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化運動——文藝復興後的基督教世俗化反彈（中）

——兼談Romantik譯成“浪漫主義”的致命錯誤

—仲維光—

（極權主義研究中的政治宗教、世俗宗教問題系列之二）

四．Romantik究竟意味著什麼？

1.Romantik描述的是對抗啟蒙的文化運動

要了解Romantik究竟應該翻譯成中文什麼，就必須要了解Romantik究竟指的是什麼，描述的是什麼。關於Romantik運動，在中文文獻上有如下幾個介紹：

1.一些学者将浪漫主义视为是一直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

2.一些人认为它是现代性文化的开端；

3.一些人则将它视为是传统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反扑；

4.也有一些人将它视为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直接影响。

對此，如前所述，可以首先肯定的是，Romantik描述的是一個“特定”、“具體”的“文化運動”，特定具體的歷史時期。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不能夠定義“現代性”是什麼的時候，那麼前兩種說法就等於什麼也沒有說，甚至帶來自相矛盾。因為第三種說法直接反駁了前兩種看法。所以 “持续到现代的文化运动”和“现代性文化的开端”都是一些什麼都沒說，或者是說什麼都可以的空話。

關於一個時代或時期的術語的定義必須具體且明確。

為此，在關於Romantik運動的認識及研究中，毫無疑義的是，它指的是十八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歐洲的文化運動，並且Romantik一詞專門指的是德國的文化運動。而這就讓我們明確：了解Romantik究竟指的是什麼，必須了解認識德國的這個運動有哪些特征、哪些內容。

研究這一段文化歷史的德國政治學者米夏爾·萊伊（Michael Ley）在他為德國大學著述的有關反猶在德國的歷史的教學參考書（注8）中認為：Romantik運動是作為“反現代的烏托邦”運動而出現的。他說，在拒絕現代化的過程中，德國的Romantik轉向的不僅是基督教的中世紀，而且特別向更遠的上古。他們的興趣不是在阿波羅時代，而是發現非奧林匹斯的，更狂熱的、酒神的遠古。尤其是遠古的神話喚醒了Romantik運動參與者們的好奇心。他們用遠古的狂歡的英雄和瘋狂的女祭司來代替古典的和諧的圖景。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在他的著述“遠古年代”（Die Weltalter）描述了他對於非理性的狂熱迷戀。“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甚至每個人都習慣於這個詞，沒有瘋狂的因素就不會有任何偉大。”（注9）

萊伊，以及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談到的現代，指的是中世紀以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及其帶來的結果及現象。這也就是說，Romantik運動是一種反文藝復興以來的啟蒙運動及其結果的運動。

為此，我們現在就來圍繞這個描述來觀察認識這個歷史文化現象。

2.Romantik運動產生的社會及文化根源

2.1．Romantik運動的歷史由來：

在始於中世紀後的文藝復興中，歐洲人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在對於世俗的基督教教會權力的質疑及由此產生的宗教動亂中，古希臘及緊接於其後的“古”羅馬文化的價值被重新發現。通過對古希臘及其直接繼承者們的古典作品的研究，人與上帝、自然界和藝術之間重新建立了新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們產生了強烈地新的追求衝動——要徹底擺脫一切束縛，特別是教會的束縛，自由地求知，以人為本，為人服務。這一運動不僅為歐洲社會帶來近代科學的發生及發展，物質發展，而且更進一步刺激、促進了社會及思想的變化發展，激發出緊接於後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

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開始全面地對以前的宗教、國家、社會和經濟的一切觀點進行批判性地考察，並且要求把已經得到的思想進一步變成國家政治和社會政治的現實。這導致了法國大革命，以及歐洲社會此前存在的政治制度以及社會結構的形式的變化。

但是，當啟蒙運動及其帶來的政教分離的社會變化席捲西歐各國的時候，在德國地區卻依然停留在過去小的王國林立、暴君當道的時期。為此，位於中歐的德國，雖然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尤其是知識分子，但是政治和社會的現實卻是因循的、守舊的，依然徹底地被基督教所籠罩著。十八世紀的德國地區的社會被歐洲其它地區的思想家和藝術家稱作是：一個並不鼓勵和幫助產生激情和天才國民的國度。然而，這一保守性對於任何新的事物及其帶來的變化卻是敏感的。它以其固有的文化思想產生了對於代表新的追求的啟蒙主義思想及其變化的反動。

