的到来！倒掉的是谁，大家不妨拭目以待。2019-4-19余东海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刊文《伪国学班，凉凉》，将《弟子规》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视为“伪国学班的标配”。今日，又有一篇反儒文章《“爱抱怨的女人坏三代”，此等伪国学讲座竟堂而皇之进入了高校》再下判决：“凡传授《弟子规》、《女诫》这类内容者，都是在传播伪国学”云。

班昭在《女诫》中写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文章据此断言：

“班昭在撰写《女诫》时，非常地痛苦，非常地不开心。她在开篇中，就把这种痛苦和不开心说得非常明白。她说：自己嫁到曹家之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自己的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生活才算稍稍放松了下来。她写《女诫》，是担忧自己的女儿们出嫁后，没法在丈夫家里容身。换句话说，《女诫》这篇东西，是一份私人性质的“婆家生存指南”。作为一个母亲，班昭一再地告诫女儿们，若欲远离来自夫家的羞辱，首要之务就是要柔、要顺，要将自己低到尘埃之中。这种低入尘埃，与政治权力当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有直接关系。”

一派胡言！班昭十四岁嫁给曹世叔为妻，所以又被称为“曹大家”，夫妻相敬如宾，生活美满幸福。班昭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邓太后临朝称制时，班昭还曾参与政事，年逾古稀而逝。

班昭父亲班彪、长兄班固都是当世大儒和大史学家。班昭学问精深，大儒马融曾受其教，著名的《汉书》就是班昭协助兄长班固修成。班昭次兄班超，出使西域，以功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班昭儿子曹成，封关内侯，官至齐相。

班昭自称“战战兢兢，常惧绌辱”，那是一种君子和淑女克己守礼、谦虚谨慎的表现。《论语·泰伯篇》记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难道可以因此说曾子一辈子饱受奴役非常痛苦、临死才算稍稍放松了下来吗？

该文通篇昧于儒学常识和历史常识，既以小人之腹妄度淑女之心，又以反常之脑乱说历史之事。批之不值得，任之又不忍，略说几句吧。若欲东海通篇批判，须有媒体刊发并支付“一字百元”的稿酬。这类文章与红卫兵的批判文章一样没有批判价值。若无其它补偿，不值得浪费时间精力批之也。2019-4-21余东海

良知全体大用，精神饱满作用无限。良知精神可概括为科学精神、道德精神和政治精神，致良知包括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侧重科学实践，诚意正心侧重道德实践，齐家治国平天下侧重政治实践。三者又相通相容，互补互助，互相覆盖，统归于修身，修身统摄三大实践，归本于致良知。

注意，格物致知的物，包括自然、生命、社会一切现象；知，指一切现象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道德科学、生命科学知识。

就科学而言，科学实践辐射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并在知识上支持之；就道德而言，道德实践导良科学实践政治实践并在精神上统摄之；就政治而言，政治实践是在社会层面落实道德实践，又在制度层面规范科学实践。政治体现道德，规范科学。2019-4-22余东海

至诚无息，道无限；生生不已，生无限；生物不测，物无限，格物不已，知无限。格物致知的物和知，都有无限性。物包括物质、意识一切现象和现象背后之本质，没有身内身外之局限。故格物所致之知识也没有局限。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注意，说生命无限，是就人类大生命而言；说儒家格致无限，是就千秋万代的儒家全体而言。个体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当然不可能格一切物、知一切物。

对于儒者个人来说，一定的道德知识、政治知识和科学常识，也是必要的，是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前提。有了正确的道德知识，才能诚意正心；有了正确的政治知识和科学常识，才能齐家治国。否则，两眼一抹黑，怎么可能保证实践正确？

知行合一，知行相辅相成，无知不能行。要有知，就必须格物致知。学儒读经也是致知，儒经是古圣先王格物所致的知识结晶和实践所得的经验结晶。2019-4-22

自由可以分为两种：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即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道德自由意味着任何选择都不会逾越道德范畴，任何时候都能够坚守道德底线。这是儒家君子的特色。其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唯君子才能达致，唯儒学有望实现。

社会自由诉诸于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既可实现之。但法治及其人本主义文化体系不足以提供道德自由。“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无耻，缺乏羞耻感，即德性不足，无自由可言。

马氏也在《资本论》中，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云。

“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很好。但要让社会成为这样一个联合体，首先要问自由人何以可能？若只是社会自由，也有赖于法治保障；若包括道德自由，更需要儒家导向。没有良制良法就没有社会自由，没有君子之道就没有道德自由，没有自由人，“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成了空中楼阁。

仅有社会自由是不全面的。既然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离不开一定的内在自由。所以，仅有良制良法，还不足以让每个人全面发展，还必须以儒家文化为立国思想和第一学科，全方位地培养圣贤君子，才有望逐步将“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变成现实。马学连法治都不能建设，遑论其它。2019-4-22

极端主义恐袭，并非蒙冤受屈奋起报复，而是积极主动地以异教为敌，以杀戮异教徒和平民为快，所犯的是十恶不赦的反人道、反人类的恐怖主义大罪。这种罪恶必须受到最严厉惩罚，国家必须依法刑杀，他国可以义战消灭，受害者子孙有权复仇！

春秋大复仇并不等于冤冤相报，两者性质截然不同。为防止冤冤相报，儒家有严格地礼法规定。柳宗元《驳复仇议》曾引用《周礼》和《春秋公羊传》中关于复仇的规定。

其引《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合乎礼义的，不准被杀者亲属报仇，如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杀死对方的，全国人都要把他当仇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原文是：“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小异大同。

其引《春秋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就可以报仇。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之祸害的。

儒家大复仇与法治精神毫无冲突。政治文明，法律公正，赏罚分明，万一“父不受诛”而死，自有法律处理，何劳子女复仇。血亲复仇的前提是政治无道，法律不公，或司法不能为父母伸冤，或国家和司法本身就是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子女迫不得已，才不得不依靠自己，千方百计为父伸冤，替天行道。司法公正而“坚持不法诛而自诛”，完全违反常情常理，遑论儒理。傻子也不至于傻到那种程度，遑论儒者！2019-4-22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就是私有制。马学列其基本特征如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社会化，资产阶级专政。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此五个特征有所学习吸收。只可惜马学在上，西方坏东西一学就会，西方好东西百学不会，故学习西方学得不伦不类，变成非驴非马。

对此五个特征，纵不能如理如实评判之，也没必要抹黑之污名之。所谓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民主制的污名化。就算是资产阶级专政，相比无产阶级专政和特权资产阶级专政，不知文明、高明多少倍！

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谁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目了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生产方式截然相反，管理方式、即政治模式更加相悖。孰劣孰优，同样一目了然。

当然，我说社会主义远逊于资本主义，并非认为资本主义完美无缺。相反，资本主义问题也很严重，流弊后患深重。其政治、社会、制度、教育品质和官德民智虽高于社会主义，但终究有限。人本主义文化体系终究不可能导出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2019-4-22

千万不要以为，没有子女儿孙、没有财产房产、不留墓地骨灰的政治家就是好的。古今暴君恶主，在祸国殃民祸亲害友之后，也往往把自己害得一无所有。

对政治家，中华文化自有评判标准。主要看他对于道德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贡献度，看他统治之下和统治之后，制度优秀度、人民幸福度、社会和谐度高低。《洪范》五福六极皆统君民而言。五福是王道的馈享，六极则是暴政的结果。

圣贤在位，广大官民康寿幸福。《大戴礼盛德篇》说：“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新书修政语下》中说：“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元首自己也会后福绵绵。

盗贼在位，官民无不灾难重重。《大戴礼记·易本命》说：“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訞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领袖自己也无后福后续可言。2019-4-22

