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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從浪漫主義中文誤譯到羅素《西方的智慧》德譯問題

——讀書札記(二)

 

—仲維光—

 

1.

雖然我從九一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本《西方的智慧》中文本中,得到了有關“羅馬化運動”基本的看法的證實,但是更準確地把握及引用,我還必須要看英文本是如何陳述的。為此,我決定上網買一本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西方的智慧》,同時也準備買一本中文譯本。

我之所以覺得要買一本中文譯本來對比看,更多的是要關注它對羅素思想的理解表述及語言會是如何。幾年前我曾經想寫“當代中國無大師”一文的續篇,“再談當代中國無大師”。設想是想以一些案例來具體地論述:為什麼只是靠看翻譯作品出來的人,絕對成不了“大師”,他一定是個“半吊子”“文青”。對此,我已經用阿隆的自傳的中譯本為素材,找出來一些或由於沒有進入思想史,或由於意識形態禁錮而產生的極為典型的昏話,做了相當數量的筆記,一直放在那裡,還沒有時間最後成文。現在看來,“浪漫主義”的誤譯,以及羅素作品的翻譯可以進一步提供更為典型的案例。當然,也還有此前我沒有想到的情況,即在閱讀德文本《西方的智慧》的時候,突然感到的異況。這讓我預感到,如果三個版本對比,可能會看到更多的問題。

現在來談閱讀德文本的異況。

我如此迅速地決定買英文本,除了為了準確理解及引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在我看德文版的“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按筆者理解,Romantik應譯為羅馬化運動)”一章的時候,突然覺察到,這本德文本氣味不對。

由於手頭沒有英文本,當時我只能夠具體對照看了那個下載的中文本是如何說的。結果發現,中文本竟然根本沒有德文本的那幾乎半頁、讓我感到味兒不對的內容。這讓我大吃一驚。我立即試圖上網搜尋、下載個英文本,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才毫不遲疑地訂購了英文本。

我在英國書店訂購了九〇年版的英文本,《Wisdom of the West》。一周後書郵購到,立即三個版本查對,結果發現,九〇年的中文本是按照英文原文翻譯,內容沒有增刪,德文本竟然增加了半頁。可德文本為何有此增加,它的增加是那兒來的呢?這讓我極為不解。

說羅素後來自己有增刪,或者同意了德國版的增刪,這應該說是不可能的,因為九〇年的英文本沒有變化,而羅素早在一九七〇年去世。那麼德文本為何會如此?莫非跟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注:杭州出版社,2001年,仲維光、還學文譯)時遇到的情況一樣,德國人根據自己的理解及國內情況“擅自”做了增刪及修改?

這個看法,如我在談對阿倫特的評價時說的那樣,我知道我是“外國人”,不敢輕易出口,但是,我卻對自己的學術感覺也還是有些信心。為此我上網去尋德文版本情況,知道《西方的智慧》第一個德文版本一九七〇年出版,並且就是我擁有的這個本的譯者,Kàroly Földes-Papp,書名那時候就改為《西方思想家》(Denker des Abendlandes,Stuttgart,Verlag Buch und Welt,1970)。所以應該說是同一個版本。於是我上網搜尋有關這本德文本德國人的書評。我相信,和對阿倫特的看法一樣,如果我感覺的問題存在,一定會有德國讀者注意到。

坦率說,現在做學問的條件真的是以前無法比的,我竟然在網上索引到我所希望找到的多位德國讀者的評述。這些評述不僅解答了我的疑問,而且簡直可以說是毀滅性的。

 

2.

一位德國讀者的對這個德文本評論題目就是,“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的強姦”。他說,這個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德文版及翻譯者所作的一切,讓這本書竟然沒有了任何可取之處。

首先他明確地說以下批评不是對羅素,而是對出版商和翻译。他認為,這本德譯本除了到處可見的表达和语法中的常规错误以及刪節外,有兩點必須要說:

1作为翻译隨便刪節和改寫根本就是一種無恥。

2出版社應該知道,譯者永遠必須要以母語版本為準。譯者如果在這上面犯了罪,那就是不可解脫的了。

另外一位讀者說,這本書本來是一本優秀的入門書,但是卻遭到令人遺憾、極為可怕的翻譯。他說,德文本的翻譯是極為失敗的版本。對海德格的描述完全不是羅素的看法。誰都知道羅素是經驗主義者,他對於大陸哲學有著非常明確的看法。可是看到德文本對海德格的記述,讓他感到極為疑惑,對此,這位讀者說,他可以肯定地說,羅素絕對不會特別因為德文本而修改他自己在英文本中的觀點。這本德文翻譯書,太多的“雖然如何,但是……”,“是否的確如此……”等。因此對於這本書德文版的價值,絕對不能夠有任何高估。他呼籲,有能力的讀者一定要去讀英文原版。