2.2．導致德國Romantik運動的兩個原因：

從十八世紀開始產生的Romantik運動，被歐洲思想界幾乎可說一致認為是對於啟蒙運動及其帶來的、被我們翻譯成古典主義文化形式的對抗及反動的產物。為此，它被德國當代最具影響的關於Romantik運動的著述的作者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1945—），在其書名中就冠之以“不光彩的事件”。（注10）

關於這本重要的著述，在學術及出版領域中沒有比這更過分，更醜陋的事情了。這本書的中文版居然書名被翻譯成《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大約譯者也感到太過分了，為此在自己的書評中加注說，“直譯為《‘浪漫主義’——一個德國事件》”。但是凡是稍微懂得一點德文的人都會明白，Affäre一詞絕對不是中性的，而薩弗蘭斯基所以用這個單詞，就是為了強調他以及學界對於Romantik運動現在的看法。讀完本文後，讀者會看到，這本書較為準確的譯名應該是《羅馬化運動——德國不光彩的運動》。

促使Romantik運動在德國發生的主要因素有兩個：第一是政教分離后，宗教退出，社會的迅速世俗化。這個世俗化不僅帶來王權的擴張及爭鬥，而且也帶來各世俗團體勢力迅速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由與民主觀念的覺悟，解放的衝動和不同形式的專制的對抗及衝突。這個衝突及社會動蕩，讓那些曾經習慣於在等級社會中，千篇一律的宗教生活中生活的貴族、知識精英及民眾感到惶恐。

第二，十八世紀下半葉圍繞法國大革命在歐洲產生的震蕩，以及拿破崙在法國取得統治和迅速地在歐洲的擴張，更加之他對德國地區的直接征服，這一切極具地增加了德國地區的這種惶恐與危機感。對此，在八十年代末期德國出版的、具有相當廣泛影響的有關這一時期德國思想狀況的書，《德國的末日天啟》（注11）一書中，社會學家房棟（Klaus Vondung）認為，由於拿破崙的統治及其征服妄想而大大地激發、影響和推動了Romantik運動的發展。法國皇帝拿破崙的威脅被很多人認為，啟蒙以來的變化已經對基督教產生了根本性的威脅，拿破崙的擴張征服的本質是反基督教的。因此它大大加劇了德國的恐懼並且非常具體地激發、喚醒了基督教文化思想中固有的“末日感”。

對於拿破崙擴張及征服的影響，在Romantik運動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德國觀念論哲學家費希特認為，在普鲁士，Romantik運動的发展被视为是一种对抗拿破仑的文化运动。

對此，在本文中下一部分談到的，德语中的Volkstum（民族）一词也是在这一時期，作為對拿破仑侵略的对抗的象征而出現的。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Romantik運動的發生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帶來的政教分離，和法國大革命在歐洲產生的社會動蕩及變化有密切的關係，它是一種對於啟蒙及其帶來的近代化、現代化的直接的反彈，而這個反彈是建立在固有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基礎上的。

3.宗教思想基礎上的Romantik運動

3.1．Romantik的宗教基礎：

A.過去二百年來Romantik運動留下的經驗歷史的軌跡，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它是產生於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一種運動。因此它和宗教的聯繫是它最根本的特征。沒有基督教，就沒有Romantik運動，也不會有其後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各類Romantik式的運動及思想潮流的繼續。

Romantik運動的這個基礎及根源，在不同思想傾向的西方學者的著述中都有相同的明確的揭示。對此，專門研究那一段文化思想史的薩弗蘭斯基在《Romantik，德國人不光彩的事》一書的序言中明確地談了他的看法：

在Romantik的各種表述中，人們會注意到，在Romantik運動的深層中包含著的根本的和宗教的聯繫。它屬於過去二百年來一直沒有中斷消失存在的尋求運動。這個運動就是以固有的思想傳統對抗那個使人不再受教會約束，從宗教中清醒過來的、文藝復興后在歐洲出現的現實世界。為此，Romantik，是在本來就一直存在的很多繼續的宗教因素之外，又新出現的一種和美學手段相聯繫的“宗教性”的繼續。這使得它史無前例地提升了想象力的地位。於是，這種宗教性使得Romantik戰勝了現實的一些原則。對於Romantik運動的參與者來說，由於歐洲是在政教分離後的現實中，在政治中迷失的，因此現在好的是詩歌，壞的是當時存在的政治。從這裡出發，Romantik運動的參與者，就進一步開始以各種romantisch，羅馬化的手段，以文學、思想及藝術方式來面對他們認為現實存在所帶來的問題。（注12）