答：关于宇宙生命本源，儒家持太极说。《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诗经》《尚书》的昊天上帝，《礼记》的太一，宋儒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都与太极异名同指。王阳明是本体论意义上说良知的，故不能称为心说。或者说，良知心与天性、道心同义，心说即是太极说，角度和侧重不同而已。太极是乾坤二元的统一，然由乾元为主，故也可以说乾元为本。儒家没有气说。把张载们定义为气论，是学界的无知。张载明明有乾父坤母之说，已明太极，那会以气为本呢。道家持道说。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也承认太极，但认为太极之上还有无极，故又持无极说。2019-4-22

从来只闻事业需要诚信，而今惯闻企业倡导狼性，令人先骇后作呕。无论怎么巧言令色地粉饰美化，都改变不了狼性野蛮、残忍、贪婪、暴虐的本质。企业文化以狼性为荣，事业团队以狼性自勉，为这个社会的物化、恶化、豺狼化作了很好的注解。

无数传统和西方家族企业，或以仁义为根，或以诚信为本，繁荣昌盛百年、数百年不倒，而鼓吹狼性的马邦企业，大多是短命鬼，快则十几年，慢则几十年，就衰败或灭亡了。

有一句名言：“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虽然有点夸张，并非空穴来风。企业家出事，有外在环境、企业本身和企业家本人等多重原因，具体原因更是错综复杂因人而异，但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出了问题，应该是普遍性原因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己就是狼性文化、狼性思维的牺牲品。

东海大半辈子耳闻目睹过不少企业家的兴衰存亡。与方秋潮方总相识二十余年，方总及其秋潮集团至今坚挺，被誉为广西商界不倒翁，良有以也。这个“以”，我认为就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高度推崇和深入实践。不仅没有狼性，而且深具儒性。儒性意味着诚信和仁义礼智信，与狼性背道而驰。

记得方总说过：“怀疑孔学的人，人生和事业的阻难、障碍一定很多！这就是我的实践体会和观察：五伦不伦，人生不顺；五常不常，必有灾难！”此言值得广大企业家和中国人深长思。孔学是最好的人格主义、人道主义学说，疑孔则不能立人格之健美，不能行人道之中正，人生没有根蒂，学问没有头脑，命运不卜可知。2019-4-22

有公众号文章题为：《服过刑的中国首富逐一被平反，中央释放什么信号？》。什么信号？文章导语已说明白：“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今天的中国都更需要市场化的力量，需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来对抗国内外的剧烈变化。于是，这才有了“自己人”的故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很可能会迎来一波为民企大佬平反的小高潮。”

“自己人”三个字值得深长思。文章说：在中国，民营企业家要做到首富的位置，需要历经万千考验。一要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二时刻做足功课，读懂政治。三押上全部身家，赌对国运。第一项考验人心，第二项考验智慧，最后一项考验运气。哪一项都不能出错。”

马邦的民营企业家成长、成功之艰难，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是传统和西方民营企业家望尘莫及的。这是真正的马邦特色之一。显而易见，民营群体本来不被极权主义当成自己人。

但现在需要共克时艰了，这个群体成了至关重要的安抚团结对象，不能不“自己人化”。只要于极权无碍无害，能饶则饶，大度能容；如果有利有助，更要能帮则帮，大力支持。对于民营企业从轻从宽，并纠正一批原先过重过严的案件及冤假错案，目的是经济自救，这是极权自救自保的重要方式。

一切为了权力的稳定和延续。今后三年（嘿嘿），可宽的会更宽，该严的会更严。宽严标准是极权利害。一切对极权有利无碍的东西，即使作恶犯罪，不妨从轻从宽，轻刑轻判，不吝法外施恩；一切对极权有碍有害的东西，必须从重从严，严刑峻法，甚至法外开打。所以，即使自己人，如果对“自己”有碍有害，难免被严打。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某些人对极权主义有碍有害，但现实危害不明显、不直接或不迫切。如果严打之，反而会造成明显而直接的现实危害，或引起众怒，引起国内外隆重关注，或容易让被打者成就现实、历史大名乃至成为某种象征……诸如此类，那就私下严防，但不严打。谁敢乱打，自己难免挨打。唉，马官也越来越难做了。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啊。2019-4-23

极权主义社会没有赢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强权集团和强势群体，同样多灾多难。最惨的可能还是三帮队伍：帮凶帮忙帮闲。很多人以为加入三帮队伍，即使无便宜可占，至少不会吃大亏。事实恰恰相反，吃亏最大的往往是这些人。

就拿暴秦来说，从秦孝公到胡亥，秦国官员军人民众固然死伤无数，历代宰相和文武大臣，富贵最多不过三代，往往即身而灭，狡兔尚在，走狗已烹。甚至功劳越大，下场越惨，动辄族灭。赵高诱劝李斯支持胡亥，最让李斯动心的一句话是：“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李斯列传》）

我早就指出，极权主义的成长成功维持，都有赖于邪恶的道德环境和社会土壤。某种意义上说，极权主义确实是历史的选择，社会共业的选择。迫害三帮、自相残杀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的共性和宿命。天道惩恶罚罪，法门万千，以恶制恶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惯例。等到李斯赵高这些三帮中最高级分子族灭，暴秦也就随之灭亡了。前苏大林集团殷鉴不远，世人皆知，我就不饶舌介绍了。

明知是邪说还要宣传之，明知是恶事还要支持帮助之，都是帮邪助恶，都有相应恶业。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助恶为苦，为恶最苦。三帮之中，一般帮忙帮闲的命运和下场，未必都会像帮凶那样普遍悲惨，但帮忙帮闲的言行无疑会恶化它们的命运。恶社会苦难深重，就是因为三帮众多，无缘帮凶就帮忙，无缘帮忙就帮闲，做五毛和自干五。自己受苦受难乃至遗祸患和苦难于家人子孙，就是逻辑的必然、因果的必然和天理的必然。呜呼！2019-4-22

某些人把讲因果报应看成诅咒攻击含沙射影，眼光有问题。明理和明辨功夫是儒家特有的功夫。明理，是明义理、易理和天理，包括天道之理、人伦之理、政治之理、人生之理和因果之理；明辨，是对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贼、君子小人的明确辨别。这种功夫，唯儒家独到中正，非任何外道所能及。所以，把世出世间一切道理讲清楚辨明白，是圣贤君子当仁不让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济世救民、道援天下的必须。2019-4-23

儒家强调与人为善，从善如流。任何人有善，都值得支持参与，与之同为；任何人、任何国家民族之善，都值得从。但与人、从人之善前提是允执厥中，即坚持儒家中道立场观点方法。也唯有允执厥中，才能更好地与人、从人之善。所以，越儒家，越能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越能学习他人异族的优点而超越之。

论文化，中道文化（即儒家文化）至高无上至优无双；论文明，各种文明模式各有精华和优势。最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坚持中道文化的原则而汲取其它文明的精华。

学习西方但不能西化，反掉中道文化，西化也不可能。因为反中道是最大的反华反常，必然导致国不国人不人，都非人化了，还怎么可能学习别人的优点。谁见过禽兽豺狼能够学习人类文明的？对人的动作能有所模仿，已经是禽兽豺狼中的优秀分子啦。至于试图通过狼化狼性取胜，更是做梦。豺狼最猖獗，斗得过人类吗？豺狼的猖獗只限于兽群和丛林。2019-4-23

四川米易一母亲带3个孩子跳河，4人均不幸身亡。这个讯息令人悲怒。既怒恶政使民不聊生，也怒恶母让三幼陪葬。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母亲就是可怜可恨者。虽然为人之母，无权自杀其子也。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都不能杀害子女；无论其丈夫怎样罪恶滔天，可恶可恨，都不能杀子泄愤。此女连杀三子，丧心病狂，既让夫家断子绝后，也使自己罪大恶极！地狱正为此辈而设！