看到這個評論後,我立即按圖索驥地對照看了另外一章關於海德格的英文和德文本。結果發現果然如他所說,英文版羅素只有一小段,總共八行字的介紹,而且這個介紹是批評性的,但是德文版卻是幾乎三頁,并且都是正面的推崇。而這也就讓我立刻明白了,在此書德文版中的“啟蒙和羅馬化運動(Romantik)”那章中的多出的半頁多對德國Romantik的介紹,也是德文版譯者加的。那增加的內容也處處隱藏一種對於德國羅馬化運動的推崇。懂行的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和羅素的看法不合拍節。

我還找到幾篇批評性的文字,批評譯者的行文風格完全不是羅素的,調子也不對。總之,這樣的情況,對於崇洋媚外,尤其是那些張口閉口稱讚黑格爾及其門人嚴謹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事實卻的確就是如此。

對此,我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版的時候,曾經第一次領略到。看阿隆的回憶錄德文本的時候更再次領略到它的嚴重性。這一次則可說是毀滅性的了。其實在大陸和臺灣受到吹捧的那幾位德國的漢學家,乃至瑞典的以及美國的那幾位,在德國及西方的學界,甚至在學漢學的學生中都是聲名狼藉。

在這裡我還要加上一筆的是,在我研究極權主義和當代問題的時候,德國在戰後文化及社會文化空氣的改變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特別要對中文界說,如果看不到、並且把握不住它是什麼,那就最好不要來談德國和歐洲的文化思想問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3.

由於對德國Romantik運動的理解問題,以及《西方的智慧》德文本出現的問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在這裡我將根據我的經驗做更進一步、具體地介紹。

 

二〇〇〇年,我翻譯《愛因斯坦語錄》英文本(注:The Quotable Einstein,Einstein, 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的時候,第一次遭遇到德國人的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

由於愛因斯坦母語是德語,並且他自己公開承認自己終生沒有學好英文,而且這本英文語錄的很多文字最初是德文,當時也已經有了這本語錄的德文本,因此我是對照了兩種語言翻譯的。在翻譯中我才發現兩種語言陳述的語氣,著眼點,敘述的方法竟然非常不一樣。相較德文,英文本很多問題的陳述常常是過分的直接、簡單,或者說“白”,甚至會刪掉一些東西。這讓我進一步理解到不同語言思想方式的不同。

很多看翻譯作品的“文青”,乃至所謂“作家”經常信誓旦旦地評述原文作者的語言風格,殊不知,此種語言的行文方式根本沒有能力反映出另外一種語言的表達特點,更何況你直接看到的都是“翻譯者”的風格。為此,在我和我太太還學文翻譯《愛因斯坦語錄》的時候,凡是愛因斯坦曾經最初用德文表述的,我們都從英文找到德文,對照了德文,盡力讓它們以接近於德語的表述方式表述出來。而這也使我們明白了,只從英文來理解和翻譯愛因斯坦,那不是愛因斯坦。至多說那是“英文化的愛因斯坦”!當然這個區別對於茶餘飯後的閒談者無所謂,但是對於研究愛因斯坦的專家,那就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了。

然而,德文本《愛因斯坦語錄》(注:Einstein sagt,Einstein,Albert und Alice Calaprice,Verlag: München,Piper Verlag,1997)讓我最吃驚的是,它竟然對英文本的內容做了刪改替換。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則,一是英文本愛因斯坦語錄中談德國和德國人標題下,有一則具體地批評德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問題,然而德文版刪去這段卻換上了兩則吹捧哥德的話。第二,英文本愛因斯坦入籍美國的時間是正確的,但是德文本居然把它改回到以前曾經訛傳的錯誤時間。

那個時侯,我對於這個第二點,德文版竟然用以前的訛傳替代了後來的正確,有相當的把握判斷,因為我已經看過相當多的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同時也親身經歷了解了德國人的傲慢可能發生的錯誤,所以敢於直斷這是學風問題。但是對於“替換”,我卻不敢貿然判定是否是譯者或德國出版社的惡意手腳。而這次我在德文版的《西方的智慧》看到了類似的問題,這讓我確信,這類做法是德國出版界的風氣和傳統。

對此,我在關於阿隆的自傳的德文本中也有所體會。我由於不懂法文,而阿隆談的很多問題及他的思想對我非常有啟發。中文翻譯本,你根本無法把握阿隆原來說的是什麼,所以因此只好收集他的德文本。然而結果卻是讓我體會到德文本不能用,它無法為想要認真研究阿隆的人提供可靠的能夠引用的文本。一本一千零八十二頁的法文本自傳,中文本九百六十一頁頁,德文本卻刪節出版為五百一十一頁,我所要查閱的段落幾乎都沒有,讓人無言。於是我又買了英文本,竟然也是刪節本,五百〇九頁。對此我當時的解答是,這對於我是問題,因為我學術根基太淺。這對德國人不是問題,研究者不會去看譯文,一定會去看法文。可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們不應該如此隨便的增刪,總應該讓譯文的題目、基本的編排、編選和原著者一致。可這幾次經驗告訴我,這不是一定如此的。

在德國和在中國一樣,翻譯書籍——不可靠,至多供參考用。研究就必須讀原始文獻!

