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共产主义何以吸引百年前的国人？....梅雨亭

马克思晚年曾相信：他的理论更适合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历史文化更适合共产。今天看来，适合共产的就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例如，印度的邦有共产党竞选上台执政的，美国的州就没有。美国现在只一家人是共产党。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要求国、共两党靠大选来执政，就是希望中国象印度的民主制度，可惜谁都不听，尤其是共产党一直在阴谋内战夺权。

有人说“马列共产主义纯粹是外来的异端与邪教！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试问，为什么马列在中国成功了？在欧洲等地都失败了？这就说明，中国文化与马列主义臭味相投。在苏联东欧抛弃马列后，中共还死抱马列不放，大唱红歌。这是中国人的问题即文化问题或思想问题。因为中共都是中国人。有人死活不承认当代中国灾难源于思想文化，硬要全推给共产制度。那么这制度是怎么来的？他说是苏俄强加的。为什么苏俄能强加给中国而不能强加给日本、土耳其？把中国赤化的责任全部推给苏俄是不严谨的，显然忽视了内因。

苏三说：“到了工业时代，全球工业文明的核心转移到了英国；离英国越远越落后。东方的落后国家以为制度就能挽救落后的命运，纷纷戴了个最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帽子，结果鸡飞蛋打。我认为最重要是文明水平，制度是表面的，是蒙人的，地缘都比制度管用。只要距离英国近的，不用说制度，自然都是先进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实质水平接近。”

马克思强调暴力革命，对上了我们古已有之的造反文化。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与农家君主和人民“并耕而食”的理想——人人劳动，无商业欺诈，不存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思想类似。《老子》的天道平均主义即“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和马克思的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平均主义思想类似。而老庄思想进一步深化就是无政府主义。1907年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礼记.纪法篇》“黄帝明民共财”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共财”二字“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并主张“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1914年江亢虎概括说，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三无”、“二各”，即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共“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

老子的高下相依祸福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宇宙的本源——道的物质性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契合的。尹保云说：西方主流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大问题，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伯恩斯坦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运用黑格尔的矛盾原理以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会-剥削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人类道路。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暴力革命就是质变阶段，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这就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不过，黑格尔说的辩证法运动是单纯的精神运动，危害不是很大，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就糟糕了。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对人类的历史、人性、自由、民主等好多问题没有很深入的思索，而陶醉于他的黑格尔式的阶级斗争逻辑之中。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但根本实现不了。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他说的“精神”包括人类的知识、艺术、道德、技术等等。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精神”进步所决定，“物质”（进步）只能是“精神”（进步）的产物。这本来是正确的。马克思偏要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

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乌托邦，它经过了康有为的改装，更具有现代色彩，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大同书》，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张五常说：到了19世纪末，地价急升；有些学者认为获取这些“不劳而获”的升值是剥削。持有这种观点的首要人物是美国的亨利.乔治（H.George）；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文字写成《进步与贫穷》，提倡加大对土地征税。孙中山是个医生，对经济一无所知，跑到美国读了《进步与贫穷》，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孙中山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天下为公”为一回事，最后联俄联共。国民党的发起人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朱执信1906年用文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赞誉俄共的赤卫军“就是国内劳农阶级的乳母”。胡汉民、邵力子、宋庆龄、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这就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大力引进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而且，陈炯明在孙中山联俄联共以前，就邀请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到福建广东任教育厅长，为共产党壮大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早年都是儒学之士，他们主动接受共产文化，说明中国文化适宜于共产。正如王蒙所说：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有利于我们信服共产主义。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提法，会使人想到理想社会。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老子与孔子都提倡的“无为而治”，与马恩国家消亡的最高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的中国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非偶然。