从道德层面说，弑父弑母，罪恶最大；从人性层面说，杀害子女，更加可怕，更加丧心病狂。虎毒不食子，这种食子之两脚兽，比虎豹豺狼更恶毒，连延续后代的最基本的生命本能也完全丧尽。另复须知，马邦社会，弑父杀子现象最为丰富，古今中西无可比拟。仅此一点，马学马制无可卸责。2019-4-23

马家社会，唯有儒群，不乏君子。这里的群，包括各种团队、组织、群体和微信群。儒群未必值得参与，名不副实的现象古今皆有故；非儒群则基本不值得参与，无正知正见正人故。反孔反儒崇马崇毛之群不用说了，能避则避。就是一般群，若其中无知无礼、污言秽语之辈多，避之为吉。

马家社会有一种人特别多：闻儒家义理和正义而怒。这种人比一般反孔反儒、崇马崇毛者更可怕，更不可教，就像极端主义分子比极权主义人物更不可教一样。这种人于人于己皆不祥。于己，已自绝了成人成德的希望；于人，往往不择手段，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做得出来。任何地方出现这种人，正人君子当火速切割或远离。2019-4-23余东海

正常社会，善恶分明；反常社会，善恶混淆；极权社会，善恶颠倒。很多人身在恶中不知恶，甚至把罪恶当成功勋和光荣来宣传。日前《南方周末》有文章题为《济南，新的互联网审核之都》，就是对言论审核、信息封锁的野蛮行径进行正面宣传，只是这篇文章很快就全网删除了。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题目，搜索结果都显示404。唯《21世纪经济报道》页面显示：“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该页面已神秘失踪。”这个“无法控制的原因”，就是众多三帮的贡献。

极权主义罪恶无数无量，仅防民之口这一点，就是反人道、反人权、反人民之大恶！从事防民之口的工作，都是助恶作恶。纵然动机不坏，也有相应恶业；若是动机不良，更会自贻伊戚。这种恶业，法律管不着，因果饶不了，天理饶不了！2019-4-23

答：西方文化的缺陷和政治的怯弱暴露无遗。宗教极端和白左“圣母”，一者为所欲为，无所不为，一者大肚能容，无所不容；一者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一者以德报怨，仇将恩报。真可谓天造地设，人间绝配。一个社会出现一些“圣母”不奇怪，普通民众“圣母”不可怕。可怕的是西方三界菁英大量“圣母化”而且占据“政治正确”的高地，这就可笑可耻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主张以直报怨、义刑义战的儒家文化之优秀。西方政治社会问题严重，倍显儒家对于人类世界之不可或缺。2019-4-23

害人都是恶，但于因果和天理，有没有罪，罪业大小，因人而异----因危害、迫害对象而异。例如，迫害无辜，罪恶很大；迫害正人，罪恶更大；迫害邪恶，罪小甚至无罪。除了受到义刑义杀义战等正义惩罚，邪恶之徒更容易在内讧内斗，自相残杀中被害。

任何人物势力，害及圣贤君子，那是罪大恶极，天诛地灭。纵有阴德大功，难赎滔天大罪！即使穷凶极恶、草菅人命的恶棍，在危害圣贤君子的时候，也可能有所不忍或受到种种阻挠。

为圣贤君子护法，是世人最好的积德行善方式，也是邪恶之徒最好的立功赎罪方式。故圣贤君子临危遇难，很多人会主动施以援手，甚至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包括古今极权主义在内的邪恶势力，纵然祸害天下，害人无数，也不易危害君子。圣经言吉人天相，岂虚言哉；东海曰良知是最好的护身符，岂虚言哉。熟悉二十五史，洞明易理天理和因果之理，自然相信圣经和东海所言至真至实。

儒家社会，家庭幸福度普遍较高，因为君子淑女较多，君子遇到淑女、淑女遇到君子的概率较高。有众多的榜样和模范在，世俗夫妇也比较容易相亲相敬。

反儒社会，普遍男盗女娼。极权主义分子，盗也；利益主义追求，娼也。论人格，很多现代男女，甚至不如盗贼娼妓。家庭的幸福，有赖于君子淑女共建。盗贼娼妓结合，必然矛盾重重，无论贫富贵贱，都无幸福可言。

就社会而言，缺乏君子淑女是最大的匮乏。现代男人最大的不幸是淑女罕见，女人最大的不幸是君子罕见。君子与非淑女、淑女与非君子、非君子与非淑女的结合，都很难享有真正的和谐幸福。

就个人而言，缺德是人生最大的残缺。男人最不幸的是无缘成为君子，女人最不幸的是无缘成为淑女。如果说还有更不幸的，那就是习惯于反孔反儒，热衷于攻击君子淑女，赞美盗贼娼妓。

在马邦，多数男女属于拜物教徒，或以物质为第一性者，或把物质以及权力、利益放在第一位，与君子淑女格格不入。这种人，贫贱不堪其忧，富贵不得其乐；失意得意都易忘形。因为人已物化，无论有无恒产，都无恒心。贫贱的时候，穷斯滥矣，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侥幸富贵，更加腐烂滥污无所不为。

马官普遍腐败，主要责任当然在于制度和它们自己，但它们的配偶大多只怕也难逃其责。若非淑女，不可能劝谏和禁止丈夫贪污腐败；妻若不淑，丈夫纵然想清廉为官，也会千难万难。马官所置身其中的政治环境和家庭环境都非常险恶龌龊。若非圣贤君子，焉能洁身自好，焉能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哉。

注意，平等和差等对应着自由和秩序。只讲差等不讲平等，有秩序无自由，是监狱化；只讲平等不讲差等，有自由无秩序，丛林化。所以，五伦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既有平等又有差等，平等和差等各适其用，自由和秩序相反相成。国家和家庭追求平等主义，就会平面化无序化，斗争哲学泛滥。2019-4-24

邪恶到一定程度，必然弱智和弱势，这是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理。若非如此，人类将没有未来。试想，如果邪恶不影响智慧的开发和提升，邪恶势力就有能力有机会研制和掌握高科技，掌握远距离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那将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和人类灭绝的开始。

对“邪恶势力没有能力研制和掌握高科技”这句话，不能绝对化和僵化理解。在正常、正义势力研制和掌握高科技之后，邪恶势力通过模仿、偷窃等等手段，也能够研制和掌握某些高科技，但无论怎么努力追赶，永远落后于世界，永远不可能超越正势力。例如小金朝，虽能制造核武器，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邪不胜正，此之谓也。

魔与道，谁更高，不同学派和人物说法不同。正确的说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象征邪恶势力，道就是道义集团。无道缺德则与邪恶无异，道低德小则容易被邪恶所超越和毁灭。人类要战胜邪恶，就必须道义至上，道德挂帅。道高德大，智慧自开，智勇双全，仁者无敌，岂虚言哉。

知识丰富，见识中肯，明辨是非，谋略高明，知己知人，知几知权，通权达变，都是智慧的表现。然智慧不限于此，还包括经济之才、军事之力、格物利物之能和科技开发能力。一个社会文明度高，意味着道德度、智慧度高，各种能力也必相应地水涨船高。

就个体而言，近百多年来，确实有许多豪杰之士和聪明俊秀之士被神奸巨盗忽悠，问题就在于这些豪杰俊秀之仁义度不足，君子化不够。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如果可陷可罔可被忽悠，告之井有仁而从之，非君子也。纵然豪杰俊秀，只能相对而言。2019-4-24