B.基督教末世天啟思想影響下的Romantik運動

和Romantik運動聯繫最緊密的，也可以說正是這種思想促發了Romantik運動的，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最根本的“末世”思想、天啟觀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使命感、天國、盛世、選民、犧牲性的祭祀等。

談到Romantik運動的著述都一定會談到約翰啟示錄，因為費希特等人的思想都是由此出發並且圍繞於它展開的。在約翰啟示錄中所有的基督教的思想，末日危機、急劇的社會變化帶來完美社會，在十八世紀末期後的德國得到充分的展開，從神學影響到歷史哲學，從世界末日說到千年盛世說。

這一切對於產生於此，並且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來說，是一個根本不可能消除和打斷的傳統思想。即使是中世紀後發生了文藝復興，然後經過啟蒙運動，政教分離、以及近代科學的發生、發展到達十八世紀，已經經歷了極為巨大的變化，但是這個“末日”及“千禧年”的思想傳統，對於虔誠的神學家乃至社會的一般民眾來說都從來沒有改變過。它始終是歐洲社會的基督教信仰中最深層的、有力的暗流。這個暗流有時候表面化，例如在中世紀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時期，它和權力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確定的帝國啟示；亦或更為經常地、直接間接地造成社會及政治動亂，如中世紀晚期的異端運動。

末世、天啟、救贖、天國這一產生基督教的思想基礎，也可說是前提，在文藝復興後逐漸被推向深層，但也只是變成暗流而已。它始終和歐洲社會血肉相連地存在在一起。一經動亂，一有可能就會再次湧向表面、掀起波瀾。十八世紀末期的Romantik運動正是這樣的一個案例，它不過是這一固有的宗教思想又一次湧向表面，並且開闢了一個所謂“新”的方向，再次成為歐洲社會的主流。

仔細研究這個運動及那些代表性的人物的思想及著述，從固有的文化宗教思想傳統的意義上看，他們幾乎可以說毫無新意。基督教對於歷史的玄想性的思想結構，很多救贖觀的象征性的符號，甚至術語都沒有改變。

但是，在新的、經歷了啟蒙運動的世俗化、政教分離的變化後的新的環境中，他們卻也產生了相應的一些變更。他們借用了很多新的世俗的觀念思想，不再以護教、宗教改革為自己的訴求和旗幟，從而在十八世紀末期后，在精神、社會及政治運動中產生了一個所謂的新的方向，即普遍的對於新的知識的高度肯定。藉助於此，他們試圖讓自己影響支配社會公眾的看法，讓過去的末世、天啟、救贖及天國等思想重新帶有新的光環及特點，從而相應地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產生了持續地影響。這類末世天啟思想，不僅瀰漫在文學藝術中，也進入了如何看待歷史的觀念結構中，並且發展出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反過來這種歷史哲學又影響了社會及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以及其後的社會主義運動。

基督教關於世界正在面臨末日的斷言，基督將復活，世界進入前年帝國的看法，不僅沒有伴隨文藝復興與啟蒙而消失不再存在，相反，這些想法經歷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甚至直到今天都活生生地在歐洲存在著。我們或者更為明確地說，Romantik運動繼承的這一傳統，延續到今天。這也是在歐洲知識界已經作為常識來認定的：

二十世紀的海德格、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以及共產黨、法西斯、納粹的崛起，六八學運、今天的右翼，美國的川普現象，都是十八世紀末期後發生的Romantik運動，羅馬化運動在其後的繼續，在今天的表現。

對此，在文化思想的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歐洲社會、西方社會也沒有發展出任何在這一系列思想之外，產生及展開新的知識的和社會的動力基礎。這個沉沒在社會深處的基督教的暗流，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儘管時下我們只是在最保守的教派及獨立於國家的那些自由教會中，以及各國的右翼團體及思想的存在中，可以更多地、較為明確地看到。

