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理性：《知识分子的背叛》阅读琐记

李舸

    最近读了法国作家朱利安·本达的代表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一本。

   它的中心，是论述他的理性的“知性价值”，并谴责世俗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他处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和苏联时代，似乎集权制和世俗的观念已经主宰了世界。这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对他的这本于1927年问世的著作中对理性的态度我是不完全苟同的。

但本达的理性，它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光芒，却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抵达了21世纪的大地，照耀了21世纪的天空。

A、关于“知性的价值”：知性的价值主要有三个：正义、真实和理性。但是，这三个价值具有三个特性：静止的、超越的和理性的……它超越时间的、空间的状况的多样性的、超越了现实中发生的其他附带而来的状况的、被看做类似其自身的事物……知性的价值也就是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实和抽象的理性。

   如果再高明的理论或者真理都是“静止的、超越的和理性的”和“抽象的”，那么，它不过是一纸空文或者恰如古希腊哲人说的影子的影子，于现实又何干？

   理论或者说真理，之所以是理论或者真理，就是它是人类历史、山河大地的精神之花。它来自泥土，必归于泥土——作者也是困惑的矛盾的，他反对介入世俗的实际的现实的事物，但他自己在后期的徘徊中也曾经参与了1931年185位知识分子在《为了欧洲及法德互谅而反对过分民族主义的宣言》上的签名活动、1934年在《大众报》刊出的号召警惕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宣言《呼吁斗争》上的签名活动和1937年反法西斯的签名活动。

   我的理解是：面对世俗知识分子对当时盛行的集权、暴力、杀戮的迷惑和赞颂、皈依即知识分子的背叛的潮流中，本达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了与世俗的距离和抗争，而颂扬理性的、超越现实、时间和世俗的知性，坚持普世价值——从这一角度，我支持本达，理解本达。

B、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承认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价值体系的顶点的话，那么，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是背叛了这种职责……”

   本达指出这种背叛的三种形态：1、“铁板一块”：“国家被看做不可分割的东西（集权主义的国家）来加以颂扬”。举例：“这二十年间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声发出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颂扬的‘公意’是个人意志的总和……遭到集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使徒黑格尔激烈攻击”；2、由此演变为对家族的颂扬，“祖国、家族、劳动”合而为一：“纳粹主义强调孩子不是家庭的，是属于国家的”；3、从而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工人的传统，即在习惯的统治中使他们服从，他们的自由与理性被不择手段地破坏掉”。集权者利用神权宣言，替代了人权宣言——一切都在神圣的旗帜下进行。

   从物质的，到精神的，高度的绝对的统一，这是集权形态的特征。个体的利益，已经不复存在；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集权者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和全体国民的意志。

   在本达看来，知识分子的职责或者使命，是把自由、正义和理性视作“价值体系的顶点”，是追求那种普遍的、纯洁的、广义的“传教士”的价值体现，而不是做流行的、世俗的和集权的附庸祭司。

   对照本达的论述，看看咱们神州大地上的当代现实世界，是何其相似乃尔！

   背叛，还在某些角落甚至是普遍疯狂地进行着。

   但追求，也必然继续，应该继续，实际上也仍在顽强继续。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脊梁，是现实的批判者，不是集权者的奴仆和唱诗班！

C、关于“声音”：现在，他们一派以未曾有过的激烈程度开展着在秩序名义下的运动……孟德斯鸠说“在某些国家加如不能听到任何斗争的声音，那么，就能够确信那里没有自由……自由的政府，就是一直在动摇的政府”……相反，“秩序”井然的国家正因为除了一小撮阶级外，是不给于个人权利的。在那里只有发出命令的人和服从命令的人……不具有任何正义……《我的奋斗》的作者，那位独裁者如是说：“不应该再给年轻人的头脑增加过重的负担”……秩序的观念是和暴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人类应该是站在正义、自由、科学、艺术、慈悲、和平之像的面前，绝不站在秩序之像的前面……

   “不应该再给年轻人的头脑增加过重的负担”——多么仁慈的声音！

   然而，孟德斯鸠说的，却是一个普遍的真实。

   奇怪的是，将近百年后，面对这个真实，在遥远的东方，人们仍然选择了沉默，或者说，有人仍然喜欢并维系着没有声音的世界。

   “秩序的观念是和暴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吗？是的，后者是前者的唯一的也是强有力的保障。丧失了后者，不但就丧失了前者，还将丧失他的一切。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话：“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坏人的嚣张，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因，而好人的沉默甚至背叛，却拓展了悲剧的深度和广度，相当于自掘坟墓，从而使悲剧得以延续并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的辉煌。

   没有声音的世界，是死亡世界！

D、关于“祖国”：在法国……他们专心于背叛却完全是以另一种理由进行着。

什么理由呢？那就是“知识分子当时拼命地继续着他们的背叛，特别是为了国家”。（1946年再版前言）

   在集权体制下，现代最具诱惑力和号召力的，仍然是“祖国”和“民族”，只要一打出这些旗帜，人们就会热血沸腾，又起码在口头上是慷慨激昂的。

   对于国家和民族，人们都有一种历史的血缘的自然的感情，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一方面，集权者往往以此为号令的旗帜，把他们自己和祖国或者民族完全等同起来，从而掩盖了其实际上祸害祖国和民族的目的；另一方面，衡量事物，祖国、民族不是最高准则，还有高于祖国民族的准则在。那就是正义、真理。