“如果不能改变环境，那就努力改变自己。”这句话被当做励志语到处流传，其实是无德无志、自暴自弃而迎合社会的鄙俗之语，小人之态。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此之谓也。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无道则隐，保持距离，独善其身。黑云压城吾独立，虽千万人吾独往。环境于我何有哉，社会于我何有哉。

君子有孤往精神，但精神并不孤独，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纵与历代圣贤豪杰相往来，横有正人君子相往来。德不孤，必有邻，我就有不少精神邻居。现时代正人君子不多，但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来了。一花引来百千花，一仁兴起千百仁。

所谓君子不适宜社会，不能改变环境，是暂时性和表层性之见。当君子孤往的时候，人影已经绰绰；当人们在纷纷叹息不可能的时候，环境已经悄悄开始改变，并且终将产生本质性的大变。

反对、排斥、封锁、迫害正人君子的东西，没有未来。古今中外所有邪恶势力，得势得位的时候，仿佛烈火烹油，仿佛兴旺强大不可一世，仿佛永远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但忽然间一阵风起就灰飞烟灭了，一根稻草就将庞大不可一世的骆驼压垮了。背天逆理，天怒人怨，必然防不胜防。防得了灰犀牛防不了黑天鹅，防得了人之谋防不了天之怒，千防万防终有一失，一失便是万劫不复。2019-4-24

有一种好人，专门对恶人好。越是恶人，越能得到它的关心、宽容、理解、支持、维护，乃至爱戴、崇拜、信仰之。从桀纣、盗跖到长毛，历代暴君盗贼，无不翻身得解放，荣登英雄豪杰榜。反过来，对于古来圣贤君子，则上纲上线，苛责无已，甚至无中生有，诋毁无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都遭到疯狂的诬蔑。

这种好人，自古有之，于今为烈；西方有之，此地为烈。称为马邦特色的好人，或许有些狭隘化了，可称为五四特色的好人。这种好人，五四开始就轰轰烈烈地遍布朝野，纵横三界。2019-4-25

对于邪恶人群，首先要惩恶罚罪，设置不容逾越的底线，一旦触犯底线，就要依法严惩，或者展开军事行动，以杀止杀。其次，要开展启蒙教育、文化祛邪的工作，“邪说者不得作”。在这个基础上辅之以物质支援和道德感化，才会收效。否则，不仅感化不动，所谓的帮助支援还会产生反作用，变成养虎助恶。

文化问题文化解决，对于信仰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者，只能、必须从文化入手，以正知正见摧邪显正，才是治本之法。所谓正知正见，包括正确的文化立场和理念集群，又以正确的世界观、人性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和历史观为核心。这唯有儒家文化能够提供。故启蒙祛邪，必须依仗儒家文化。

其它文化体系，即使是佛道和自由主义这些正学，正确性、正义性、普适性皆大大不足，远远不足以启迪愚昧、驱除邪说，更不足以道德感化。试问，古往今来可曾哪个极端主义宗教或哪股宗教极端势力，是因被佛道或西人感化而放下屠刀的？2019-4-25

小人儒却不是小人，而是小儒，小儒也是真儒，只是真而不大，眼界境界胸襟格局有限。例如，能好人不能恶人，能是是不能非非，能贤贤不能贱不肖，能博学不能明辨，能克己不能复礼，能自立自达不能立人达人，有真情不达真理，有内圣修养而无外王追求等等。

元士曰：“分辨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界标就是：政治！不关心政治或没有能力关心政治，无论其学问多好，境界多高，皆可谓之小人儒也！”这个标准未必是唯一的，却是分辨君子儒与小人儒最重要的。2019-4-25

曾有人为自己肯定邪说恶制、赞扬极权模范辩护说，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人微言轻，无伤大雅云（大意）。怎么可以如此狡辩，如此轻浮，如此不负责任，对自己对社会不负责任。

极权模范多是反面人物负能量，所谓英雄，实为帮凶。肯定邪说恶制，赞扬盗贼帮凶，无论真心假意，都有双重恶果。于社会，有利于极权的延续。很多人如此随波逐流虚与委蛇，正是恶邪说制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于自己，是造妄语业。所有虚妄不实的谎言和邪恶不正的邪言，都属于妄语，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言论自由，言论无罪，是法律层面无罪，不能以言治罪，但并不意味着因果层面没有罪孽。“诬文武者，罪及四世。”诬文武就是大妄语。赞桀纣大妄语，性质与诬文武一样严重。佛教以妄语为十恶五戒之一，又以诽谤佛法僧三宝为大妄语，是地狱重罪。子贡警告：言不可以不慎。2019-4-25

中庸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可以这么理解，天即天，命即天之令，性，即人受天之令。故天之令为命，人所受为性。打个比方：天下雨，以盆接之。从天而降的雨即天之命，盆中所接的雨即盆之性。盆中之雨与天上之雨虽是一雨，但规模不同，级别不同。故，理若天上之雨，心若盆，而性若盆中之雨。然雨一旦落入盆中，只有在最初的那一刻是最新鲜的，还与天上之雨一样，故谓人之初性本善。随着时间流逝，它就会杂入异物，浑浊变脏，这个时候的心与性就非本心与本性了，而是有后天的私心和习性了。然又需知雨水它本身是纯洁的，它只被污染了，若能努力净化之，它依然可以干净如初，此谓长葆其赤子之心！”

唯补充一点，宇宙本体与生命本性，即天道和本性，无二无别。就现象而言，规模、级别不同，就本质而言，一切完全相同。有句名言：宇宙大生命，生命小宇宙。此言得矣，然复须知，这里的大小仍是现象。

借用元士的比喻：对于从天而降的雨，我收到的就是全部，每一个人收到的都是全部。天命之性又称为天地之性，原因在此。子贡自憾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两者可以划等号。这就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真义。宇宙万物，“我”全具备。这个“我”就是指本性而言。加一个拙劣的比喻：某祖百子千孙，每一个子孙习性因人而异，然他们的本性则与祖无异。

《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里的“性”一般训为“生”，其实当做本字解也成立。天地之性，万物皆有，唯有人类，得乎其全。《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因为得天独厚，得乎“天地之性”的全部，所以人最高贵，人心最灵。朱熹说，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每个人的太极，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那个太极。

所以，人类生命，现象非常渺小，简直微不足道；本质又非常伟大，伟大到不可形容和思议。人类智慧开发无限量，文明进步不封顶，道德光明无止境。

或问：宇宙只有一个，本体唯一；生命无数无量，本性人皆有之。这个一和多的矛盾怎么解决？答：在形而上层面，一多没有矛盾，一个太极就是无数太极，无数太极就是一个太极。形而上意味着超越一切，超越语言思想和人类意识，非知识所行境界，非意识所行境界。所以只能言尽于此，思尽于此。2019-4-26

祸从口出这个成语，不同人物和学派有不同的理解。市井小人、怯懦文人和政治恶人常用这句话来警示自己或别人，别说真话勿持异议，以免惹祸上身，遭到迫害。这样理解此语，未免狭隘肤浅。

祸从口出，具体原因无数无量，概乎言之有二。其一是说假话说歪理而造妄语业。包括鼓吹邪说、赞美盗贼、诋毁圣贤君子等等。无数知识人就是因此招灾引祸的。

君不见，古今中西邪说发明家、宣传家和邪教教主，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或者没有后福、后续和后嗣。秦法家被秦法族灭者众，商鞅、李斯、赵高等人都有政治罪恶，韩非子却是没有恶行，但它死于非命而且死于老同学之手，纯属祸从口出。

邪派知识分子，常常饱受迫害，甚至死于非命，甚至群体灭绝，根本原因在此。有邪派著作等身，自己得意洋洋，令人为之栗栗危惧。歪理邪说，误导社会、误导读者，害莫大焉，误人多了，终将误己。等身著作那就像不定时炸弹，或近报自身，让自己粉身碎骨；或远报子孙，让后人魂飞魄散。