綜上所述，在歐洲儘管表面看來看來似乎形形色色的歷史哲學影響到了社會及政治運動，但是仔細觀察，人們就會發現，在最近二百年來歐洲現代化的思想及運動中，無論它們顯示了如何新，人們總能夠發現它們和基本的基督教固有的神學思想的類似性及親緣關係，這尤其是在Romantik運動中。這個運動可以說不僅基礎是這個宗教基礎，而且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圍繞著末日、啟示、使命、選民，以及盛世到來等展開的。它至多不過是，末日、救贖、啟示、盛世在不同的解讀中有不同的所謂新的對應載體。

3.2．Romantik運動中的宗教與神話：

作為啟蒙運動的反彈及對抗的Romantik運動，一些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也将Romantik運動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启蒙时代的反思，應該說也是可以的。因為Romantik運動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針對於啟蒙運動產生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理性所帶來的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判斷能力，但是浪漫主义强调直觉、想像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後來的研究者批评他門已經到達了“非理性主义”的程度。因為Romantik的參與者們譴責，啟蒙推崇的理性主義讓世界失去了魅力。

和啟蒙運動的基本的樂觀主義情緒不同，Romantik運動的情緒是悲觀的，並且反轉過來，企圖倒退，也就是很多人通常所說的“反動”的。

伴隨現代化出現的對於進步的相信，從十八世紀末期後開始受到譴責和質疑，被貶斥為災難性和毀滅性的，在這個意義上，Romantik運動不僅是反啟蒙，而且可以說是反現代——反對文藝復興後的現代世界。

在這樣兩種傾向下——反啟蒙和反現代，德國Romantik運動在對於現代的拒絕中，把自己的宗教性的尋求不僅轉向基督教的中世紀，而且進一步轉向更遠的遠古。他們的興趣不只是在阿波羅時代，而且發現了遠古的非奧林匹亞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遠古的神話喚起了Romantik運動參與者們的“宗教”好奇心。他們用遠古狂歡的英雄和瘋狂的女祭司來代替文藝復興推崇的希臘式的、古典和諧的圖景。謝林在他的著述“遠古年代”（Die Weltalter）描述了他對於非理性的狂熱迷戀。他說，“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甚至每個人都習慣於這個詞，沒有瘋狂的因素就不會有任何偉大。”（注13）他們力圖用迷亂的狂熱來抵抗理性和分析，用神秘來重新確立宗教。

在這一企圖超越啟蒙及其帶來的理性及分析的追求中，在Romantik參與者們眼中的世界圖景是諾斯替派式的——靈知性的、末世啟示式的。他們在精神上的更新，是所謂正在來臨的千年帝國的第三個千年。他們要對抗古希臘的復興，為此他們之中的很多參與者把基督教的末世啟示和古希臘之前的遠古的神話中的宗教性聯繫起來，特別注意到狄俄尼索斯和基督之間的親緣性。作為酒神的狄俄尼索斯，他是陶醉和詩歌之神，為此，他必定已經和希臘式的啟蒙相悖。對此，當時著名的神話研究專家克洛伊策（Georg 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甚至把他等同了基督。荷爾德林和謝林也同樣是這種觀點。荷爾德林稱狄俄尼索斯是將臨之神，正在到來的神。對於謝林來說，狄俄尼索斯則是將要到來的神的前面那個神。對於他們兩個人來說，此中所包含的哲學意義就是，狄俄尼索斯宣示了新的神的到來。

3.3．Romantik運動中的“宗教世俗變異”：

末日天啟說構成了Romantik運動的主要主題，它不僅構成了這一運動的文學及藝術尋求，而且影響到歷史及哲學領域。對於當時的歷史感到是一個末日啟示，在那時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的想法。對此，它在多位最主要的德國Romantik運動的奠基人及推動者那裡都有明確的論述，例如阿恩特（A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克萊斯特（Bernd Heinrich Wilhelm von Kleist，1777—1811）、阿爾敏（Achim von Armin，1781-1831）、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等。

然而，這一對歷史的末日啟示的解釋雖然不是一種新思想，只不過是固有的基督教思想在新的形勢及情況下的一種新的內容的解釋，但是在當時很多詩人及作家卻都把它們賦予了新的、具體的意義，它們把拿破崙看作撒旦，稱他是象征末日的動物。在很多人的心裡，拿破崙在屬性上是反基督教的人，他是一種象征末日啟示的重要的模式和象征。