   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约里奥·居里)因为，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的爱。”“（恰达耶夫《疯人的辩护》）

   真理和正义，就如阳光和空气一样，弥漫全球，滋养着人类。

   过去，说某某人生活作风有问题，那就在品德上判了你的死刑；现在，如果说你是卖国贼、叛徒，那就在政治上判了你的死刑。

   在我们这里，祖国似乎就是一切，正如本达所在的时代的法国，谁反对希特勒就是反对法国，就是卖国贼——这不仅仅是一种法制手段，也是一种教育理论，还是一种审判法则。奇怪的是，这种儿童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里是天经地义的主旋律！

   孙中山曾被迫流亡海外……

   马克思曾被“祖国”逐出德国……

   索尔仁尼琴被祖国驱逐到异邦……

   到底是谁在卖国？到底谁最爱祖国？

   靠杀戮靠禁锢灭绝人性的人是爱国者吗？蹂躏屠戮自己的百姓的人是爱国者吗？

祖国，民族和人民，不过是专制集权者手中的一把利剑！

E、关于“凝聚力”:人们对民族、阶级、国家这三种范畴中的一种几种充满了热情，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对这三者完全不关心的或者持冷漠态度的人，整个欧洲几乎一个也找不到……这政治热情还获得了凝聚力……个人的感觉被舍弃，全体成员的热情逐渐蜕变成了单纯的清一色……社会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前，其大多数的信奉者即使有强烈的热情，但是那也是一种茫茫然的状态的热情。但是在今天他们的意志都瞄准了对象，规定了应该打击的敌人（垄断的托拉斯企业），规定了为了取得成功的应该实施的运动……政治的热情成了普遍的、有凝聚力的、等质的、恒久的、优先的……

   “一个世纪”前后，正是新的集权逐渐强化和行成的过程，从公社墙，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从巴黎公社，到苏维埃；从欧洲，到亚洲；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凝聚力，是随着暴力的加强而加强的。

   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凝聚力往往与祖国、阶级、民族和所谓的“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并以此为号召的旗帜。他们赋予“爱国”以至高至广的和历史的意义，使这种凝聚力具有了“宗教崇拜的性质”——在德国，在意大利，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世界看到了这种凝聚力的疯狂、邪恶和残忍——这在东方的某个大国，这种凝聚力的造就和凝聚手段目前正使用到极致，虽然从整个地球来看，此种精神运动已经式微，甚至已经被世界所抛弃，但这里仍然有人在大肆渲染，要人们唱红读红讲红编制红段子红短信的所谓“正能量”，以期召回失去的亡灵，重振昔日的风采。

   不言而喻，他们在痴人做“梦”！

   真正具有恒久的凝聚力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不是倒行逆施的暴力妄想。

      从这种凝聚力在地球上的式微，可以看出人类的正确选择。

F、关于宗教：教会的人士特别显著……狂热地支撑起国家感情，甚至还支持祖国的行为是不容臧否的观点……德国的神职人员们对祖国的残虐战争行为未曾推出过一声抗议……

   我一直以为，宗教，是人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的精神殿堂，虽然寄托了人类的期望和理念，但遗憾的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现实世界的局限性，因而同样具有杀戮、阴谋、罪恶……

   耶稣的被出卖、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红衣主教有了私生子、路德与加尔文的变革、巴托罗缪之夜的血腥、清教徒的流亡……

   这是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一起背叛的生理基因。

   宗教，希望是圣地，但在集权国家，现实世界逼迫它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噤声，要么屈从。

   因为，“过去佛”遇到了“现在佛”！

   何况，宗教有一个致命软肋——就是它的含忍，就是它的不反抗，就是它的等待——“安贫乐道的人是有富的，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手无寸铁的清教徒，现在遇到了挥舞板斧的红衣主教！

   当然，人们相信：只能消灭肉体，不能杀害灵魂……

   中世纪宗教，已经消失。现代挥舞板斧的宗教也必将最终消寿终正寝！

G、本达的“总结”：谁将取得胜利？人类是国家的？还是精神的……

   本达的结论是“悲观的预测”：“人类成了国家的人类，世俗的人们胜利了”。国家的、阶级的胜利正如在俄国，在德国，被“全世界颂扬着”。在那里，“把上帝作为敌人……人类被统一成为一个大军队、一个大工厂，人们除了英雄主义、规律、发明等事物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无论哪种自由而且无私的活动都要遭到非难，把善放置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工作都被停止下来，除了自身的意志之外已经没有上帝的存在了……达到了自觉追求这种权力和荣誉的地步。然而，这样的话，历史一想到苏格拉底和基督为了人类献身就要发出微笑” 。

   但本达绝没有完全绝望，他相信：“希望成为超阶级、超越国家来支配事物的人类意志也是存在的……我还想再说一遍的是：人类的帝国主义正是现代意识的大祭司。尼采、雷烈尔、柏格森等人所颂扬的地上统治者是人，不是国家与阶级。”

   本达的结论，是必然的。如果我生当其时，可能比他还要悲观。或者说，我恰恰与他相反——因为，在他的身后，在那个癫狂的年代，我正是一个虔诚的“国家主义”信徒。

然而，历史很会开玩笑：人们终于发现——世界上有比圣殿更伟大的家园！

结论：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我们要说先“救救知识分子”!谁来救？没有神仙和皇帝，只有两个字：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