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從浪漫主義中文誤譯到羅素《西方的智慧》德譯問題

——讀書札記（二）

—仲維光—

1.

雖然我從九一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西方的智慧》中文本中，得到了有關“羅馬化運動”基本的看法的證實，但是更準確地把握及引用，我還必須要看英文本是如何陳述的。為此，我決定上網買一本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西方的智慧》，同時也準備買一本中文譯本。

我之所以覺得要買一本中文譯本來對比看，更多的是要關注它對羅素思想的理解表述及語言會是如何。幾年前我曾經想寫“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的續篇，“再談當代中國無大師”。設想是想以一些案例來具體地論述：為什麼只是靠看翻譯作品出來的人，絕對成不了“大師”，他一定是個“半吊子”“文青”。對此，我已經用阿隆的自傳的中譯本為素材，找出來一些或由於沒有進入思想史，或由於意識形態禁錮而產生的極為典型的昏話，做了相當數量的筆記，一直放在那裡，還沒有時間最後成文。現在看來，“浪漫主義”的誤譯，以及羅素作品的翻譯可以進一步提供更為典型的案例。當然，也還有此前我沒有想到的情況，即在閱讀德文本《西方的智慧》的時候，突然感到的異況。這讓我預感到，如果三個版本對比，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問題。

現在來談閱讀德文本的異況。

我如此迅速地決定買英文本，除了為了準確理解及引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我看德文版的“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按筆者理解，Romantik應譯為羅馬化運動）”一章的時候，突然覺察到，這本德文本氣味不對。

由於手頭沒有英文本，當時我只能夠具體對照看了那個下載的中文本是如何說的。結果發現，中文本竟然根本沒有德文本的那幾乎半頁、讓我感到味兒不對的內容。這讓我大吃一驚。我立即試圖上網搜尋、下載個英文本，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才毫不遲疑地訂購了英文本。

我在英國書店訂購了九〇年版的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一周後書郵購到，立即三個版本查對，結果發現，九〇年的中文本是按照英文原文翻譯，內容沒有增刪，德文本竟然增加了半頁。可德文本為何有此增加，它的增加是那兒來的呢？這讓我極為不解。

說羅素後來自己有增刪，或者同意了德國版的增刪，這應該說是不可能的，因為九〇年的英文本沒有變化，而羅素早在一九七〇年去世。那麼德文本為何會如此？莫非跟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注：杭州出版社，2001年，仲維光、還學文譯）時遇到的情況一樣，德國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及國內情況“擅自”做了增刪及修改？

這個看法，如我在談對阿倫特的評價時說的那樣，我知道我是“外國人”，不敢輕易出口，但是，我卻對自己的學術感覺也還是有些信心。為此我上網去尋德文版本情況，知道《西方的智慧》第一個德文版本一九七〇年出版，並且就是我擁有的這個本的譯者，Kàroly Földes-Papp，書名那時候就改為《西方思想家》（Denker des Abendlandes，Stuttgart，Verlag Buch und Welt，1970）。所以應該說是同一個版本。於是我上網搜尋有關這本德文本德國人的書評。我相信，和對阿倫特的看法一樣，如果我感覺的問題存在，一定會有德國讀者注意到。

坦率說，現在做學問的條件真的是以前無法比的，我竟然在網上索引到我所希望找到的多位德國讀者的評述。這些評述不僅解答了我的疑問，而且簡直可以說是毀滅性的。

2.

一位德國讀者的對這個德文本評論題目就是，“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的強姦”。他說，這個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德文版及翻譯者所作的一切，讓這本書竟然沒有了任何可取之處。

首先他明確地說以下批评不是對羅素，而是對出版商和翻译。他認為，這本德譯本除了到處可見的表达和语法中的常规错误以及刪節外，有兩點必須要說：

1作为翻译隨便刪節和改寫根本就是一種無恥。

2出版社應該知道，譯者永遠必須要以母語版本為準。譯者如果在這上面犯了罪，那就是不可解脫的了。

另外一位讀者說，這本書本來是一本優秀的入門書，但是卻遭到令人遺憾、極為可怕的翻譯。他說，德文本的翻譯是極為失敗的版本。對海德格的描述完全不是羅素的看法。誰都知道羅素是經驗主義者，他對於大陸哲學有著非常明確的看法。可是看到德文本對海德格的記述，讓他感到極為疑惑，對此，這位讀者說，他可以肯定地說，羅素絕對不會特別因為德文本而修改他自己在英文本中的觀點。這本德文翻譯書，太多的“雖然如何，但是……”，“是否的確如此……”等。因此對於這本書德文版的價值，絕對不能夠有任何高估。他呼籲，有能力的讀者一定要去讀英文原版。