與此同時，缺乏創造性的Romantik運動中的作家、思想家們當然也會相應地、廉價地尋找其他的基督教思想中的替代物。例如，被稱為德國民族主義和統一運動奠基人的阿恩特，他曾經明確地闡明新的取向。他認為，按照傳統的信仰來看，那些在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生活中要讓宗教退出的，要替代上帝和耶穌的，打上的都是反耶穌的印記。對此，他以及當時的那些知識人不斷地提出新的說法，例如“無限的本質”、“命運註定”、“天命開啟”等來替代天啟及宗教的使命感。但是最常用的卻是“精神”，諸如“被歷史感召的判斷精神”、“被時代驅使的偉大靈魂”、“精神的偉大實現”等。

這個“精神”概念，本來在十八世紀以前是用來指上帝精神以及神聖之靈魂，但是在那個時期，在Romantik的末世天啟的世界看法中，卻在歷史及政治問題的運用中到達了另外一個頂點。這個傾向在Romantik運動的代表人物黑格爾和費希特思想中是同樣的。他們把日耳曼民族和新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用來論證這個民族現在在歷史中的新的積極的、主動的作用。這種作用和中世紀的千禧年盛世到來的大潮類似，也和古代諾斯替派的救贖願景的到來一樣。

3.4．Romantik——現代諾斯替派運動：

雖然Romantik運動的思想基礎是基督教，並且所有的思想及追求幾乎都沒有超出基督教文化思想的範疇，但是卻遭到當代著名宗教社會學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徹底否定。弗格林一生致力於文化社會學，他經歷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戰。他認為，導致人類災難的是諾斯替派、世俗宗教的興起，認為回歸到超越、純正的基督教信仰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而Romantik運動，他認為正是諾斯替派——靈知性的思想在當代的產物。

弗格林認為，這一Romantik運動直接地導致了二十世紀的災難，是種族鬥爭及納粹的先驅。他的這一觀點，早在一九三六年，弗格林在獲取博士學位後、進入學術研究領域最早出版的《政治化宗教》（注14）一書中，就清楚明確地做了表述。他認為，德國的Romantik運動是二十世紀現代群眾運動的語言符號的基礎。

在《政治化宗教》一書中，弗格林認為：完全封閉的世俗教會的神學信條和利維坦的符號描述系統相差不多，其起到決定性的一步是把上帝除去。在霍布斯的符號系統中，各類民眾按照上帝所要求的律法規則被統一在國家一體之中；基督教國家自身是作為隸屬於上帝的一個集體化的人格體，君主則是上帝和國家之間的中間人。這個特點和他此前談過的古埃及的阿克奈頓的帝國宗教具有親緣關係，而這就是他在這本書的前面已經指出的，來自亞伯拉罕的上帝的選民的符號系統，它所具有的是其來自東方，沙漠的取向。

在由此談到現代國家的時候，弗格林明確地說，在現代，在完全的世俗世界的符號系統中，與上帝的聯繫被切斷，代之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體。這個國家自體成為集體化的人個體的合法性源泉。由於這兩個極端的世俗教會——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他們的理論家們從共同具有的德國Romantik運動的詞彙中汲取了豐富的思想和詞語，這使得現代世俗世界的這個符號系統得到非常充分的發展，達到相當的統一一致。（注15）

在這本書後，一直到他去世，弗格林在他的研究及著述中，經常批評性地提到並且強調費希特所談到的末日天啟思想。他認為，費希特的說法強烈地影響了Romantik運動中的對於世界的看法，影響了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的哲學、文學和藝術。

按照弗格林的看法，在Romantik運動中的“精神帝國”的啟示中導致了一個悖謬，它不再是靠神的手來實現，而是通過人自身，而這就導致了替代神學、宗教教義的意識形態（ideology）的出現。

在弗格林看來，這類意識形態，在哲學和宗教的邊緣聚集和潛伏著已經有幾個世紀。以這種方式理解歷史的意義，最早出現是由十三世紀的約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提出的：神聖歷史將是人的，神聖的承擔者將是人。在幾個世紀後德國的Romantik運動中承擔者就具體地變成為日耳曼人。為此，在德國Romantik運動中持有末日天啟的諾斯替派的思想要求：阻礙這個神聖歷史展開的魔鬼象征（Teufelssymbolik），在這個Romantik運動中是十分明確的，除了拿破崙，就是猶太人。而這就是我們在下一節進一步要談的，是Romantik運動激發了德國的民族及民族主義的產生，激化了在基督教中固有的反猶主義潮流。

