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所知障

余东海

    儒学无障，儒生有障，学儒不到位，就会产生所知障。

    所知障，又称无明惑、无始无明、智障等，佛教指执着于所证之法而障蔽其真如根本智。东海给予的儒式解释有两种：一是为儒所锢，唯儒独善，其余皆恶，对其它文化和文明缺乏了解冲动和学习能力；二是为某些观点和概念所锢，一知半解而自以为是，产生各种有违中道的偏见。迂儒腐儒小人儒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所知障，便不能公正地、如理如实地评判各种外道：或好而不知其不足，知其是不知其非，抬举过度；或恶而不知其优点，知其非不知其是，不屑一顾。

    例如，有儒生对儒佛道耶诸教一视同仁，认为它们所得之道都是一样的，只是表现不同、救世度人方式不同而已。这就是“好而不知其不足”，爱好佛道耶诸教，不知佛道于道所知不圆，耶教根本不知“道”。说“道”未必知“道”，耶经中的“道”和“上帝”与儒经中的天道和昊天上帝毫无可比性。

    又如，有儒生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过度贬低，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都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就是“恶而不知其优点”。以道德自由排斥政治自由，以天命否定主权在民论，就是被“道德”、“天命”之概念所障蔽。殊不知，道德自由可以涵盖政治自由，必然体现为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在主权问题上，民意是天命的唯一代表。为“道德”、“天命”之概念所障，原因是执德不弘，未能上达天命。

    以天命为由反对主权在民，与反对治权在君（政府）和教权在儒一样荒唐，属于三昧：既昧于天命，亦昧于政治，更昧于权力和权利。主权治权教权皆本于天，然必有人间代表。主权本于天而系于民，治权本于天而系于君，教权本于天而系于儒。读过东海《主权在民论》犹坚持主权在者，岂迂腐二字了得！

    认为天有独立意志的主权在天论，将耶教与儒家相提并论，皆有心外求法倾向。天之本体为道，天道流行为命，天命于人为性，本性之外没有天，故《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不明“性天”之理，便会心外求道，性外论天。

    现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哲学背景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蔽于自由而不知道德，蔽于人而不知仁，不知道仁为人之本。但它能够以个体为本，为天下国家之本，也是很不错的。一些儒生平时也知道说“从善如流”，知道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巨大存在，却不敢“择其善者而从之”了。

    或担心肯定和学习自由主义就会变成自由主义，此真可笑。孟子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难道禹帝闻善言则拜就变成别人的奴仆了？大舜诸耕稼陶渔之善，就变成耕稼陶渔不再上进了？

    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东海学舌曰：集体主义一变至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一变至于仁本主义。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东海学舌曰：逃集体主义必归于个人主义，逃个人主义必归于仁本主义。归斯受之而已矣。

    自由派反对儒家，固然是昧于中华文化；儒生反对自由，也是见识不明，所知成障。儒家不完全认同自由主义，但不反对，更不反对自由。民主法治维护自由，礼制德治同样维护自由，对自由的品质要求更高，边界亦有所不同。德治之下，
    民众自由以法为边界，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换言之，民众不能犯法，官员不能非礼。焉能笼统反对自由呢？焉能笼统反对民主人权宪政法治呢？

    只有极权主义才会反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反之而动，背之而驰。反对它们，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有助于极权主义是无疑的。就像自由派反孔反儒，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无疑充当了极权主义的文化帮凶。

    贬斥自己不了解的学说，是古今学者通病，儒生也不例外，有的力贬佛道，有的怒斥自由主义，就是不了解不理解所致。现代通儒，不仅要通达儒经，还应通达传统诸子和西方百家，尤其是佛道和自由主义。通达之后就能明白，除了内圣学和外王学，佛道是最好的道德学，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治学。于她们，儒家是超越之，不是反悖之。“道并行而不悖”，此之谓也。

    2015-12-29余东海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