看到這個評論後，我立即按圖索驥地對照看了另外一章關於海德格的英文和德文本。結果發現果然如他所說，英文版羅素只有一小段，總共八行字的介紹，而且這個介紹是批評性的，但是德文版卻是幾乎三頁，并且都是正面的推崇。而這也就讓我立刻明白了，在此書德文版中的“啟蒙和羅馬化運動（Romantik）”那章中的多出的半頁多對德國Romantik的介紹，也是德文版譯者加的。那增加的內容也處處隱藏一種對於德國羅馬化運動的推崇。懂行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和羅素的看法不合拍節。

我還找到幾篇批評性的文字，批評譯者的行文風格完全不是羅素的，調子也不對。總之，這樣的情況，對於崇洋媚外，尤其是那些張口閉口稱讚黑格爾及其門人嚴謹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事實卻的確就是如此。

對此，我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版的時候，曾經第一次領略到。看阿隆的回憶錄德文本的時候更再次領略到它的嚴重性。這一次則可說是毀滅性的了。其實在大陸和臺灣受到吹捧的那幾位德國的漢學家，乃至瑞典的以及美國的那幾位，在德國及西方的學界，甚至在學漢學的學生中都是聲名狼藉。

在這裡我還要加上一筆的是，在我研究極權主義和當代問題的時候，德國在戰後文化及社會文化空氣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特別要對中文界說，如果看不到、並且把握不住它是什麼，那就最好不要來談德國和歐洲的文化思想問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3.

由於對德國Romantik運動的理解問題，以及《西方的智慧》德文本出現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在這裡我將根據我的經驗做更進一步、具體地介紹。

二〇〇〇年，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本（注：The Quotable Einstein，Einstein, 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的時候，第一次遭遇到德國人的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

由於愛因斯坦母語是德語，並且他自己公開承認自己終生沒有學好英文，而且這本英文語錄的很多文字最初是德文，當時也已經有了這本語錄的德文本，因此我是對照了兩種語言翻譯的。在翻譯中我才發現兩種語言陳述的語氣，著眼點，敘述的方法竟然非常不一樣。相較德文，英文本很多問題的陳述常常是過分的直接、簡單，或者說“白”，甚至會刪掉一些東西。這讓我進一步理解到不同語言思想方式的不同。

很多看翻譯作品的“文青”，乃至所謂“作家”經常信誓旦旦地評述原文作者的語言風格，殊不知，此種語言的行文方式根本沒有能力反映出另外一種語言的表達特點，更何況你直接看到的都是“翻譯者”的風格。為此，在我和我太太還學文翻譯《愛因斯坦語錄》的時候，凡是愛因斯坦曾經最初用德文表述的，我們都從英文找到德文，對照了德文，盡力讓它們以接近於德語的表述方式表述出來。而這也使我們明白了，只從英文來理解和翻譯愛因斯坦，那不是愛因斯坦。至多說那是“英文化的愛因斯坦”！當然這個區別對於茶餘飯後的閒談者無所謂，但是對於研究愛因斯坦的專家，那就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了。

然而，德文本《愛因斯坦語錄》（注：Einstein sagt，Einstein，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Verlag： München，Piper Verlag，1997）讓我最吃驚的是，它竟然對英文本的內容做了刪改替換。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則，一是英文本愛因斯坦語錄中談德國和德國人標題下，有一則具體地批評德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問題，然而德文版刪去這段卻換上了兩則吹捧哥德的話。第二，英文本愛因斯坦入籍美國的時間是正確的，但是德文本居然把它改回到以前曾經訛傳的錯誤時間。

那個時侯，我對於這個第二點，德文版竟然用以前的訛傳替代了後來的正確，有相當的把握判斷，因為我已經看過相當多的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同時也親身經歷了解了德國人的傲慢可能發生的錯誤，所以敢於直斷這是學風問題。但是對於“替換”，我卻不敢貿然判定是否是譯者或德國出版社的惡意手腳。而這次我在德文版的《西方的智慧》看到了類似的問題，這讓我確信，這類做法是德國出版界的風氣和傳統。

對此，我在關於阿隆的自傳的德文本中也有所體會。我由於不懂法文，而阿隆談的很多問題及他的思想對我非常有啟發。中文翻譯本，你根本無法把握阿隆原來說的是什麼，所以因此只好收集他的德文本。然而結果卻是讓我體會到德文本不能用，它無法為想要認真研究阿隆的人提供可靠的能夠引用的文本。一本一千零八十二頁的法文本自傳，中文本九百六十一頁頁，德文本卻刪節出版為五百一十一頁，我所要查閱的段落幾乎都沒有，讓人無言。於是我又買了英文本，竟然也是刪節本，五百〇九頁。對此我當時的解答是，這對於我是問題，因為我學術根基太淺。這對德國人不是問題，研究者不會去看譯文，一定會去看法文。可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們不應該如此隨便的增刪，總應該讓譯文的題目、基本的編排、編選和原著者一致。可這幾次經驗告訴我，這不是一定如此的。

在德國和在中國一樣，翻譯書籍——不可靠，至多供參考用。研究就必須讀原始文獻！

4.