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无神论思想是大致契合的。《道德经》没有神创宇宙的思想，显然是无神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也是内心不信神的。无神论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无恶不作。太监、人殉、酷刑、缠足、吃人、贞洁牌坊这种非人制度和现象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儒家的仁义道德是杀人的，女人失去贞操自杀、死了丈夫殉夫，而且死后还立贞洁牌坊。这种没有人权因子的文化，就是一种野蛮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这种丛林文化接近俄罗斯共产党的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底线的作风。这源于它们都曾是中亚草原人的殖民地或后裔。

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魔鬼撒旦教，成为魔教成员。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表示要毁灭世界；在剧本《Oulanem》中宣称要毁灭人类。《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的标榜自己是魔鬼邪教，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的道德底线。“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在英语中原文是恶魔、魔鬼、鬼魂之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狂妄地叫嚣：“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要与人类文明的价值——同情心、博爱心决裂，暴力夺权不择手段，对“阶级敌人”格杀勿论。

众所周知：愚昧和贫穷是产生极权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驱除了愚昧，明治维新取消特权压迫驱除了底层的贫穷。更重要一点是：日本没有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外儒内法的非人制度如太监、人殉、缠足……，脱亚入欧彻底排出了中国文化的病毒。日本文明程度高于中国和俄罗斯，因此，虽然俄罗斯用巨大的资金收买日本人成立日本共产党，但应者寥寥，翻不了大浪。

反观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从北京大学发起马列学习小组，被苏俄小额资金就收买了，他们甘愿为苏俄效劳，并迅速地扩大队伍，渗透到了工农兵群众中。其效率极高，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和当今的民主派的效率。国民党中的隐蔽的共产党员即特务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特洛伊木马。熊飞骏说，红军之所以在中国能生存并迅速发展，不是因为他们得了民心，而是因为他们极端野蛮，其恐怖程度是空前绝后的，红区的民众不得不支持它。

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国奴制阶段。中国的一切财富都归皇帝所有，所有的官僚都为皇帝效劳。政府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政府可以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孔子包庇攘羊贼，搞“父子相隐”，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从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开始，连年的混战，中国的私有产权只能在夹缝中偷生，连民国大佬阎锡山都深恶痛绝私产制度，1921年他提出“土地公有私种”，和今天中共的农田承包制类似。

在西方，古希腊梭伦改革就健全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共产主义就只能是一种理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于书本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而具休的实施步骤则是借助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没收私人财产。但是这一宣言在西欧和北欧一直都没有获得响应。然而《共产党宣言》发表70年以后在俄国、100年以后在中国却像蝴蝶效应一样掀起了消灭私有制的翻天风暴。而这一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在俄国的表现和中国又不相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运动在许多地方遇到强烈反抗，引起流血斗争。这是因为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废除了农奴制，实施了土地私有制，俄罗斯人私有制观念比中国人深厚。苏维埃政权调动军队，屠杀了一个又一个用生命保卫土地私有权的村庄，而把另外一些村庄夷为平地，将村民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在中国，只需借助1955年夏季“肃反运动”的稍稍震慑，农民就敲锣打鼓地乖乖把土地证交了出来。中国人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而苏联的农民却没有这种怯懦观念。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欧洲国家的成功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而在中国的胜利却是有其文化基础的。俄罗斯人在信马教74年后，重新信仰了上帝。这就证明，信仰上帝就是信仰了真理与正义。因为：“十诫”规定“不许盗窃”，“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奴婢、牛驴或其他东西。”这就是申明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主张为了民族国家而牺牲个人利益尤其是牺牲私有财产，所以，它们都反对基督教。中国的国歌要求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血和肉”，而民主首先是保护的是个人“私权”，而“私权”是需要基督信仰支撑的。