祸从口出的第二种情况，是说真话说正理而受到迫害。这往往是正义人士，勇敢有余而智慧不足，缺乏见几的眼光和保身的明哲。某些暴君暴民邪教师徒，病入膏肓，癌症晚期，已经完全不能不配真话治疗，就没有必要针对其人真话直说哓哓不休，以免自取其咎。

注意真话和真理之别，真话未必是真理。真理包括道德真理、政治真理和人生真理，具有至高无上的三性。说真理的功德特别大，比比说一般真话和道理大得多，然非君子不能说也。真理的宣传家，纵受一时之害，不难化吉呈祥，而且后福无穷。不像说假话说歪理，纵得一时之利，贻害贻患无穷。

市井小人言多易失，邪恶之徒言必造孽。唯圣贤君子，非法不言，口无择言，言满天下无口过，而且多多益善，言愈多而利益愈大，既利民利国利天下，也利益自己，有利于成德成圣。福德可从行出，亦可从口出。历代圣贤君子无不热衷于传道授业解惑，无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功在天下，德在自己。

易曰：“聒囊，无咎无誉。”孔子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信口言}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之，其犹“聒囊”也。莫出莫入，故曰“无咎无誉”。二厽子问曰：“独无箴于圣{人之言乎？}”[孔子曰]：圣人之言也，德之首也。圣人之有口也，犹地之有川浴（谷）也，财用所繇（或：剸）出也，犹山林陵泽也，衣食{畜牧}所繇生也。圣人壹言，万世用之。唯恐其不言也，有何箴焉？（第九章）

大意是说，《易》说：“聒囊，无咎无誉。”孔子说：此辞约束小人言语谨慎。小人多言多过失，多事多忧患，[信口雌黄]来敷衍，所以不能多言，约束他犹如“括囊”。言不出口，话不入耳，所以说“无咎无誉”。二厽子问：“唯独不需约束圣[人之言语吗？]”孔子说：圣人之言，是道德的先导。圣人的口，犹如大地有山川河谷，财富之用由此而出，好比山林河泽，衣食禽畜由此而生。圣人一句话，万世受用。唯恐圣人不言，那还有什么可约束呢？2019-4-26

二十年来，不少亲友乃至佛道高人，提醒我明哲保身，以免祸从口出。东海闻此皆一笑，有如东风射马耳。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说自己应该说的话，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但自由派时期，多少有些疑惑担心，担心自己说错话，思想自信不足故。

归儒之后，逐渐立定脚跟，终于乾坤定矣，这才真正无惑无忧无惧。以前所言，都是真话，但未必都是正理，其中正确性、正义性不足的思想观点应该不少。此后所言，都是真话，也都是正理真理，字字句句发自良知心。

故越来越自信，相信自己的言论经得起理论批判，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相信以仁本主义六观为核心的东海思想，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为千秋万代不可或缺。在社会层面，或许此生已没有实践机会，但只要是真理，说出来就功不唐捐，就可以代表未来，指导未来正人君子的政治实践。

仁本主义体系集传承性和现代性、原始性和原创性为一，得天道之全，极人道之美，是现未人类最合适最正常的人生道路和社会道路，人不可能可能长期逆之而行，逆行者不可能不危险，翻车是大概率，不翻车是侥幸是时候不到。

所以，我还相信自己的人身安全度高出朝野多数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一时未必亡，但安全度必不高。所有给儒家制造麻烦和危险的东西，危险系数非常高。2019-4-26余东海

不仅弑父弑母者必死，有危害父母的计划和准备者，如果证据确凿，也必须死刑。《公羊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谓，对于君父已起逆心、将有危害行动的臣子，则必诛之。君是君主，亲指双亲。君姑不论，对于父母，有杀害的计划和准备，现代社会，也应该死刑。

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杀害父母的逆子，但能够大量培养这种学生的教育，只有马家教育；能够大量出现这种案件的社会，只有马家社会。马家社会短短七十年，弑父弑母案件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只怕把中西历史弑父杀母的案例加起来，也不如这七十年之多。

罪犯有官有民更有大中小学生。大量学生沦为弑父弑母分子，自古所无，西方罕见，是马帮教育的两大特色之一。另一个特色是，马帮教育的官员，绝大多数非贪则酷，或者既贪又酷。不能不说，这是对国人反对孔孟、信奉马列、支持马制的报应之一。这两大特色足以将马学马制深深地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2019-4-26

張三一言是个顽固的反儒分子，他反的儒其实与儒家文化无关，而是他想当然地臆想出来的儒。他的《為中國皇帝度身定製的儒》一文如此开头：

“儒的存在前提是有皇帝，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是孔子的仁在一黨專政下的具體實踐：毛皇帝對人施仁。沒有皇帝或類皇帝，儒理就成為無理、儒論即是空論。。因為有毛澤東這個皇帝，所以，黨天下成了儒的沃土；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儒理劣毒文化和西方馬列劣毒文化結合產生的怪胎。”

自作多情地给儒家的存在和儒理的成立设置了一个皇帝的前提，将毛氏说成皇帝，把皇帝视为极权专政的象征，又说“毛皇帝對人施仁”，将一党专政和毛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说成“孔子的仁的具體實踐”，将党天下说成“儒的沃土”，将毛思想说成儒马结合的怪胎。不仅昧于儒家，对于毛思毛政马学马制也都看朱成碧。打一个歇后语：張三一言批儒----2019、4、27

不自爱必不能爱人，不自立必不能立人，不亲亲必不能仁民，不仁本国之民必不能仁异国之民。故儒家要求，在家则亲亲，为政则仁民，为人则自爱爱人自立立人。伟强同道说得好：

“如果你不善待自己，必不能够善待他人，所以自阉的宦官王振早晚会坏了大明英宗的。朝廷有点头脑的人物都看得明明白白。如果你不善待家人，必不能够善待他人，所以煮了儿子做肉羹献给桓公的大厨易牙并不真爱齐国的。举国智士都看得明明白白。如果你不善待国民，必不能够善待他人，所以酷虐本邦士庶的史太林是必与世界文明为敌的。天下明智之士都看得明明白白。”

自立自达是立人达人的条件，自爱自尊是爱人尊人的前提，一定的内圣修养是外王追求的基础。这是逻辑的必然，人性和人道的必然。同时，立人达人有助于自立自达更成熟，爱人尊人有助于自爱自尊更中正，外王追求有助于内圣修养不断提升。2019-4-27

人道政为大。关心政治是对人民和人类最大的关爱，是人道主义精神最根本的体现。尤其在政治非正义的情况下，不关心政治，就是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就是不关心人和社会，就是良知衰弱、心力衰竭的表现。孟子所说的四心之中，至少恻隐、羞恶、是非三心已经淡漠，非人化倾向严重。

很多人误以为，不关心政治就可以逃离政治的“关心”，其实未必。不关心政治者，倒是最方便被奴役，最适合被诈力相待。极权主义到了后期，也会看菜吃饭的。不关心政治的人和群，恰是极权分子下饭下酒的好菜。

收拾圣贤君子，容易招致人怨天怒，后患无穷，且遭千秋万代唾骂。而不关心政治者，三心淡漠、有己无人，于人类和人道亦无足轻重，往往亦不被世人关心，收拾起来简单容易，人不怨天不怒，没有后顾之忧。2019-4-27