這個讀書札記談到此，由於我是中文寫作者，當然最關心的是中文界的問題，所以現在返回，再次具體談談中文界的翻譯書籍問題。

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我寫後記的時候，因為看到德國人的學風及翻譯者的素養，我想“彰顯”一句許良英先生，在後記中說：德國人的翻譯態度讓我看到許先生身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嚴謹。結果他回信對我說，他身上一切好的都是西方的，沒有任何中國的。這不僅讓我瞠目結舌，而且可說是哭笑不得！

我把這個讓我困窘的故事講給了德國的一位經常給《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朋友。他聽了，揶揄我說：我早就跟你說了，他不會理解這些。你可“拍馬屁”呀！

對他的諷刺，我無言以對。因為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的確試圖用“稱讚”來讓我的先生繞開一些批評，悄悄地離開以前意識形態化的路，轉而進入到正常社會的學術道路，並且由此讓人感到，以前他是“誤入”了意識形態化。我的這個良苦用心在我到德國後和他的通信中可以多處看到。

此外，我也必須承認，當時我的思想深度還不夠，眼界仍然缺乏足夠的銳利。我不僅沒看到許先生的做法和德國翻譯界、思想界在這種傾向上的聯繫，而且更沒看到這種傾向的嚴重性。究其思想深度，在二〇〇〇年，我五十歲的時候，我還沒有達到奧威爾（注：《一九八四》著者）的深度！

現在看，許先生的那種理所當然地觀念領先，肆意修改人家東西的作風真可謂貨真價實地繼承的是西方——德國羅馬化運動的這種意識形態領先的傾向。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典型、具體的極權主義社會癌變社會文化思想的戰略性措施的一部分，所以儘管他是我的老師，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而我到二〇〇三年的時候居然對此還是缺乏認識。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奧威爾，因為這就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具體談到的《真理部》在翻譯、語言、語法上，對於歷史、經典著作的徹底“改造”的最真實的案例，最直接的亦步亦趨地展現。

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們在封閉的中國所能夠看到的幾乎所有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中宣部計劃，按照他們的要求，由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翻譯加工，最後再經過黨的嚴格審查出版的。此中不只內容，而且包括語言及行文方式，都被嚴格地審查，並且被變了味。

所以我說，我五十歲的時候，遠沒達到奧威爾的深度。我是在六十歲後，才對奧威爾有了更深的理解。

對於這一事實，許良英先生從來不加掩飾地承認，他接受的是黨意、中宣部的任務，翻譯愛因斯坦是因為愛因斯坦擁護社會主義。而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這種遵循黨意及他自己意見的肆意取捨更是處處可見。此外，除了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及概念來翻譯改寫愛因斯坦外，還有“行文風格及調子”問題。那其實比“英文式的愛因斯坦”走的還遠——完全不是愛因斯坦的風格。因為愛因斯坦不是革命者、煽動家、煽情者，當然更不是意識形態分子，他是一個典型的散漫文人。如果你看愛因斯坦著述的中文譯文，覺不出他的閒散、飄逸，漫不經心，那就不是愛因斯坦！

所以現在，也就是直到一三年前後我才進一步看到，過去我並沒有認識到那些追隨共產黨的上代人的根本特點。具體套用許先生式的話說，不是他所有的優點來自西方，而是幾乎他所有的致命性的問題都是來自西方。我絕非針對個人，針對許先生，而針對的是五四後中國所有那兩代所謂知識精英的問題。

回到羅素和他的《西方的智慧》，同樣羅素的翻譯介紹也是如此，不僅有對內容的理解及尊重，而且有行文風格、語言使用問題。所以馬元德才會在一小段羅素的文字中，徘徊一個月。自然大約也就為此，羅素關於Romantik運動的充滿負面性看法，對這個運動及繼承者海德格們的帶有批評性的描述，以及羅素辛辣而清楚簡單的味道，讓不喜愛他的翻譯者無法徹底清除，德文譯者不得不額外地添加了那麼多的色素和糖精！

在結束這篇札記的時候，我又上網了一次，驚奇地發現，亞馬遜德國網上的這本被他們譯成《西方思想家》的《西方的智慧》一書的供貨平台上，有一個平台，書名後加上了一句，“德文本由Kàroly Földes-Papp翻譯及加工”（Deutsche Übersetzung und Bearbeitung von Kàroly Földes-Papp.）。這讓我想到，很多中文翻譯書的後面其實都應該加上這句，“由某某譯者翻譯及加工”。因為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如此大的華語社會的文化，竟然已經讓胡適以來的二把刀的文青們，如此地褻瀆了一百年了！

說到此，這個Romantik，引出的故事真的是不少了。

2019.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