有人说信基督是叛祖背宗。其它国家的人怎么不这么想呢？韩国、台湾虚心地学习先进的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韩国85%人信仰基督。这些无神论者承认人的远祖是猴子，若真象他们所说不背祖叛宗，他们应该生活在树林里，而不应该用基督教徒发明的微软系统上互联网。可见，无神论者就是言行不一的骗子。中国人奴性入骨，没个祖宗拜着就不会活。他们不拜马列，就拜孔子老子。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非民族的思想、盲目排外，主张回到祖宗那儿去，“只做中华儿女”，是极不理智的。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通过否定别的民族长处而顺利成长。如果我们要寻根，那应该到人类的共同历史中去寻找。西方的希腊罗马以及犹太基督文化传统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为全人类继承。

中国文化落后，无语法无逻辑。197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把逻辑学列为人类文明七大基础学科；全世界的学校必修课都有逻辑学，唯独中国不开设逻辑课，中小学不开，甚至大学里也只有部分文科专业才开设逻辑课。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汉人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民族，李大钊就相信赤旗满地球。中国的愚民们因为无知，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做；因为无知，把地狱当作天堂，所以要去解放全人类。

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都是愚民反智的提倡者。而共产党政权更是反智主义政权。这是二者野蛮性的合拍。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权威，而权威最讨厌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党要依靠盲从、容易被煽动的无产者来建立独裁的党国，而其它较为富裕的阶级往往保守、独立、不喜欢独裁专制，所以被马克思视为“反动”。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承认非物资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还说地租、利息是剥削收入。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分子就成了寄生虫和半寄生虫，属于被消灭之列。

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这和苏共的口号相同。1919年列宁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页)。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上发表了署名为“德”的文章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1920年“五一节”，陈独秀对码头工人演说道，“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贵重！”中共诞生时，有人主张消灭知识分子，在中共“一大”会议讨论中，刘仁静表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1925年10月匪党中央规定了劳动者3个月、知识分子6个月的入党候补期。而毛泽东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始作俑者，后来中央苏区肃反，延安整风以及建国后连绵不断的运动，首要任务就是整杀知识分子。

这就充分说明，狡诈的共产主义害怕自由知识分子的逻辑及其批判。所以，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实施信息封锁、篡改历史真相，使人们愚昧化、劳动化、工具化。人们越愚昧，狡诈的共产主义越容易推行。而破除共产主义愚民政策的最好方法，就是翻墙上网。一旦广大人民不再受骗，拒绝谎言，只说真话，勇于争己之正当合法权益之日，即是共产党政权彻底跨台之时！

刘仲敬说：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在哪里？不是地理上有差别，它们的差别就是：西方能够自己治理自己，而且还能够统治别人；而东方没有能力统治自己，只能被人统治，没有能力为自己发言，只能由别人代他发言。中国在秦政以后丧失了自己统治自己的能力，因此变成了内亚草原体系开发的资源。中国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中国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中亚和印度对东亚文明的输出要多得多。这个格局自古如此。绝大部分统治技术，包括军事和行政技术，都是从内亚输入中国的。这样，就把垂死挣扎的中国体系又救活了，多延长了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吃人的僵尸体制，消耗了自己的秩序资源，而使自己也渐渐地走上新一轮的衰亡。这就是秦政以后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

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侵略中国导致中国赤化。问题是，俄罗斯侵略奥斯曼帝国更深入，它们战争了数百年，一战结束后，列宁也援助过凯尔末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但土耳其军方拒绝了赤化实现了民主。而孙中山却是默许了赤化。这是因为东方社会一盘散沙，没有回教组织的强大的抵抗力，因此共产主义能成功渗透。杨天石说：蒋介石早年很革命，极“左”，他早年有一段日记说，怎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军阀，也不在官僚，中国的问题是在资本家。中国要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苏共领导人跟蒋介石讲，中国革命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没收本国资本家的财产。蒋当场表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遂决定发展蒋介石当党员。蒋介石以未请示孙中山而拒绝了。