 

4.

這個讀書札記談到此,由於我是中文寫作者,當然最關心的是中文界的問題,所以現在返回,再次具體談談中文界的翻譯書籍問題。

當年翻譯《愛因斯坦語錄》我寫後記的時候,因為看到德國人的學風及翻譯者的素養,我想“彰顯”一句許良英先生,在後記中說:德國人的翻譯態度讓我看到許先生身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嚴謹。結果他回信對我說,他身上一切好的都是西方的,沒有任何中國的。這不僅讓我瞠目結舌,而且可說是哭笑不得!

我把這個讓我困窘的故事講給了德國的一位經常給《法兰克福汇报》撰稿的朋友。他聽了,揶揄我說:我早就跟你說了,他不會理解這些。你可“拍馬屁”呀!

對他的諷刺,我無言以對。因為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的確試圖用“稱讚”來讓我的先生繞開一些批評,悄悄地離開以前意識形態化的路,轉而進入到正常社會的學術道路,並且由此讓人感到,以前他是“誤入”了意識形態化。我的這個良苦用心在我到德國後和他的通信中可以多處看到。

此外,我也必須承認,當時我的思想深度還不夠,眼界仍然缺乏足夠的銳利。我不僅沒看到許先生的做法和德國翻譯界、思想界在這種傾向上的聯繫,而且更沒看到這種傾向的嚴重性。究其思想深度,在二〇〇〇年,我五十歲的時候,我還沒有達到奧威爾(注:《一九八四》著者)的深度!

現在看,許先生的那種理所當然地觀念領先,肆意修改人家東西的作風真可謂貨真價實地繼承的是西方——德國羅馬化運動的這種意識形態領先的傾向。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典型、具體的極權主義社會癌變社會文化思想的戰略性措施的一部分,所以儘管他是我的老師,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而我到二〇〇三年的時候居然對此還是缺乏認識。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奧威爾,因為這就是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具體談到的《真理部》在翻譯、語言、語法上,對於歷史、經典著作的徹底“改造”的最真實的案例,最直接的亦步亦趨地展現。

從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們在封閉的中國所能夠看到的幾乎所有的翻譯作品,都是由中宣部計劃,按照他們的要求,由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翻譯加工,最後再經過黨的嚴格審查出版的。此中不只內容,而且包括語言及行文方式,都被嚴格地審查,並且被變了味。

所以我說,我五十歲的時候,遠沒達到奧威爾的深度。我是在六十歲後,才對奧威爾有了更深的理解。

對於這一事實,許良英先生從來不加掩飾地承認,他接受的是黨意、中宣部的任務,翻譯愛因斯坦是因為愛因斯坦擁護社會主義。而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這種遵循黨意及他自己意見的肆意取捨更是處處可見。此外,除了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及概念來翻譯改寫愛因斯坦外,還有“行文風格及調子”問題。那其實比“英文式的愛因斯坦”走的還遠——完全不是愛因斯坦的風格。因為愛因斯坦不是革命者、煽動家、煽情者,當然更不是意識形態分子,他是一個典型的散漫文人。如果你看愛因斯坦著述的中文譯文,覺不出他的閒散、飄逸,漫不經心,那就不是愛因斯坦!

所以現在,也就是直到一三年前後我才進一步看到,過去我並沒有認識到那些追隨共產黨的上代人的根本特點。具體套用許先生式的話說,不是他所有的優點來自西方,而是幾乎他所有的致命性的問題都是來自西方。我絕非針對個人,針對許先生,而針對的是五四後中國所有那兩代所謂知識精英的問題。

回到羅素和他的《西方的智慧》,同樣羅素的翻譯介紹也是如此,不僅有對內容的理解及尊重,而且有行文風格、語言使用問題。所以馬元德才會在一小段羅素的文字中,徘徊一個月。自然大約也就為此,羅素關於Romantik運動的充滿負面性看法,對這個運動及繼承者海德格們的帶有批評性的描述,以及羅素辛辣而清楚簡單的味道,讓不喜愛他的翻譯者無法徹底清除,德文譯者不得不額外地添加了那麼多的色素和糖精!

在結束這篇札記的時候,我又上網了一次,驚奇地發現,亞馬遜德國網上的這本被他們譯成《西方思想家》的《西方的智慧》一書的供貨平台上,有一個平台,書名後加上了一句,“德文本由Kàroly Földes-Papp翻譯及加工”(Deutsche Übersetzung und Bearbeitung von Kàroly Földes-Papp.)。這讓我想到,很多中文翻譯書的後面其實都應該加上這句,“由某某譯者翻譯及加工”。因為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如此大的華語社會的文化,竟然已經讓胡適以來的二把刀的文青們,如此地褻瀆了一百年了!

 

說到此,這個Romantik,引出的故事真的是不少了。

 

201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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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仲維光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1月2日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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