东海附言：阅罢元士随笔《大儒》，感想如下：根据来源，赞誉可分为两种：一俗一雅。俗誉包括小人庸众及盗贼之誉，雅誉指正人君子之誉。根据性质，赞誉亦可分为两种：一虚一实。虚者，包括虚浮、虚妄、虚伪、空虚。实者，真实，诚实，如理如实，实事求是。虚赞即苟誉，柳絮因风，桃花逐水，无足轻重。实赞与实批一样值得珍重。所以，对于元士之誉，客气和拒绝皆非所宜，谨以此自勉吧。

即使最早的花，不可能只有她。在世界各地，必有相同的花陆续开放。故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有德之士，必有正人君子与之为邻，必有相应赞誉声。但孔子此言极有分寸，不孤而已，有邻而已。一个儒家学者，若在非正义、逆淘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太多太高的赞誉，被物质主义庸众极权主义盗贼大捧大赞，就值得反思和警惕了。如果不能引以为耻，其人作为儒家是否真正，就值得怀疑了。2019-4-27余东海

有人以为我以大儒称东海先生是奉承之言，这实在是“高看”我了，需知从小到大不知有多少人，长辈同辈都有，欲教我此术皆教不会也，以至有长辈忧叹：“这孩子这么傻以后如何能在社会上混？”这一挫折曾经让我好长时间特别沮丧，因为我是认真想学的，但终究没有学会！

我称先生为大儒只是真实想法的自然表达！因为对于大儒我是有自己的标准的，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儒之大者当然更需要为国为民，而且儒学本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本就是政道治理的学问，故儒之大者除了要有为国为民的情怀还需要有宏大高远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理论水平。虽说儒者不是必须要言政，但是，不能言政的儒者无论如何算不得大儒，不管其是因为不屑，不敢还是不能都一样，不管其智慧有多高，心性有多好都不配！

为什么？因为人间最大的事就是政治（注意，我说的是人间最大的事哦，不是人生最大的事哦！）不关心最大的事或没有能力关心最大的事，都不能算一个大学者何况大儒呢！――元士随笔2017.12.26

我多次说，邪恶之徒，无不以害人始，以自害终。其实不确，或者说那只是表象。实质上，邪恶一开始伤害的就是自己。就像练习七伤拳，尚未伤人，先已伤己，袭击和伤害的是自己的良知。邪恶是对良知发起的一场生命内战。

随着对良知伤害的加深，伤害面就会不断扩展：伤及心理，越来越变态；伤及心智，越来越愚痴；伤及精神，越来越抑郁；伤及身体，越来越衰败，或者恶疾缠身。仁者不忧不惑不惧。邪恶之徒相反，多愁多惑多惧多病。盖良知是生命的核心，良知败坏，整个生命体都会问题重重并越来越严重，直到完蛋。

邪恶不仅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破坏自己身心的和谐。邪恶言行形成恶习，会对良知造成巨大的摧残遮蔽。但良知作为人的本性，根深蒂固，死而不亡。恶习越占上风和优势，与良知之战反而会越惨烈，导致其人精神反常，轻则痛苦抑郁，重则分裂疯狂，更重则哗啦啦大厦崩溃！

我说过，自相残杀是邪恶势力无法摆脱的宿命。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一个，邪恶之徒也内斗到死的。恶习深重和精神分裂，就是一个人的内斗。

邪恶具有反噬性。邪恶之徒都是灾星，灾人也灾己。为了维护邪不胜正这条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上天无所不用其极也。既把内斗设置为所有邪恶势力的宿命，又把自戕设置为所有邪恶生命的共性。这都是天理天规，从天性和生命深处，剥夺了邪恶的人物和势力的未来。它们无论怎样兴旺猖獗一时，都没有未来。2019-4-27

或说：“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伊尹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大量经言和圣言都说明，天有意志。有意志自然有人格。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你人为地去人格化，不合经义”云云。

答：有意志自然有人格，这是人的逻辑。以人测天，乌乎可哉。圣经圣言论及天道的时候，使用一些拟人化的词语，不能以此证明天有人格。如果说天有意志，那也不是人的意志，那是一种无意识、无自觉、无思维过程的超越性意志。天能生人而天无人格，不存在人格之天；天涵义理而天非义理，不存在义理之天。此理至真至实亦至深，一味诉诸于思想，未必能想明白。一时不明白，不妨姑置之。将来若明白，无忘告我知。2019-4-28

或谓“教育最需要的不是现代化而是正常化”。说得好极了。岂但教育，政治也是如此。最需要的是正常化，政治现代化必须是正常的现代化。何谓正常？正者，正确、正义、正道、人性之正也。常者，常情、常理、常道、人道之常也。

儒家化也自然现代化。因为儒家有义德和时中原则。义包括正义和时宜，“礼以义起”就是强调礼制合乎时宜的适宜性。时包括时机、时宜和时代。“礼，时为大”就是强调礼制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最好的现代化就是儒家化。

当然，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也有一定的正常性。我曾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称为西方五常道或自由主义五常道，并以西方现代化为次优选择。万不得已，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路即自由主义道路，也值得考虑。广义而言，民国派也属于自由派，台湾走的就是自由之路。2019-4-28

摆在中国面前有四条道路：王道、马路、伊路和自由路。付诸实践的只有三条，自由实践于美西，马路实践于现中国，伊路实践于部分伊斯兰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都不外乎这三条道路。日本的虚君宪政、台湾的三民主义，本质上都属于自由路。自由固然远逊于王道，却非马路伊路所能望尘。

注意，儒家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儒家，都有儒家和自由主义在，性质大不同。儒家自由主义以儒为主，儒化为主，属于儒家政治，儒宪范畴；自由主义儒家以自由主义为主，西化为主，属于自由政治，西化范畴，例如日本和台湾。分而言之，东海对民国派是支持，对民主派是不反对，统而言之，以自由之路为次优选择。2019-4-28

答客：否定人格之天，并非承认义理之天。否定人格之天和义理之天，并非只认自然之天。自然之天只是形而下之器，自然现象而已。如果只认识自然之天，或者将天道等同于头顶苍苍顽空，与唯物论无异也，连佛道都不如，怎配为儒。

天道形而上，可称为道体之天，德性之天，太极之天。那才是宇宙生命的本体。有科学家认为，把意识放到分子、量子态去分析，意识其实也是一种物质。此言没错，只是表达不准确。意识与物质终究有别，但与物质一样同为现象。太极则超越一切现象。不仅超物质超元气，也超意识，超越意志人格，并且超义理，超一切道德原理和自然规则。把太极说为人格之天或义理之天，都是对大象的虚拟。2019-4-28

罗辉指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百多年来，妄想走自由主义，结果走成了极权主义。”五四派分为西化派和北化派，北化派走马列主义道路，非常成功；西化派走自由主义道路，惨败。但要知道，责任不在自由主义而在西化派。

西化派犯了一个极其幼稚而极其严重的文化错误，看朱成碧地把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当成自由主义来追求和启蒙。所以对自由越追越远，对国人越启越蒙。再加上反孔反儒，遂无意中充当了极权主义的帮凶，就像白左圣母充当极端主义的帮凶一样。2020

或问：儒家也讲大复仇，为复君父之仇，可以不择手段。象伍子胥，为复父仇，差点灭了祖国，够极端的。那又为什么要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呢？(大意)

答：儒家与伊教，毫无可比性，任何思想和行为都没有可比性。儒家有一个原则：“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伍子胥为父复仇，或许难免伤害无辜，甚至可能几灭祖国，那都是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任何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也不能保证绝对没有误伤，但这与直接把矛头指向无辜民众是两回事。个人复仇的时候，若有无辜被伤害，其责任要由冤案制造者和司法机关承担。如果政治有道、司法公正，何须血亲复仇哉。2019-4-28