4.Romantik、民族主義與反猶：

4.1.米夏爾•萊伊在他為大學寫的有關德國反猶歷史的參考書中開章明義地就說：宗教性的對猶太人的痛恨是基督教的歐洲歷史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儘管它在文化和歷史上所明顯顯示的程度不同，但是從來沒有消失過。在基督教中的反猶主義，可說是歐洲宗教和精神的基礎。（注16）

為此，既然Romantik運動與宗教的關係，即與基督教的關係直接導致了這一文化運動很多的基本特點，那麼反猶就必然也是這個運動帶有象征性意義的特點之一。反過來也可以說，由於Romantik運動的動力根源是要返回基督教文化傳統，因此反猶可說是Romantik運動的最基本基因之一。

事實上還不僅如此，這個宗教性的基因在政教分離、歐洲世俗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在德國的Romantik運動中的世俗化基督教的潮流中，全面為後來的所謂世俗社會的形成及發展奠立了思想和社會基礎。這也就是說，現代德國國家的形成，德國的所謂民族及民族意識，都是在Romantik運動中發生、發展的。因為在十九世紀初期以前，既沒有德意志民族，更沒有德意志國家，為此也就更談不上後來的所謂“日耳曼血統”、“歷史及悠久”的“日耳曼文化傳統”。這一切都是Romantik運動中的所謂“知識精英”們根據基督教思想的框架杜撰臆造的。然而，恐怕參與Romantik運動的那些人誰也沒有想到，它們竟然導致在其後的德國地區產生了兩個極權主義的思想及政體，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孳生出各類令人頭昏眼花的哲學、美學思想及藝術形式，衍生出冷戰及分裂的德國，柏林墻的建立及倒塌、六八學運、紅軍旅等各類現代恐怖主義集團，以及再次震動了人類歷史的兩德統一。而所有這一切，究其根本竟然都和Romantik運動有關。

4.2.生於一九二五年的當代著名德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尼波爾代伊（Thomas Nipperdey）在他撰寫的《德意志史1800-1866》中說：德國的歷史起自拿破崙。對此他進一步解釋說，現代德國國家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形成的，那個時代德國人受到拿破崙的巨大影響，他們在那一時期的生活及經驗奠定了德國最原始的基礎。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了日後德國的命運，而這個政治形勢就是，戰爭、征服、剝削與壓迫，帝國與新制度。（注17）在拿破崙帶來的政治的影響下興起的政治運動中，民族主義尤其突出。與此同時，拿破崙也激發了那種末日天啟說。

和以往固有的末日情緒相比，在當時對於那些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者來說，它同時帶來很多新的、現實的意義。對此，在拿破崙統治下的政治形勢中的新的末日天啟論的表述中，開始特別強調政治上的民族主義意識。而這意味著，德國Romantik運動中產生的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起，就貫穿著末日天啟的思想及特征，貫穿著基督教思想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說，德國民族及民族主義的發生發展是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思想被新的政治形勢激發的產物。

要說明這一點，人們尤其必須清楚的是，在十九世紀初期，德國根本沒有那種後來才出現的在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意識！雖然在十五世紀中期曾經出現過“德意志民族”（deutschen Nation），但是“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說的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多民族的民眾的集合體。Nation這個概念在語言的使用上對於帝國內的領土中的所有的人都適用，並沒有包含有種族、血統等的區別。這點甚至在一八一四年的一篇指南性地談愛國主義的文字——“普魯士國家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us）”中，明確地確認：Patriotismus，愛國主義是一種忠於領土國家的感情。（注18）

另外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是，在當時還屬於瑞典的前波摩爾出生及長大的阿恩特，雖然他後來被稱為是Romantik運動中德國民族主義和統一運動奠基人，但是在一八零五年他卻是被稱為瑞典的愛國者。在那個時侯，對於所有德國人來說，屬於一個共同體的感情和統一的意識，首要的是用於詩歌、文學及文化的共同的“語言”。“統一”對於他們來說完全不是“政治性”的！