中华民国建立了新体系，但地方割据势力各自为政，最终只能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结果证明了：凭中国自己的资源和意识形态无法建构现代国家，国共两党必须依靠从苏联输入的一党专政体系来解决问题。如果国共两党没有从列宁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断中国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国一样，其结果是进一步解体。中华民国之所以有一部名义上的宪法，靠的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能够遏制恶秩序输入进来。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个秩序之后，一定会有另一个秩序来替代。俄共暗中鼓动“五四”运动迫使英日退出中国后，苏联迅速填补真空，中华民国宪法体系就无法维持了。帝国主义撤出中国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区对边缘区的文化输出，最大受害者是中国本身。这点很容易理解，在没有殖民主义的压力下，成吉思汗、张献忠、洪秀全似的队伍就会蜂拥而至，民国被颠覆了，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被“亮剑”杀死了。

总之，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不是少数激进份子的鼓动，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缘由。一是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文化和国奴制的深远影响；二是辛亥革命失败与袁世凯称帝这一惨痛教训，使许多人感到民主救不了中国。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给了中国人巨大的刺激。中国人反西方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四是苏俄收买中国人，在中共鼓吹下，“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理想的选择。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在对各种主义的回答中，被调查的1007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291人之多，赞成民主主义或民权主义的仅有69人，其它几种主义，除了三民主义，大多仅有几人。这就说明，社会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潮。

中国人喜欢到列祖列宗那里去寻找文化自信，这是祖宗崇拜的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为社会的一切，古已有之，后人只要复述出来就可以了。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家一户里也有普遍性，比如靠老祖宗吃饭，光宗耀祖，其实也就是夸赞祖宗，为祖宗活，到现在中国特色的“官二代”、“红二代”，无不是祖宗崇拜的结果。

习近平复兴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兴家，意在祖宗崇拜。那些鼓吹传统文化崇拜的人恰恰成了当局的同盟者。习近平反复说：马列毛祖宗不能丢，红色文化基因要代代传。习近平主导的2008年奥运会，中国就出现了文革复辟势头。当局鼓动学生游行示威冲击家乐福超市，因为法国总统会见了达赖喇嘛。主张给西藏人自由的王千源在青岛的住所被人用石头攻击、被人泼粪以及涂写“杀全家，杀卖国贼”等字样，其中学开除其学籍，官方还在网上揭露其隐私。无论是奥运火炬游行，还是冲击家乐福的示威；中国的便衣警察以及五毛们都隐身在队伍中，以便随时打击要自由的群众。奥运会后，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使“文革”势力迅速崛起。2012年薄熙来倒台时，“文革”势力受到了批判和抵制。但很快在当年9月的反日游行示威中，文革的“打砸抢”恶习复辟了。习近平上台后，高举毛旗；利用毛粉打击自由派，发动一波又一波的亮剑镇压行动。他用义和团似的红卫兵打击有良知的文人，然后就剩下山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看来，“习主席万岁”的时代就要到了。延续了四五百年的古希腊城邦制度甚至根本就没有君王，罗马也有过近500年没有君王的历史，因为他们不喜欢有这一个角色。相反，中国不可一天没皇帝。直到今天很多国人的梦想，仍然是能有一个强大的领袖来领导中国，而非民主宪政。

推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一类人如中共的近代史教育，总是说中国的屈辱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每次战争失败，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我们武器太落后，很少去反思中国的错误与缺憾。一类人把百年灾难都推给苏俄，说是苏俄邪教强奸了中国。如果东欧人这么说有几分道理，苏俄确实是用枪炮强奸了东欧国家。而中国不是被强奸而是野心家主动卖身，正符合中国文化“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的特点。把中国赤化的责任全部推给苏俄，不对本国文化的反省批判，是夜郎自大的民族主义。网上一旦有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谩骂。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资中筠说：我为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中国大学，特别是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名牌大学，招收的是中国最聪明的学生，却用充满谎言的伪史谬论来毒化摧残他们的大脑，让中国真正的思想种苗断后绝育，葬送中国的希望和明天，是招天下英才而毁灭之，这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刘仲敬说：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中国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