“自由主义只是价值观，既不能安己安人，更不可能安家安国安天下。在西方之所以能上位，只不过是有其宗教垫底。而在儒教宗主国却不同，自由主义要在中华这块土地上坐稳桩，必然要引入西教，如此中华永不复存。这样，列祖列宗、列代圣贤君子在天之灵能答应吗？”

其一、自由主义在西方上位，是人本主义战胜神本主义的结果。盖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只不过，人本主义占上风后，没有赶尽杀绝，只是把神本主义逐出政治领域，但保留其宗教地位，所谓政教分离。

不少西方精英因此分不清人本与神本的本质区别，往往虚尊耶神，甚至假设耶神为价值依据。那是他们个人思想糊涂，不能因此认为，走自由主义道路就必须引入神本主义。

其二、自由主义没有世界观是一大缺陷，但作为政治学，不能否认其价值观一定程度的正确性。虽不能道德安己，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安人。

其三、自由主义于五常道相当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于君子之道不明所以，然而不像极权主义、极端主义那样背道而驰，而是依稀彷佛地体现于伦常日用之中。君子对之虽不认同，也不峻厉反对。一个国家如果实在成不了圣贤君子，做一个日用不知的百姓未尝不可，未尝非次优选择也。2019-4-28

忽有一段话不由自主地蹦出来：“剥夺别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它们只配呆在监狱里；剥夺别人财产的人不配享有财产，它们只配永远做无产阶级；剥夺别人生命的人不配享有生命，它们只配呆在地狱里。”这段话可供未来中华立法参考。

“三不配”都有来历。关于自由，请看布什第二任就职演说：“那些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应该知道，我们仍然抱有林肯总统的信念：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面前，他们也不会长久。”

关于财产，保护私有财产暨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是英美法系现代西方文明的共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说：“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的。”这句话意味着两条定理：“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财产所有权是理性和人格的基础。”

财产所有权是人格的基础。这个定理，对于庶民来说，确实可以成立。无财产的庶民往往是疯狂的、反理性的，不可能有正常人格。孟子有类似说法：“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但黑格尔不知道士君子，不知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关于生命，《荀子·正论》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杀人者死，即剥夺别人生命的人不配享有生命。这是百王之法，天经地义，自古如此。

当然，对别人自由、财产、生命的剥夺，指的是非法、非良法的剥夺。若是依据和符合良性法律的剥夺，必然合情合理，那是政府执法份所当为。2019-4-28

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学，其依据是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政治哲学，即政治层面以人为本。但政治哲学不同于人生哲学和世界观。故自由主义群体的人生哲学因人而异，有利他主义者，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有利己主义者，借民主自由的名义为自己谋福利；也有利己利他统一者。

自由主义群体更有不同的世界观即信仰，或信儒，或信道，或拜佛，或拜各种神，其中拜耶神者即耶教徒最多。因为耶教在西方影响最大。自由主义群体中也有拜物者，即唯物论和无神论者。只不过，由于物质第一性是马学的核心，马学在政治上作为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故自由群体中无神论唯物论者相对较少。

不同信仰者，理所当然地会从各自的信仰中为自由主义寻求价值依据。耶教徒习惯性地将人本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追溯到神本主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理解。实质上此平等非彼平等，两者没有可比性。若非人本主义思潮大起而取代神本主义，耶教有何平等可言？要论平等，儒家强调人人皆有良知，良知人人平等，这与自由主义的平等无疑更为切合，奈何自由派不知此理耳。

总之，自由主义是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和生命信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一概而论，不可将自由主义一概划向耶教范畴。从本质上说，自由主义依托于人本主义，与仁本主义不无接近之处，与神本主义、物本主义皆格格不入。然比较而言，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背道而驰，与神本主义的矛盾则不那么尖锐。若不能博学审问慎思，亦不易明辨其中区别。故不少西方学者含含糊糊恍恍惚惚也就过去了。

至于马邦杂家，更无文化眼光，更难分清不同文化体系的高低优劣之别。马杂们还试图立足物本文化而广泛吸收人本和仁本文明的精华而超越之。你见过禽兽通过偷和抢而超越人类文明的吗？2019-4-28

蔡总统带着执政党走上街头，是台湾政坛一大奇观和笑话，也是政治民粹化的一个硕果。对台湾政治和领导人，我既有所肯定又颇多不以为然。蒋经国、李登辉、马英九都不咋地，遑论蔡英文。

记得多年前在广州与几个朋友闲聊，说及台湾。我说台湾民主政治品质不高，马上被秦晖打断，论断我受了党国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台湾实际情况。我立即住口止语，旁观他们的热烈。这类肤浅浮泛、浮在水面而自以为是的讨论争鸣，除了打发时间和聊博一笑，毫无意义。

民主当然好于极权，但民主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最优和历史的终结。它不但可以精益求精，补苴罅漏，还应该逐步超越，追求礼法并重。此非秦晖辈所能理解也。由于三民主义的不良影响，台湾民主天生具有民粹化倾向，民意一重独大，政府权威不足。此更非秦晖辈所能理解。

对于权威，既要警惕，又不宜一味去权威化。儒家主张权威以德威为基础。我早有微博《官威》言：“官有官威，官威离不开权威，更离不开德威。德威一词出自《尚书》，原义是以德行威。《吕刑》：“德威惟畏。”孔颖达疏：“以德行其威罚，则民畏之而不敢为非。”这里用来指道德的威严。德威加权威，道德与权位结合，德位相称，道权合一，想没有官威、想不受崇敬都不可能。”

东海又有《礼台》言：“民有民的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没有恐惧和匮乏的自由，都不容侵犯。相反，官员有责任保护之。同时，官有官的尊严，包括政治尊严和道德尊严，也不容随意冒犯。官员的尊严来源有二：一是合法合礼的权力，二是公正廉明的官德。官威由权威和德威相辅相成。”

这些道理，非民主派、民国派和国民党所能理解，遑论民进党。闹笑话是必然的。笑话固然好于谎话黑话，然政治常常出现这类笑话，也是台湾的悲哀。

东海早就指出：“蒋介石不能尊崇熊十力钱穆们，却大力抬举胡适辈，德威不足，权威丧尽，败退台湾一隅，也是咎由自取。”我现在特别理解熊十力先生的选择。去台湾，也不过是保自身安全而已，不如主动入地狱更有意义。现国民党，一门心思要抛弃地狱里同胞而独善，比起蒋介石的国民党又差得远。比起国民党，民进党又等而下之矣。2019-4-28

先师有三指。一指称孔子。唐张说《孔子堂杜预赞》：“开我后学，从事先师。”一指前辈老师。《孟子·离娄上》：“是犹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师也。”《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 郑玄注：“《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一指已故的老师。广义而言，所有前辈老师和历代圣贤都可称先师。

先贤，已故的贤才。历代贤人君子和各界有道有德之士，都可称先贤。但不宜以此称中华道统传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等等。圣高于贤。道统传人或为圣王圣人，或为贤之大者，特大贤。称他们先贤，有贬低之嫌。道统传人可称先圣或先王。唐吴兢《贞观政要·论崇儒学》：“以仲尼为先圣，以颜子为先师。”先王，常用来特指圣王。2019-4-29

关于道统谱系，朱熹所订如下：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诸君和皋陶、伊、傅、周、召诸臣传之，然后是孔子、颜子、子思子、孟子、二程。我认为朱熹所定谱系最为妥当，程朱之后，唯王阳明最为杰出，可列入。

先圣：侧重于道德，道统传人。顺序如左：伏羲，神农，黄帝，尧帝，舜帝，皋陶，禹帝，汤王，伊尹，傅说，文王，武王，孔子，颜子，子思子，孟子，二程，王阳明。

先师：侧重于学术，儒学大师。荀子、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王通、韩愈、周敦颐、张载、范仲淹、陆九渊、司马光、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张君劢、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现代儒学大师：蒋庆、吴光。）