這種思想甚至對於那些建立在領土基礎上的“愛國主義者”來說也是如此。當時的時代風氣讓人們把對於人的想法置於世界公民的思想之下。為此，德國人首先考慮的也不是政治。但是這種傾向被拿破崙的擴張和統治所摧毀。拿破崙的統治“在政治上讓德國人產生出了那種古典的-羅馬式的民族感情及意識”（注19）。人們可以極為普遍地看到，這個新產生的“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基督教宗教的特征。它不僅在德國，而且也在歐洲別的國家同樣存在。（注20）甚至美國的民族主義的發生及發展也是如此。據這方面的專家研究顯示，美國的民族主義意識來源於新教教派的遺產，它強烈地受到千禧年思想的左右。（注21）而德國的民族主義的發生、發展，則是和基督教中的末日天啟說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4.3.Romantik運動的興起，宗教在文藝復興後產生的政教分離的社會中的世俗復興，不僅產生了新的宗教神學、宗教教義的替代物——意識形態，而且在世俗領域中的各個方面都有迅速進來的替代物。末日、天國、歷史使命、選民、罪惡的代表……，甚至教會社會中的等級觀念、教派分立都在世俗社會，在十八世紀後期興起的Romantik運動中迅速地產生相應的現象，找到對應對象。

在德國的Romantik運動中，神聖歷史將是人的，神聖的承擔者將是人，承擔者就是日耳曼人。為此，Romantik運動的參與者要求：阻礙這個神聖歷史展開的魔鬼象征除了拿破崙，就是猶太人。

對此，德國Romantik運動的代表性的人物阿恩特的思想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同期某些知識精英的看法。他寫道，“作為猶太民族的猶太人不配在這個世界和這個國家存在。為此，我不希望他們以如此不幸的方式在德國進一步繼續存在下去。……無論如何，對於對接納那些想要到我們國家來的外來的猶太人，我一定要解釋一下，因為他們是我們種族的一個災難和瘟疫。……因為猶太民族是一個敗壞和墮落的民族。”（注22）他的這段話，不僅反映在政治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學、哲學上，在德國的Romantik運動中所存在著的那種反猶主義的、高昂的旋律。

事實上，還不僅如此，在這種傾向的發展中，Romantik的參與者們并不只是在文學和哲學領域中不斷地強化它的基督教宗教性，以及對抗啟蒙的反動力度，而且他們在政治上也強化了這種發展。（注23）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 費希特、格雷斯（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的工作可說是為這個運動建立了規範。施萊格爾在十八世紀末期還親自參與了Romantik在德國的政治革命，要求政治和道德的再生，維護共和主義，反對康德。

費希特直接寫過兩篇文章擁護法國大革命，要求人的解放。他的革命熱情後來為極端的沙文主義和反猶主義的開拓者鋪平了道路。但是反猶的言論不僅只是在費希特那裡，德國的Romantik運動中廣泛地充滿了高度反猶的氣氛，並且可謂是普遍地、高調地、持續地瀰漫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很多享有盛名的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例如作曲家瓦格納，哲學家叔本華，在他們的著述中、言論中明確地表達出各類種族主義言論，以及濃厚的混雜著對猶太人痛恨的染有基督教色彩的對於神聖事物的期待。對於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在德國存在的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反猶主義，他們是知識分子的先驅開拓者。他們開創的這一切，在對幾百萬猶太人系統地大屠殺中到達最高潮。

4.4.與這種基督教中的末日、帶來末日的惡的代表及象征平行的是這一宗教中的選民，承載這個神聖使命的人和族群的思想。為此，Romantik運動的知識精英在十八世紀末葉後，伴隨正在產生的歐洲的各種新的研究性的學術，也杜撰了日耳曼民族及新型的族群思想——民族主義。

事實上，直到十八世紀，中國所有的那種家族譜系的記錄及尋求才在歐洲正式有學術上的探究。在德國，即使到了萊布尼茨的時代，在涉及到所謂民族問題的時候，他談到的也依然不是日耳曼民族，而是希伯來語在歷史上的優先地位。但是在這一領域中值得注意的是，萊布尼茨的後繼者，那時最著名的希伯來語專家米夏爾里斯（Johann-David Michaelis），卻已經是一位公開的仇恨猶太人者，和猶太解放的反對者。（注24）

對於德國的Romantik運動，在民族主義問題的發生發展的影響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赫爾德。他發展了印度日耳曼學，Indogermanie的思想——關於印歐語系及群體，所謂雅利安人的研究。為此，他沿用了存在於基督教神話傳說中的傳統方法，即類似於中國文化中所說的民間傳說的方法，使用了神話學的種族概念，建立了這一所謂學科。

赫爾德對於德語的讚美以及他虔誠的愛國主義，使得這一切很容易地就轉化為一種帶有強烈的基督教宗教性的民族主義。這就是由虔誠地對於基督的血和傷痛的崇拜轉化成對於民族主義的“血”與“傷痛”的崇拜。而Romantik運動中的另外一位開拓者，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 已經從日耳曼人中看到，他們是歐洲的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認為人的重生必定由他們開始。其後很多作家追隨了這一思想，如格雷斯、克洛伊策、叔本華。

費希特在民族問題上走的更遠，對他來說，日耳曼人則根本就是最早出現的、遠祖民族。世界正在崩潰，只有日耳曼人能夠阻止這個崩潰。他們是被世界歷史，救贖歷史所選定的，來執行上帝計劃的民族。為此，他要求，歷史要由德國人來進行一個徹底的、整體性的修正。他相信，上帝將通過他所選定的日耳曼民族，建立一個塵世的、完美的、人間的豐裕王國。費希特以及其他的Romantik運動的知識精英，近乎狂熱地、積極地投入到強化、極端化了的基督教末世天啟說中，他們公開宣稱：人的拯救不再是神、上帝的任務，而是人，那些“上帝”具體地選擇出的“人”來實現。

為此，費希特斷定，新的救世主、世界的救贖者是日耳曼人，只有日耳曼人——德國人流著基督的血。在聖體聖事的活動中，通過這種實體的變化能夠重新獲得新的生命力。他從約翰啟示錄中接受了精神王國的思想，認為精神世界王國將會由日耳曼人來重新建立。（注25）

在“對日耳曼民族的演講”中，他更明確地說：日耳曼民族是最終拯救世界的民族，你們將用暴力來改變世界。你們並且將會看到，在所有的名字中最榮耀的是日耳曼的種姓，你們才是重新孕育世界，創生世界的種族。（注26）費希特認為他自己是新的永恆的世界的靈知性的基督教的預言者。為了實現他的烏托邦，他希望能夠協助這種要求，立即能夠讓日耳曼人以此裝備起來，來完成這個任務。（注27）

費希特的政治神學當然也包含反猶，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是反基督的。他說，在歐洲所有的國家中都存在著一個強有力的、敵對的、深謀遠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不斷蔓延的威逼歐洲民眾的國度，那就是猶太教及其信徒。他認為，猶太教是建立在對所有非猶太人的痛恨之上的。為了保護自己，費希特建議，要麼砍掉所有猶太人的腦袋，要麼就把他們發送到允許他們去的地方。

4.5，Romantik運動，或者說歐洲文化深層中的羅馬化運動，作為對抗啟蒙的羅馬化運動，從來也沒有徹底消失過。所以研究Romantik運動問題的西方學者幾乎一致地都會從十八世紀末關注到時下的各種思想及問題。

對於德國的Romantik運動的知識精英們來說，把一個種族作為災難的根源可說是基督教的教義本質，教儀——犧牲祭祀的特點所要求的。而這就讓我們看到，把一個階級作為世界災難，例如馬克思；把一個族群作為一個根本的敵人，例如納粹、例如臺獨；把一個信仰及其族群作為災難根源和敵人，例如當代的川普；實際上都是或者和十八世紀以來的Romantik具有相同的更遠的根源，或者根本就是直接來自十八世紀中期後的Romantik。因為對於二十世紀世界災難史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二十世紀可以成為意識形態的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這些災難讓我們看到，百年來在世界上迅速氾濫，並且造成很多災難性結果的種族主義和地域主義可以說是直接創生、起源於Romantik運動。如果說的更為根本，可以說它是世俗基督教化運動的結果，羅馬化運動的直接結果。它把基督教固有的那種一神論宗教的排他性；在這種宗教固有的教派及思想在教會內的反映——不同教派之間的排斥性、競爭性；直接世俗化到世俗的人群中來。而這個世俗化的結果就是源自歐洲的種族主義問題、地域主義問題的產生。

歐洲社會的文化思想，把宗教中代表上帝、上帝的選民，耶穌的血液等思想平行對應地世俗化為種族、出身、地區。繼而讓這些人群承擔歷史使命、人類使命。實在說，除了把固有的基督教的一些說法轉換為世俗說法外，這類種族主義、地域主義毫無新意。這種世俗化的宗教說法，說它是陳詞濫調毫不為過，因此它帶來的除了災難，毫無任何進步和和諧、開放的內容及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