贤母：周室三母和四大贤母。周室三母指周朝三大贤母，又称“三太”，即太姜、太任、太姒。太姜，古公亶父(姬亶)之妻、季历(王季)之母、周文王姬昌的祖母。太任，季历正妃，周文王之母。太姒，周文王正妃，周武王之母。在古籍中，“三太”又分别写作：大姜、大任、大姒。事迹详见《列女传·母仪传》。四大贤母指孟母、陶母、欧母、岳母。2019-4-29

或问：如果你生活在毛时代，也敢像现在这样放言无忌乎？答：如果生活在毛时代，敢不敢言姑不论，但我不会发言，不会公开说真话说真理。因为当时朝野已经没有人能听、配听真话真理。毛氏和毛家小朝廷固然不配，广大工农兵学同样不配。我有话只会说给自己或后人听，悄悄藏之名山。

怕不怕死是一回事，可不可死又是一回事。“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在毛时代说真话说真理，无异于直接对群狼弹琴，不仅伤勇，而且伤智。对牛弹琴是多情，最多是自作多情，自古多情空余恨；对狼弹琴，比暴虎冯河更愚蠢，更自轻自贱，自我草菅。那是蠢乘以愚，难免让自己空丢命，把自己白喂狼。

现在虽然还是豺狼当道，鹰犬纵横，猪羊遍地，但也有了人，正常人、正人、君子人越来越多，对东海琴声，愿意听、听得进、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多。豺狼吃鹰犬吃猪羊，依旧很容易；要吃人，代价高了起来；要吃真人，已很不容易。所以，我现在弹琴，豺狼们远距离骚扰罢了。它们更担心被人吃了呢，嘿嘿！2019-4-29

贫穷不可怕，缺德最可怕。贫未必不和谐，穷未必不幸福，缺德必无和谐幸福可言。贫未必困，穷未必困，缺德必困。思想贫困，精神疲困，多愁多病，身体病困，内外交困。缺德的地方罪孽深重，必然灾祸深重，苦难深重。缺德的地方就是地狱。

或说东海把大陆说成地狱，有些过分。（《关于台湾》）答曰：因为有小金朝和某些极端区域在，大陆并非人间最缺德的地方，但也是其中之一。大陆作为极权主义社会，思想和政治皆极端缺德，特权阶级和弱势群体皆普遍缺德，说是地狱并无不当。

说鬼话的人特别多，就是地狱的一大特征。说话写文章，首先自己相信，所表达的思想理想观念观点，自己认为正确无误。这是正常人正常态。但马邦官民相反，说说所写，大多是自己不信的东西。自己都不信的话，岂非鬼话。

鬼话说多了，误人误己。马家社会阴森森黑黢黢，广大官民人不人鬼不鬼，知识群体的误导是重要原因。而老说鬼话的人，浪费生命，恶化命运，人或能饶，鬼不能恕。殷鉴近在眼前。

五四至今，新儒家、反儒派、西化派、北化派等几个知识群体，以北化派命运最为不堪，北化派中又以毛左下场最为悲惨。盖毛左派反孔最为激烈，崇马最为坚定，自欺欺人的鬼话说得特别多。

马邦岂止鬼话多。坑蒙拐骗的人、戾气暴力的人、反儒反常的人、弑父弑母的人、害子女的人都特别多。这些人一边努力制苦造难，一边也亲自受苦受难自我毁灭。好在地狱还有一种人，是救苦救难而来，改造地狱而来，让地狱重新变成人间，再变成人间乐园。他们自己也借此脱胎换骨，成德成圣。这些人虽然身入地狱，其实目空地狱。良知所照，光明无量。2019-4-29

或表态坚决支持儒家宪政，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殊不知，这两个“坚决”存在着潜在矛盾。支持儒家宪政，对自由主义就无法完全反对；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就不利于甚至有害于儒政建设，理由如下：

其一、自由主义的自由、人权价值观，符合王道精神，值得儒宪尊重；其二儒宪与自由宪异中有同，都是宪政。自由宪的精华和精神，都值得儒宪学习；其三、自由主义有两大制度支柱：民主制和私有制。未来儒宪礼制，政治上要吸收民主制的优点，经济制度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本一致。

反对自由主义，意味着思想上反对自由、人权，制度上反对宪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反掉了这些，还有儒家宪政否？完全否定、坚决反对自由主义，搞出来东西还能称为儒家宪政吗？西方现代文明建基于、缔造于自由主义。未来的儒家宪政，当然不可能与现代文明和整个西方为敌。

真正支持儒家宪政，对于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反对，而应予以如理如实的评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行不悖，最终实现超越。去糟取精这个词，常常被北化派和反儒派用于儒家，当然是混扯，但我们用于自由主义，却非常合适。也唯有儒家，才有资格和能力对自由主义去糟取精。

生平一切都好说，无可无不可。唯论道论理的时候，从良知之所欲，以仁道为标准，不肯丝毫苟且。是者是之，绝不苟异任何人，包括敌人；非者非之，绝不苟同任何人，包括友人。东海生平得罪过不少人，主要原因在此。

但在这方面我特别顽固不化，至今百无禁忌并坚持认为，论及道理，真话实说、真理直说是对他人真正的尊重，包括对老师、领导、同事、朋友，都以直言为贵，那是把对方当君子看。唯君子才能听真话，才乐闻真理。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孔子说：“不在事前逆料别人欺诈，不在事前猜测别人不诚信。但若遇人有欺诈不信，也能及早察觉。这不是贤人吗。东海学舌曰：不逆料别人狭隘自闭，不臆测别人不听真话。但若对方狭隘自闭不听真话，也能及时察觉。

很久以来，东海习惯于自说自话，不愿与人面对面对话和交流，就是深知马邦朝野，普遍缺乏自爱自尊，厌闻异见异议，唯喜谄言媚语，甘于自暴自弃。能有资格与我对话而有能力不被得罪者，凤毛麟角也；能感谢我直言不讳的人，梦中偶遇耳，嘿嘿。2019-4-30

对自由主义大腕哈耶克略有了解，就不难掌握自由主义的优点所在，就知道盲目地否定、反对自由主义，不仅会严重偏离王道原则，而且会无意中助纣为虐。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所谓新自由主义，有三点特征：一是特别强调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二是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三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三点相辅相成，可以代表自由主义的正宗。2019-4-30

通过反孔反儒的方式拯救国家危机，就像通过灭祖弑父的方式拯救家庭危机一样荒唐。故五四不是救亡保种，而是自绝性的促亡灭华：先亡民国，后亡天下，几乎灭绝中华文化和文明。

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言用于五四，恰如其分。反孔反儒，就是最严重的道德自侮、文化自毁和根本自伐，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命和生命之根。因此被侮被毁被伐，外寇内贼并起，就是易理的必然。孔子说：“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或谓：“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这是想当然的美化。五四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已经民粹化了，都可以加上主义。爱国主义害国家，进步主义最反动，民主主义反民主，科学主义不科学，这些道理我早已有专文阐说，兹不赘。

总之，反儒导致一切反常，与一切好东西绝缘。王道政治固然绝缘，民主政治和科学进步也是无望。从此西方的好东西百学不会，异国的坏东西一学就会。五四为极权主义清道，成了文革的预演。

儒家死而不亡，一阳来复，并非五四两派手下留情，而是儒家文化生命力坚韧强大无比，万劫不亡。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潜意识的深处乃至人类本性的深处。只要中土还有人在，还有圣经还在，儒家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极而言之，只要人类不灭，良知不灭，儒家就不会亡！这也是一条天理天规吧。201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